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湖南手表厂培训
国庆前夕，厂里通知要在国庆后派几个人去湖南手表厂培训。由吴师傅带队，除了我以外还有四个人，都是机修班和设备班的人。主要是学习那里的一些自动化设备，看能否自己造出来。造手表不仅仅需要车钳刨铣那些通用机床加工，更需要很多专用的设备来加工。这些专用设备多是进口的，在当时很难花钱买到，需要我们自己去模仿，去自制。
这是我第一次出差。我赶快给小妹写了封信，告诉她这个消息。十月二日国庆刚过，我们六个人就乘火车出发了。一到长沙，湖南手表厂的人用汽车把我们接到离手表厂大约两里路的一个路边旅社。第二天是周日，正好大家可以歇口气。我们打量了一下四周，其实湖南手表厂并不在市区，而是在离长沙市区二十多公里的远郊，位于长沙到湘潭之间的暮云市。周围环境不错，有山有水。但旅社周围似乎很荒凉，只有一条公路从这里穿过，附近除了远远地有个邮局外，没有什么商店。好在楼下有个餐馆。不过天天在那里吃饭可消费不起，只能是周末在那小餐馆里混一混，平时一日三餐都在厂里的食堂吃饭。
我们几个人都是第一次来湖南出差，看到一切都非常新奇。旅社的床上一年四季都垫着席子。开始我们并没在意，直到元旦过后开始下雪，大家实在受不了，旅社的老板才给我们每人一床棉絮垫在下面，还用诧异的眼光看着我们，仿佛我们是从外星来的异形人。
吃饭了。我们点的几个菜每一盘都红通通地放满了辣椒，每个菜都辣得让我们个个毛孔张开。大家一边吃一边唏嘘着，还不停地擦着眼泪。下午，小李实在受不了，哀求炒菜的师傅：“师傅啊，菜里面能不能不放辣椒？”。大师傅勉强答应了，嘴里还咕噜着：“没有辣椒怎么做菜？”结果炒出来一尝，还是辣得要命。吴师傅摇摇头：“没有办法，他们的锅都是辣的！就凑合着吃吧。”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赶去厂里的食堂吃饭。这里只看到工人们在厨房门口排队买早餐，没有看到食堂，大家都站在外面吃饭。小王惊讶地问：“你们厂里怎么只有厨房，没有食堂？”大家只笑了笑，没有做声。后来有人告诉我们，其实他们有个很大的食堂，不过毛主席逝世后临时改做灵堂了，要“百日”之后才能拆掉。我问：“要到年底啊，要是下雨下雪我们到哪里吃饭呢？”。大家都笑了：“到时候再说吧。现在哪里顾得了那么多啊！”
湖南人的早餐居然也是干饭。叫我们这些早上习惯了喝稀饭豆浆的人真有些不太适应。最叫人受不了的还是湖南那火辣辣的菜。连食堂供应的神仙汤都是叫人辣得眼泪直流，大家戏称是在“灌辣椒水”。在这里没有一个菜不是辣翻了天，吃饭成了我们的艰巨任务。
我们的湖南培训就这样开始了。我们每天清早走到手表厂吃早饭，上班，晚饭后才回来。周末如果不想休息和洗衣服，就坐长途汽车去长沙市区玩玩，或者到周边爬山。
第一天上班，对方就把我们分到各个不同班组，然后再确定要学习的内容。来前厂里给大家的任务是：我们厂准备将来从制造手表外观件逐步发展到制造所有的零件，即生产手表。其中最重要的零件是手表的主甲板，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装配机芯的底板。这是一块黄铜的圆形底板。按照我国的统一标准，除非是非标准表（如女士的坤表），其它所有外形看起来形状各异的手表，其实机芯都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外观件各有不同罢了。在这个圆形的底板里挖出好几个形状复杂、深浅不一的异形槽，里面再安装各种齿轮和摆轮等零件。主甲板位置很小，上面安装了很多需要精密配合的零件。所以凹槽的形状要求非常准确，尺寸要求很严格，是手表质量好坏的关键。交给我的任务，是学习制造那台能在主甲板上铣出复杂形状的异形槽的自动铣床，由湖南手表厂的总工程师罗总带着我做。
我站在那台自动铣床旁边，仔细地打量它。这台铣床能自动控制一把小小的铣刀沿着一条复杂的曲线边加工边行走，并根据要求自动调整要加工的深度，一次就能加工出这个如此复杂的形状出来。其实那台铣床倒比较普通，但铣刀的运动受一个形状非常复杂的凸轮控制，通过它来决定铣刀所处的位置和深度，移动的方向和速度，包括在某处停留的时间。真的是太奇妙了！我不禁对凸轮产生了强烈的兴趣。
要能制造自动铣床，首先就要掌握这个凸轮。于是在我面前展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这里需要大量的数学知识：阿基米德螺线、速降曲线，停止曲线……，凸轮实际上就是一个各处半径不同的一个“圆盘状”物体，它的轮廓就是由这些曲线组成。通过这些曲线，接触它的连杆能推动铣刀在高速旋转切削金属的同时，还能够匀速前进，快速后退或者原地不动，从而“挖”出各种形状的槽来。另外还有一个凸轮配合着控制铣刀的进刀深度。经过几天的研究，我逐渐吃透了它的原理，能够自己计算，并根据零件的要求设计它的曲线形状。
但是设计和制造之间还有相当长的距离。当我拿着计算好的数据跟罗总学习加工凸轮时，罗总首先拿来一个铸铁加工的圆盘，说这就是未来凸轮的毛坯。他找到中心点，画上一根半径，然后以此为凸轮的起点在上面画上位置标记。准备将来按照记号加工。这时我才感觉到任务的艰巨！
这里对凸轮精度的要求是以“丝”为单位计算的。工厂里说的“丝”不是字典里说的“丝米”，而是“忽米”，即一毫米的百分之一。虽然一丝用肉眼还能勉强看到，但要区别是几个丝，可能只有用放大镜了，用肉眼很难区别。但由于手表零件的精度就是以丝为单位计算的，所以凸轮的精度也必须以丝计算。
罗总在上面用尖头的铁笔在上面打了一个点，然后把铁笔交给我：“你在左面打一个相距3.55毫米的点吧。”我看了半天，觉得这是不可能做到的。就在左边打了一个点：“这应当是在3.5到3.6毫米之间。”罗工看着我：“还能精确些吗？”。我看了看，摇摇头：“不行，我只能做到这样。”罗工欣赏地笑了：“小江，你很老实，能实事求是啊。能做到这个精度已经是很不容易了。”接着，他拿出千分尺：“要用这个才行！”，他很耐心地教我，怎样用才能保持读数稳定，才能最大地发挥它的精度。
开始加工凸轮了。我先把要去掉的部分用钢锯或者大锉刀弄掉大约百分之七十到八十，剩下的再用铣刀，小锉刀甚至砂纸一点点地打磨，并随时用千分尺检查。这是个极其精细的活，我感到有些力不从心。吴师傅发电报，把厂里的徐师傅调来协助我加工。徐师傅一来，我就放心了。他可是个连手表都能用手工做出来的人啊。徐师傅笑着对我说：“我们分工啊，我可不懂计算。计算错了算你的，加工不准算我的。好吧？”。就这样，我们做了一个多星期才把它加工出来。
经过两周的学习工作，大家都有点疲劳，而且也很想去长沙看看。于是到了周末，我们一起坐长途汽车进了城。一进城，大家就觉得好像有点异样：到处贴的标语写着：“打到四人帮！”、“打倒江青、王洪文……”，不禁吓了一跳。由于那里没有收音机。也没有报纸，什么也搞不清楚。小李偷偷地说：“这是反动标语吧？”我到处看看，摇摇头说：“肯定不是，这到处都写的是，怎么会是反动标语呢？一定是真的打倒了！”十年来，大家看惯了一批又一批的人被打倒，也有些疲劳了。特别经过了林彪出逃和毛主席逝世这些重大的事件，所以对此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第二天，湖南手表厂才开始传达打倒“四人帮”的消息：四人帮倒行逆施，篡改毛主席的遗嘱，企图夺权。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华国锋、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对江青、张春桥 、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粉碎了“四人帮”。啊，中国发生了这样惊天动地的事情！看来住的地方偏僻，做什么事情都要慢一拍。
由于地处边远，很多消息都比北京要迟很多，“内部消息”更少。当时听到“四人帮”的主要罪行好像是在伪造篡改毛主席的遗嘱，说是把毛主席写给华国锋的亲笔条子“照过去方针办”改成了“按既定方针办”。我们听后非常糊涂。从字面看，这两句话本身的含意有很大区别吗？好像差不多吧？
不过到了后来，听到很多关于四人帮倒行逆施的罪行。能打倒他们，自然每个人都感到非常高兴。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赶快结束文化大革命，看来有这个可能了。这是我们感到最最高兴的事情！
再过几天，工厂里召集大家看电视，华国锋当上了党和国家的主席，要登天安门城楼，还要到处送他的标准像，俨然一副新领导人的样子。大家在底下悄悄地问：“天安门上的像要换成华主席的吗？什么时候换？”一天中午吃饭的时候，厂里的女会计很得意地告诉我们：“我昨天查过账，华主席还借过我们厂造的手表试戴啊！还没有还回来。”我笑着问：“你会去找他要吗？”她摆摆手说：“哪里，我们高兴都来不及哩，哪里会去找他要啊！”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
湖南手表厂里的人谈起四人帮，无不义愤填膺，气不打一处来。原来长沙的很多物质供应都是通过长江航运过来的。四人帮主要卡住长江口。凡是路过的船只一律要“路过拔毛”。有时甚至直接没收，拖到上海去。所以文化大革命期间，上海的供应很好，而长沙则非常困难。例如原油就经常被上海扣留，导致长沙供应严重不足，甚至停电。所以打倒了四人帮，上海人不会再那样作威作福了，他们也算出了一口气。
政治运动毕竟不能当饭吃。大家激动了几天后，又恢复了平静，继续工作。
做出第一个凸轮之后，我总感到好像有什么不妥，但又说不清楚。我跑去问罗总：“你们用自动铣床加工出来的那个异形槽的尺寸准吗？”罗总楞了一下，摇摇头说：“有点问题，精度好像不够。”我疑惑地问：“是精度不够？”罗总给我解释：“我们想了很多办法，加了很多稳定装置，甚至连轴承都换成精密轴承了，但尺寸还是有些不稳定。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回到房间，我仔细地看着图纸，似乎感觉到什么，但又说不出来。突然，我盯在那条阿基米德螺线上。这是一条能使半径均匀增加的曲线。我又看着顶在凸轮上的杠杆。突然意识到这里有问题：虽然凸轮是准确上升了一段距离，但杠杆是做弧形运动的，实际上走的是条斜线。既然走的路程比设计的路线要长，其后果就是铣刀移动的距离要比设计的距离大，这可能就是尺寸不准的原因了。我又仔细计算了一遍：如果我的推测正确，他们加工出来的形状一定是中心部分的尺寸准确，两端的形状被拉长了，而且越是接近两端，偏离越大。这和加工精度无关，是设计上的问题！
我拿着图纸去找罗总。走到半路，正好碰见他在厂里散步。他笑着跟我打招呼：“小江，中午没有休息？”我连忙问道：“罗总，你说自动铣床加工那个异形槽的精度不稳定，是不是仅仅两端的尺寸偏大，而中间的尺寸是准的？”他惊讶地扬了扬眉头：“是啊，你发现什么问题了吗？”“是。”我点点头说：“这不是设备精度的问题，是设计上的问题。”我摊开图纸，仔细跟他讲了我的看法。讲到一半，他大吃一惊：“你，你，你说是设计有问题？你的意思是说，当凸轮的半径增加了五毫米时，杠杆移动的距离不是五毫米？”我肯定地说：“不是五毫米，而且肯定比五毫米大。因为它还旋转了一个角度，运动轨迹是一条斜线。肯定大于原先设计的五毫米啊。要不，我回去拿个尺过来跟你比划一下就明白了。”等我回去拿了尺再回来，罗总已经想明白了：“我明白了。小江啊，你解决了一个大问题呀！我一直认为是设备的精度不够，想了很多办法都解决不了。只好调节杠杆的位置，把中心部分调整到负偏差，两端部分是正偏差，这样才勉强合格。看来这是设计上的问题。只要在设计上修改一下就可以了。”
就这样，我们通过修改凸轮的参数，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砍掉了所有为加强稳定性而增加的零件。不仅简化了设备，反而使运行更加稳定。
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我们完成了自动铣床的全部图纸，搞清了很多疑难问题。特别是攻克了凸轮的难关，解决了以前长期没有解决的难题。心里真高兴啊。我赶快给小妹写了一封信。把这里的事情告诉她，让她也分享我的喜悦。
然而让我始料未及的是，小妹写的信越来越少了。通常是要等我写了几封信后，才能收到她的一封回信，信也越来越短。这和刚从武汉跑车回去后的来信完全不是一回事。我心中很不安，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到了冬天，小妹来了一封信，她在信里莫名其妙地冲我发了一通火，一周后她又来了一封信，信中又跟我解释了上次不该对我发火。希望我原谅。
看着信，我心里很难受。在信中我看出她烦恼和矛盾的心情，我知道她此刻的情绪肯定不好。会是什么原因呢？她没有说，我也没有问。一切顺其自然吧。
冬天到了，天气变得很冷。我们又利用周日去逛长沙，发现湖南的食品供应比湖北要好，至少比武汉要好很多。辣椒油可以随便买，虽然很辣，毕竟也是油啊。另外如花生米、黄花菜等也可以随便购买，一些比较好的酒也能在柜台上见到。大家都趁机买了一些。准备培训结束后带回家，正好过年。
打倒四人帮后，大家激动了一阵，又逐渐恢复了平静。错误的东西没有批判和清除，所以生产还是很不景气，工厂里还在照样磨洋工，社会也还是那样乱糟糟。长沙也不例外。
元旦前，一个公共汽车的司机在开车时，有个乘车的青年跳上车挂在车门上。司机故意把车开得左摇右晃，想把那人甩下来。最后甚至故意从一棵树旁开过去，活生生地把那个青年人挤到树上给弄死了。这不是故意杀人吗？法院判了这个司机死刑。没想到整个公交系统的司机集体罢工，想以此威胁长沙政府，试图迫使他们改变判决。一时间长沙的交通变得非常混乱。
好在那时的军代表很有魄力。宣布把那个犯了法的司机立即枪毙，并迅速从部队调来上千名开军车的司机，顶了上去。同时给那些罢工的工人一个最后期限：凡是到时候不上班的一律开除！就这样才把罢工给平息了下去。市民们都摇头：怎么世道成了这个样子？怎么工人阶级的觉悟就这样低呢？我则呆呆地看着这一切，想到了小妹。小妹啊小妹，你会是什么样的司机呢？
过了元旦，武汉那边又交给我另外一个任务：手表主甲板正面和反面各有一个形状复杂的异形槽。我先做的是加工正面的那个槽的凸轮。厂里见我能做出加工第一个异形槽的凸轮，希望我能把加工反面那个异形槽的凸轮也做出来，带回来自己再制造一台自动铣床。这个凸轮湖南手表厂也没有做过，所以什么数据都没有，全部要自己重新计算。这是个极其精细，也非常耗费精力的计算。每个数据都要保留四位小数，然后平方变成八位小数，经过加减乘除后，再把这个八位小数的数字开平方。才能保证误差在“丝”的范围内，而且不能有积累误差。否则凸轮转过一圈以后，最后的数字不能归零，即不能回到原点，所有的数据都得重新计算！那时候没有计算机，我连一个手摇的计算器也没有，完全靠纸和笔来完成。这就是我面临的任务。
那一个星期我没有上班，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算啊算。那两天刚好又感冒了，每天眼泪鼻涕直流。吴师傅同情地看着我，但除了给我买来足够的草稿纸外，没有其它可以帮上忙的地方了。经过一周左右的计算，终于完成了。最叫人高兴的是，最后验算时没有发现问题，能够归零。再后来，按照这些数据加工出了一个凸轮。但效果如何，就只有带回去等自动铣床造好后再来验证了。
接着，在剩下的时间里，我们把湖南手表厂里的专用设备一台一台地研究，画出了几乎所有专用设备的图纸。
临近元旦，吴师傅带来的钱快用光了。他给厂里财务发了两封电报，但都没有回音。大家都很着急。我提议：“跟操书记发个电报不行吗？”吴师傅摇摇头：“这点小事怎么可以跟厂长书记说啊！我们可以先找湖南手表厂借点用呀。”。我跳起来抗议：“怎么不行？民以食为天。没有吃的你说怎么办？要不然你不管，我以我的名义去给操书记发电报好了。”大家都觉得也只有这个办法了，找别人借不是办法。
第二天，我和小李去邮电局发电报。吴师傅无可奈何地看着我们，想阻止，但又说不出个理由，感到非常郁闷。我们到了邮电局，拿着电报纸。小李说：“你写吧。”我想了想，就写了一首诗：“两封电报不见钱，无钱吃饭好可怜，望能见到电报后，速汇现金一千元”然后签上自己的名字。邮局的工作人员拿过电报纸，忍不住笑了起来，不过还是挺认真地发出去了。
吴师傅那两天提心吊胆，生怕得罪了厂长和书记。结果第三天，一张一千元的汇款单就到了。几天后还来了一封会计的检讨信，表示对我们关心不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困难等等。大家都高兴了，吴师傅也松了一口气：“你们这些人以后做事还是谨慎些好，不要惹麻烦啊！”。
打倒了四人帮，这里还是发生了一些细微的变化。一天早饭，厂广播站正在转播电台的内容，突然，里面出来了“洪湖水，浪打浪”的歌声。这是《洪湖赤卫队》里的歌曲。同事们听到都不由得呆住了：“啊哟，怎么放这样软绵绵的歌了？”是啊，每天听惯了雄壮的、震耳欲聋的造反声，像这样的抒情歌，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都是作为封资修的东西来批判的。多少年没有听到过了，真新鲜啊！
元旦后，吴师傅看我们干得很辛苦，任务也完成得很不错，同意我们休息两天，去韶山毛主席故居参观。小王有个老乡在那里上班，正好能在那里住一晚。我们高兴极了。虽然我在一九六六年曾经一个人步行串联时去过，可那时候人山人海，什么也看不清楚。
第二天，我们赶到韶山，参观了毛主席的故居，想再去看看毛泽东纪念馆，但不巧刚好那天关门。正感到失望，碰巧遇见警卫的解放军排长是湖北老乡。看到我们渴望的眼神，他说：“这样吧，你们吃了晚饭后再过来，我带你们进去看看，好吗？”
傍晚，天刚暗了下来，我们就迫不及待地跑了过去。那个排长居然把我们从侧门带了进去，我们像小偷一样在那里看展览。嘿嘿，他比讲解员还会介绍。他指着一张长征时期的集体照对我们说：“你们知道最旁边站着的那个女人是谁吗？那是毛主席的第二个夫人，姓贺，现在还活着。”我们大吃一惊：毛主席还有另外的夫人？还活着？在那个年代，中央领导人，特别是毛主席的私人生活都是对老百姓保密的。大家只知道毛主席的夫人是杨开慧，已经被敌人杀害了。现在的夫人是江青，哪里又出来一个夫人？他给我们讲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他告诉我们：这里的照片其实已经换过几次了。每逢哪个大人物被打倒了，如彭德怀、刘少奇、林彪等，中央总会来几个人来检查，把有关他的照片撤下来。我听了不觉得有点好笑，政治斗争和尊重事实总是有点不相容的啊！那天晚上我们看了好久，觉得挺有意思。回武汉后，还给那个排长写了一封感谢信。
1976年参观毛主席故居
到七七年二月初，快过春节了，我们也准备回去了。一转眼，我们就在湖南呆了四个月。从穿单衣一直呆到穿棉衣，呆到下雪。我们天天在那里吃辣椒，虽然也难受过，也上过火，但终于也练就了一副吃辣椒的嘴巴。也跟那里的湖南人交上了朋友。湖南人也是火辣辣的，但非常友好，非常直爽。听说我们要走，热情的同事们送了我们很多东西，有模具，刀具，一些很难买到的材料等等，装了很重的几大木箱。工人们听说我们想带肉回去，还把自己家腌好的腊肉卖给我们。
临走那天下午，他们帮我们一起把行李运到火车站，一起来来回回上了几趟火车，才把那几箱东西搬上车，每个人都累得满头大汗。谁知刚开出长沙，就下起了鹅毛大雪。整个世界一下子变成白茫茫一片。等到火车走到岳阳，铁路已经被冻住了。停了好久，等到恢复通车时，我们看到还有很多工人趴在铁轨上用喷灯在给铁轨加热，以免冻住了无法搬道岔。这样，原本几个小时就能到武汉，结果一直推迟到下半夜。
漫天大雪，等我们从长沙回到武汉，厂里的同事们已在站台里等候多时，在等着搬运东西。等到厂里的司机把我们一个个送回家时，天已经开始蒙蒙亮。我是最后一个，当汽车开到广埠屯时，雪太大，实在走不动了。我叫司机赶快掉头回去休息，自己拖着行李，从比膝盖还深的积雪中慢慢走回家，一直走到天亮。
四个月的湖南培训终于结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