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起了“耄主席视察大江南北”的宣传画，外边金黄麦浪。小卧铺箱里胖乎乎的耄主席，咂根烟，傻乎乎地对着镜头慈祥。而我坐在软卧箱是半夜三更，没鸡叫，我也睡不着。人生太好玩了，从西安到成都坐的火车半截，身下被父老乡亲拥着。这从成都到重庆，我完全可以在小屋里练套立定拳。
人生太多突发，回到中国才明白幸福有的时候就是从天而降，“幸福不是毛毛雨”而是倾盆大雨，劈头盖脸，玩的是心跳。离重庆只有五六个小时了，按说该睡一会。还是睡不着。想起太多事。我索性坐在床沿，左手放在小桌，右手札根正经八百的大中华。做沉思状。居然不瞌睡了：真感觉人生得挣钱，也就七十八块人冥币，就立刻从草民变成了元首。用鼻子闻闻，身上还有残留的民工味道。
火车到重庆大约是黎明前的五点多。我当年在重庆上中学的同学接我。他姓王，已经是上过电视的重庆菜园坝火车站铁路警队的队长了，眼神居然不好。我先认出他。二十四年不见，我坐单间软卧到了重庆。握手，拥抱，端详。人生真好玩。真似“踏雪泥”。
到了他的办公室，他的办公桌前的小桌上，竟然摆了盘正在琢磨的围棋。我匆匆地冲了个澡出来。他见我两眼放光就问了一句：你会下围棋？我点头。他顿时高兴异常。“来来来，下一盘“？我说行。狗日的美国太忙，我已经有八年没有摸过围棋了。很快，我俩就下完了，因为他完全不是对手。我出国的时候就是业余强一段弱二段。我估计他顶多有三级。
肚子呱呱叫了。我说你先找辆车带我到嘉陵江边，我要把我爸的骨灰先安葬进江。
吃了早饭，早饭的味道很亲切。完后他带我去他家。我的妈呀，七楼。我跟在他的后头一步一步往上爬，上两层，喘一喘。他家住小两居。儿子已经出去当兵了，家里两张大床。他一米八五，大概儿子有一米九。世间不变是遗传。
他说：就在我家住吧？我说不了，你帮我找家旅馆。他说，咋个吗？到了老朋友家还要去住旅馆。像傻子话？我就不在坚持了。国情不同，在美国生活久的人怕在别人家住打搅朋友；而在国内打搅让人感到是亲热。现在，我回国是谁叫我亲热我也不亲热。好像国内也进步了，没人叫我亲热了。
我到重庆是早上六点多。下了两盘围棋，安置了我爸骨灰。吃了点东西，躺了约两个多小时，哥们从班上回来带我去吃午饭。重庆的饭很开胃。
下午朋友上班我瞎逛。晚上哥们又要和我手谈。我不谈，因为我非常不喜欢下让子棋，而不让子和臭棋下，那简直就是煎熬。还不如闲聊。他也不生气，晚上不和老婆同床，坚持要和我同床。我略有为难但想起中国有老话，客遂主便。也就从了。
重庆人都能摆（聊）得很。他给我摆了很多他在火车上抓小偷，抓逃票，抓流氓的故事。而我不知道跟他说什么。我傻冒，我读博，我一堂堂学光学的，为了美元该做原子物理。后又改和计算机对话。我人生最宝贵的年代，做的是“ION DETARCHENGT”。说出来都没人知道是什么？发表在美国《ＰＨＹＳＩＣＳＲＥＶＩＥＷ》上的文章，我自己的看不懂。
第二天晚上，我们卡拉OK，他还叫来一位我们当时同班的女同学。场子里的人唱得很嗨，很多歌我都没有听过。我有所思：上中学时我好像就没有好好看过哪个小女子，也没听过老和尚给小和尚说的话：女人是老虎。就连“暗恋“这词，也是前年我过去的工友从广东到我美国家说谁谁谁在工厂的时候暗恋我。我还问：干嘛不明追？老了真无聊，脸皮厚。
我都想不起来我最早的懵懵懂懂了，当年谈恋爱都用嘴谈，用笔谈，谈的恋爱只让人觉得是温润浪漫，到结婚才知道手忙脚乱。
“哎,你也唱锅（个）吗?”,他俩叫我。我抖了抖精神，操起麦克风（好像是平生第一次），怯生生地唱了一首电影《怒潮》里的插曲“送君送到大路上”。那是我唯一唯二的卡拉OK经历。
我后来在市中心的重庆宾馆住了两天。二十六美元一夜。当时美元还算值钱。早上吃两块糍粑块，喝一碗豆浆。抽根好烟，巴适得很。中午，自己下个小馆，点个水煮肉片，麻婆豆腐，再巴适一回。中午回宾馆睡觉。又巴适。
下午遛达溜达“解放碑（重庆最繁华的地界）”，看看街上小美女（冬天美女不养眼）。晚饭再和老同学一起吃一回，叙二茬旧。四川人重感情，虽说我们当年只在一起六个多月。
我一九七0年初刚到重庆时只会说官话（四川人把普通话叫官话），有人欺负我。我的这位姓王的警察朋友，仗义护我。虽说过去了三十四年，我们的情，依然浓。
故地重游，老友再见，互相好好看看想想彼此的年轻。人生一乐。
老朋友问我还有什么要帮忙？我说我想你帮我找个人带我找我舅。
第二天一早，他太太来到宾馆，带我去找舅。他的太太姓林，叫什么来着？在我离开重庆的第二年就去世了。
在重庆，找个地方特别费劲。转了两路车，走了一里路，找到一座破旧楼。我舅住一楼。敲门。里边问：那锅（个）?四川话的“我”，拼音没有。陕西话说“饿”。中华好方言。我说我是小心。“小心啥子？舅问；小心是你外甥。我答”。就终于听明白了。等倒。
我舅开了五六分钟的门，我进屋。里边空空如也，一张单人床，一张吃饭桌。我舅见我专门来探望他，高兴得眼泪流。他老人家两手都不知道往哪里搁，说：我给你倒杯水。找不到一个杯子。家里最值钱的东西是防盗门。
我舅是一九二一年出生的人，重庆快解放的时候娶了舅妈。说似（是）打起灯笼都着不到。解放后，我舅在医药公司的仓库公干，舅妈教小学。都说两口结婚，要考虑职业。比如你如果找个小学老师做老婆，你就得准备当好小学生；如果找个看仓库的人当老公，你就的有准备被当贼。
我从小就知道我舅的家庭生活不好，他长年住库房，年年都是先进生产者。他有一儿一女。可惜日后都不太管他。我舅妈死得早，大约文化大革命没完就死了。
我舅六十多的时候又找个伴。过了十几年不错，八十岁的时候我舅离了婚。一九八七年时我妈告诉他，“小心要到美国去了“，我舅还专门给我写了一封信并给我200块钱。鼓励我在美国好好”赌“博，奋发向上，身在国外，壮怀激烈，不忘祖国，小心要一直保持中国（小）心。
我舅退休早，退休工资只有两张耄票。所以日子过得特别艰难。我妈有时候会给她哥点钱。我当研究生的时候，一月挣一千多美元，通常，春节给妈两百美元。
我带我舅去一家重庆很好的大饭馆吃饭，还请了表姐。我点了很多菜，正常的话，我觉得够五个人吃。一开吃，我就被吓着了，我舅完全像是一年没吃饭。表姐也很厉害。我眼泪一个劲地往肚子里头流，一点不想吃。抽了几根烟。
我离开重庆是大清早。太阳还在睡觉。王队长送我走。火车轰轰隆隆往前开，我看见老朋友眼眶里的泪水，看不见自己的。我们大约知道：此中一分手，今生难再见。
我舅几年后专程到西安和妹妹一起住了大半年，他们兄妹一起忆童年，一起过了一段幸福晚年岁月。对九十多岁的人，身边有个亲人从人生开头絮叨是大幸福。后来我舅回到重庆，进了歌乐山的敬老院。他和我妈去世的岁数一样，九十五。人生不管怎么最后，都是凄凉。（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