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到的闲侃
过去半年，香港在国外媒体上沸沸扬扬，因为自己和它还有那么一点点因缘，就想说点什么，七七八八的小事多，一放就到了现在。不过那已经过去了30年，而且是一己之见，希望读者只当作闲话，不要那么激动。现在网上动不动就骂人，我想那些人总是非常愤慨才骂人，要是笑着也能从从容容地骂，也许这些人就是这般给亲人问好，那就当我没说。
我是77级的大学生，当然是管分配的，而且大都单位不错，不过随着时间的过去，我越来越有些沮丧。一个人要是连退休时是什么样子，都看得清清楚楚，有点忧郁我以为是正常的。我有个好朋友在深圳，一直拉我去，于是我办理了停薪留职，去了那里。
那朋友不是老板，只是搞技术的，我去后和他搭档，主要搞单片机（6502， 6800）商业上的开发。虽然现在这是平平常常的东西，但当时在美国有点时髦，中国则是刚开始。那个公司有点复杂，说是合资，但是香港公司却是一个红二代的（其实也是中资），中国这边是电子工业部（过去是四机部）的一个研究所，那个时候军转民非常流行。而我们的开发却是为一家地地道道的香港公司做的。
这样一来，我们就有三个老板，红二代，香港老板和研究所派的负责人。红二代是一个摆设，根本看不到，真正负责的就是研究所的人，我们叫老板，香港人到是经常来，但并不直接管事，我以后再讲这个人。
后来我们经常去香港，因为我们的开发和那边有许多工作要对接。为什么都是我们跑，这是由于这个公司的特殊性质决定的，这一点我刚去朋友就跟我交了底，当然是老板让他这样做的。这个公司有明暗二条线，明的是我们，做商业开发；暗的是一个我们叫他小X有特殊的工作，他并不归老板管，经常和我们一起来回香港，从不进香港那家公司大门。我们会打电话告诉老板什么时候回来，X就在一个地方等我们一起过海关。X的工作就是走私芯片（当然老板什么都不会说，只说什么都不要管或者说X，这只是我们猜的），当时美国有很多芯片是不允许出口到大陆的，是一些低功耗的军用品。
香港老板无疑知道这个人，所以只有我们去香港，他的公司不能与这种事情有关。因为我们经常随身带着各种电子元件，X和我们在一起就不显眼，那个时候香港还是英国人的天下，而这个研究所的主业就是导弹的电子控制。
后来不料就出了事，X在过海关的时候让人带走了，显然是有预谋的，原来我们过海关从来没有人管，那天香港海关的一些人摆手让我们走，单单扣住了X。最后就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报纸，电视根本没有提，没有人知道。我们后来见到X时他自己收拾东西要离开，没有想和我们说话的意思，再就没有见到过他。
其实我想大家都知道，中国偷美国的技术不是一两天的事情了，多的很的国家也在做同样的事情，为什么现在大张旗鼓，只是因为条件变了，现在对中国是没有事都想找，有事情还了得。那个时候还是6.4之前，中美关系相当不错。
我和朋友讨论了一会，结论就是X的女朋友恐怕有问题。我们的推论很简单，X存在很久了，为什么现在出事情，那就必然是最近有什么发生，那个女朋友就是最近的事情，而且还是一个香港人，而且X反复求我们不要告诉别人，很明显，上面没有人知道，恐怕也不许。
照理说X在香港干了什么我们一无所知，但问题是他居然有一回把她带去了大陆，明显是她的要求。后来他在深圳最豪华的酒店请我们吃饭，说女朋友的事情要保密。X这人挺不错的，又没有谁给我们安排任务，于是我们就像电影里面那样，说：什么女朋友，不是说我们来比酒量的吗，于是那天都TMD喝多了。
不料这件事却把我们给踢到了香港。个把月以后，老板告诉我们公司要大收缩，基本上只保留一个架子，他自己也回研究所，我们两个直接去给香港老板干活，把这个开发做完。就这样我们住进了香港的酒店，我们的工资涨了，特别是住的酒店非常好，还一个人一间房，过去我们也有时也在香港住，不过就一两天。
香港老板从高中就在美国读书，大学出来后又在美国工作了几年，已经完全美国化了。这个我是这样理解的，中国老板就是在工作中也往往有些事不告诉你，根据疏远或需要而定；美国老板一般都愿意大家良好的沟通，愿意手下人明确知道自己想法。
说两个例子，我们谢谢他安排的酒店，他笑了，说其实和你们以前住的价格差不多，你们不懂香港的行情。后来这个项目恐怕看不到产品了，他老老实实告诉我们，说10个这样项目有一个能成就是不错了，但是希望我们还是尽可能做好，因为这种东西移植到别的用途上并不难，他学的就是EE，所以是内行。
香港老板是东北人，他的爷爷是9.18一直从家乡逃到了香港，因为觉得日本人不会善罢甘休，中国肯定不是对手，还是大英帝国靠得住。接下来他笑着说，没有料到三本五十六几天就把英国皇家海军的太平洋舰队打得灰飞烟灭。日本人不好对付，只有美国人干得动，还动用了原子弹这种大杀器，苏联在陆地上能干得动日本，但没有海军，怎么也不能让他们投降。
他说过去香港其实就算一个小城，没有几栋像样的房子，比上海差远了。他还记得小时候的香港，大家都很穷，香港原来被看成文化沙漠，没有几家书店，香港历史上就没有什么文化名人，虽然大陆因为战乱不少名人在这里呆过，情况一好就走了，沙漠怎么留人。那个时候许多年轻人到台湾读书，那里好得多。六，七十香港经济起飞，花大钱在大学，这个东西是文化的象征，有一流的大学才谈得上文化。
现在看来这个香港老板还是有一定的眼光的，毕竟比我们年纪大，经常各个国家的跑，见识多。那个时候香港交给大陆已经成为了必然，他相当准确地预言，如果大陆经济发展了，与香港必然麻烦不断；如果没有，香港还可太平。共产党骨子里是非常势利，不需要了什么事情都会有。他说香港发展靠大陆并不公平，香港发展最快的时候大陆在文革，完全关闭，对外的经济联系最小。那个时候香港的发展主要靠制造业，中小企业，订单大多来自欧美，再就是东北亚和东南亚，将来这些订单肯定会去大陆，我们和大陆合作是必然的，但是没有了大陆香港也不是活不下去，香港人挺能折腾的。
我们有一点与他是一致的，都不喜欢香港，他不用说是喜欢美国，而我们则是觉得香港生活不易，而且大陆人很受歧视。那个时候大陆房子还没有卖，看到香港的房价令人咂舌，用香港报纸上的一句话，全香港人实际上都是为李嘉诚这几个房地产老板打工的，省吃俭用都给了他们。香港那时候把大陆人称为北佬，不能说广东话就到处招到白眼，特别是服务行业。
到后来基本能听懂了就更烦了，因为清楚理解了那种歧视，心情不好就吵架。不知是理亏还是香港人胆小，他们都躲了。老实说，比在美国受的歧视多多了，美国的歧视比较隐秘，有时要慢慢回味才明白，但香港的歧视却是明目张胆。比如说香港人买东西讲价钱他嘻嘻，到你就是，你们北佬穷就不要来烦人了。你烦了说他不对，他就说你们声音都大，没文化。但是这种歧视越往上越少，比如像我们的香港老板，就完全看不出。
这里我忍不住要给人上课了，被人歧视是不可避免的，怎么想和做就是自己的事了。有人受到歧视就想去拿枪，有人却成为马丁路德金。我以为关键就是不要概念模糊，哪一个美国人歧视了你就是那一个，怎么能说美国人歧视了你，难道中国人就没有歧视过你？坦率地说，我受到最多歧视的地方是大陆，比如你到派出所办事，民警会对你客客气气？除非你是熟人或者官僚。这种把人分类对待不是歧视是什么？我在香港有一些朋友，当然他们不会歧视我，不能因为某一个人或一些人就推到全体，这是一个最简单的逻辑。就像猪也哺乳，你不会说人就是猪，正确的逻辑就是人和猪都是哺乳动物的子集（一部分），同样歧视和非歧视的都是香港人的子集，所以你不能把歧视看成就是香港人，就像你不能把哺乳动物都看成猪一样。这种思维混乱（或者逻辑混乱）太常见了，我总是忍不住要给那些人上上课，让他们知道自己不是猪。
香港是一个不错的地方，生活方便，治安非常好（不要相信电影），普通百姓的享受福利比大陆好得不止一点点（比如医疗和教育），但是，但是房子太可怕了。东方明珠那是对有钱人的，有钱人只要不去北朝鲜，中东，任何地方都是明珠，对一般的工薪族，香港我看不出是什么明珠，他们的生活不易。
我原来对香港人的印象就是他们非常，非常世俗化，比如上海人比北京人要世俗化，上海人喜欢谈钱而不谈政治，而一般香港人几乎没有谈政治的，钱，钱，钱永远是第一话题。但6.4以后，香港人表现出来的政治热情让我大吃一惊，香港老板对我是这样说的：
你说中国历史中最倔强的人物是谁，我说就是海瑞和袁崇焕，他们都是广东人。广东人一根筋，认死理，不好对付，而香港大都是广东人。据说以前有一个双十暴乱，我不了解，67暴乱我是亲眼看到的，平常笑嘻嘻的鱼贩子，怎么就一下子举着红旗，拿着刀去砍警察，真是完全想不到。香港看起来大家都朝钱看，一旦把香港人惹毛了那是难以平复的。
他还说：香港人并不喜欢英国的统治，老百姓觉得生活艰难，都是那些英国封的爵士把钱拿走了；上层精英则是觉得没有政治权利，由于进入不了议会，从法律上香港人什么都不是。如果英国本土发生一个枪击案，一定会上泰晤士报的头条，香港若发生，能在海外版找到一行小字就不错了。
香港的精英只有钱而没有相应的话语权，这对任何精英来说都会不满。
我和这个老板早就失去了联系，听说他现在在加拿大。如果现在要他来评价，我觉得他会说：
共产党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现在香港人会说都是那些政协委员把钱赚走了。共产党眼睛只看着那些大老板，甚至比资本主义的英国还要专注，而对普通老百姓完全地忽视，这对于一个号称无产阶级的政党是再讽刺不过了。
但凡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肯定是有经济因素的，你在香港的时候大学毕业生能有6，7千的收入，现在也不过两万上下，30年了，房价涨了多少，物价贵了那么多，年轻人买不起房，不上街才怪了。现在高呼镇压都是香港的精英，因为他们在这种体制下得到好处太多了，那种特权是在英国体制下不可能有的，英国政府说实话没有把他们看成一回事。
当然这也可能就是我的看法，不管怎么说，今天上街的大多数是回归以后成长起来的香港人，再往英国人身上推简直是莫名其妙，这么多年了，是好是坏都是共产党的责任。老实说，我根本不相信香港人会被所谓的别人煽动，他们也许有各种各样的毛病，就像我们一样，但是，他们绝对不少傻瓜，就泛泛而论，我以为他们比大陆人精明，头脑也灵活。香港老板说香港人最大的缺点就是从来不想创新，永远跟着美国，日本人后面跑，只要他们有了什么新东西，香港的仿制马上就来，创新实在太难。据我的了解，最早在大陆藐视知识产权的其实是香港人，后来才是大陆人的弯道超车。
这里就引出我的有些失望的联想，香港回归以后，大陆变化极大，但是，香港好的地方没有学到，坏的方面却超过了。
我在香港的时候，也曾经参加过纪念6.4的活动，报纸上一个通知，大家再相互问一下就都去了，我不知道有任何所谓的幕后黑手，而且根本自发的，可以说没有什么组织在背后。现在，从我了解的情况来看，也是这样。
那个时候人也非常多，报纸说有几十万甚至百万，次序井然，并没有今天这样的暴力，到底是香港人变了，还是警察变了，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那个时候的香港还是英国人在管。也许又有人说我在歌颂殖民地，但这就是实际的事情，没有办法。怎么解读是自己的事情，但是不能连事实都不承认。
我的朋友和我一样，从那时起就下定决心移民国外，实在不能忍受一个用坦克对付民众的政府。我们都是那种只想安安稳稳过日子的人，并不想以天下为己任，实在没有那种胆量，没有就没有，毫无办法，我想那是天生的，所以惹不起，就只有躲。他去了加拿大，因为太太是香港人，我则来了美国。
不久前，美国有个名人说，不论川普的好坏，都是美国人应得到的。我记得《第三帝国的兴亡》也是这样说希特勒。当然，我不是把两个人看成一样，而是说，有什么样的民众就有什么样的领袖。我看到网上一些评论就越来越相信不错了，也许共产党就是中国人的命中注定，中国人就应该得到这个（当然也包括我这个胆小鬼）。我倒没有什么绝望，我人在美国，回不去也不想回去了，中国怎么样与我关系不大（以后中美将越来越远），将来死了就更无所谓了。
记得年轻的时候读康德，完全不懂，觉得有些莫名其妙，不是说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而是不知道为什么他要说那些。一个大哲学家，挺聪明的一个人，为什么说那些完全脱离实际的海市蜃楼般的伦理学。后来读了罗素，他对康德哲学的评价是：虽然世人对康德的伦理学缺乏重视，但对康德自己来说，他的所有工作都是为了给自己的伦理学寻找基础。
康德曾经感叹“再沒有任何事情會比人的行為要服從他人的意志更可怕了。” 从这句话就可以知道，他的伦理学今天不会有人认真对待。就像今天的香港人，他们的命运是英国政府和中国政府决定的，他们的行为必须服从大国的意志，没有人会在意他们的想法，我从心底同情。我敢肯定有人会跳出来骂人，但在我看来，这些人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意志，所以就谈不上服从他人，真是一些永远不会害怕的幸福之人，而我则看到了香港人深深地恐惧（我这里的香港人是指那些上街抗议者，我以为他们是大多数）。
从这样来看康德就比较好懂一些了，他太清楚人性的险恶，因此就找啊找，绕啊绕，直到弄出来所谓“定言式令”。如果略过宗教因素，他实际上是要：“即把每一個人當作本身即是目的來對待。” 这就是从人的最根本理性出发的“定言式令”，它不是国家，领土，更不是什么政党，主义，每一人才是真正的目的。
注意这里的每一个人，不是大多数，也不是所谓的人民。在历史上，所有的独裁者，暴君都是拿大多数，人民这一类的东西作为挡箭牌来维持自己的统治的，希特勒就是典型，而且他是完全相信自己就代表着德国人民。当一个政权明目张胆压迫少数人时，从逻辑上说，就是在压迫所有的人，因为任何人，当然也包括你，是随时可能被划到少数人里面去的。真正的民主绝不是多数人说了算，而是少数人也应该有自己的权利，后来很多人领悟到了这一点，却不知那个天真的老先生早就说过了。
我有时不知道他是在说服世人还是安慰自己，看看今天的世界，有哪个政治家在作决定时会考虑到所谓的“定言式令”，他们恐怕根本不知道那是一个什么东东。康德是那么聪明的一个人，所以只能是安慰自己。但是，但是，他从来都被认为是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他的才智也不能说完全被虚掷，只不过他的想法与后人并不一样，而这正是所有伟大哲学家的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