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首相当初接受某科学家依据模型给出的建议，计划实施“群体免疫”措施。尽管在英国国内遭到众多科学家的强烈反对，但却得到华人高学历群体中很多人的欣赏与赞扬，甚至有人把这个想法称作英国政府给世界提供的一个可供参考选择的抗疫妙招。
比如移居到英国的何越3月16日表示，“经过多年海外生活，我已经学会抛弃国家刻板逻辑”，认为“中英抗疫方式不同，英国抗疫原则是以科学模型为基础，在生命、自由、文化认同、经济承担力等之间找平衡。”
（据BBC报，200多名行为学科专家致信政府，认为“激烈改变行为”可能会取得更好的效果，甚至可能“拯救众多生命”。“中国和韩国的经验足以说明，至少应该尝试这种（激烈改变行为）的做法。”）
（3月15日英国卫生大臣表示，“群体免疫”并非国家政策。3月16日政府出台多项抗疫措施。）
尽管这个妙招在国内反对声中胎死腹中，政府一步一步随着时间及疫情的发展走上实质性抗疫的道路，但是，最宝贵的先期检测防疫时间却被无情地浪费掉了。新冠病毒的传染开始以指数级扩散，众多无辜民众成为政府及科学家最初靠建模做出“群体免疫”决策而贻误战机的牺牲品。
“群体免疫”是一种自然现象，不是靠建模形成的。模型只是人们基于对自然现象的认识，人为输入数据，进行数学运算的一种预测手段。建不建模型，都不会影响群体免疫的出现。
利用模型给出的数据来表明新冠病毒将给一个国家民众带来的感染规模和死亡数字，政府可以提前为自己的抗疫不利和失误找到科学依据。
这是英国首相为自己的政府认为对病毒攻击无力抵抗，甚至感到会未战先败找到的第一个替罪羊。
不幸的是，继查尔斯王子感染后（据报已痊愈），首相本人也被确诊。感染后的首相依然坚守工作岗位，摒弃让全国人民群体感染以达到“群体免疫”的初心，领导英国人民坚持抗疫。其纠错决心坚决，其弥补错误决定带来的损失的意志坚定，其忘我工作的精神可歌可泣。
然而，就在此时，首相的一些盟友，甚至科学顾问却突然离开领导本国人民齐心抗疫的主题，调转枪口，全力攻击中国政府在抗疫中的举措失误或数据失真。
中国是最先一个面对全世界所有政府及科学家都不得不承认的，全人类从未曾见过的新冠病毒的攻击，恐慌中封锁消息可以理解，懵懂中做出的决策摇摆不定人之常情，措手不及中的试错与失误在所难免。这一切都应以科学的态度来看待，而不应以意识形态的机会主义心态来揣摩。（在这里无意为那些疫情出现初期以种种政治理由干扰阻挠医务人员交流疫情的官员开脱责任）
中国以自己在黑暗中摸索出来的救治方向，以民众遭遇的巨大牺牲，为全世界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和经验。
各国科学家及政客首先需要问的是，自己从中国的经验中学到了什么？自己在中国为世界赢得的时间中采取了什么措施？这两个宝贵的抗疫要素是否在拯救自己国家的抗疫过程中发挥了应该发挥的作用？如果没有，那么原因在哪里？
显然，这些政客及科学家并没有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过失，而是都在为自己的错误，为自己浪费掉的宝贵时间，为自己因看不起中国经验而选择的错误决策，寻找最大的替罪羊，以便为自己开脱。
于是，我们的面前出现了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长篇小说《1984》中的画面。借用BBC英伦网的一位叫吉恩?西顿（Jean Seaton）的话说：“在《1984》故事中 ，他展示了如何通过宣传煽动，任意炮制虚构的敌人。”
“其实，只消看一眼戈德斯坦的模样，想一下戈德斯坦的名字，恐惧和憎恨便会油然而生。”（《1984》）
剑桥分析公司（因操纵网民而在媒体负面报道中已于2018年5月破产）前任首席执行官亚历山大?尼克斯曾亲口说道：“只要有人愿意相信，真相不一定要是真的。”克里斯托弗?怀利在揭发他曾经的老板时，说了一句话：“你在制造真相。”
是的，“制造真相”，煽动民众攻击一个“任意炮制虚构的敌人”，这样一种政府用以掩盖自己的过错，转移国内民众泄愤目标的伎俩，已不仅仅限于当年奥威尔描述的“老大哥”国家，已经成为西方国家愚弄公民的标准手段。
而且，这样制造出来的真相总会“有人愿意相信”。
近日，有人又提起“聚旗效应”（Rally round the flag effect）。“聚旗效应”的基本意思是，在重大事件发生后，民众会一反常态地站到自己国家领导人的身边。
利用制造的真相，来创造有轰动效应的重大事件，特别是针对外国或外族的事件，把民众聚集在自己身边，再煽动民众群起而攻之，二战以来，已被多次证明效果显著。
《1984》中描述的那些手法普遍存在于法西斯和民主国家，并在二战及冷战中广泛应用。今天我们更加熟悉的是美国特朗普总统随时随地找替罪羊的做法，把国内几乎所有让百姓生活不快乐的事，都说成是中国造成的。
想必，英国政府中一些官员及科学家已看到拿中国当替罪羊的好处，那又可乐而不为呢？对于政客来说，这是正常的。
令人不安的是，一些科学家也学会这一套政治把戏，不免令人担忧这种科学家与政客沆瀣一气、同流合污的行为会给科学界带来什么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