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一个娱乐至上的时代，有这样一个人却显得格格不入，这个人的名字叫陈凯歌。2005年，伴随着电影《无极》一起诞生的还有“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这是一桩可以载入恶搞史的事件，也是陈凯歌与这个时代分野的开始。在此之前，他是唯一一位拿到戛纳金棕榈的华人导演，他拍电影，搞艺术，受人尊重；在此之后，互联网兴起，神坛被打破，名人也可以被调侃。
当年，陈凯歌痛斥恶搞视频；此后的陈凯歌却因市场与受众做出太多改变。2017年，我们爱看的是开心麻花的喜剧，漫威的超级英雄；陈凯歌拍的却是“盛世危言”的《妖猫传》，魔幻外壳与全明星阵容下的历史寓言。电影上映时，很多人说，陈凯歌依然是少年，意气风发，不失初衷。
2001年，陈凯歌也确实写过这么一本《少年凯歌》。在这本书里，他讲自己的成长经历，讲世事的变迁，他用少年的眼光看待历史，也用少年的热切关怀现实。更难得的是，陈凯歌的文笔十分出色，读来也让人觉得饶有兴致。甚至有豆瓣网友评论，“陈凯歌的文笔足以称之为散文大家”。
下文便节选自《少年凯歌》第一章。
陈凯歌年轻时旧照
一九六五年，我十三岁了。我开始在人前饶舌，又在饶舌者面前假装沉默。人到十三岁，自以为对这个世界已相当重要，而世界才刚刚准备原谅你的幼稚——原谅在过去，不是这个理由。因为你确实已经十三岁了。十三岁时发生的事情永远也忘不了。
特别留下印象的事，有两件。一件在夏天，另一件也在夏天。第一件：我在夏季的末尾考上了北京市最著名的男子中学。我跟在邮递员的自行车后面飞跑，他手上举着一只白色的信封。我穿过锯木厂的电锯声，一个公共厕所和一大丛美人蕉，在家门口的石影壁前追上了他。我一直感激他，不仅我相信正是他把运气带给了我，而且为了他把快乐带给别人时的快乐。从走进教室的第一天算起，我只在这座学校正式呆了十个月。这个，是他和我都没有想到的。
第二件事，发生在小巷转弯处的破屋门前。我走近的时候，一群孩子正挤在那儿，朝里望。里头很暗，要不就是外边太明亮，我好一阵没有看清那是个老人。虽然是夏天，他身上的棉衣也不该破碎得像一只鹅绒枕头，当然没有那样的洁白。一只麻袋中露出一些肮脏的废纸，摊在地上：一只用铁丝弯成的筢子，木柄雪亮，仰面躺着；一只同样雪亮的碗和一只生了锈的锅，郑重地放在木床板上，像是两件文物；“嗡嗡”响着的，是一只苍蝇。在我受到的教育中，一些我并不真正知道的什么，仿佛近了一点；我仿佛知道的另外一些什么，却远了一点。让人在饶舌和沉默之间左右不是。老人抬起头，眼睛晶亮晶亮，刀子似的一闪，孩子们就一哄而散。
许多年以后，我才从朋友的书中知道了，只有就要饿死的人，才有那样晶亮的眼睛。我又经过那里的时候，破屋已经拆掉了，我想，老人自然是死了。
1993年，陈凯歌电影《霸王别姬》获得戛纳金棕榈大奖
其实，无论在哪儿，这样的景象都不足为怪，现在也是。我当时很吃惊。可我没有想到我应该而且可能为那老人做点什么，是使我日后更吃惊的事。我只是一哄而散的孩子中间的一个。我只是一名看客。类似的事情我以后看过不少，许多淡忘了。不忘的是那双眼睛，晶亮地长在我的背上，晶亮地看着世界。
一九六五年对中国来说，是重要的一年。她刚刚迈出一道门坎，同时准备迈进另一道门坎，抬着脚。这中间，一片阳光。光亮有时不过是黑暗安装的一道门，推开门就又走了进去。
这一年夏天，国营市场上蕃茄的市价是人民币一分钱一斤。若是暴雨过后，价格就会变成一毛钱一堆。运走这一堆，要使四五个孩子很费些气力。花八元钱，就可以在机关或学校的食堂一个月里吃得很好；每人月平均消费三十元的是富裕的家庭；手表还不是人人都有；时髦的标志是拥有一辆上海生产的“永久一13型”自行车；使我们这些醉心体育运动的男孩子更加醉心的是一双同样由上海生产的“回力牌”白色球鞋，索价十元。我是在这一年夏天才头一次得到这样一双球鞋的，是母亲祝贺我考上四中的礼物。等到它渐渐旧了，我就用白粉把它重新涂白，因为我知道，一斤面粉市价一角八分的当时，不是每个孩子都可以得到这样一双鞋的。
1952年夏天，我出生在一个电影工作者家庭。我的父母一个是电影导演，一个先在国家电影局工作，以后改做了电影剧本的编辑。抗日战争以后，他们都曾是南京戏剧专科学校的学生，父亲又做了教师。他们曾参加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学生运动，名字列在报纸的通缉令上，不得不离开，就到华北参加了革命，中间有一些艰难。建国时，他们是广场上几十万人中间的两个。我的母亲出身于一个原来富裕的家庭，在日军进攻时破产，但仍有机会在一所美国教会学校念书。1950年她回到南京的家中，她的父母却已迁到台湾，连同她的六个兄弟姐妹。她是这个家庭留在大陆的唯一一人。其后的39年直到去世，她再也没有机会见到她的父母。在她同父母告别时，21岁，天然地向往一个新社会。母亲这样的故事，在中国千千万万，我就是这样的母亲生下的千千万万孩子中的一个。
据说，我生下来就惯用哭声表达一切。彻夜啼哭常常使母亲无法安睡，是她日后的病因之一。所以长成以后我痛恨一切哭啼不休的电影，算是一点自我反省和否定。那一年，是龙年。
我出生前不久，北京召开“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大会”，会标就是毕加索的鸽子。于是父母就给了我名字叫作“皑鸽”，“皑”就是洁白。他们期待的本来是个女儿，并且准备好了“皑燕”的名字——各从他们的名中取出一字。父亲的名字是“襟怀洁白”的意思，母亲是燕，而且飞驰。“皑燕”这个名字后来给了我的妹妹。我成人以后，却突然听到父亲唤了母亲原来的名字，母亲应了，却两个都无话。那时他们都有些老了。我13岁时，已经长到1.8米，觉得自己同一只白色的鸽子之间已甚少共同之处，就改掉了这个名字，用了现在的名字在中学注册。我改名，父母没说什么。母亲去世以后，我在美国接到朋友来信，提到，在她弥留之际，喃喃自语：鸽子飞走了，鸽子飞走了……我这才明白，世上总有些什么，是不变的。这一年，也是龙年（1988），我不在她身边。
陈凯歌电影《无极》剧照
我爱北京，不光为了它是我的出生地。在我儿时，北京没有那么多人，没有那么多车辆。更容易看到的是四个轮的小车，竹做的，里头坐着咿咿呀呀的娃娃，后头推车的是一样咿咿呀呀的老太太。临街的学校书声朗朗，忽而又安静了。老人们坐在中药铺前台阶上晒太阳，手里捏着两个核桃，转着，虚着眼望着天上飞远了的鸽群，哨音像是云的回声，淡淡的。热闹的地方是庙会。我还记得怎样欠着屁股坐在拉“洋片”的老式镜箱前，盯着一张张画面闪过，不敢眨眼，画面有山水、人物、神话中的故事。拉“洋片”的人一边摇着镜箱上的手柄，一边“嘭嘭”地敲着一面小鼓，被敲乱了心的孩子就交出最后一分钱——更不用说庙会中的玩意儿和吃食了。
春天，挑着大箩卖小油鸡的汉子走进胡同，不用吆喝就围了一群孩子，托起一只在手上，指指才吐绿的柳枝说：嚯，赛柳絮。孩子们毛茸茸地托着，回家放在鞋盒子里，撒上小米，坐着看，夜深了都不忍睡去。卖小金鱼的担子上，一头是木桶，一头是玻璃缸，圆的，要哪条就捞哪条，注进净水，还有一缕碧绿的水草。槐花落尽的时候，卖花的老汉用丝线把晚香玉一串地穿了，挂在好动的小姑娘颈上，一跑，小胡同里就香气弥漫了。夜里，甚至冬天，也能听见卖小吃的吆喝声，推开古旧的院门，看见一盏风灯和一个身影，热气虚虚地晕了灯火，身影悠悠地唱着，悠悠地远了，夜就踏实下来。我躺在床上，闭着眼听，觉出被子的暖和安全。
那时北京，仿佛护城河里故宫角楼的倒影，梦一样安详着，小风吹过，晃动了，却不破碎。它的古松和早梅，庭院和街道，都显出古老和平，而且骄傲。
我家住在离幼儿园不远的一条胡同里。院子很大，除了门楼、影壁，还有拴马环。前清的时候，这是一座王府，后来残破了。我家住在西跨院，有围墙、走廊，两棵大槐树和一道垂花门。因为住在东厢房，夏天黄昏就很热。
我和妹妹就在走廊前的空地上种些瓜豆和淡紫的牵牛，夕照时满屋都是花影。逢到夜间，就会是：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这样的功课一直持续到我可以几百行地背诵排律。母亲只要我体会，很少作意义之类的讲解，所以至今不忘。这些图画了的诗歌不能不对我日后的电影有了影响。
像许多人一样，留给我童年最深印象的，是我们的保姆，我们叫她奶奶的。奶奶姓沈，满族人。脸和人中都有些长，很像御像上的皇帝——他们的祖先。她有过一次婚姻，不好，就离开男人单过，天足，不识字。问到她为什么没缠足，她说：“裹了。后来又放了。我闹他们。”因为不曾生育过，又终日劳作，她有一个光亮的前额和一副爱吃铁蚕豆的牙齿，70岁的时候仍然行走如风。只要天不是最冷，她必定脱了老式的内衣，早晚用冷水洗她年轻时也不会太好看的奶子。奶奶曾是贵族，她出生之前，家里曾管过御制宫花的买卖。想想清末宫廷中有多少戴花的女人，就知道这是一件大事业。可奶奶却不懂什么是“满汉全席”，衣服都是布衫，当然更没有花插在头上。
陈凯歌电影《妖猫传》剧照
宣统皇帝退位的时候（1911年），她才11岁，在这个世纪的其余时间里，她都靠自己的一双手活着。能看出她是满人，只有在她梳头的时候。早上她先在走廊上用冷水把头发抿了，又用一把牙刷沾了有桂花味的头油，亮亮地刷在头发上，又用篦子细细蓖过，在脑后挽成一个髻。之后就满意地沏一杯茶，喝的时候声音很大。
我和妹妹常问：“奶奶，您小时候北京什么样？”“什么样？烧饼一个大子（铜钱）一个，豆浆比现在好喝，过皇上的时候胡同口得围上蓝布，一个冬天街上净是倒伏——饿死的、冻死的。”“还有呢？”“还有？没有了。”
这时，她的眼神便茫然起来，有时就这样茫然很久，呆呆地坐着，嘴边会突然露出一个笑，又急急地收住了。想什么呢？她没说。可云影一样的眼神，却把她亲历过的繁华一下子照亮了，一下子又黯淡下去。
奶奶是那种一生仅得温饱却体面而自尊的北京人。她精明不失善良，爱面子也给人面子，因为不再是贵族反而靠了双手得了贵族气派的劳动者。她衣服永远干净，头发一丝不乱；耳聋，却能听到别人的痛苦；从不惹事也决不怕事。每次我犯了错，她总是说：凯歌，我告诉你妈去！——可她其实从不这样做。如果别的孩子欺负了妹妹，她一定拉了妹妹的手找上门去。而别人道了歉之后，她又哈哈地笑着，把两个孩子的手合在一起说：来，拉拉手，拉拉手！她常说：人不兴欺负人。也不兴叫人欺负。让人欺负惯了，你日后就成了坏人了——中国的传统，受压迫者，以为有正义在手，便只知有报复，不知有宽宥，“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结果压迫本身代代不绝，只是对象换了。奶奶目不识丁，乃能以这样透彻的道理示于后代，可见她目光之锐，见识之高。
一件发生在饥荒年代的事却是我没想到的。1961年的一个冬日，奶奶把按定量做成的面条端给我和妹妹之后，母亲把我们叫到卧室，关上了门。她在厨房里低低地说了几句什么，就听见奶奶的声音：“我错了！我错了！您原谅我！”未久母亲走回来，一脸的怒气。我和妹妹被着实地吓住了。以后才知道，奶奶把我们定量中的一部分放进了自己碗中。母亲的心情是容易理解的：爱子，又是米贵如金的年代，她是宁愿自己不吃，也要让我们吃饱的，自然不能容忍奶奶的行为。奶奶是一看到母亲的脸色就跪下了，之后就是“我错了”的呼声。刺痛我的，并不是奶奶吃了我的食物，却是她有些凄厉的喊声。我宁愿永远不知道这件事。过后，再没有人提到这件事，奶奶依旧在我家，仍然梳头，仍然喝茶，仍然有时茫然着。
我一直不解，以奶奶的体面、自尊，竟将事情做到钟爱的孩子们身上，必然的理由是：她饿。可那一点点食物果然能减轻她生理上的不适吗？当然不能。唯一的解释只能是：饥饿使她恐惧。恐惧比爱更有力量。
出门向南穿过小巷，离我家不远的地方就是护国寺。说是寺，有寺之名，无寺之实，所以我很久都以为护国寺不过是过去流传下来的地名。后来走得多了才突然明白，这个今天居住着上千人口、五方杂处的大院落其实就是原来的寺。
寺的东西围墙仍然完好，只是斑剥了，很高，约有半华里长。庙的两座后门面北，之间的距离约20米。单是这两个长度已经可以看出当年庙宇的规模。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两座后门打开，庙内成了行走之地，僧舍内也住了人，时间久了，寺庙就变了样子。南面护国寺街上，山门已不存，代替是几座店铺，其中一个是花店，冬日也有半街余香。
我常走的是庙后的西门。要抬起头来才会看到伸出的门檐上，有几乎被风尘湮灭的绿色琉璃瓦，夕照时在隔年衰草后面闪闪地亮。后门与殿堂相连，实际是个过厅；里面比外边明显的低，可见当年香客踩踏之繁。门内有低低的石阶，甚宽。细细一想，应该是泥塑金妆的天王站立的地方，如今却空着。
盛夏，须发皆白的老者在石阶上对坐下棋，老太太们路过歇脚。黄昏时突然走入，会看到台阶上留在夕阳里的糕饼点心，嘴馋的孩子也决不敢碰的。有人说，这是老人们留给庙里的“灵物”黄鼠狼的，因为庙已残破，香火不再，恐怕它无处觅食。也有人说，是“黄大仙”本身因循旧例，偷来的食物救济孤苦的。两者都是美丽的故事，而庙确实残破了。
陈凯歌
当年香客如云的焚香散花之路已经崎岖不平，遇雨便满地泥泞。廊下僧房中住满了笑闹喧腾的俗众，门窗依旧，没有了往日的肃穆。小作坊的机器声代替了晨钟暮鼓；而应是“大雄宝殿”的所在，变成了一座电影院。门外两座石龟，驮着巨大的石碑，翘首问天，碑上盛记功德的碑文已经苍黑，湮然不可复识了。唯一留下的真迹，是西北角的“地藏殿”，殿宇宛然，偶像俱在。殿前有一榆树，因接近道路，有人经过便摸一把，摸得久了，树腰竟成了一片光滑的白色。树后遍种蓖麻，叶子肥大深绿，苍翠时阳光也照不透。
出于好奇，我们常常抓住门上的铜锁，站在露出的门坎上窥探。殿内昏暗潮湿，霉味扑鼻，地藏王菩萨满身灰尘，慧目低垂。神案上除了牌位、香炉之外，还有一大堆凝了的红色烛泪，触目惊心。后来，殿门打开，阳光涌入，地藏王菩萨被推下莲花宝座，在尘埃中摔得粉碎。
在这个绝不完美的世界上，宗教是个去处。它使做了好事的人有地方去欣喜，做了坏事的人有地方去忏悔；失望的得了希望，绝望的至少得了安慰，信仰是文明的开始。相信，需要天真和勇气——重要的是相信本身，倒不是相信的一定要是什么。只要人尚能相信，这世界就还有救。杀死了天真和勇气，剩下的就是一群暴民了。信仰实在是人性的围墙。
1965年，庙会已经被禁止，接着，民间丧葬嫁娶仪式也被禁止。接着，北京南城享有百年盛名，在中国人欢度新年时几乎无人不去的文化集市——厂甸街，宣告关闭。接着，就轮到了北京城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