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高度全球化的产业链显得脆弱不堪。但这场疫情对于全球产业链布局的实际影响目前尚无定论。
一方面，以全球汽车产业为例，武汉“封城”两周后，现代汽车在韩国的工厂停工。原因主要是青岛一家零部件供应商由于春节后复工人数不到15%，隔海相望的韩国车厂无奈停产。
有专家据此向BBC中文表示，疫情带来的痛感，会使企业未来把部分产能迁出中国，分散风险。
也有专家称，围绕中国的产业链是几十年来有机生长的结果，想要调整“既痛苦又耗时”，非几年内能办到。
新冠疫情在全球爆发后，产业链风险罕见地出现“无法分散”的困境，这是全球化过程中尚未遇到过的。后疫情时代，企业家们将不得不思考，全球产业链将如何变化，而自己如何在这种变化中生存？
“移出中国”可行吗？
“一个组件的生产受到冲击，整条链上的产出都会受到影响。”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助理教授吴靖表示，相比于工业化早期，如今全球产品供应链日趋复杂化、网络化，似乎反而导致对风险的抵抗能力降低。
脆弱与复杂性，换来的是生产率和经济效益。
不同经济体在生产销售等环节的比较优势不同，以iPhone为例，屏幕、摄像头的供应商在韩国、日本，组装在中国，股票上市在美国，在全球各地销售，产业链上各个国家以及背后的资本都因此获益。
而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原因正在于中国的综合成本低。吴靖表示，“国家产能是否充足？受过训练的劳动力是否充足？政府的补贴如何？交通运输如何？这些方面都需要计算成本。”
疫情爆发后，成本不再是企业唯一的考量，产能集中在中国的风险逐步展露——交通阻断，工人无法返工，大量工厂被迫停工。
“供应链稳定是业务稳定的前提，但是绝对的稳定只是一个梦。”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市场营销与供应链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张洪涛教授表示，当把所有鸡蛋放入一个区域或国家篮子时，无论篮子看起来多么安全，它被打翻是早晚的事。
跨国企业因此必须在成本和风险之间寻找平衡。
张洪涛和吴靖都认为，在疫情过后，企业会出于分散风险的考虑，把部分产能迁出中国。
“至少会将重新组织产业链来构建多元化的供应来源，摆上议事日程。”张洪涛认为。
但“将产业链大部分移出中国既痛苦又耗时”。张洪涛解释，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并不是任何人的明智计划，或者哪个远见卓识领导人的政策使然，而是几十年来有机增长的结果，这意味着产业链上中国之外的部分，已经围绕中国工厂充分优化，以获取更高利润。
“制造业转移到中国花了几十年的时间。要离开它，也非短短几年时间可以办到。”
当风险不可分散
疫情凶猛，“是否要转移出中国”这一问题被更大的顾虑覆盖。
“之前发达国家担心的是中国工厂关闭，但三月份，各主要经济体纷纷封锁抗疫，他们的工厂也都关闭。”吴靖认为，这时企业无法再强调成本和风险的平衡，因为事态超出对供应链的传统理解。
他表示，商学院的课堂经常教，在东南亚和中国各建一个工厂，可以分散某些区域风险，但从没有教过，当发生全球大流行病，供应链风险不可分散时该怎么办。
“这是我从没见过的，只能感慨，我们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供应链风险挑战。”
后疫情时代的产业链
当疫情“震中”从中国转向欧洲和美国后，还有一个微妙的变化——一些欧美国家陷入“口罩焦虑”、“呼吸机焦虑”或“药品焦虑”。
比如，中国不仅长期是口罩生产大国，而且展现出极强的产能爆发力——在2月初到3月初，短短一个月，口罩日产能从1000万只迅速爬升到1亿只。在药品领域，中国的原料药产量占全球的60%，影响着全球大型药企的生产。中国呼吸机产能比较少，但占比也达五分之一。
疫情造成这些产品的紧缺，再加上长期形成的政治互信缺失，使欧美国家开始产生焦虑情绪。美国就有议员提出，希望立法终止对中国的原料药依赖。
“对于美国和欧盟来说，硬币的一面是金融获利和经济利益。 另一面是国家安全和政治健康。”张洪涛表示，就像一个人会选择自己和家人的生命胜过财富，一个正常的国家也会选择国家安全和公民安全。
张洪涛预计，疫情之后会看到西方国家拥有更大、更强力的政府，他们会引导、鼓励或强迫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产品的生产，要么返回本国，要么迁到可以信任或者能够控制，或者价值观相同的地区或国家。
“某种程度上与中国的脱钩或联结减弱将会发生，某些行业慢一点，某些行业快一点，而中国的老龄化将会加速这一过程。”
吴靖则认为，产业链的全球化已经发展到某种尽头，他的研究发现2015年跨境供应链的合约就到了峰值，但其他领域还没有，比如跨境金融的全球化到今天还在大幅增长。
“不妨开一个脑洞——接下来产业链可能会有本地化趋势，但是资本会开始扮演更强的角色。举例而言，抗疫过程中的口罩可能是越南生产的，但是工厂的资本可能来自香港或者中国内地。再比如，未来中美贸易战继续打，中国的产能是否可以转移到马来西亚，但是中国通过资本联结这些产能。”吴靖称。
“总而言之，未来产业链可能会变得越来越本地化、区域化，但是背后通过资本和技术进行全球化、网络化的联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