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轨电车难题（Trolley problem），是英国哲学家 Philippa Foot1967年设计的一个伦理学的思想实验：你看到一辆刹车坏了的有轨电车，即将撞上前方轨道上的五个人，而旁边的备用轨道上只有一个人，如果你什么都不做，五个人会被撞死。你手边有一个道闸，按下道闸，车会驶入备用轨道，只撞死一个人。你是否应该牺牲这一个人的生命而拯救另外五个人？
半个多世纪来很多人为这个难题绞尽脑汁，我不是哲学家，不为这个伤神，我有我的答案，咱先不表。
我上大学的时候，有过一个震动全国的大讨论：风华正茂的大学生张华跳进粪坑救风烛残年的老农牺牲，金子换石头，值吗？
我还记得一个故事：抗战时期，一位妈妈怀抱婴儿和村民一起躲进地道躲避进村的鬼子。婴儿突然哭闹，妈妈毫不犹豫捂住孩子的口鼻，直到……。
这个故事在当时的年代是当作正面事迹宣传的，牺牲个人保全集体，无私的奉献。而到了80年代，人们的思想发生变化，对于张华的行为才引起了大讨论。其实，这些根本上都是哲学层面对于生命价值的思考，我不是哲学家，没有资格告诉别人怎么做，但我知道自己会怎么做。
如果我是那个妈妈，我绝不会用自己孩子的生命换任何人的生命，不可能！我会在保全孩子生命的情况下把孩子的哭声降到最低，用手捂嘴巴，用衣服把孩子裹住等等。如果我是张华，我很可能不会跳进粪池，我怕臭怕脏，但是我会想办法找根竹竿或绳子，我会大声呼救，但我不会闪过哪怕一丝的念头：我的命比这个老农民珍贵的多……。我因为自私没有保护全村的人，没有挽救老农的生命，也许这不够道德，但我相信人可以没有道德，但是不能没有人性。
回到电车难题，我不会去使用那个道闸，我会本能的大声呼喊，希望前面的人注意，我会寻找一块石头或木桩去阻止电车……。人只能关注当下，关注那一刻怎么尽最大的努力，让自己做的好，做好了自己，其余的由上帝决定，任何人没有资格决定他人的生死。
我相信，人在危急的时刻的决定，不是理性的判断而是感性的灵机一动，那种“此时此刻想起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谆谆教导”“想起来雷锋叔叔”都是瞎扯淡。我敢说，张华跳进粪坑救人的那一刻，什么都没想，那是一种本能，人类善良高尚灵魂一刹那的闪现。
而那个母亲的故事，多半则是一种刘胡兰英勇就义般的宣传，我对其真实性表示质疑，因为它不符合我对正常母性的认知。
其实武汉封城的决定与这几个伦理难题不完全是一回事。武汉封城对于决策者来说有相当多的时间可以综合考虑。问题在于，他们拿来作为参照的因素有哪些？当然我们不知道，只能猜测。我觉得，封城的意义是，把病毒限制在武汉不让它扩散，这样可以保住其它的城市，挽救整个中国乃至挽救世界。至于封城后病毒在城内传播的规模以及对城内居民的危害很可能是当时无法预测的。
但是，现在当我看到如今武汉城内可怕的死亡率，开始怀疑当初决定的正确性。如果不封城，如果不强制一家人呆在一个封闭狭小的空间里相互传播病毒，是不是会减少一些相互的传染，如果有更多的人能转移到其他城市，是不是能让那里更好的医疗资源发挥作用而从死亡线上拉回更多的人？当然，这也许这都是事后诸葛亮。
我无权评价封城的对错，只是觉得封城之后相应的措施没有跟上：外地的医务人员来增援，武汉缺少相应的接待条件，医院的资源严重不足，后勤生活补给也没有跟上。正因为这些原因，武汉的死亡率远远高于其他任何地区。为什么不把武汉的病患转移到其它城市呢？封了城，也绝不能让武汉人民自生自灭，正好像不能把道闸一摁就听任电车朝那一个人冲去，你还是要尽最大努力让那个人逃离铁轨，尽最大努力去阻止飞奔的电车。为什么至今还没有转移武汉的病患？与其让外地的医务人员千里迢迢的赶到生活极其艰苦的武汉，不如让他们在自己家乡为武汉人民服务。
至今，全国各地都在一面防治本地的病毒一面尽全力支持武汉，场面感人至深。但如果不能真正张开双臂接纳武汉人，“武汉加油，我们都是武汉人”是不是有些苍白？
当然这只是我一厢情愿，即便政府做出了这样的决定，恐怕实施起来恐怕不是那么容易。看报道，当美国政府准备把撤回的侨民安顿在洛杉矶附近时，当地华人纷纷抗议，飞机不得不改道……。
封城的决定本身都无所谓对错，只要出发点是善良的。在对疾病传染率不清晰的情况下，为了减少感染人数那是善良之举。毕竟，决策者们也是普通的人，慌乱之中做出慌乱的决定不足为奇，只希望现在能有切切实实的措施把武汉的死亡率尽快降下来。
天佑武汉，天佑中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