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猎取中国人的基因样本?
新华社中国特稿社原副社长熊蕾《哈佛大学在安徽猎取基因事件再回顾》和《中国基因：争夺仍未有穷期》。这两篇文章是熊蕾和她的同事在2001年调查“美国哈佛大学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中国安徽猎取基因的事件”的基本情况，以及与之有关的一些后续事件。
哈佛大学等西方“科研”机构打着“健康调查”的旗号猎取中国人基因样本的行径，走资派伙同哈美的砖家叫兽瘟神们为了利益不择手段与那些西方机构蜜切“合作”的某部委、安徽某医科大学和某县卫生部门，以及对调查此事敷衍了事的某主管“办公室”，因为，它们只是改革开放以来高举黑白猫摸石头争先富并“走向世界”思维和政治环境中的一部分先富者。有些特色官员和特色精英学者为了积极帮助外国人获得“批文”、从自己家乡父老身上猎取基因样本的“项目负责人”，须知，他是改革开放后特色社会环境中的产物，而建设新中国的如钱学森、黄旭华等一大批爱国科学家的铮铮铁骨是与他们所处的时代是合拍的。
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想“和平发展”? 走资派特色党总自我地认为“与国际接轨”了，救美国就是救中国了 , 和美国夫妻关系了 , 签了卖国贸易协议了 , 把“经济产值”的GDP数据上升了就等同于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民族安全了, 就可以一路一带世界就成了共同体了。就"历害国"了? 做梦吧!
熊蕾的文章中提供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因为熊蕾等人对猎取基因的“合作项目”提出质疑并进行调查，那位徐姓“项目负责人”曾向有关部门领导告状，指控她们“反全球化”、“干扰了国际合作”——这种话语十分耳熟，与“反改革”、“反市场化”之类的政治“罪名”类似，都属于将“手段”置换为“目的”，并进而将其“政治法条”化。现在，这种思想观念和“政治法条”，应该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下，置于“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称杆”上“称一称”。令人敬佩的是，熊蕾和她的同事，某部委工作人员童增同志，以及许多其它有责任心的中国人，二十多年来一直在不避个人祸福地、默默无闻地与猎取和“输送”基因的行为战斗，体现了“位卑未敢忘忧国”的优秀中华精神。
2019年7月1日，备受关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正式施行，其中明确规定：“将人类遗传资源信息对外提供或者开放使用的，应当备案并提交信息备份，可能影响我国公众健康、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通过安全审查。”这为制止猎取和“输送”基因行为提供了法律保障。亡羊补牢，应未为迟。
2018年10月底，许多媒体报道了“科技部官方网站公布一批行政处罚决定书”的消息，内容是：科技部宣布“因违反人类遗传资源管理规定，对阿斯利康、药明康德、华山医院、华大基因等6家公司进行处罚”。据“中青在线记者梳理发现”，“最近开出的一张罚单日期显示为2018年7月31日，最远的可追溯至2015年9月7日。6张罚单涉及违规转运接收已获批项目的剩余样本、违规开展国际科研合作、甚至将人血清作为犬血浆违规出境。”这警示有关部门加大法规执行检查力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当然, 这就可能引来有些国家和团体对中国政府的攻击之因。突然之间似乎攻击习近平的个人团体和国家多了。
当下，十七年前的“非典”记忆犹新，“新冠”又正在肆虐。这个时候发表熊蕾同志的回顾文章十分必要、及时。读了熊蕾同志的两篇文章，希望中国政府部门结合相关案例，加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的宣传，并可以运用影视剧的形式向广大人民群众普及有关基因科技的常识。当年，被分派参加“哈佛大学健康调查”的某部委工作人员童增，运用相关知识敏锐地发现了那次“健康调查”的猎取基因的目的，并及时“一方面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一方面通过媒体，呼吁警惕中国基因资源的流失，结果，已经采到的4000份血样被中国政府主管部门下令封存，不许出境”。（见熊蕾文章《哈佛大学在安徽猎取基因事件再回顾》）如果各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科研机构人员、相关商业公司职员、乃至广大人民群众（其中就包括许多将被作为采集基因样本对象的“受调查人员”和某些病患），都了解基本的相关知识和法律法规，相信一定能组成坚固的制止非法“人类遗传资源信息对外提供或者开放使用”行径的铜墙铁壁。
那些有关某些大国搞“基因武器”和“基因战”的讨论，都确实是“毫无根据”的“阴谋论”，希望主要在中国发生的这次“新冠”和上次“非典”，确实是“吃野味引起的”，与熊蕾同志回顾的事件毫无联系。同时这次染病的人群中哪个族群人数最多? 目前在中国有那么多外国人有多少外国人染病了? 问问那些味了良心的中国走资派和砖家叫兽们!
熊蕾：哈佛大学在安徽猎取基因事件再回顾 (一)
熊蕾 · 2020-02-16 ·
哈佛大学拿走我们多少基因样本，特别是哮喘病基因的样本，我们难道不该追究：它们最后到了哪里？做什么用了？美国的有关研究机构对安徽那些提供了血样的农民，对我们，难道不应该有所交代吗？
继2003年非典之后，又一波新冠状病毒汹汹而来，再次肆虐中华大地。
虽然很多专家说这两波病毒没有直接关系(尽管都被追踪到一种蝙蝠身上)，但是我这个外行却也能看出，这两种病毒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们都针对我们的肺，针对我们的呼吸系统，让我们窒息。
这让我想起美国哈佛大学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我国安徽猎取基因的事件。
早在1996年7月，美国《科学》杂志的新闻栏目就率先报道说，哈佛的群体遗传研究计划在中国的血样采集将“达到”2亿人。
我在2001年1月就哈佛项目引起的违背生命伦理的原则进行了调查。我们当时了解到：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网站上列出的2000年财政年度资助哈佛大学在中国安徽涉及基因的采集的项目共有9个，包括高血压、骨质疏松症、尼古丁成瘾等，而有关哮喘病和气管及肺功能的基因项目就有两个。这9个项目，全部是在中国采集样本，采样现场基本是在安徽省的安庆地区。
然而，截止到2001年1月，中国国家人类遗传资源管理办公室批准的哈佛大学在中国进行的基因研究项目一共只有3项，涉及高血压、尼古丁成瘾和冠心病及骨质疏松症方面的生态遗传学研究。没有哮喘和呼吸道方面的基因项目。
而2002年3月，美国政府公布的哈佛大学在安徽总共进行的基因研究项目共有15个，包括哮喘病、高血压、肥胖症、糖尿病、骨殖疏松等。有多少血样到了美国，至今还是未知数。仅哮喘病一项，项目负责人、当时在哈佛公共卫生学院担任副教授的徐希平本人承认拿到美国的基因样本就有16000多份。
其实当时欧洲和美国有不少研究机构都在中国进行收集基因样本，并不止哈佛大学一家，也不止是在安徽。其中，1998年3月，欧洲和美国一些研究机构就曾经和中国某部委合作，想在中国各地收集老人的基因样本，试图了解长寿的秘密。这个项目遭到了当时中方一位工作人员童增的质疑。童增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了这个名为中国长寿老人健康调查的培训。其间，一个欧洲专家指导他们如何采集老人的血样，教他们把那些年龄在80岁以上的老人的手，先在热水中浸泡，再搓热，以促进血液循环，然后用针管从老人手指取血。第一滴血不能用，要求从第二滴血开始，从每位老人手指上取的血，要能充满直径为12毫米，或一枚一分硬币大小的5个圆圈。这个项目由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出资、美国杜克大学和欧洲一些研究机构参与，中国老龄委等协助。这种取血办法引起了童增的怀疑。起初他担心这样采血，对高龄老人的健康和安全不利。后来他发现，培训的中文资料和说明，都似乎有意识地回避英文资料中的基因字样。他认为，“这是在猎取中国的基因资源!”因此童增一方面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一方面通过媒体，呼吁警惕中国基因资源的流失。结果，已经采到的4000份血样被中国政府主管部门下令封存，不许出境，但童增也因为得罪了顶头上司，受到严厉处分，并被辞退。
当时来中国采集基因样本的国际项目，没有一个公开说是采集基因样本，大都是打着健康调查的旗号，却都要采集血样。在童增公开质疑长寿老人健康调查前后，就有一些专家也公开提出质疑，媒体上发出了不少警惕中国遗传资源流失的报道。然而很快，这种质疑的声音在媒体上就看不到了。不过，我们国家很快出台了《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暂行办法》，这是我们国家第一次专门为管理人类遗传资源制定的一个文件由国务院办公厅1998年6月10日颁布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