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国内的医学学术期刊《中华流行病学杂志》，预出版了一篇来自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应急响应机制流行病学组”的论文。
这篇对于截至到2020年2月11日总共7万多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含4.4万余个确诊病例，1.6万余个疑似病例，1万多临床诊断病例和889无症状感染者）的分析论文，信息量巨大。这篇论文最大的一个亮点，是通过对72314名病例中的44672个确诊病例进行发病日期回溯性，将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爆发，分为了5个不同的时段，分别为
2019年12月31日之前
2020年1月1日至10日
1月11日至20日
1月21日至31日
以及2月1日至11日。
结果显示，在2019年12月31日之前，武汉和湖北就可能已经出现了104名新型冠状病毒的感染者，并在之后的10天里增加了653人（其中88.5%在湖北省内），然后再在2020年1月11日到20日之间又暴增5417（77.6%在湖北省内），并在1月的最后10天里彻底爆发，新出现了26468人发病（湖北占74.7%），但随着防控手段的升级，在2月的前11天里新增人数放缓到了12030人。
以下是我个人对论文的解读。12月底和一月初是关键期！12月31日之前，武汉和湖北就可能已经出现的病人数量是104名，这时候采取断然措施，是完全可防可控的！这个时间恰恰就是李文亮医生和其他八位医务工作者“吹哨”的时间！我们应该都还记得，李文亮被训诫并且写下我明白我知道的日期就是1月1日。英雄不是没有提醒众人，但是政府的精力集中在了消音吹哨人而不是扑灭致命病毒！
作为对比，遥远的香港，1月4日，港方通报7例疑似病例，并公布应变计划、启动“严重”应变级别。
1月6日，泰国疾控部门也在四个机场加装红外线热扫描仪，加强对入境旅客的检查措施。
武汉和中国是如何应对的？在香港启动“严重”应变级别的同一天（1月4日），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所长徐建国，明确地发表了对香港不以为然的态度：他对大公报表示，当前并无证据表明香港病例与武汉的直接联系。“不能因为去过武汉就说是被传染的。”他还表示，从目前看，未发现明显的人传人证据，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且没有发生死亡案例，说明病毒威胁水平有限。同时强调，中国的传染病控制有多年的积累，绝不会出现因为春运发生大扩散的可能性。
最好的时机已经错过！但是到1月10日被感染者还只有653名。这时候已有医务人员被感染，常识就能判断存在人传人。这时候采取措施，还是有可能减少损失，不至于超过上次非典。但机会再次错过！专家组仍然说可防可控，不能确定人传人，武汉在开两会，为营造和谐气氛，这段时间公布的疫情人数居然没有增加。至此，机会已经丧失，魔鬼从潘多拉的盒子里放出，开始肆虐。从2020年1月11日到20日之间又暴增5417例感染者，1月20日宣布确认人传人，已经为时已晚，虽然在1月23日宣布武汉封城这样的极端举措，1月的最后10天里病毒仍然彻底爆发，新出现了26468人发病（湖北占74.7%），灾难已经降临。随着防控手段的升级，在2月的前11天里新增人数放缓到了12030人。
所以，说可防可控，是在1月1日，也就是李文亮的被训诫日。1月10日，还有可能。到一月20日，一切都已经太晚，大祸临头，无可挽回！
据中国国家卫健委2月19日发布的最新统计，截止2月18日子夜24点，中国内地全境新冠病毒累计死亡病例2004例，累计确诊病例74185例，现有疑似病例5248例。
对这篇论文的另外一个解读是，零号病人是可以找到的，因为1月1日只有104名病人和疑似患者，查出谁是零号，病毒源头在哪里，并非难事。但迄今为止，官方并无这方面进展的报道。有新闻说，国际医学权威期刊《柳叶刀》上月发表论文指出，首名确诊者另有其人，其发病时间是12月1日，是一名70多岁患病在家的脑梗塞患者，无去过华南海鲜市场。该报告令人质疑病毒的源头。
“金银潭医院重症监护房（ICU）主任吴文娟周一（2月17日）接受外媒采访时表示，该名患者送院前长期患病在家，无去过华南海鲜市场，发病后被送院，病情恶化后于12月29日转入金银潭医院，“他住在离海鲜市场4、5个巴士站的地方，基本上不出门”。我们并没有这位病人的其他信息，诸如工作单位，与谁有过接触，等等。
所以，虽然零号病人的搜索范围很小，但迄今仍然是个谜。
Referen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