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当我看到作为湖北新冠病毒的起源地，居然中医药的使用率30%，连全国平均值86%的一半都没有，不由感慨万分。有非典的经验在先，中医介入可以极大地降低这类传染病的死亡率的先例在，湖北居然把中西医之争放在人命前面的做法的确有点令人震惊。不由得有了君子不器的感慨。
君子不器的原文是“故君子之思不器，君子之行不器，君子之量不器。”，是孔子在《论语·为政》里面说的。这四个字我个人的理解是人的思想不应该像器皿中的水一样被禁锢，唯有开放的思维才能让人受益更多。传染病面前不应该有中西医之分。
看不起西医的人，那是因为学习不够，认识还停留在人云亦云的阶段；看不起中医的人，是不知道中医的治疗手段是如何工作的，也是缺乏了解和学习。唯有都认真学习过的人，或者在中国医院第一线工作多年的人才知道他们各自的伟大之处。
今天来说说为什么中医的治疗可以在这种人类未知的重大传染病面前起到巨大的作用。
唯一的原因是中医的各种治疗方法基本上都不是直接治疗疾病，而是帮助人的免疫系统对抗病毒、细菌这些外来入侵物。除了烈性传染病沾到就死的那种以外，大部分传染病属于自限性疾病，也就是说这些病在人体没有并发症的前提之下，病程一结束病自己就好了。换句话来说就是人体的免疫系统只要足够强大，那么病在一段时间后就会自己好。
这里插一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郝万山教授讲的京城四大名医治疗肠伤寒的故事，大家可以体会到以前的中医大家是如何对抗传染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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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三四十年代，北京肠伤寒发病率较高。这是由伤寒杆菌或者副伤寒杆菌感染以后导致的一种疾病，发病后典型的病程是：第一个星期体温就像爬台阶一样，热度一天比一天高，这叫阶梯热。在这个阶段，也有怕冷，身上酸疼或者沉重，很类似于感冒，常常被自己忽略。第一个星期末体温上升到39℃～40℃，甚至40℃以上。第二个星期、第三个星期持续处于高热的状态，39℃～40℃甚至更高，昼夜温差不超过1℃，这叫稽留热。有的病人第三周结束的时候，可能突然出现肠穿孔、肠出血，进一步导致失血性休克而死亡，那个时候肠伤寒的死亡率是很高的。有的病人第三周结束的时候，突然汗出热退，脉静身凉，病好了。由于在当时治疗这个病的特效药物氯霉素还没有发明，所以病情重，死亡率高，因此得了这个病的，无论是病人还是家属，都很紧张担心。当时有一位中医大夫，治疗发热性疾病在北京很有名气，病人来找这个医生看病时，医生摸摸脉，问问病史，看看病情，就告诉病人说：“你一天吃一副药，每天要卧床休息，只许吃煮得稀烂的粥，不许吃任何含纤维素的东西，鸡、鸭、鱼、肉、蛋一律绝对禁忌，可配用一点点、剁成碎碎细细的咸菜末。只要按照我这个方法去做，到某某日你就好了。”当时的人们都很惊：“这是一个容易死人的病，大夫这样胸有成竹地预测某某日病好，太厉害了吧？”家属和病人，就盼着这天的到来。结果到了这一天，或者差一两天，病人纷纷好了。在这个医生的
手下，肠伤寒基本没有死亡病例。我们今天看看当年这位医生留下的病例，所用的药物，药味少，剂量轻，疏通气机，芳香化浊，被后来的人称为“平正轻灵，四两拨千斤”，但总觉得这些药物对抗不了伤寒杆菌和副伤寒杆菌。可是他为什么能够预测肠伤寒的病愈时间，又把一个个病人治好了呢？就是因为他把握了这个病病程的七日节律，所用的一切
方法，包括用药、严格卧床休息和饮食禁忌，都是保护正气的，保护人体的自我调节机能和抗病能力的，防止发生严重的并发症和合并症的，等到自然病程结束了，疾病就自愈了。这个医生是谁？就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被誉为京城四大名医之一的汪逢春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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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以前的非典还是这次的新冠病毒，它们都是自限性疾病。中医治疗的办法非常简单，就是防止并发症的发生。肺部感染的去脓去痰，同时防止肠道温度过高，发热的去热，用中药的处方来让整个人体的各大系统处于正常的工作状态，这样并发症当然就不会发生，等到自然病程7天-14天结束了，基本上也就好了。现在回想一下2003年非典时期，广州是疫情中心，钟南山院士携手中医泰斗邓铁涛教授一起对抗非典，邓教授手下的病人无一例死亡。当他们的治疗经验推广后，非典的死亡率急剧下降，很短时间内就不再有病人死于非典。
而事实上医院在接治未知病毒感染的传染病的时候，因为没有特效药，所以主要工作也是在防止并发症的发生，和中医的治疗方法是不谋而合。但是西医的优势在同期可以马上展开对疫苗的研制工作，几个月后疫苗研制成功，传染病很快就消散于无形了。
中医的优势在于对脏腑之间关系和疾病传变的了解，例如治疗肝病的时候都会先强脾胃，因为每个中医人都知道“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的道理。所以在治疗未知疾病防止并发症的发生有这天然的优势和极高的效率。西医的优势在于疫苗的制备和特效药的研究上，也是因为前辈们无数年的努力，人类最终可以免受天花这类烈性传染病的荼毒。
在传染病面前，唯君子不器方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