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国务院检查组来了：省委组织部下死命令，无论如何把刘倩弄回来！
“你的材料递上去了”
直到有一天高耀洁老师跟我说：“你的材料递上去了，但是一点作用也没有。”我才恍然大悟，为什么国务院检查组不仅来到河南艾滋病疫区，还直奔艾滋病村银庄。材料还是“有点作用”。但是当时我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那次我又被强行“接回去”，是因为国务院检查组要来了，也不知道因为我在村里，国务院检查组的行程被阻挡延迟了两天。
那时候我通过各种关系各种渠道向各有关部门递交关于河南艾滋病疫区的调查报告。既然我承担了这样一项国家研究课题，这就是我的责任。高耀洁老师说的这份“材料”，应当是通过朋友几经周折递向最高领导层的那一份。
当时我跟我们研究所早已离休的老所长谈起我的课题调研谈起河南艾滋病疫区情况，他很震惊。当时正值全国“两会”召开，老所长建议我写报告给参加“两会”的河南代表团。我一直很敬重这位老所长。他早年参加学生运动，曾经是南京地下党一个小组负责人，革命资历很老，但解放后因“右倾”不得志，做个地方社科院研究所所长，一向小心谨慎。我听从了老所长的建议。但是帮助递交报告的朋友认为，这份“材料”应当避开河南当局设法递交给“最高层”。
一场全村艾滋病人座谈会
20070130周二
这天银庄驻村工作队在村委会召开全村艾滋病人座谈会。一大早我先去看望病重的老歪，来到会场时会议已经开始，便在后边门口坐下。只见工作队陆处长、镇党委张书记、李副书记三位领导坐在前台。
陆处正在讲话——
……今年春节，艾滋病人每人一件大衣，一家一床被子，都是最好的，从军区仓库直接调拨的。八月十五发了月饼、食油，除了艾滋病家庭还发给了30多户贫困户。给了你们这么多好处，应当记住！不要总是不满足，不要乱放炮！上级领导来了，冒一炮，上级会认为多少年了你还这样，不管你了！咱不就是哄领导哩么，哄得好，该有啥好处就有啥好处！……你们要感谢乡党委，今年春节一定要过一个安定团结的春节！春节前电影先演两天，正月十五还要唱大戏，坚决高高兴兴过个年！花几个钱算啥？我跟张书记出钱演三天！大家如果认可我的工作，就多帮忙，希望大家多帮忙！一定要确保稳定！对我，对张书记，多多帮忙！……
这时候，在场的绝大多数艾滋病村民并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两天之后，2007年2月1日，将会有国务院检查组来到银庄。召开这次会议，就是为了安抚人心，预防上级领导来时“出事”，“一定要确保稳定。”
陆处讲完话，镇党委张书记讲话。陆处便离开会场，出门时看见坐在门边的我，显然有些意外，解释道：“昨天是厅里有人跟我一块来，不方便给你打电话，希望你能理解。”我笑答：当然理解。这次进村之前，接到陆处的电话：“刘教授最近好吗？忙什么呢？我们还是要多多联系啊，大家都很敬佩你！”听上去很热情。自从他表示不方便与我接触，我们就没有再联系过，接到他的电话我还是很高兴。听他说过两天要到银庄去，我说我也正要到村里去，我们可以同行，一路上好好聊聊。他说好啊，到时候电话联系。两天之后，他没有给我电话，我按计划独自来到村里。第二天卫华告诉我，工作队要召开艾滋病人座谈会，陆处、张书记都问我是不是在村里，说是请我也参加。当时我还奇怪，原来陆处也已经来到村里，怎么没有联系我同行呢？很久以后——准确地说，直到现在，在我系统整理我的田野手记的时候，前后发生的事情串联在一起，我才恍然大悟，我就是这样被“盯着”的。
台上镇党委张书记说到银庄今后的出路时，站在一边的村主任栗卫华拿出一些编织样品，说村里几个女孩子正在上海学习编织，下一步村里要发展工艺品编织搞生产自救。张书记接口道：这个工艺品好。却又话锋一转：那个红丝带就有问题！你们从红丝带问题要接受教训！一个看大门的，说是市委秘书长，实际上只是保卫科长，让县委出证明，是不可能的，不符合法律程式！那些红丝带，县委压到乡里自己消化，乡里只好全收，34000元红丝带的钱，是对全村艾滋病人的关爱，钱已经到位，给你们村主任了。栗卫华，你发下去没有？春节前要落实到艾滋病每家每户！卫华傻了。
这时，会场一下乱了。因为参与编织红丝带的，只是少数艾滋病感染者，初衷是尝试着开展生产自救；而此时参加会议的是全体艾滋病人，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这件事。这时矛头都对准了栗卫华，以为他贪污了镇领导对大家的关爱。
镇党委书记发难：我代表一级党委政府，你代表谁？
这时我只好站起来帮助卫华。我说，大家能不能安静一下，请村主任给大家解释清楚？卫华刚要开口，张书记却突然对我发难：刘老师你究竟卖了多少红丝带，得了多少钱，是不是给大家一个交代？我听出了语气中明显的恶意，但不敢也不愿意相信。我耐下心慢慢说，红丝带的事情，您张书记一开始不就是支持的吗？情况您都清楚的呀。我想努力维持与当地政府的关系，也尽量理解基层工作的为难之处。自从进入白集镇，我一直尽己所能，帮助当地做一些事情，包括争取各种社会捐助和基金会的生产自救项目，而且尽量做到为当地政府“贴金”。就在前不久，由于我的牵线搭桥，爱德基金会捐助白集镇12万元养殖项目款交接仪式刚刚举行，白集镇党委政府功劳簿上又添了一项政绩。甚至他们借这项养羊项目“消化”几年前就应当用于银庄百姓生产自救的5万元蔬菜大棚项目款，我也尽可能理解为基层财政困难，没有做声。所以一直以来，关系相处还算可以。不想此时张书记却突然翻脸，说道：我代表一级党委政府，你代表谁？你没有资格跟我说话！张书记的态度，使在场的人都吃了一惊，会场一下鸦雀无声。
这时我才意识到这种匪夷所思的不讲道理并非偶然，从一开始就是有意挑衅，想到有关红丝带贪天之功的“报告”和用心险恶的“说明”。于是打消了解释沟通的一厢情愿。我依然慢慢说道：我只代表我自己。在场的任何个人都有资格代表自己与您这位一级党委政府的代表说话，套用您的话说，这“符合法律程式”。书记大约也感到自己言语失当，尴尬地似笑非笑地望着我。那情境实在荒诞可笑。于是我也笑着走近这位镇党委书记，他果然把耳朵伸过来，我悄悄对他耳语：“你这一套对我不灵。” 有点恶作剧。然后转身扬长而去，任凭他在背后气急败坏恼羞成怒大喊大叫……。只听村民纷纷指责这位书记：你们还是政府哩，不是来解决问题，是来“横事”（当地方言“挑事”）哩！
此时我看清楚了：如果能够给他们带来好处，他们立即贪天之功，无论政绩还是物质利益；稍有不利，随时准备出卖我。白集镇张书记眼中的红丝带、联系社会捐赠、爱德基金项目，包括我正在做的国家课题，都是如此。难道，这就是我的处境，我与地方官员的关系？或者说，学界与政界的关系？
我理解了高耀洁的绝望和怀疑一切。
我想，这次怕是又要生是非。
人事处长电话：立即回来！
自从帮助村里建成了“希望家园”，这里也成了我在村里的落脚之地。午饭后，孩子们上学去了，院子里很安静。我正约了几位村民来做访谈，我的手机响了。社科院人事处来电话：立即回来！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这次的理由是，第一你在人家村子里当地政府有压力，影响安定团结；第二离开单位没有请假违犯了院里纪律。
当然都不是理由。但是有村民在场，我顾忌影响不便理论，就好言好语相对：“给我两天时间好吗？两天之后一定回。我晕车，来一趟不易，做一些补充调查就回去。”
“不行，马上回来！ ”
——我现在走不了，没法走。
这是真的。在场的村民已经感觉出对方话音不善，都说，一定是乡里县里告恶状要把刘老师赶走，要走，我们跟刘老师一起走！而我并不想事情复杂化激化矛盾。
“省里说了，’十七大’前一定要保持稳定，不能出任何乱子！院里开会刚强调纪律，你不打招呼就去了，这是违犯纪律！”电话里很有些威胁的味道。——我做国家课题调研，名正言顺。不卑不亢回过去。
“回来吧，这回还是省委组织部的命令，说无论如何要你回来。刘老师你别让我为难，你不回来我完不成任务。”看我态度强硬，对方口气反倒软了下来。
——我实在没法现在回去。你也不希望“闹事”吧？给我两天时间，只两天，相信我会处理好，事态缓和一些，我就回去，好不好？
我也好商好量。我以为就是镇党委书记那点事。
“不行，你必须立即回来，你不回来，院里派车接你回来！”
——派吧。
我想起来我们年轻的研究所所长说过的话：你最近跟村里接触注意点，最好不要接触！我想院里来人看看实际情况也好，省得像以往那样听信谣言。关上手机，不想再浪费时间。
这回一定得给你“扳平”！
“希望家园”的负责人栗可昆看到这种情况，说：刘老师，这回一定得给你扳平！栗可昆一向处事谨慎温和，他这么说时，我并没有在意。不一会儿，院子里聚集了很多人，村民听说有人要把刘老师“赶走”，群情激愤。
有人说，为啥叫刘老师走？谁说刘老师不好谁坏良心！有人说，冤枉好人的事多了，毛主席那么好，还有人说他不好哩！有人说，咱不能叫冤枉刘老师，咱跟刘老师一起上省里证明刘老师是好人！还有几个“管事的”，一本正经聚在屋里“开小会”，商量对策。我顾不了许多，抓紧时间继续已经开始的座谈会，想在走之前完成对“7.15事件”当事人的访谈。栗可昆已经学会了使用录像机，这时帮助我做录像。就这样闹闹热热，一下午很快就过去了。直到天黑，我才劝散了大家。栗可昆也说，天黑了，今天不会来接刘老师了，都回家吃饭吧。
人们刚走，村主任栗卫华打来电话，说社科院的车到了村里。几乎同时村室广播响了，刘桂枝的声音：刘老师走哩，都到村室来送刘老师！刘老师走哩，都到村室来送刘老师！接着有人跑来说：村民把汽车堵到村室院里了，掀翻它吧？我大吃一惊，赶忙说：那是我们单位来接我的车，为什么要掀翻？这时院人事处派来“接我”的H也给我电话了，问刘老师在哪里？我便请栗可昆接他们过来，吃了晚饭一起走，同来的还有我们研究所的一个年轻人小X。那天晚饭很丰盛，栗可昆的妻子小董专门炒了好几个菜为我送行。这么丰盛的晚餐，我的两位同事都不吃，后来想到大约不单是客气，艾滋病村的饭很多人还是害怕，便不再勉强。饭后，早已等在院门外的村民围着不让走，人们七嘴八舌吵吵嚷嚷。这种场面使所里来的年轻人小X激动得满脸通红。而人事处的H一脸冷漠。她竟然拉着我说：你这样对你可不好！
——你这话什么意思？听你这话，我还真不能跟你回去了呢！我说。
“不是那个意思……”她吞吐道。
——那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再问。
“没有意思……”她愈加狼狈吞吞吐吐。
我不再追问，只管分开人群走出院门，装傻充楞，边走边向她介绍村里情况。走上大路，我说这是新修的道路，“六个一工程”之一，咱们要去的村室，也属“六个一工程”。她不懂，问 “什么六个一工程？”于是向她解释什么是“六个一工程”，向这位社会科学院的人事干部宣传普及党和国家的艾滋病救助政策。刚走出不远，又一群村民涌来了，老太太们上来搂着抱着我不让走。抱得最紧的是亚东奶奶。她大声喊着，刘老师是好人！刘老师救了俺俩小孙子，不是刘老师俺的孙子活不成！她的孙子亚东在希望家园，她把功劳记在了我头上。
闹哄哄中听得有人喊说：黑更半夜把人带走算咋回事？不能走！“刘老师不能走，真要走明天走，请个响器班国乐队敲锣打鼓吹响器欢送！”卫华妈的声音。立即有人附和：明天白天举行个欢送仪式，送块匾！有人悄悄在我耳边说，刘老师不要走，咱的人找的两辆大巴车马上就到！
正嚷嚷得不可开交，工作队长陆处长出现了。陆处人高马大，有的村民不认识他，见他向我挤过来，以为他“找事”，说打他！我赶忙制止说，不能乱来，那是咱村工作队长，为咱村做了很多好事。陆处来到我跟前，低声跟我说：有些情况，我们到高速路口再好好谈……。然后高声吆喝：请大家让开一条路送刘教授走，你们不懂，这是组织决定，你们这样做对刘教授并不好，对我也不好，对大家也不好。请大家信任我，我保证年前一定还请刘教授过来。我警车为刘教授开道，代表大家送刘教授到高速路口……。
就这样，人们一路簇拥着来到村委。村委大院门口聚集着更多村民，正围着司机诉说“刘老师是好人”，他们把他当成了上级领导。人事处H说，天太冷，请刘老师先上车休息吧？众人拉着不让上车，又有人悄声跟我说，刘老师再等等！再等等！我知道他们在等大巴车，要跟我一起上省城 “扳平”。我并不想事情闹大，我不想有任何的节外生枝，我只想完成我的课题研究，于是上车。陆处果然开了公安厅的警车在前面开道，他一边按喇叭一边伸出头在车窗外，大声喊着重复先前的话：请大家让开一条路送刘教授走……。终于，大家让开了一条路，但是并不散去，而是簇拥着我乘坐的汽车一路慢慢前行，穿过银庄又穿过白集镇集市。4个村庄数百号人浩浩荡荡，黑夜中只听得咵咵脚步声没有人说话，从来没有想到众人聚集一起的脚步声，竟像大海波涛汹涌澎湃，很是庄严肃穆悲壮，引得镇上居民都出来观看。前面警车在镇中心十字路口停下，工作队长下车再次劝众人回去。队长说：县委书记也没有这么风光过，将来我走时候你们能这样送我吗？刘教授好不好，群众的态度就是最好的评价！我会如实向上级汇报，请大家放心回去，我保证过年时候把刘教授再请回来！
我知道很多人还没有吃晚饭，天气又冷，也请乡亲们回去。人们争相把手按在车窗玻璃上，我也隔了玻璃把手按上去回应大家。“请刘老师下车再跟我们说说话！”后边人群喊道。H赶紧拉着我生怕又出什么意外。我想了想，还是开门走下车来，望着黑压压的人群，内心充满感动。没有说话，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给乡亲们深深鞠躬。所有人都安静下来。我上车，说走吧。坐进车里，好像在做梦。一切是那么不真实，就像电影中的场面，一出没有导演的戏剧。
行至高速路口，下车与送行的陆处告别。陆处握着我的手说：刘教授，作为私人关系，我们是朋友，我敬佩你。不过这是上面决定，请刘教授理解。年前我一定让镇里把你再请来一次……。
我上车后，人事处H和陆处在路边又一阵嘀咕。我已经见惯了这种当面的“背着说”。这是他们的工作方式。
一路晕车，更像做梦，极不舒服的梦。半路接到一位郑州朋友的电话，问刘老师到了没？我便知道是栗可昆不放心，给了他电话。接了电话，再也无法控制晕车反应。司机把车开向路边，我未及停稳便冲下车喷射出去，仿佛苦胆都要吐出来了，满眼金星天旋地转。
再上车时听到H正跟院领导通电话，说是“人接到了，正在路上”。关了手机，H跟我说，你回去后一定每天给村里人打电话，他们说一天没有刘老师电话他们就到郑州来！
回到家里已是半夜，昏昏沉沉倒头便睡，一觉天亮。很久没有这样好睡过了。（田野手记20070130）
省委组织部下死命令：无论如何一定要把刘倩弄回来 ！
一早醒来接到卫华的电话，说是“村委会和老党员一起开会研究的意见，一定要派人去看望刘老师。不看看不放心。不派年轻的省得惹事，派两个年长的会说话的老党员，到你单位给你送块匾，向领导反映真实情况，说说你做的好事，证明你是好人。”我说谁都不要来，领导知道我是好人。放下电话，洗澡，整理自己。然后到院里去。迎面碰上那位昨夜跟车上H通电话的院领导，互相点头招呼，他竟然一句解释都没有，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
来到院里，有人悄声告诉我：知道为啥接你回来吗？国务院检查组要去，怕你乱说。是省委组织部下死命令，无论如何一定要把刘倩弄回来！
才知道，院里一定要“接”我回来，并不是因为当地政府发难，也不是因为我“违犯院里规定的纪律”。（田野手记20070131）
国务院来人了
20070201 周四
尽管电话中再三说不要村里来人，栗可昆还是来了。他说：“村里派我当代表。原来老支书栗可栋和栗可顶要来，我说我去过刘老师家，我先来看看情况。都说不来看看不放心，怕刘老师’出事’。”坐定后，栗可昆告诉我离开村子之后发生的情况。说村民都说要杀头猪带点粉条子来郑州跟刘老师一起过年哩！说工作队陆处找他谈话了，说刘老师是好人，说过年一定要镇里把刘老师请回来。说乡里李书记也找他说情，后悔得眼里噙着泪，说请刘老师原谅。
晚上十点多了，村主任栗卫华来电话：“下午国务院来人了。”果然国务院去了检查组。我没有想到的是，国务院检查组竟然进了银庄村。电话中栗卫华说，村里村外撒了好些岗，也不通知我，这两天我心情不好，在家睡觉不知道。上级直接进的村卫生室。已经安排有云良几个艾滋病人在输水。乡里书记镇长、县卫生局长都跟着。村民也不知道咋回事，是啥人，都不敢说啥。怕栗新臣乱说，给（把）他支到大滩李去了。来人要到村里艾滋病人家里，栗树东领着，满堂跟着（村民认为栗树东是政府的人、满堂是派出所奸细），户家也不敢说啥……。
我意识到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观察研究国家—地方政府—民间关系的典型故事典型个案。当即决定，明天进村。
国务院来人之后
20070202 周五
今天是星期五。之后的两天周六、周日双休日，当属于我自由支配的时间，谁也管不着，不用跟任何人请假打招呼。下午下班时才出发——为了避免节外生枝，我不想“违反纪律”授人以口实。好在有来看望我的栗可昆同行。栗可昆路熟，黄昏时分带着我来到郑州高速路口，搭乘一辆过路长途车，到达沈丘县天已黑透。下长途车又上一辆小三轮，悄悄进村。
村里栗卫华几人已经在等我们，在“希望家园”我们谈到凌晨1点。听到村民栗可喜说：“国务院来人，先是说十二号（农历，公历2007年1月30日）要来，结果十四号（农历，公历2007年2月1日）才来。村里前一两天办的单亲救助证，也不要火化证了。”栗可喜是一个有心人，听了他这话心里不由一动：1月30日，正是我在村里被“接回”院里的那一天！因为我一个小小人物在村里竟然改变了国务院检查组的行程计划。村里事先已经得知国务院来人的消息，回想前一天工作队长在艾滋病人座谈会上的讲话，“上级要来人”的意思也明明白白。只怪我太迟钝，太缺少政治的“敏感性”。那几天白集镇政府突然要求银庄村突击填发低保户名册和孤儿救助证，栗卫华他们几个村干部连轴转忙了几天几夜。这事村民栗可喜都知道，作为一村之长的栗卫华，肯定是得到了确切消息和指令，但是他没有告诉我。而他对我曾经是无话不谈有事必报。
这时，卫华才跟我说，参加武汉会议回来，他便被找去谈话受到警告：“你是党员，怎么连非政府会议都敢参加？！进去（进监狱）都不知道咋进去的！”那时他刚被批准入党，刚由村主任转升村支书。才意识到，从那时起，栗卫华，作为一名中国社会行政级层最末端的小小村官，便被“嵌住”了。
但是，毕竟，事后他还是打电话告诉我：“下午国务院来人了，也不通知我。”特意强调他自己“也不知道”，是在为他不能告诉我做“辩解”。也才明白为什么他说“这两天心情不好……”
——你现在心情如何？问他。
卫华笑了，很不好意思。
栗可顶说，前个我跟陆处长说，群众都要到郑州去看刘老师，说杀猪宰羊，拉一捆粉条子拉住菜，到刘老师家跟刘老师一起过年！去年刘老师跟咱一块过的春节，今年咱还得一起过！这场面不好收拾，张书记这回引起民愤了！这就麻烦了，群众起来了，激起民愤了，不好办了！群众要求张书记直接给刘老师当面道歉。陆处长说，这我得找张书记说说。群众要求张书记直接给刘老师道歉，他一级政府，他是书记，赔礼道歉不太可能，叫他找刘老师直接沟通沟通，叫他把刘老师请回来！
众人说，不管咋样吧，这上头来人还是对老百姓有好处，要不然这些救助的钱还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发到群众手里……。
20070203 周六
一早，我刚起床，亚东奶奶来了。进门就说：听亚东说刘奶奶回来了，喜欢的啥样，家里门都没顾上关就来看你了！你走那天都哭哩啥样，半夜睡不着，年都过不成，这你回来了就好啦！俩孩子没人管了，要不是你……。我78岁了，腿还疼。报不上孤儿，还报不上五保还报不上孤儿，俺娘仨咋过哩？一个恁高一个恁高，咋过哩？慢慢清熬了。头一年和成（儿子）10月房子起哩工，二一年11月17 死哩，房子站成到死还没有一年哩！和成死了10个月和成媳妇走了，俩孩子撇给我了。我分给老二了，和成是老大，可孩子我不能不管，到公社卢学斌（乡民政所长）不给报孤儿，不是遇上你好心人，我清是没法办。孤儿报不上，卢学斌说要火葬证，俺死时候还不兴火葬哩，哪有火葬证？把骨头扒出来再火葬了吗？我还聋，眼都哭瞎了。我说为人不能不讲良心哪，我死了不能忘你的本啊！
我知道老人言辞间的夸张，我也懂得老人希望表达的一番情意。亚东10岁，是“希望家园”收养的孤儿，他的父亲2003年死于艾滋病，母亲改嫁，撇下亚东两兄弟。实际上，名额有限，“希望家园”只收养了他们两弟兄中的一人，亚东的弟弟寄养在他们的姑姑家。
几位当事人陆续到场，我们的访谈会开始了。
栗可喜说：国务院进村，孤儿本开始发了。发45元，填50元。人家来检查前一天发的。为上头来检查，赶紧落实单亲政策，一下子透明化了。再想不发也不行啦，想拐都拐不回去了。他们就是害怕刘老师在这里，我们知道上级政策了，他们不好贪污了。
栗云良说：头天都说好了，要我在村卫生所输水。来几个上级领导，镇上张书记几个陪着。他们问我低保发放情况，我不知道啥是低保。张书记说就是那180元，咋会不知道？我说那领到了。头一天才发手里，咋会忘记哩？又问服用抗病毒药没有？我说服用了。还问收入靠啥？我说靠种地。别的也没再问啥，我也不知道他们是干啥哩，也没敢再说啥。
栗中祥：北京国务院来了人，下午三、四点的时候。问大滩李（栗中祥是该村卫生室村医）有多少人？多少人感染艾滋病？卫生室有多少房子？还问了病号的情况。大滩李感染的不多，一共就53个人感染，我说抗病毒药都用着哩。比以前好多了，死的人数少了，下降了。我说完，张书记领着去大滩李诊所去了。我琢磨着，他们跟你差不多，也是搞社会调查的。其中一个人姓陈。人家说话可好，平易近人。三十来岁，都是年轻人。没坐车，走着往大滩李去了，一点架子也没有。萧峰院长，郑局长，顾局长都跟着哩，我还能咋说？谁知道他们是弄啥的哩？当时好几个人在场，满堂、老六、栗可峰，白集镇卫生院会计王晓夏，栗树东，都在。你说啥，旁边都有做笔录的。他们从北京来的，肯定是跟当地政府联系好的。国家的钱也有数，抗病毒药，咱这还供应，有的地方都不供应，咱还能再说啥不满意？人多，也没敢跟人家要名片。后来他们又去了栗长山家，跟去不少人，一直有派出所俩人跟着。
栗长山：来了三个人，都30多岁，看着也是不当家的。他们问我家庭收入。我说：没法劳动，有啥收入？CD4剩百十个，发烧。全家7口人，3个艾滋病。孩子上学，还有一个小的孩子艾滋病，老娘七八十岁了，房子漏雨。问有啥要求？我说：房子能不能盖起来？早就要求，没人答覆。问有多少土地？我回答：七口人四亩地，不够吃。满堂还说咋会不够吃？我说麦已经没有了，粮食换药了。我屋里没任啥，搭个棚子为养羊的，也没有羊。他们拍拍照，也没说啥。派出所马中峰放风，一会儿给政府打一回电话，报告说：“没啥事。”
栗新臣：国务院来人检查，我看（恰好）走到村卫生室门口，县卫生局郑局长从车上下来，拉我上车，说好长时候不见了好好说说话！一下把我拉到黄庄，又到大滩李，又到集上，就这样叫我拉走了，拉着转了一大圈。我在车上看到村里路上桥上都停着警车站着警察，就对郑局长说，我知道是上头来人了，你“团着”我怕我说啥。郑局长“忒儿”笑了。郑局长说，你不管相信刘老师，她有神经病，天天背个电脑到处乱转，又没有钱。我说，郑局长你没有我知道刘老师。她在这三年里，冷天热天泥里水里蹅湿半截。哪一次埋人只要她在这都帮忙，100，200都安排的有，都是刘老师自己的工资。她哪还有钱哩？她的钱都给村上艾滋病人了。郑局长说，咦，怪不得你们说她好。等转完送我回来，人家检查的走了。走了群众才知道，事先谁也不知道。
——再有一次这样的机会，你们会怎么办？问。
“不知道。时间太短，都是他问你啥你说啥，他不问你你咋说？也不知道他是干啥哩，说了有啥用？”
“都是提前安排好的，去谁家不去谁家，不去你家你咋说？”
“还有政府派出所人跟着，谁敢说啥？再说也到不跟前。”
——国务院都来人了，他们能了解到一些情况吗？
“能了解啥？当官的都瞒着哩，群众想说也不知道咋说，老百姓见上头的人都紧张害怕。再说，起先也不知道他们要来……。”
“走到哪都有那几个人跟着，都是安排好哩，专听你都说些啥，立马汇报你。还能说啥？说了也没有用，人家走了你受’挤兑’。大喇叭吆喝：举报奖励2000元！村里几辈子出过这号人么？”
有几个艾滋病户拿着新办的孤儿救助证给我看，说他们刚刚领到一次孤儿救助款（200701），但是本子上填写的时间却是从2005年就开始发放了。他们问：以前发的钱哩？
“国家给艾滋病人钱再多，到不了咱老百姓手里，都是底下的贪官们贪了！”“给艾滋病人开药，药价贵得很！”“还有假药的事哩？！”“他们胡乱抓人罚钱欺压老百姓！”
……
人们七嘴八舌。
最终一致要求我：刘老师，你得替我们向上级反映！
我已无话可说。
刘桂枝说，你们就会光给刘老师说，人家国务院的人来时候咋不说？
是啊。咋不说？……可又怎么说？
究竟被“阻隔”在哪里？
来自中央政府最高层的国务院检查组，能够走到中原地区一个最基层的艾滋病村庄，工作不可谓不深入。他们走进村里的卫生室，看望卫生室里输液的艾滋病人；走进艾滋病家庭，调查最低生活保障政策落实情况、询问抗病毒药服用情况、了解百姓生活收入情况；他们访问乡村医生，调查艾滋病疫情，了解治疗情况。他们“说话平易近人，一点架子都没有”。可以说，他们从最高层深入到了最底层，他们亲自看到了最底层的艾滋病人，他们要了解最底层的情况。
但是，银庄的百姓说，他们什么也没有看到，他们什么也不了解。
我愈来愈感到自己被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嵌住”。
国务院检查组来到了艾滋病村。那些被带领着参观“六个一工程”的国内外参观者，包括国际卫生组织的专家，联合国有关机构的负责人，凤凰卫视的刘长乐，他们也都来到过河南艾滋病疫区。但是，在许多相关场合，在有关艾滋病的国内国际研讨会上，常常只有我一个人在说“存在的问题”。因为我的确看到许多问题的存在，就像那个拼命要指出皇帝没有穿衣服的孩子。在强大的主流话语面前，这孩子即便不被认为心怀叵测别有用心，也会被看做是“神经病”，不谙世事的愚蠢。这种时候，那孩子四顾茫然显得很小很傻很无助。仿佛真的很愚蠢。（20070131-20070203录音整理，田野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