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了在慕尼黑的生活
陈应华走后，我这才坐在房间里，仔细打量着周围。
这是一间大约二十五平米的房间。一个角落里放着一张单人床，另一个角落里有一个水池和一个煤气炉。另外一面有个衣柜，房间中间摆了一张桌子。这就是全部家具。墙上打了两个支架，分别用来放做饭用的佐料和当书架用。布置得相当简单，看来得在房间里做饭了。房间里没有冰箱，楼下有个厨房，里面有个冰箱，看来是大家共用的。房间里也没有厕所，只是在一楼和二楼之间的楼梯转弯处有个很狭小的厕所。看来也是共用的。我觉得这里的条件比在Murnau那里要差多了！
在Pasing的“家”
我走到屋子外面。后面有个小小的院子，有两颗苹果树，上面已经结满了小苹果。屋子前面什么也没有。突然，前面车库的门开了，老太太Mimi驾驶着一辆枣红色的小汽车从里面慢慢地开了出来。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老的人开车。我真担心，像这样连站都站不稳的人还能开车？转念一想，她至少现在比我要强啊，我还不会开车呢。
周日，我开始在附近乱转，想熟悉一下环境。我发现附近就有个很大的超市，买东西还是挺方便的。这里离地铁站也很近，有S4、S5、S6、S8四趟地铁通往上班的地方，几乎一分钟就有一趟车。这里是郊区，四周比较安静，也没有那么多大房子。有很多田地和牧场，风景也不错。我安慰自己：嗯，房间不怎么样，环境还是不错的嘛！
周一一早吃完早饭，我就准备上班去了。地铁在Pasing一带还是在地面上走。由于有好几路地铁在市区走的是同一条线路，所以看起来非常忙碌。我看到居然同时有三列火车同向行驶，另外还有一列火车逆向行驶的壮观场景，确实感到非常惊讶：他们是怎么调度的？一会，列车钻到地下了。我在玛丽亚广场站下了车，牢牢记住陈应华说的：要转U6才能去慕尼黑大学站。刚进站台，一辆地铁刚刚开走，上面的指示牌写着U6。我放心了，就在这里等下一趟U6再上车吧，没错。不料，等我刚看了一下四周的广告，再把眼光投向指示牌时，上面竟然变成了U3！我吓了一跳：U6哪里去了？一会，一趟标着U3的车开过来了。然后再过了一会，指示牌又翻动成U6。我这才明白：原来这一段是几趟不同的地铁共用一条线路啊！靠不断翻动的指示牌告诉你下一趟是开哪里的车。虚惊了一场。
德国的公交基本上是不查票的，靠个人自觉买票并在打票机上打孔。但是也有流动抽查的人，一旦发现逃票，将罚款二百马克。更重要的是会在你的信用记录记上一笔，这可比罚款要严重得多。
我在大学站下了车，正当我沿着楼梯往上出站时，看到一个中年妇女正斜着眼睛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也看着她。等我走到她跟前时，她突然冷冷地对我说：“Monat ticket, bitte!（请出示月票）”我一下子明白了，原来是个查票的。我非常高兴地拿出月票来给她看。倒不是因为她查我的票而高兴，而是高兴我能听懂她说的话。
走进Ahne教授的实验室，技术员和学生们也刚刚到。由于四个月前刚到慕尼黑时相互见过面，大家都很热情地跟我打招呼。一会，Ahne教授从自己的办公室出来，高兴地拉着我的手说：“江，欢迎你来实验室开始工作。来，我先给你介绍一下同事吧。“说着指着高个子女士说：“这是我的技术员……”我点点头说：“嗯，Thomsen小姐。”Ahne教授纠正我：“应当叫她太太才对。”接着指着另外一个女士说：“这是我的一个博士……”我又点点头说：“嗯，Halder太太。”他惊讶地指着那个男士说：“那这位呢？”我笑笑：“这位是Kolmaya先生。”Kolmaya忍住笑，对Ahne教授说：“你看，他什么都知道，不用介绍了。”Ahne教授搔了搔头，奇怪地自言自语：“他是怎么知道的？”大家忍不住一齐哈哈大笑起来。
接着，Ahne教授带我到办公室领钥匙。秘书给我一把钥匙，要我在一张纸上签字。我看到上面写着：“注意保管钥匙，丢失后要罚款三千马克！”，不禁大吃一惊：“这把钥匙怎么这么贵啊？”Ahne教授给我解释：“这把钥匙能开这栋大楼的大门和所有房间的门。一旦丢失，每个人的钥匙都得更换，所以才会这么贵。”我想了想：“那要是有人丢了钥匙后不报告，而是自己再去配一把呢？”秘书很严肃地说：“在德国，私自配钥匙，不管是找人配还是自己做，都是违法的，会判刑。”我想到在国内，只要你有本事，就可以自己拿工具锉一把钥匙。不由得感叹: 这里的规矩真多啊!
中午，技术员Thosmen带着我们几个，沿着大街走了十几分钟，来到一个很大的食堂。原来这里是慕尼黑大学的一个食堂。中餐分为A, B, C三类，价格也不同。我根本就看不懂菜单，只是听技术员的建议，他们买什么，我也买什么。这里的东西比在餐馆里便宜多了，饭菜的味道也不错。我很奇怪：来这里吃饭不需要任何证明，交钱就行，为什么没有乱七八糟的人也来这里蹭这么便宜的午饭？
每天的早餐和晚餐就得自己解决啦。中国人都是节省惯了的，没有谁会想到天天上餐馆，都是自己做饭。早饭比较好解决，一杯牛奶，一个鸡蛋，几片面包，抹点黄油或果酱就解决了。晚饭则比较麻烦。其实，做饭这事对于我这个下过农村的知青来说，真是小菜一碟。问题是一个人的饭不太好做。这里的锅太大，一个人的饭就是在锅底薄薄的一层，一不小心不是夹生，就是糊了。而且做菜也很麻烦，炒一个菜吃起来很没意思，炒两个菜又吃不完，还想喝点汤呢……。总之，刚开始觉得这不是件容易的事。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我学会了做“微型”菜：半根胡萝卜，或者半条黄瓜，或者一颗小白菜，加上点肉末，都能做出一小碟菜来。这样就能一餐吃两菜一汤，倒也有滋有味。后来又试验做“混合”菜，就是把好几种菜都切碎后混合在一起炒，这样做一个菜就够了。经过反复摸索比较，我发现，其实很多菜都是可以混合在一起炒的，味道还挺不错哩。
那时候国内每周只休息一天。而这里每周有两天休息，工作日反而又少一天。所以在德国就觉得简直太舒服了。才上了几天班就要休息，而且是一连休息两天，真舒服啊！每到周末，我就到处乱窜，以熟悉慕尼黑这个城市。再没事就跑到陈应华那里去串门。他也感到很无聊，正好一起过周末。陈应华住学生宿舍，所以周围有很多中国学生。大家彼此都很友好，都很愿意互相帮助。不像后来，出国的人多了，有些人就专门在国外骗中国人。在慕尼黑大约有四百多留学生，在当时算是很多的了。这里有学生会，还有宣传委员、组织委员等，和大使馆也有比较密切的联系。学生会经常在一起举行活动，像中秋联欢会，春节联欢会等等。由于有不少人是带了家属来陪读的，所以甚至有时候还组织中国人旅游。在那里，我才感到不孤独，觉得还是挺热闹的。
一天，陈应华突然跟我说：“听说你们水生所又来了一个人，是个女的。也在学生宿舍里住。”我过去一看，真的，是技术室的徐颖也到慕尼黑来了。她来时给的钱较少，所以想方设法挤进了学生宿舍。徐颖看到我也非常高兴：“呵呵，有个伴了，有空休息时来玩啊！”
陈应华告诉我：“你真的运气不错啊！前两个月刚刚取消了要上交多余收入的规定，你现在每个月能有二千四百马克了。”原来大使馆以前有规定：凡是出国人员，不管是来自哪个渠道的资助，每个月给多少钱，自己都只能留下九百马克作生活费，多余的一律上交，由学生会派人按月收缴后交大使馆。那时候只有公派留学生生活费最低，每个月只有九百马克，而由外国资助的都远远高于这个数。但这事后来被外国资助部门知道后，对我国政府提出抗议。说给本人的费用是经过计算的合理数额，不应当克扣，否则他们无法和其他国家的留学人员过相同标准的生活。并警告说，如果继续这样克扣他们的生活费，将取消支持中国学生出国留学的计划。所以后来就不再收取多余的部分了。陈应华跟我开玩笑：“你每个月的收入几乎是我的三倍。”我想了想说：“是啊，不过我是访问学者，不能住学生宿舍啊。你们一个月房租不到一百马克，我可是要五百，是你们的五倍呀！再说你们学生怎么做也没有关系，我在外面可不能搞的太寒酸，否则会被他们笑话中国人的。”陈应华点点头：“是，所以才不再扣你们的钱啊。原来国内的大学校长来了都是千方百计的往学生宿舍里挤，就为了省几个钱。我们看了都觉得很没面子。现在好多了。”
一天，我和陈应华一起逛街。在等公共汽车时，我看到站牌上不仅写了这条线路的发车时间与收班时间，居然还写了一天要开多少趟，每趟到这个站的时间，精确到几点几分。我在武汉看惯了公交车可以半个小时不来一辆，也可以四、五辆车一起来的乱象，对这种描述感到简直令人不可思议。这样清清楚楚地写在布告栏里，能准时到达吗？似乎可以当钟表用啊。陈应华肯定地说：“放心，他们肯定能做到的。”并开玩笑地对我说：“老江，如果到时候车没有来，一定是你的表不准。” 我看着手表，事实证明汽车确实能准时到达。我真的是从心里佩服日耳曼人的认真态度，连公共汽车都搞得如此准确和精确！
我们走近商店，巨大的玻璃门窗一尘不染，上面画了很多细小的条纹。我不解地问陈应华：“为什么干干净净的玻璃上要画上条纹？”陈应华看看我：“过些时你就会明白了。这玻璃太干净，一不小心就会以为没有东西而撞上去。我已经撞过两次了。”我大吃一惊，这样吗？谁知不到一周，我也在走出商店时直直地撞上玻璃门，好痛啊！幸亏玻璃很厚，否则我这么大个人，一定要把玻璃撞碎了。
我们这些从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来的人，是有些不适应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