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看见一文,或者说是一问:如果疫情最早出现在上海,我们是否能应付?
说实话,当疫情还只是限制在武汉,限制在中国的时候,我就这样问过自己。我的答案是:如果疫情最早是在上海,那就是全世界的福气了!这个答案得到了国内干这一行的同学的认可。
可惜,现实不存在如果。现在是,新冠病毒已经传播到了几乎是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在已经有了事先警告,有了一定时间做准备的情况下,一个个国家和地区,表现得可圈可点的不多,大多数依然被打个措手不及,个别甚至是人仰马翻。被认为实力最强,准备最好的美国,居然成了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都居第一的国家。(一个由美国霍普金斯大学、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智库、美国核威胁倡议等联合发布的一个报告《全球卫生安全指数2019》,对195个国家应对传染病的综合能力进行评估,美国以83.5分雄居榜首。叹!)
相反,作为病毒发源地的武汉及中国的抗疫倒是感觉快接近尾声了。当然也有其他做得不错的国家和地区。于是,网上出现了“连抄作业都不会”的言论,同时也对究竟应该谁抄谁的作业发生争论。
其实,新冠抗疫离结束还很远,不必急于下结论。我们已经看到的是,当初做得好的国家或地区有的现在又发生反复,以至于有人开始怀疑他们的策略是不是真的对。而有些早期数据看上去不好的地方,最后的数据倒未必那么惨。欧洲不少国家摇摆很大,有的是出乎意料,有的是有意如此。新加坡和日本等国家一会儿被世界笑话,一会儿被视为典范,更是让人啼笑皆非。
可以这样说,只有到了宣布最后胜利的那一天,谁笑到最后,才能说自己笑得最好。
但是,各自为战,互比高低,是不是一条我们想要的路?
抗疫遵循短板效应规则
不久前因此次抗疫成为网红医生的上海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在一个讲话中说,他最担心的不是现在的疫情中心美国,不是疫情娼虐的欧洲,而是印度、非洲等世界上最贫穷,医疗条件最差的地方。
这话说到点子上了。抗疫遵循短板效应规则,力量最薄弱的地方是最难以彻底消灭病毒的地方。而在全球化的今天,只要有一个地方疫情不灭,就会感染到其他地方,最后谁也逃不了。这次疫情不就是这样起来的吗?病毒从一个城市跑到了全世界。
很多发展中国家极其脆弱,居住环境差,卫生系统人满为患。据联合国估计,全球有十分之三的人口——大约30亿——没有在家洗手的条件。而在有的国家,比如肯尼亚,人们更担心的是饥饿,而不是病毒。这都会给抗疫带来意想不到的困难。非洲有的国家连一个呼吸机都没有。
病毒无国界,抗疫也不应该有国界。哪怕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大国、强国应该也必须资助弱国、小国共同抗疫。否则,所谓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我们同沉浮,就只是一句空话。
追求共同利益,不玩零和游戏
既然我们在一个船上,既然我们同沉浮,那么只有大家追求共同利益,才能取得最好的效果。
《纽约时报》曾经对新泽西州的第一个新冠病毒病例做了详细报道。这个病例的治疗细节表明,美国医生对这个病非常不了解,又因为没有特效药,根本不知道该如何治疗,就以为年轻人可以自己扛过去,差点就误了大事。倒不是美国医生水平那么差,而是不懂得这个病需要反复做CT来观察病情的变化。亏得这第一个病人是华裔,本人又是医生助理,他的亲友从中国医生那里获得了很多如何治疗的信息,加上他工作所在医院医生的坚持,才做了第二次CT检查。很难想象,如果不及时发现病情已经恶化,后果会如何。
所以,疫情发生早的地方的经验非常重要,可以帮助后来人少走弯路,可以救下更多的生命。
中国严格隔离的效果,对各个国家也都有启发。事实上,几乎所有国家都在一定阶段、一定程度上采取了比较严格的隔离。国情不同,具体做法自然不同。武汉的某些做法也的确不可取。但是,前人的经验和教训肯定对后人的实践有帮助。不必在乎谁谁是否抄作业了,大家都做到自己的最好才是正道。
但是,根据国情找出最适合的策略不代表彼此没有影响,不需要相互配合。中国以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消灭疫情作为目标,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而西方国家,比如德国,因为不愿意付巨大的经济代价,策略是企业不停产,社会不停摆,只要保证医疗系统能够承受疫情就可以。这是在试图寻找一个经济和抗疫的平衡点。用德国专家的话说,这样慢慢地抗疫,估计需要两年时间。但是,以中国的模式,这样巨大的代价只可能短期承受,陪你玩两年是不可能的。又因为国情不同,要中国转换成德国模式也是做不到的。
这对中国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哪怕你内部完全弄干净了,外面还是有传染源,你怎么办?与外界彻底切割,短期可以,长期不可能。不切割,又要不让一个感染源进入,负担就非常重,也许重到不可行的地步。
而这并不仅仅是中国与德国之间的问题,可以说这牵涉到所有国家。
其实,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疫情和经济早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年头要独善其身根本不可能,无论是抗疫还是经济重启,唯一的出路就是争取共赢,拒绝玩零和游戏。
这个共赢,不是指一时、一季,而是指最终目标,经济重启也是抗疫的一部分。我们已经看到,有几个当初情况不错的国家或地区现在又面临第二波疫情。也看到,哪怕疫情被控制了,要重启经济,挑战不是一点点,也很难仅靠内需恢复经济。
既要重启经济,又不造成疫情回升,如何找到最佳平衡点,如何考虑重启步骤,是科学,是艺术,是对如何全方位应用各学科知识的挑战,是领导才能的考试。
而这些,必定也是全球共同面临的问题。只有抱着共赢的理念,才可能大家一起笑到最后,笑得最好。
群龙无首的新冠抗疫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被视为世界领袖。这体现在两方面:美国自己努力去领导了;其余国家承认美国的领袖地位,也跟随了。
2003年,在艾滋病眼看就要成为全球危机的时候,小布什总统制定了《总统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President’s Emergency Plan for AIDS Relief),提供了多达900亿美元的资金。这是美国针对单一疾病投资最多的一次,仅在非洲就挽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
2014年,西非爆发埃博拉疫情。奥巴马总统建立了由50个国家组成的联盟,帮助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等国家抗疫,也是为了防止埃博拉在世界范围内的蔓延。
在埃博拉疫情初期,当各国领导人认为这只是专业人士的任务时,奥巴马首先提出了有决定性意义的行动蓝图,向西非派出了3,000名士兵和卫生工作人员,并在联合国讲话,敦促各国领导联合起来做出贡献。
他的号召得到了响应。在美国担负起支持利比里亚人的领导作用之后,英国政府加强了在塞拉利昂的作用,而法国则大大增强了在讲法语的几内亚的作用。中国也不甘人后,捐助了人道资金,并派遣医务人员到西非,中国军队还在该地区建造了100张病床的治疗机构。西非的埃博拉抗疫,是一次公共卫生,后勤和外交全方位的行动,美国担当了领袖的责任。
但这一次新冠抗疫,情况完全不同。特朗普总统非但没有起带头作用,反而是激怒了盟友。他宣布旅行禁令,不要说没有与盟友协商了,事先连个招呼都没打。
更令人遗憾的是,特朗普政府在这次抗疫中作出了一些违背共同利益的事情。比如,加拿大从中国采购的一批市场上紧缺的防护用品,硬是被特朗普政府在最后一刻“抢”了过去。还有,特朗普曾试图买下德国一个非常有希望研制出疫苗的医药机构,希望美国能够在早期独霸疫苗市场。这些行为曝光后,造成了很不好的国际影响。
美国今年是七国集团工业化国家(G-7)的主持国,但是特朗普什么也不做,是法国总统马克龙连续给特朗普打了两次电话才谈妥了开一个G-7电视会议,而且还是马克龙去组织的。
柏林的德国国际和安全事务研究所的国际安全分析师克劳迪娅·梅杰(Claudia Major)说,要成为领袖,首先自己家里要做得好,然后要“召集周围的盟友组成联盟,提供全球公共物品并组织全球应对措施”。梅杰还说,这一次新冠疫情,“美国既没有起领导作用,也没有美国模型。”
政治科学家,总部位于巴黎的蒙田学院(Montaigne)的高级顾问多米尼克·莫伊斯(DominiqueMoïsi)说:“美国的表现不是太差,而是差得离谱。”
比较一下2014年的埃博拉疫情和这次的新冠疫情就可以知道,哪怕对西非援助是一笔巨大投资,比起让疫情泛滥,这样的投资还是代价更小。这才是聪明的投资,而这样的投资需要领袖,需要联盟,需要大智慧。
谁来承担领袖责任
国际领袖的地位不是要来的,而是要以实力和慷慨甚至牺牲去挣。
仅仅是肯出钱挣不来这个地位。哥两好的小恩小惠也无济于事。能够快速、大量提供防护用品和医疗设备也换不来领袖的合格证。
要成为领袖,不仅要自己做得好,还必须有一个能够吸引和团结同盟的理念或价值观,有把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作为出发点的决心,还必须有清晰可行的计划和诚实的言行。说到底,必须有公信力。这也是为什么说这个地位只能靠挣,没法靠要求获得。
不是说做领袖就必须牺牲本国的利益。而是说,必须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以共赢为目标。事实上,领袖国在国际事务中做出巨大贡献甚至牺牲的同时,往往最后成了最大受惠国。这个并不是因为初衷或设计如此,而是自然而然地就出现了这样的效果。中国人说的吃亏是福,也许就是这样的道理。
自二战始,美国承担了国际领袖的责任,尤其是二战后帮助日本和德国的重建及对国际秩序的维持,美国贡献巨大,也为其老大地位打下了坚固的基础。但是,美国也越来越养成了霸道习气,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反倒是破坏了国际秩序的平衡,就是个很好的反例。好在美国对此已有反思。
不管美国犯了多少错误,就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而言,现在还是只有美国能够承担抗疫的领袖责任。但是,美国的现任总统却是一个心里只有我我我的人,而且他一切以连任为出发点,共和党人又对他一味纵容。这次抗疫中他的表现已经相当令人不齿了,不可能指望他起领袖的作用。
那么,余下的选择也许只可能是欧盟了。美国经济学家杰佛瑞·大卫·萨克斯(Jeffrey David Sachs)就提出,现在欧盟比美国更具备世界领袖的资格。(萨克斯曾任职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教授及所长,同时为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特别顾问。从2002年到2006年,他担任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Kofi Annan的特别顾问及联合国千年计划的总负责人。截至2017年,他担任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特别顾问。萨克斯在发展经济学和消除贫困方面的地位是世界公认的。)
今年2月5日,萨克斯在梵蒂冈宗座社会科学院(Pontifical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举办的“走向包容、融合及创新的新形式团结(New Forms of Solidarity Towards Fraternal Inclusion, Integration and Innovation)”研讨会做了总结演讲,他说,几十年来美国曾经是世界经济和技术的主导力量。现在,美国依然在经济和技术上处于领先地位,但不再是主导力量了。欧盟的市场更大,中国的市场也有相当的竞争力。现在美国已经成为几乎所有国际联盟的障碍,包括巴黎气候协议,伊朗条约等。至于中美贸易,根本就不存在中美贸易战,而只是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战。
萨克斯还说,美国现在已经是问题所在,特朗普上任后问题更是变得极其严重。(萨克斯认为美国从1992年就开始走入歧途。)美国现在的某些单边关税根本就是霸陵行为,说明这个帝国的力量在衰落。美国已经成为一个危险的国家,而且会变得更加危险如果特朗普连任的话。特朗普搞的是一对一的霸陵行为,萨克斯号召其他国家团结起来对抗美国各个击破的策略。
在我看来,虽然美国经济与技术实力上的优势不如从前,最大的损失还是诚信方面的。正如萨克斯教授指出的,美国世界地位的衰弱从90年代就开始了,但特朗普的上任使得美国的信誉跌入谷底,而只要他还在任,这个问题就永远无解。
萨克斯的观点有没有道理,见仁见智。虽然单个国家还缺乏美国这样的实力,如果欧盟能够同心协力,很可能是可以暂时替代领袖作用的。而没有领袖的抗疫,是全球的不幸。真心希望欧盟能够站出来做此承担。
美国何去何从
美国面临的问题不止是抗疫和抗疫后的复苏。美国的问题是几十年错误政策的沉淀(《美国共和党减税政策的效果终于一目了然了》????)。说实话,特朗普这样的人能够当选,本身就说明美国很多选民已经陷入绝望的境地。新冠疫情只是雪上加霜。美国现在的贫富差距已经超过了大萧条前1929年的程度。
这一次新冠抗疫,美国最大的问题是没有领袖人物,或者说应该做领袖人物的总统没有起到作用。而疫情暴露的美国最大的社会问题则是缺乏健全的公共卫生保健系统和社会安全网。
美国的伟大在于能够从灾难中崛起。大萧条给了罗斯福成就伟大,成就他的“新政”的机会。现在是需要又一个“新政”的时刻,就看有没有领袖人物能够顺应时势,看美国选民有没有智慧给这样的领袖人物一个机会。
2020美国总统大选民主党初选,在其他竞选人都退选后,拜登已经成为民主党当然的候选人。希望他能够不负众望,击败特朗普,使美国重新走上正轨。
只是,拜登发表在《纽约时报》上题为"我的安全地重新开启美国(经济)的计划"(My Plan to Safely Reopen America)的观点文章里面,看不出高度和深度。文章中提出要重新启动经济活动,必须有足够的测试盒,有足够的防护用品,有足够的资源追堵任何新的感染源等等,甚至对餐馆的排位提出了建议。但是他没有意识到美国应该在国际上承担的角色,没有对美国远远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的医保体系和福利政策,如很多职业普遍缺乏带薪病假等,提出根本变革的方案。
拜登不久前为吸引进步派选民,更新了医保竞选政策。但是,正如来自纽约的民主党众议员Alexandria Ocasio-Cortez指出的,拜登把可以加入老年医保的年龄从65岁提前到60岁,而2016年希拉里的竞选政策里,已经是提前到50岁了。
拜登的步子实在是太小了。这样能吸引进步派选民吗?
有学者提出,即便拜登无法接受桑德斯的医保理念,他还是应该多多参照其他竞选人的方案,比如沃伦的方案就在增加医保人数和降低成本等方面有很多亮点。也许,更关键的是,必须提出有质量有竞争力的医保计划,必须能够与雇主提供的医保竞争,能够争取到更多的医生接受。很多医生不接受奥巴马医保,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民主党总统初选竞选时,沃伦以“我有一个计划”为竞选口号。这一次,她也在《纽约时报》上针对抗疫发表了观点文章“国会需要对付冠状病毒的计划。我有一个。”(Congress Needs a Plan to Confront the Coronavirus. I Have One.)沃伦的文章就更有高度,也有具体的计划、措施。她真正考虑到了如何从根本上改变社会不公现象。沃伦是一个从根子上认识到美国的问题所在,又是一个执行力很强的人。相信如果拜登能够选沃伦做副总统,必定会帮助他更上一层楼。
也许,拜登达不到罗斯福的高度,不过,如果他能够用好贤人,以美国所具备的精英优势,不愁推不出好政策。只是他那篇《纽约时报》的观点文章里,看不出他有受到有远见的人的影响。拜登必须先要提高眼界,从根子上认识到仅仅是回到奥巴马时代已经远远不够。否则,他选的身边人也不会是有足够高度、深度的人,不会具备推出升级版新政所需要的大智慧。
特朗普当选本来就是对民主党人猛击了一掌。而新冠疫情更是把美国社会长期存在的医疗体系的弊端和分配不公以特别快的速度和特别严重的程度暴露了出来(《病毒面前人人平等?数字告诉你真相》链接????)。上周六拜登发推说,从危机中崛起的美国应该成为一个更强大,更好和更公平的国家。都说时势造英雄,那就让美国当前面临的严峻挑战造就拜登,让他带领美国走入一个升级版新政的新时代。
如果真的实现了又一次新政,相信美国又会重新成为世界的领袖。这将是世界的福音,也是美国的福音,历史就是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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