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公知思维。
为啥这样说？
先给自由定个义，最最基本的：思想的自由，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没有独立思考能力，没有客观理性的分析与判断，不论你接受什么，支持什么，其实都不过是投机。投靠传统，投靠强权，投靠西方，投靠名词。。。所投靠的对象不同，但投靠心理、症状及对于自由的危害则可以说是完全一样。
西方文明近代以来确实牛B，确实值得中国学，而且中国也必须学。
但如果不会学，则学到的不过是另一副枷锁，虽然新枷锁可能比较漂亮比较洋气，但它依然是枷锁。
石头又在说梦话，贬低西方文明，抬举中国传统了吗？
不是的。
西方古代到今天，其文明精髓代表了人类理性发展的一个方向和在这个方向上所能达到的高度。石头赞叹还来不及，怎么会贬低？
事实上，这篇帖子要说的，就是自由与西方文明的一个最要的精神----科学精神的关系。
科学精神与自由有什么关系？
科学精神就是人类实现自由的一个具体例证。看看西方科技史，人类在科技上取得的每一个进步，都是对世界的一次更精确的认识。而每一次更加精确的认识的取得，都是对以往经验与知识的突破。
这样的突破证明，以往的认识要么是错误的，要么是不准确的，要么是不深入的。而人类的自由的本质，就在于他不断地打破这些老旧经验对人的束缚。从神话到神学到科学结论本身，看看历史上的科学进步，哪一次不是挑战了传统与定论？而这些挑战，又确实充分地体现了人类的追求自由实现自由的本质力量。如果自由是人的生命的本质或者本质要求，那么科学的发展就是这种自由的最好的体现之一。
科学精神代表自由，非科学的精神代表的就是不自由，反自由。
科学精神要求客观，要求分析，要求精确，要求论证，要求检验，要求就事论事。而非科学的精神则一切相反。一切与科学精神相反的特征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极端守成与过度概括。极端守成会导致一种宗教式的崇拜，成为革新与突破的障碍；而过度概括违反精确原则，导向错误的认知，这两样都是科学的死敌。是科学的死敌，当然就是理性自由的死敌。
不幸的是，中国的公知的思维方式，普遍性地带有自由死敌的特征：他们无法展现出人类自由的思考与批判能力，也没有客观分析的愿望。他们分不清做事的人和他们做出来的事，分不清做出来事的人和他们所属的群体，分不清做出事的人和他的社会和文化，因此也不分清文化中的优点与缺点。因此，我们常常会看到，公知们认为好的，就摆上牌位供起来；他们认为不好的，就要打翻在地再踩上一脚。他们不但自己不去反思他们的信念，更容不得别人质疑。他们也自称批判而且常常自诩有批判精神，而事实上他们做的，不是客观的分析，而是拿他们主观上崇拜的去攻击主观上厌恶的，或者用他们主观上厌恶的东西去证明他们所崇拜的。最近的例子，比如同样的疫情，同样的处理方式，早期武汉的就罪不可赦，英国的美国的就英明神武。
有人说公知思维双标。石头认为这个评价不准确。因为双标的定义是拿两个标准，能意识到两个标准，说明还在运用科学思维，还有一丝理性自由的生机。而公知思维，很有可能不是双标，因为看起来他们随时都在凭自己的好恶来确定判断标准----他们没有在是非上的双标，他们只有一个好恶上的单标：符不符合我的情感取向，符合的就是好，就是好啊就是好；不符合的同相反。理性自由，在公知思维中已经完全被屏蔽了。
如果这样看，问题就变简单了。公知思维并不是故意混淆是非，他们只是没有科学的态度与科学的方法，因此没有能力去对对象做出科学的分析。他们又有炽烈的情感与表达的欲望，所以，他们能做的，就是拿主观的情感标准取代了客观的是非标准。但问题也因此复杂了：公知们所热情拥抱的自由，实际上成了情感发泄的自由，而情感的自由发泄，往往，基本上，都是真正的理性自由的障碍。最近的例子，比如武汉作家方方把质疑她的网友定为“极左”----她的情绪自由已经把理性自由与言论自由冲到不知哪里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