我的越战老兵朋友（十，为了忘记）
刘海鸥（铿锵猪）
海鸥叙述——越战后的戴维
酗酒是一种病
我和老宋是1994年认识戴维的。他的女友荔是我多年的好朋友，想让老宋帮戴维干活，就这么着我们认识了。那时候戴维喝酒还没有那么厉害，早上起来喝杯咖啡，就开车带着老宋去干活。干活回来先不回家，直奔酒铺买一瓶沃特卡。剩下的时间才是尽情地喝酒。
后来就不行了，那是荔离开他以后，他从一大早就开始喝酒。从廉价的葡萄酒当水喝到用窝特卡或威士忌兑一些软饮料当水喝。他还比较遵守交通规则，喝了酒不能开车，让老宋开，又嫌老宋开得快（其实不快，是他自己喝了酒精神很紧张），就央求我去开车，顺便干一些小活，给一点工资。
刚开始戴维喝了酒还能干活，又怕客户闻到酒精味。在人家门口双手捧着嘴，往里面哈气，再抽着鼻子闻，然后张大嘴往里喷消除异味的喷雾剂，喷完了又对着老宋哈气，“你闻闻还有没有酒味。”确信没有了，才下车整整衣冠进入客户家里。
本来还是在家里喝，后来酒干脆带到了车上，一路上不断地喝，到了干活地点，人已经睡死过去，只好由我和老宋干。即使他干，醉眼迷稀的，活也是干得丢三落四。老宋说：“戴维，你这儿没有做干净。”他就说：“是，老板。”
说实在的，我和老宋也很烦他，从早到晚都醉得象一摊烂泥。头一天的酒精还没从体内释放，第二天的酒又接上了。经常是说好了要干活，需要我们两个人都去。等到了他家（每次干活是先到他家，开着他的工具车，带着他去雇主家），他已经喝得两眼红得跟血泡子似的，说：“今天不干了。”
我们很生气：“为什么不干？”
“你看我这样能干活吗？”
然后他颠三倒四地翻着他的日志本，半天半天才找到一个电话号码：“你替我打个电话告诉顾客，我心脏病突发，住院了，等一出院就会和他们联系。”瞧，醉成那样，还会编瞎话维护自己的脸面。
我不愿意打：“你自己怎么不打？”
“我住院了，怎么能打呢？”还没喝糊涂。
我只好对着电话说谎话，那头人家一阵惊叹，一通慰问，更让我不是滋味。放下电话他急着地问：“顾客态度好吗？有没有生气？”
我说：“人家关心你，问候你呢。我以后再也不打这样的电话了。要打你自己打。”
他松了一口气：“明天。明天一定干活，绝不喝酒。”然后醉腔醉调地背诵着莎士比亚的《麦克白》：“Tomorrow, tomorrow（明天，明天）……”
第二天还是重复前一天的一切。
有几次，我们根本敲不开门，只好悻悻地回家去。这么一来一去，一个上午，每天最好的时光就白白浪费了。最后我忍无可忍了，对他说：“你喝酒毁了你自己，我们不想做牺牲品，你还是另找人干活吧。”
他抬起头，迷离醉眼好不容易聚集起惊异的问询的目光，半晌，骤然爆发出巨大的火光：“好，走吧！我不需要你们，走哇！你们被解雇了。我永远不想再见到你们！”
我拉起老宋转身就走。
“等一等！”回头看，他脸上是狗一样乞怜的神色，“你们真的要走啦？我只剩你们这两个朋友了，你一走，我真的一个朋友也没有了。”他一下子大放悲声，“你以为我喜欢喝酒吗？我恨酒，恨透了。我也想戒酒，可是我没有办法，酗酒是一种病，你们知道吗？一种和心脏病肝炎糖尿病癌症一样的病。不是我想戒就戒得了的。”哭到伤心处，大呼：“我想我妈妈，只有她最了解我……”
架不住他的目光和哀求，我和老宋仍是一接电话就去他家。
最后他干脆不去干活了：“你们自己去，你们干得比我好。干完活别忘了把支票拿回来，咱们一人分一半。”等我们把支票拿回来，从来也没有对半分过。
我和老宋是实在人，要是换了别人，早把他的客户戗走，开自己的生意了。那些活真的没有什么技术含量，连我一个人都能干。
有这么做生意的吗？戴维再也揽不到顾客，生意让他自己祸害完了。
为了忘记
若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喝酒，戴维回答：
“为了忘记。”
“忘记什么？”
“忘记了。”
他想忘记什么事？
我手头有一部戴维写的自传《Baby Boomer》（书名不错，但他生于婴儿潮之前），他请我帮他把手稿输入电脑。从自传中看他，大半生都像是在一个黑暗的隧道里打滚，活得毫无意义。
他出生于一个大家庭，父母都是再婚，各自带着前一窝的孩子，再加上后来的共有十四五个。童年是在贫困和打闹中度过。好不容易见到了出路——读了大学，刚刚有了自己的事业，就参加越战了，然后一切都毁了。
妻子和他离婚了。两个女儿跟着妈妈，大女儿十五岁时被一个小子弄大了肚子，戴维把那个小子差点打残，大女儿恨透了他，从此再也不和他往来。
戴维又结了两次婚，后两任妻子都欺骗了他，一个跟别的男人跑了，一个夺了他的公司，远走海外。
他的兄弟姐妹除了一个弟弟，都不和他来往。
只有他母亲一如既往地爱着他。1997年他母亲患癌症去世，他像孩子一样大哭，母亲最喜欢他，因为他最像他的父亲，也最让人操心。其实，他并不常见他的母亲，甚至母亲病重住院期间他连见她的勇气都没有，只是在病房外面等待荔从里面带出来的消息。但是只要母亲在，他的心总是有依托的，母亲去世了，世上再也没有疼爱他的人了。醉酒后的他常常会哭道：“我想我妈妈。”
他的身体也垮了。1998年的一天他突然尿血，按他说“马桶里全都红了”。他吓得浑身哆嗦，不知所措。荔大哭着打电话给我，请我开车带他们去看医生。家庭医生神情严肃地给他开了B超的单子，检查结果是膀胱癌。专家医生马上给他安排了手术，切除了一个草梅大小的癌瘤。医生警告戴维，绝不可再喝酒抽烟。手术第二天一早戴维就从医院偷偷溜回了家，一手拿烟，一手拿酒，他不能忍受不抽烟不喝酒的日子。
对癌症的恐惧伴随着后来所有的日子。医生嘱咐他每半年复查一次，因为害怕听到检查的结果，他宁可不去复查，一次都没有过。幸好，膀胱癌是癌症里最容易治疗并不易扩散的癌症之一。戴维一天一瓶沃特卡，一盒50支装的烟，就这么烟啊酒啊地折磨自己，竟然又活了十五年，人的生命力真强，可他这十五年白白地浪费在恐惧上了。
“这是橙色剂害的，我要告他们！”三十年过去了，单枪匹马的，告谁呢？
1999年连荔也走了。荔对戴维非常好（其实除了酗酒赌博，戴维算是一个不错的人），对他呵护备至。尽管戴维酗酒越来越厉害，没有了任何收入，荔不离不弃，打全职工作养家糊口。可是哪个女人能长期忍受有着抽烟喝酒赌博的恶习以及由悲伤恐惧带来暴戾脾气的男人？和他共同生活了五年后，荔终于再也无法忍受了。导火索是一天他们在酒吧发生了激烈争执，戴维把荔赶走了。酒吧经理十分愤怒，把戴维撵走并且永远禁止他进入此酒吧。回到家，荔已经走了，连她都走了，还有什么人能接受戴维呢？
荔的离去是对戴维最大的打击，他后悔不已，荔是他所有的女人中对他最好的。他想尽一切办法甚至请求我帮忙把她追回来，但是荔决心已定，再也不回头，她对我说：“离开戴维，我突然感到从来没有过的轻松。我早就应该开始我的新生活。”
其实戴维这一辈子都没缺过女人，女友离开他，他仍然可以天天带女人回家来睡觉。
“容易。”他刻意掩盖着荔抛弃她的失落，“在街上或酒吧里随时能找到，一个眼神，就知道她会不会跟你走。”想想吧，他醉酒迷离的样子甩出来的是什么样的眼神，带回家的能是什么样的女人？半疯、酒鬼、骗子、小偷……都是些loser（生活中的失败者）。交往也就是一两个小时两三天个把星期。结果不是他的东西钱财被偷走拐走，就是吵闹得由警察来解决争端。这些女人的出现让他的生活更加一塌糊涂。
这一切的一切，他能忘记吗？
手稿打好，我还给戴维，他说：“你留着吧，不要了，没有人会感兴趣我的生活。”我说“留给你的女儿们看吧。”他说：“不行，我决不能让他们知道我的生活是这样。”至今我还保留着他的稿件，曾经有一天我试图把它翻译成中文，翻了几百字，放弃了，太费时间，我自己无数的事情还做不完呢。稿件就先搁着吧。
无形的鲍勃
压垮戴维的最后一根稻草是鲍勃的死。
戴维总是提到鲍勃。
他经常告诉我和老宋一些小道消息，比如在美国公布打伊拉克之前他就说美国要出兵伊拉克了，还说澳洲决定和美国一起参战，具体到连参战人数都知道。我问：“真有这么回事吗？是你自己分析的还是听谁说的？”他说：“鲍勃告诉我的，这些都是国家机密，你千万不要对人说。”
鲍勃是谁，就是那个当初动员戴维参加军队、戴维回来后又帮他找到一个工作的军事情报局官员。我不大相信一个高级军官怎么会把国家机密告诉这么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
当初戴维要我写他在越南战场上的故事时候，我曾拒绝过。我说：“这些故事属于你，你也能写，应该自己写。”
他说：“不行。我不能写。我做的事情都是反美的，如果写出来会遭到美国人的惩治。美国那些杂种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他们会在不知不觉中把我干掉。并且我和军事情报局签署过协定，我所知道的一切军队的事情要保密三十年，三十年不可暴露身份。现在我的一言一行还都在军情局的监视之中。”
我心里有所怀疑，不就是一个中尉（lieutenant）情报官吗？有这么严重吗？我问：“你都退役那么久了，还有什么可监视的？”
他说：“你不相信吗？我给你讲一件事。我回来几年后，有一次在外面喝得非常非常醉。一般来说，我喝了酒就不开车了，坐出租车回家，第二天才去取车。那天大概我喝得太醉了，没了意识，糊里糊涂自己开车回家了。在红灯路口，我根本分不清红绿灯，一直开过去。结果撞了车，我一定是开得特别快，把正在拐弯的一辆车撞了两个滚，我自己也昏过去了。
醒来的时候是在医院，身边有大夫和两个警察。
警察说：‘你血液中酒精的含量是限量的四倍，你喝酒肇事，对方司机已经死亡，你被逮捕了。现在我们怎么和你的家人联系？’
我说：‘我没有家。’
警察说：‘你的工作单位？’
我说：‘你们自己查我的口袋吧，爱和谁联系和谁联系。’
说完我又睡着了，也可能是醉过去了，也可能是昏过去了。
第二天，我醒过来，医生跟我说：‘你的伤不重，可以回家了。’
我奇怪：‘警察呢？’
医生说：‘什么警察？我们没看见。’
‘他们说我喝酒超量，不是说要逮捕我？’
‘你的酒精含量正常，没有超量。’
‘那个被我撞死的人呢？怎么处理？’
‘那是他自己违反交通规则，你不需要负任何责任。现在你可以走了。’
我疑疑惑惑地回家了。回到家，鲍勃的电话就来了，他说：‘戴维，你这样做令人难以容忍，但是我替你摆平了这件事。’
我问：‘到底怎么回事？’
他说：‘警察在你的衣袋里看到了你的军人证，给我们打了电话，我告诉他这件事情交由我们军队来处理。然后我处理了，就像你知道的那样。但是我警告你，就这一次，不能有第二次。’”
戴维结论说：“你看，有鲍勃罩着，这件事我没有承担任何责任。”
我说：“我十分怀疑。”
他说：“你不相信？鲍勃一直在跟着我。不论我走到哪儿，做了什么，和什么人交往他都知道。你信不信吧，包括你和老宋他们都知道得一清二楚，你们什么时候来澳州的，你们做什么工作，家在哪儿，我们通过什么电话，电话里都说什么，他们都会知道，因为你们是我的朋友。”
听得我简直毛骨悚然。
“不过你别怕，他们对普通人和日常生活的事不感兴趣。”他补充。
我仍是将信将疑。
“你还不信吗？你看这里是他的电话。”他翻开电话本指着一个没有标姓名的电话号码。我现在就打给你看。他拨了一个号，听了一会儿，放下了，说：“他不在。”
不管是否有鲍勃其人，我觉得还是谨慎为好。我说：“那越战的事就再等等吧，以后你自己写。”
他说：“不行，我不写，还有个原因，我不能让我的女儿和家人知道我在越南都干了些什么。但是我必须讲，放在心里这么多年都快爆炸了，讲出来会好受一些，你用中文写，在中国发表，他们看不到，没有问题。”
我还是觉得有些不妥，放了七年没有动笔。我仿佛也感到了背后鲍勃的眼睛。
2000年的“老兵节”（ANZAC Day纽澳军团日，澳洲最大的节日之一，纪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牺牲的军人。参加游行者都是在历次澳洲卷入的战争中的老兵）戴维邀请我和老宋跟他一起去看老兵游行。自从那次被女孩子啐了唾沫后，戴维再也没参加过老兵节的游行，也从来不观看。他的军服烧掉了，军功章都放在前妻那里，他不想再看到那些东西。这次不知道为什么要去看游行，大概是因为前不久给我的讲述激活了他心中的往事。
在市中心的乔治大街，我们站好了一个位置。游行队伍过来了，一战的老兵只有四五个人了，坐在一辆敞篷吉普车里，受到人们最热烈的欢迎。然后依次是二战的，朝鲜战争的。戴维一直在朝他们欢呼：“Hooray，Hooray（乌拉）！”
随后越南战争的军人过来了。戴维声嘶力竭地喊着：“我爱你们！”突然他的声音哽咽住了，回头看，他正在大把大把地抹眼泪。紧接着越战中军事情报局的队伍过来了，打着绿色的旗帜。戴维兴奋异常：“我们的队伍！我们的队伍！”突然，他拉着我的衣袖：“快看，鲍勃！那是鲍勃！”他的眼睛放出异彩，把手卷成话筒，拼命地喊着：“鲍勃！鲍勃！鲍勃！”
我伸脖子张望。没有人答应。队伍过去了。
这以后不久，有一天戴维告诉我，鲍勃死了。
鲍勃“死”后，戴维好像没了娘的孩子，又好像被抽走了灵魂，他哀叹：“The Army Divorced me（军队把我抛弃了）。”
今年（2006年。注，这篇文章写于2006年）是越战结束的第三十一年了，三十年的保密协定已经到期。鲍勃已经死了，戴维的故事可以见面了。
到底有鲍勃这么一个人吗？我一直这么怀疑。也许他就是一个象征性的符号，代表着戴维内心仅存的一点点为参加越战而宽恕自己的理由——国家的利益？要不然为什么鲍勃“死”了以后，戴维更其一蹶不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