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渊：也说“武汉病毒”
2019年11月底，一种类似于SARS的肺炎病例开始在中国武汉被发现，到12月底时，病例不断增多，而且其中的不少病例都将源头指 向了武汉的华南海鲜市场。面对这样的怪异病例，曾经过2003年SARS的医务工作者们记忆犹新，有人开始密切关注并及时向上级部门上报，但并没有引起重 视和进一步跟进研究，而被搁置无人问津。随着病例的增多，医务工作者们忧心忡忡，担心会重蹈2003年SARS的覆辙，于是有在一线的医生将此情在同行的 微信朋友圈中交流，并被八个医务工作者扩散到社会上。不料他们小范围内的私下交流，也被无孔不入、监控无死角的网警及时破获，维稳第一的中共当局，遂以训 诫和签署悔过的司法惩戒，办了这八个“造谣者”，并在央视和全国所有媒体上大张旗鼓地曝光。至此，一场本可及时破灭的重大疫情就被拖成了灾难，祸害了全中 国，并迅速冲出国门，正在祸害全世界。
在疫情爆发失控的初期，无论中共的头面人物、各级官员、媒体，还是科研医务人员，还是草民们的社交平台上，为了方便易懂、其实也顺口，均以“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简称“武汉病毒”称谓，无人觉得有何不妥。
随后WHO依照惯例，将此“武汉病毒”命名为COVID-19，而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n Taxonomy of Viruses）则按学术习惯命其名为SARS-CoV-2。按世卫组织的说法“我们必须找到一个名字是不特定指向某一个地理位置，任何一种动物、任何人 类个体或群体，而且还要在发音上容易叫，并且要与这种疾病有联系的名字”。
虽如此，但这些命名毕竟具有学术性和专业性，也就是说并不通俗，而且有些拗口，不但单调而且难记。对普通民众，甚至一些政府官员和非专业组织人士来 说，不如用“武汉病毒”来的直接和顺口，也更容易被普通民众理解和接受。因而时有人依旧使用“武汉病毒”这个称谓，其实其中并没有任何“污名化”的目的， 只不过方便和通俗易懂而已。
实际上，在2015年之前，许多有名的疾病名称都被冠于其被发现的地域名。例如1935年在中国黑龙江省克山发现的“克山病”，其典型特征是急性和 慢性心功能不全，心脏扩大，心律失常以及脑、肺和肾等脏器的栓塞。又如1956年在日本熊本县水俣因汞中毒而导致的病症被命名为“水俣病”。1975年在 美国康乃狄克（Connecticut）州老莱姆镇（Lyme）发现的以蜱虫为媒介的螺旋体感染性疾病，被命名为“莱姆病”。这些地域并没有因此命名而被 “污名化”，反而更有历史感，顾名思义，不禁使人们记起当地曾经轰动世界医疗卫生界的轶事、印记，也有益于后人从中汲取有益的历史教训。莱姆是康州名不见 经传的乡下小镇，当地虽文艺风气盛行，出过不少著名作家、画家、百万富翁和政治家，但此前却籍籍无名，无人知晓。直到借着“莱姆病”的“名气“，这才在美 国家喻户晓，后来当地的旅游部门，正是凭借此名气大振，才生意兴隆的。
不仅如此，数以百计的疾病还以发现人来命名。众所周知，最有名的如1906年被发现、导致记忆、思维和行动出现问题、俗称为老年痴呆症的疾病，就是 以该病的发现者德国精神病学家阿兹海默（Alzheimer）来命名的。又如，多发于老年人、其特征是震颤、语言和运动僵硬缓慢以及肢体失去平衡等的“帕 金森综合症”是以英国内科医生帕金森（James Parkinson）的名字来命名的。这些命名不仅没有“污名化”发现者，还使他们流芳百世，被后人铭记。
更有甚者，许多病毒也都直接以其发现地命名，如德国麻疹（German Measles）、西班牙流感（Spanish Flu）、埃博拉病毒（Ebola Virus）、西尼罗河病毒（West Nile Virus）、亨德拉病毒（Hendra Virus）、马尔堡病毒（Marburg Virus）落基山斑疹热（Rocky Mountin，Spotted Fever）、圣路易斯脑炎（St Louis Encephalitis）等。“武汉病毒”这个名称，不过是约定俗成，依旧例行事而已。
随着武汉和中国国内疫情的进一步恶化，不仅武汉封城，整个湖北，甚至全国都实际上处于封省、封国状态，民众被迫龟缩在家中，全国一片萧条，到处都是 空城，犹如世界末日。众所周知，因着中共和一尊帝隐瞒、拖延，一手造成了武汉、湖北和中国瘟疫失控，其罪孽深重，激起了强烈的民愤和国际舆论的一致谴责。 一尊帝惶惶如丧家之犬躲起来不敢面众，陷入空前的政治危机中。
随着遭受中国输入而疫情迅速蔓延的国家与日俱增，也使中共的国家信誉雪上加霜，从民间到政府不时有人对中共的罪孽调侃、讽刺，表达不满。如丹麦《日 德兰邮报》1月27日刊登一副讽刺漫画，将中共的五星旗上的星换成了五枚冠状病毒的图案。美国《华盛顿邮报》2月4日发表了题为《中国是真正的东亚病夫》 的评论文章，导致了该报三名驻华记者被驱除的外交事件。
武汉病毒使得中共成了过街老鼠，于是“武汉病毒”这个称谓，在中共眼里突然成了和阿Q的瘌痢头一样的忌讳，不准人提及，小题大做，吹毛求疵。凡无意 中使用此称呼者，无不被中共的战狼们“强烈抗议”、“严正批驳”。在网上，有五毛、红粉还以流氓口吻叫嚣“谁说‘武汉病毒’我操他八辈子祖宗”，看来“武 汉病毒”还真成了此蠢货的祖宗而被供了起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前日接连使用“武汉病毒”这个字眼，随即遭到中共的强烈抗议，其发言人耿爽3月9日如怨妇般 喋喋不休、不依不饶，“美国个别政客不尊重科学，不尊重世卫组织的决定，迫不及待借新冠病毒对中国和武汉污名化，我们谴责这种卑劣做法。”
纵观历史，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去在意疾病名称的叫法，更不会以此向他国提出正式的外交抗议。好像从来都没有听说德国因他人叫德国麻疹、马尔堡病毒， 美国人因他人叫落基山斑疹热、圣路易斯脑炎，西班牙人因他人叫西班牙流感而和人翻脸、抗议。即便是像埃及、刚果这些不发达的非洲小国，有时也会煽起廉价的 民粹主义，但对于西尼罗河病毒、埃博拉病毒，却也是毫不在意地淡然笑纳了。而号称“厉害了”、“崛起的”堂堂东方大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竟会如此神经过 敏，像个永远长不大的巨婴。
其实中共的这种外交抗议大可不必，这个肆虐世界的病毒确实来自中国，来自武汉，这是无法抵赖的客观事实。尽管近日中共多此试图甩锅他国，美化自己的 功绩，竟敢大言不惭地狂妄叫嚣道“现在我们应该理直气壮的表示，美国欠中国一个道歉，世界欠中国一声感谢”。甚至不惜糟蹋中共御用学者钟南山的名声，由他 出面，抛出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信口开河：“新冠肺炎疫情虽然在中国爆发，但是源头并不一定在中国”的政治化观点，但只能是欲盖弥彰，越描越黑。
当然，作为严谨的学术论文和科学著作，应当严格地采用世卫组织和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的正式命名。但对于在民间、甚至是非学术的官方论述和讨论中，使 用“武汉病毒”这样的字眼也并非大逆不道，无所谓污名不污名。中共应该完全收起其脆弱的玻璃心，持一个平常心态，不宜神经过敏。退一步说，即便世人都诚惶 诚恐地使用世卫组织的命名，面对疫情在世界各个角落的疯狂蔓延，夺杀生灵，荼毒无辜民众，民不聊生，带来空前的巨大灾难，难道他们就会不问灾难的源头在哪 里？不问谁之过，谁之罪？即便中共像鸵鸟一样把头埋到沙子里，难道他们会忘了其祸根来自中共，来自中共治下的武汉吗？
2020年3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