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叔叔姑姑们 刘海鸥
成人左起曹承德、我爸爸、长兰姑、长菁叔，幼儿是云子姑。慑于约1937年
我爷爷四个老婆，四个孩子，大老婆我奶奶生了我爸爸，是老大。二老婆生了刘长菁。三老婆不能生，过继了刘逸南的女儿刘长兰。四老婆生了刘长荪（云子）。
除了爸爸他们都在台湾，按大陆的说法，他们也算“高干子女”了。下面我来一个个细数这些台湾“高干子女”的人生。
见字如面——长菁叔
刘长菁和爸爸同岁，一直没有回过大陆，甚至他有一个遗留在大陆的儿子都没有把他招回来过。爸爸非常盼望与长菁在北京见面，可是因为长菁的“政治历史”问题，他是属于“行动不便”的一类人，始终也没能离开台湾一步。两人只能靠长信来往，道尽别离之思念。
长菁叔婶
爸爸最后一次见到长菁是一九四三年，从成都到桂林经过重庆时爸爸特地去看望他。他当时在中央银行国库局工作，住在歌乐山，已经结婚，还有了两个儿子。重庆连遭日军轰炸，两个孩子都是在歌乐山助产学校的防空洞里生的。山洞里潮湿阴暗，太太落了一身产后毛病，到了老年更是痛苦不堪。
四十年后，长菁在给爸爸的信件里特别提到兄弟俩的这次见面是“偷偷相见”。这个“偷偷“二字道出了他的尴尬处境——在国共两党的夹缝中生存。
长菁在北平读大学时喜好文艺，唱歌跳舞演话剧，无所不精，尤其喜爱唱平剧（即京剧），扮演的老生在大学里颇有名气。
抗战开始，长菁到了西安，十分活跃，是歌咏队长（他太太是歌咏队的台柱子），带领文艺团体为抗日官兵慰劳演出。他受到左倾思想的鼓舞，参加了共产党。当时爱国学生像潮水一样涌向延安，长菁也怀着满腔热情奔赴延安“抗大”。可是我们这位刘长菁叔叔从小就养尊处优，思想深处并没有“共产主义化”，最多就是一个抗日爱国青年。先不要说延安开荒种地纺线织布的艰苦超出了他的承受能力，光是延安的肮脏就让他忍受不了，他继承了母亲洁癖的基因，极爱干净，可是晾晒衣服刷洗鞋袜，都被批评为小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更为恐怖的是，他亲眼看到很多从全国各地去的热血青年，被当作国民党“AB团”或CC分子，甚至什么名堂也没有，拉走后一去不复返，枪毙活埋乱棍打死者皆有之。厄运会不会有一天也降临到他的头上？他惶惶不可终日。
一年后，长菁终于悄悄地逃离延安，从此脱离了共产党。他逃跑后被共产党追捕，又不为国民党所容忍。据爸爸说，有一个叫程全楚的家伙，是他大学的同学，比他低两届，一九三七年到延安，和长菁同时在“抗大”学习。那人身份不明，可能是国民党派去的也可能是共产党派出的，“抗大”毕业后即回到重庆在军统当职业特务。因为他在延安呆过，专门负责指认抓捕和审问拷打去过延安的青年。长菁就是受害者之一，一九四一年在重庆被这个程特务亲手逮捕。在狱中长菁亲眼看见他审问和毒打政治犯。幸而有了二爷三爷名声的保护，国民党才没有对他的共产党身份和延安之行加以深究，还给以保释。
长菁从此明白了政治的险恶，远远地绕道而行。但是他的处境始终十分尴尬，夹在两党之中，不能有所作为。一朝被蛇咬，连爸爸都是一条井绳，所以只敢“偷偷相见”。
“井绳”羁绊了长菁的一生。他感觉自己的行动并不自由，似乎总有一双眼睛在盯着。一九四四年他被调到湖北恩施的中央银行分行工作。他从朋友处得知这是一项针对他的“有计划的谋害”。时值农历新年放大假，他趁着这个空当赶紧逃脱，藏匿在朋友家，一呆半年。
二〇一一年我拜访了爸爸的大学校友，人民文学出版社外文部的老领导孙绳武先生，他与长菁夫妇也十分熟络。谈起程特务，孙先生说：“是的，确有其人。一到‘五一’、‘俄国十月革命节’这些革命者的节日，他就出现在中山一路的中苏文化协会门口，监视进出的人。”
奇怪的是这个程特务一九四九年后化名陈某，摇身一变又成为身居要职的共产党的干部，先在某大军区当参谋，后来又当了水利局长。爸爸十分气愤，意图检举此人（这一段我在爸爸的信草本里看到了检举信草稿，是否发信不知道）。有一个时期国共两党间谍战的影视铺天盖地，我突然想到，没准这个陈某人就是共党派到军统的间谍？专门替共产党抓捕从延安跑出来的“叛徒”？国共两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事情很难说清。写到这儿，又想起一件事，一九七二年一个叫赵武堂的人托人看望爸爸。这个赵武堂是刘荫远在南京时的随从。当年二十多岁，大高个，经常带爸爸哥儿俩上街玩。爸爸他们险些被老家土匪绑架后，由赵武堂在假期护送哥儿俩回老家。四十多年后的一九七二年，爸爸才从来人口里知道他竟是一个中共党员。共产党的渗透无孔不入，有说国民政府的失败与此关系极大，恐怕不是妄言。
歌乐山一面是兄弟俩这一生最后一次见面。一九四九年，得知长菁准备与刘荫远等人一起赴台，爸爸赶紧写了一封信给他，信中说：“如果你不想离开大陆，就不要走，我有能力保护你。”长菁夹在国共两党之间，始终惶惶如惊弓之鸟，他以为爸爸是替共产党卖力的，劝他留下的目的是把他交给共产党处置。他不敢听哥哥的劝告，还是带着老婆孩子走了。
爸爸对中国的未来是多么有信心啊。
一九四九年二月，长菁带着家小两手空空去到台湾。生活不下去了，又冒险回到大陆卖房子和家产，再想出去时已经被截住出不去了。过了半年多，靠着刘荫远的关系，才又设法回到台湾。
长菁在台湾的后半生过得并不顺遂，体弱多病生活困苦外加担惊受怕。抵达台湾后，在类似大陆的“忠诚老实”运动中，他不得不向“党”自首加入过共产党的政治“污点”，为此行动受到限制。中央银行在台湾复行后，他没有回去上班的资格。他女儿玉锦说，家里每个月都有警备总部来人找他谈话。谈什么，他从来不透露，似乎是收取或听取他的“思想汇报”。人一来，气氛就变得诡秘，孩子和女人都要离开房间。
长菁行事十分低调，做一些挣钱不多发展不大的工作。他担任过一家广播电台的编辑，在中学教过书，也办过杂志（《台湾文艺》，由刘荫远为发行人。好像只出了一两期就就停刊了）。他生有六个儿女，五个在台湾，一个早年留在大陆过继给别人家。一家七口人生活十分拮据。玉锦说：“别人送来苹果，只盼望有烂的，烂苹果可以全家分吃。好的呢，全留着送人。”尽管如此，长菁仍然把有限的收入拿出来一部分帮助两个学生完成学业。一个是世交之子宿县余宗仁，后任大型企业公司的高级职员。一个是山东侯建，后任台大文学院院长。
长菁叔一家，前排左起长菁婶、长菁叔，后排玉鈞、玉銘、玉錦、玉鈐、玉錚
长菁一生倾心寄托的是“平剧”。当年在北平上学，学习不甚上心，就已经痴迷上京剧。唱老生。他在给爸爸的信中回忆，那时天天晚上到吉祥剧院听名家演出，然后反复琢磨。谭富英的《珠帘寨》里有一句“哗啦啦打罢了二通鼓”，长菁唱起来总觉得韵味不足，就一次次跑到戏院听谭富英怎么唱。门票一次一个大洋，连去了四五次，只听这一句。听完了到西单牌楼天福酱肉铺，切上一盘酱肘子，坐在门外的一个馄饨摊子上，要一碗鸡肉馄饨，待上半天静静地回味。正是冬天，雪花飘飞，空气清冷，令头脑愈加清新，更容易体会其中韵味。终于有一天，他一拍桌子，有啦！只要在两个“啦”字中间加个“个”字，就唱出了不同的味道，就这么简单，那四五块大洋白花啦！
在大学时，长菁唱京戏已经出了名，还是不满足，为达到唱做的完美境界，专程拜著名里子老生张春彦为师。他心中的偶像是老生余叔岩，只要听说余老板在哪里有堂会戏，就跑到这户人家门口，想尽办法连蒙带骗，钻进人家院里，一饱耳福。回忆起这一段，长菁叔说：“那时候为了听戏，施尽了‘钻’的功夫。如果入社会后肯用上那头功夫，早已高官得做，骏马得骑了。”
他在社会上可不是会下功夫的人。他跟爸爸说：“我们这一门把名利都看得太淡了。”这是实话。所以他一生都不得志，不富有。但是，只要有京剧可唱，长菁的生活就充实。在台湾他最大的乐趣就是票戏。他的唱功大有长进，由原来的正工调唱至六字调。家中有专用琴师。多次登台演出《法门寺》、《武家坡》、《大登殿》、《捉放曹》、《四郎探母》、《审头刺汤》等十几出剧目，并在电台录音。他还教会了长菁婶唱戏，他的愿望是有一天和太太同台演出一齣双老生戏如《马鞍山》。
只有在戏剧中他才找到了人生的平衡点，才回到了他梦牵魂绕的家乡。
长菁的孩子们——我的堂兄妹们都是普通市民，只有长孙女——我大堂哥刘玉钧的女儿刘昭仪与政治沾边，二零零四年嫁给了民进党立委罗文嘉。他们结婚时台湾各报的通稿是这样报道的：
身為男主角的立委罗文嘉說，第一次到太太刘昭仪家中拜訪，她的父亲拿出洋洋洒洒的家谱，要罗文嘉好好了解他們的家族。罗文嘉的妻子刘昭仪大有来历：曾祖父刘荫远曾任陕西国代，是保定军校出身，参加过同盟会。曾祖母曹承德曾任监委、陝西妇联会会長，与前总统蒋经国是莫斯科大学同学（拟应是莫斯科中山大学）；伯公刘长菘信仰共产主义，还留在大陸。
长菁晚年病痛缠身，哮喘和肺心病，住在养老院，活得很辛苦。一九九三年他突然写来一封信，说他打算回到大陆定居，在生养他的土地上终老天年。爸爸异常兴奋，立刻帮他联系一切定居事宜。不料事情还没有结果，长菁就去世了。得到消息，爸爸胸口发闷，第二次犯了心梗。哥儿两个睽违半个世纪之久，后十年虽然得知下落，也只能“见字如面”，终于没能见面。
长菁叔丰仪俊朗，双目灼灼，衣着整齐利索。若有病痛，从不向人诉说，更要整冠沐浴，以饱满神采示人励己。
迫走他乡——长兰姑
在诸兄弟姐妹中爸爸和长兰姑的关系最好，从小时的玩伴到青年时期的志同道合，到成年以后绵延不绝的相盼，到老年的书信传递，互相惦念了一辈子。可是不像云子姑后来多次往来大陆，长兰姑只回来过一次，而且来得最晚。
她有她的难处，因为一些政治的原因，她的处境很微妙。这要从抗战时期谈起。
“七七事变”以前，长兰考上了北京大学文学院，也是学俄语。俄语老师正是曾经教过爸爸的刘泽荣先生。长兰的俄语在班上最出色，因此当刘泽荣被任命为中华民国驻苏大使馆参赞后，临时聘请不到俄语教员，学校竟让长兰代课一年。
长兰还是个热情的爱国青年，她是“民先”队员。上街游行，查处日货都少不了她的身影。
“七七事变”那天，长兰和曹氏母亲正在清华园游览，待回家时发现城门已经关严，进不去了。守兵说日本人打来了，奉命关门阻隔日军进犯。怎么说都不放她们进城。后来曹氏给军法委员会打电话，找到孙传芳，才开了城门让他们进去。回到家刘逸南让她立刻离开北京，因为她的进步表现会惹来大麻烦。
抗日战争爆发后北京大学西迁，长兰随往。学校先是迁址长沙，和其他院校组成了长沙临时大学。文学院设在衡山上，学生宿舍山头相隔，山间有乱石飞瀑，秋天红叶透亮。下课在山里漫步，如游虚无缥缈之幻境。南岳最高峰为祝融峰，峰顶有庙，庙顶是整片的铜，在太阳的照耀下闪闪发光。因为高，屋檐上挂的冰柱终年不化。整个衡山就是校园。
文学院学生组织了一个“南岳诗社”，白天登高望远，入夜秉烛赋诗。当然其中也少不了青年学生的男欢女爱。有男生写对联：“新年旧年逢年便过，好妞赖妞见妞就追”。浪漫情怀还导致了一桩悲剧，有一天长兰与同学上山采茶花，穿成花环戴在胸前。下山时见人群围在瀑布边，上前看究竟，原来几个同学游玩，一个女生喜欢红叶，有热心男生为其摘采，踏在石苔上脚滑失控，摔死。
听到这些故事，我脑子里怎么也和亡国恨联系不起来，倒想起一句诗：“……隔江尤唱后庭花。”
长兰在学校是个活跃的女生，多少年后，西南联大的同学还写了一首诗，题为“忆南岳，记长兰”。
文学院在长沙只呆了半年，就因日军的南下而迁移云南。在南迁的路上，还有一桩奇遇。
到云南取道四川贵州。进入四川不久，车子坏了，学生们滞留在一个乡间旅店。放下行李，长兰要去吃饭，忽然发现钱包没了，想不出是在哪里丢掉的。钱丢得一干二净，连一顿饭都吃不起了。她搜遍行李，想找一些值钱的物品去和老乡换点钱，翻来翻去，只找到一块香皂看来还名贵一些，可是农民说这东西有啥子用，能当钱花？不要。拿金子或大洋来换。长兰沮丧，有金子大洋还找你们干嘛？
晚上，长兰饿着肚子蜷在床上，有人敲门，是一个陌生男子的声音：“请你开开门，我有事和你说。”长兰不敢开门。男子说：“不要怕，我是好人，姓孔，是西北联大的学生，给你看我的学生证。”他隔着门向长兰出示了学生证。他说：“我知道你的钱丢了，我和你一样，也是半路上把钱丢了，可是我在汽车上用手捧着帽子，对乘客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请大家帮衬几个钱作盘缠。果然募集到了一些钱。”孔同学又说：“我看你一天没有吃饭了，这些钱都是大家的资助，我愿意和你共同分享。”长兰只好接受了“布施”，因为已经饿得不行了。
天无绝人之路。第二天旅店里来了一队军人，夹杂着一些女流。为首的军官皮靴马裤十分帅气，又颇有儒将之风，很是吸引女学生们的注意。打听之下此人叫黄杰（黄杰1902-1995，中华民国陆军一级上将）。黄杰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一九三八年六月之前任第八军军长兼第四十师师长。六月在徐州会战中因指挥作战失利——在没有得到命令的情况下自行撤退，影响了战局——被撤职查办。后来又被派往成都任中央军校教育处处长。此时他正是去成都赴任，接收陆军军官分校，路经此地。长兰忽然灵机一动，或许可以请他帮忙？她鼓起勇气去找黄杰，先是自报家门，抬出二爷三爷的大号，又说明自己的窘境，问：“您能不能带我一起去成都？”黄杰非常有礼貌地回答：“此行带着太太及其他家眷，我的车已经满员。”长兰正在失望之际，又听黄杰接下去说：“如果你不嫌弃，可以坐在卫兵的驾座旁。”长兰高兴还来不及，岂有嫌弃之理？黄杰一路十分君子，如同对待自家的女眷一样照顾长兰。就这样她顺利地到了成都，又想办法从二爷哪里弄到了钱，得以南下云南。
北京大学迁移云南后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于一九三八年五月成立了西南联大。自成立起，联大的学生就分成了很多派别，国民党、三青团、共产党、“民先”、群社，明的暗的，斗争很激烈。
长兰的麻烦就是从这时开始的。由于她以前代教俄语课的经历，学校里很多人都认为她是共产党。按她说她只是个进步的救亡青年，在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后，参过共产党领导的“民族抗日先锋队”组织。她的抗日态度旗帜鲜明。
尽管师生中派别林立，学校的民主空气仍是很浓厚，经常公开辩论时政和社会问题。一次外语系的学生开会讨论局势，一些学生就谁“站在抗日第一线”的问题指责共产党和进步人士。会场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拥共和反共的学生双方一触即发。一些拥共学生十分激愤，但又不知如何反驳对方，也不知道反共学生有什么背景。这时长兰站起来大声说：“你们说得不对，谁抗战谁不抗战，大家看得清楚。你们可以以理服人，谩骂只能说明你们心虚。”接着她有理有据地摆出自己的观点，驳斥反共学生的言论。长兰讲完，大多数老师同学报以热烈的掌声。同学们几乎不能相信这位身材矮小的女生竟发出这样强有力的声音。一些进步学生以为她是地下党派来在会上发言的，右派学生也把她当做共产党人。
学生中的斗争终于白热化。一九四〇年十月的某一天是南开大学的校庆日，校长张伯苓专程从重庆到西南联大参加南开校友庆祝会。联大剧团将在会上演出话剧“地牢”。校友会邀请了五个主要学生团体参加，唯独把由地下共产党领导的左派学生组织“群社”排除在外。“群社”号召社员们不要去看戏，以免惹上麻烦。长兰不管那些，还是去了，而且坐在前几排。没办法，她太热爱戏剧了。
戏演到一半，突然场上场下一片黑暗——断电了。顿时台下哄闹起来，七嘴八舌地嚷道：“是共产党捣蛋！是民先分子搞鬼！是‘群社’干的！”剧团团长汪旸（三青团身份）上台痛哭道：“为了欢迎老校长，我们赶拍了新戏，但是‘群社’剪断了电线，戏演不成了！”台下更是群情激愤，喊道：“把共党分子抓出来！”纷乱中矮小的长兰忽然站到椅子上，对汪旸大声喊道：“你撒谎！你凭什么说是‘群社’搞鬼？敢拿出证据来吗？”汪旸一下子被问住了，他大声喊道：“她就是共产党！”镁光灯突然大亮，光线都聚集到长兰的身上。台上台下人们七嘴八舌地喊：“打她！打她！”还有人在台下摔椅子。人们向长兰聚拢过来，一时间气氛剑拔弩张，爆发在即。就在这时，张伯苓校长站起来走到台前。他对长兰说：“这位同学你过来。”长兰走过去站在他身边。张校长对大家说：“这位同学说得不错，你们根据什么说是共产党干的呢？再说现在已经国共合作了，大家应该团结起来，共同抗日。”他又说：“共产党就不演戏了吗？周恩来是我的学生，他在南开就演戏，还演过女的呢。请大家不要闹事，改天我们再演。”这场风波暂时平息下去了。张伯苓对长兰说：“你和我一起回去吧，免得那些学生再节外生枝。”
双方学生都不服气。当天夜里“群社”立即开会商谈反击对策，连夜书写壁报第二天刊登。有人写打油诗“大会主席口结巴，剧团代表泪如麻，台上台下齐喊打，北平武戏不如他。”有人写小品文《李二嫂看戏》，贬刺“右派”学生。而对立派学生也在暗中策划反击，要掀起更大的争斗。
为了平息事态，张伯苓特别邀请西南联大五个团体（包括群社）代表开会，并请长兰列席，让指责长兰是共产党的学生向她道歉。再次强调大家应和睦共处，专心读书。然后请大家吃了一顿饭。
这次断电风波，也算西南联大比较重大的事件。后来查出切断电源的是物理系的同学，他们第二天要考试，正在图书馆准备功课，嫌隔壁礼堂演戏太吵，就剪断了电源。
张伯苓曾是国民党参议会主席，并有江湖背景，他对长兰的保护，令她终身难忘。
不久国共两党的关系发生了剧变，“皖南事件”后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公开对共产党和左派人士展开清剿。
政府要来抓左派学生，共产党地下组织决定让联大活跃的党员疏散躲避。据悉，长兰的名字也列在了抓捕名单上。国民党把她当成了一个老牌共产党、有经验的地下工作者。地下党派人找到她说：“你虽然没有参加共产党，但是给了我们很大帮助，我们也要保护你，你跟我们一起撤离吧。”长兰和他们一起悄悄离开西南联大，到云南的东南部山区隐蔽起来，在当地教小学。
但是长兰最终还是暴露了身份，被国民党的军法机关逮捕了。在监狱的一间肮脏小房子里关押了一个月才有人提审。提审时，审判官刘清芝一看，吃了一惊，这个女子他认识。当年他做过三爷刘逸南的秘书，眼下这位不正是三爷的大小姐，二爷的过继女儿吗？赶紧请她上座。对这位小姐他可不敢轻举妄动，可是“共产党”事关重大，他也不敢私自放行，关也不是放也不是，真是块烫手山芋。思来想去刘清芝想出一个折中办法，把刘长兰送到昆明自己家里“关着”，像一家人一样好吃好喝招待着，可就有一样，您好好在家呆着，别迈出这个门槛。不过，可以在他的陪同下去参加军官们的“同乐会”。另一边厢他赶紧和三爷联系，磋商解决办法。云南驻军的副总司令关麟征是二爷和三爷在陕西的旧交。几经斡旋，长兰得以保释。曹承德亲赴昆明接她回家。之后长兰以优异成绩考取了迁校成都华西坝的金陵女子大学。
爸爸最后一次见长兰的面，就是这时，他从新疆回来后经过成都。兄妹俩匆匆一面之后又各奔东西，只是偶然有信件联络。
一九四五年台湾光复，长兰大学毕业不久，她的一个在《大公报》工作的朋友要到台湾去接洽新闻记者工作，邀长兰同去做译电员。为躲避与两党间的是非，长兰欣然前往。工作结束后正准备返回大陆，又应朋友之请在嘉义县中学代课半年。这一代课，显示出她作为教师的优秀素质。校长也是金陵女大的校友，一再挽留，不肯放行，一直拖到大陆易帜，长兰就再也没有机会回去了。
在台六十多年，关于被捕一事长兰姑从来不提。一切与国共的联系与纠葛，讳莫如深。早年我听爸爸说她加入过共产党，我一个同学的妈妈是长兰姑在西南联大的好友，也曾告过我她是共产党。二〇〇三年我去台湾时，曾向长兰姑求证，她矢口否认。是与不是，追究下去没有什么意义了。事实是，她过去的进步身份已经给她在台湾的生活带来了很大麻烦。台湾有一阵白色恐怖严重，也搞过像共产党在掌权后审干那样的审查，调查所有大陆来人有否可疑背景。有人到长兰工作的台湾师范大学调查她。师大人事科长的老婆也是西安人，知道长兰家的底细，说：“有什么好调查的，她是刘荫远的侄女，过继女儿，还能有什么问题。”凭了刘荫远的名字，长兰安全过关。尽管她埋头学术，不问政治，但实际上她在台湾的很多行动受到注意，回大陆探亲并非易事。加上长兰姑的丈夫是个政府要员，她作为家属须得谨言慎行。
八十年代长兰曾收到大陆一位不详其名的西南联大校友的一封长信，热情异常，欢迎她回去，并说要联络西南联大校友开个盛大的欢迎会，还说要陪她到任何她想去的地方旅游。也许这仅仅是校友的热情相邀，却更让长兰疑虑重重。她告诉爸爸，这封信无形中使她回乡的脚步更加延迟下来，直到一九九四年先生退休，他们才踏上阔别了五十年的大陆，是台湾亲戚中最晚一个回来探亲的。
爸爸和长兰姑北京会面（1994年）
分别了五十二年的兄妹终于见面了，两人对坐，泪眼婆娑。说不尽的惦念全在一声“北京哥”（爸爸小名），一声“丫头王”（长兰姑小名）之中了。
爸爸问：“你还记得吗，在北平时我们两人都特别喜欢文学，共同话题特别多，一聊起来就没个完。说得最多的就是《红楼梦》，有一个冬夜竟围着火炉彻夜长谈。火炉灭了都没察觉。”
长兰说：“咱们还经常因为政治观点不同争论不休，特别是一说起共产党和国民党孰优孰劣的问题，你竟能滔滔不绝地为共产党辩护，你平常是不善言辞的嘛。我说共产党残暴之极，你说国民党腐败之极。我说不过你，抓起身边的书或报纸就向你飞掷过去。你抓过书挡开报纸说：‘别生气，走，我请你去喝咖啡吃点心。’把我哄得又笑起来。”
爸爸说：“其实那时我已经是共产党了。”
长兰说：“我早就就猜到了，还偷偷问过你。你说：‘你不要管。’我更加肯定你就是，但是我一直替你保守秘密，瞒住了二爷和三爷。”
爸爸说：“1942年我从新疆回来，马上给三叔写信询问你的下落。三叔回信说，这女子甚是荒唐，她曾经从成都给他寄过一封信，只知道她又考上了金陵女子大学，可是没写回信地址，徒让人操心。后来我到成都的大学去找你，有人告诉我确有此人。等把人找来一看，是个叫刘昌兰的女生。”
数不尽的往事，流动着，带着色彩。
除了与她的“北京哥”彻夜相谈，旧地流连外，长兰姑在北京十分谨慎低调，一切陌生人甚至过去的同学朋友一概不见。尽管长兰夫妇一再叮嘱不要告诉任何人他们的行踪，还是被无所不能的统战部知道了，责成出版社出面宴请他们，由孙绳武主持。这种“热情”也令长兰姑心有余悸。
在大陆，长兰姑和姑父游历了黄山庐山。她回台湾后，爸爸写信再次邀请她来，说中国的名山大川世界哪里都找不到。希望她趁身体还好再来游历，多看看，尽量看。长兰回信说中国之行让她感到十分失落，她说：
黄山是唯一没有被破坏还保持原貌的地方。庐山却被破坏的一点灵气也没有了。而最最被破坏的地方则莫过于北京，她完全失去了原有的特殊风格，令人看了无限辛酸。前人诗句有‘国破山河在’。而如今许多地方却反过来使人有‘国在山河破’之感。这是令人痛心的，因为国破还可以收复，山河破了却万劫不复矣！
对北京的失望挥之不去，她在另一封信里又说：
悲的是北京整个变了，非昔日我在那时那样平静安宁，那样纯美娴雅，像一章蕴涵着潸潸诗意的散文。而如今却象一所刚刚拆毁的大宅子，东一堆西一堆显得乱哄哄。一些尚未拆除的景物如北海公园、中山公园、及至天安门、故宫等，也都像是灵魂生命均被抽取掉了的标本，只有模样，却失去了精神。
长兰说再也不想回去了，因为怕见到那面目全非的北京。
也许长兰来的不是时候，一九九四年的北京正在反复地进行大规模的建筑物拆除和重建工程，再加上修建地铁，道路也被开膛破肚，确实如同一个大工地。如果她今天再来，“工地”已经完工，但是其面目又如一个暴富的土豪。她记忆中的“平静安宁，纯美娴雅，像一章蕴涵着潸潸诗意的散文”一样的北京，永远不会再有了。
长兰姑至今已九七高龄（本文完成于2014年，如今她已仙逝），她是台湾师范大学英语系的教授。退休以后，最热衷的事情就是票戏。她领导着一个票友“国剧社”，唱打念做，不让科班。她曾登台票演“萧太后带回令”，寄来一张剧照，扮相容光照人。对于旧时家园的思念也就只能寄情于“国剧”的一着一式中了。
长兰姑票演萧太后
千金散尽——云子姑
爸爸去世后不久，他最年轻的妹妹，敢作敢为的云子也走了。幸而爸爸走得早一步，要不然他不知又要经受多大的疼痛。
云子来过大陆两次，回去以后，初时还有信来，后来信越来越少。九十年代以后，几乎音尘断绝。
二〇〇三年我第一次到台湾，见到了十几位刘家亲戚长兰姑和姑父、长华婶、长芬姑和姑父、还有堂表兄弟们，唯独没见云子姑。
我问：“云子姑呢？”长兰姑说：“她走了，一年多了。”我大吃一惊，什么？她的年龄是诸长辈中最小的，八十年代初她回国探亲时，还是一个快人快语快乐无忧的中年妇人，怎么会呢？后来他们给我讲了云子姑的故事。
说起云子，人们的第一句话就是：“云子是个童话人物。”
云子，刘荫远的娇娇女，圆圆的脸庞，乐天的性格，又是独生老闺女，再加上刘荫远家缺女孩，千万宠爱在一身。
云子一直和父母生活在一起，从小便养尊处优，享尽荣华富贵。家中水果，糕点成堆。布料要买最贵的，一买就是十几块，再加上别人送的，家中闲置布料摞得有人高。她爱画画，刘荫远请了最好的画家黄君璧——和宋美龄是同一个老师——教她。五十年代云子就开上了高级进口汽车，十分风光。出门不是私家车，就是计程车。公交车是绝不坐的，因为“要像个大小姐”——她身体力行和教育晚辈的口头禅。吃饭要去最好的饭店，洗头要去最好的理发店，九十块洗一个头，绝不会去只收五块钱的一般理发店，还是那句话：“要像个大小姐”。玉锦妹说：“我上大学时喜欢一个女歌星。云子姑说：‘走，姑带你去听她唱歌。’到了歌厅，她把老板叫来，要那个歌星来坐台，大把给钱。”
无忧无虑的云子
可惜，台湾的高干子女远远比不上大陆高干子女优越。后者不仅可以继承父辈的荣耀，而且还继承了权力和财富，以及利用权力攫取财富的特权。而在台湾，父辈一死，自己想办法谋生吧。刘荫远去世后，云子就失去了依靠。她和丈夫想做点事情，又都学无专长，十分掣肘。云子没有心计又爱折腾。本来她在台湾银行做电话总机工作，收入稳定，却辞了工，异想天开地要到法国开珠宝店。她买了一批很贵的台湾玉打制了一大堆戒指。还没走就到处送人，随意挑，不好意思拿就塞给你一大把。到了巴黎参加了台湾同乡会，聚会时不管认识不认识，赠送乡友一人一枚戒指（当时大约值一百美元一个）。珠宝店没开成，珠宝送得差不多了，钱也花光了。后来说是在老人院给人家当管家，又洗又熨，一个人做几十个人的饭，干得很是辛苦。说“管家”是好听，实际上就是打杂。最后，云子穷途末路，打道回府。
回到台湾她张罗了一个补习学校。一切东西都准备妥当，开张之际，突然发现没有执照。这才知道得先办执照才能经营，办学的事就这么黄了。她又开了一个酒家，名字很雅致，叫“半雅亭”。执照这回有了。开张时十分排场，请来父母的旧好及各路名流来捧场。酒家只开了一两个月就关张了，赔钱太多。云子说：“都是熟人来吃饭，不好意思收钱。”全是记了她的账，一如当年“二爷”开茶馆的风格。云子说酒家名字也取得不好，“半雅亭”与“半月停”音似，开不长久。
总之，折腾，失败，再折腾，再失败……
这段期间好歹有她母亲撑着门面。母亲的薪酬不低，再失败也能挺得过去。母亲去世后，夫妻俩人的生活就完全靠了自己。云子会些法语，靠私人教授法国人国语为生。在台湾，有几个法国人呢，这个市场十分有限。他们夫妻一直在寻找商机做点大小生意，但是为人又都太简单实在，不是这块材料。
一次次的生意失败，债台高筑。最后一招就是卖“祖房”——刘荫远在士林的房子。本来士林的房子为官邸，是不允许买卖的，蒋介石去世后才解禁。豪宅被云子卖掉了，想想士林的房子该有多值钱！却是贱价卖掉的。
夫妻俩花了三百万元买了一个小房子住。云子不会理财也不会理家。那个家呀简直下不去脚。又脏又乱，到处都是狗屎尿。马桶长着黑霉看不出本色。厨房的油烟机被油腻塞住，根本转不动。生意再次失败，小屋子也卖掉了。最后一笔生意是和香港人合伙投资的，连本带利都被人骗走了不说，丈夫还遭人算计，身陷官司，羁留海外，被禁止入境。云子无奈中破釜沉舟，动用了先父的社会关系，找到国民党最高安全官员疏通，才把丈夫接回台湾。之所以说“破釜沉舟”，是因为此前刘荫远立过规矩：他自己不会也绝不允许家人利用他的社会关系为自己办事。
他们最后不得不住进台北县政府的廉租屋里，其实就是贫民窟。房子在乡间倚山而建，屋子里又脏又挤，靠山那边的墙都已经发霉发黑。隔壁就是公共厕所，秽气传进屋里。前去探望的亲戚见到他们的惨状无不黯然神伤。
孟子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那是两千多年前的事。如今俗话说“富不过三代”，最多如此。
云子连自己的身体也不会料理。她的腿肿，抬不起来，别人提醒她怕是肾有问题，她说：“不会不会。”总是那么乐观，根本想不到去看医生。二〇〇〇年左右，云子摔了一跤，摔跤后再也没能恢复，才查出有糖尿病，很严重了。二〇〇二年春夏之际，贫病交加的云子决定和丈夫及儿子承平迁回先生的湖南益阳老家。承平办理了离职，拿了一笔五十万元新台币的离职费作为回乡的安家费。此时丰腴优雅的云子已经瘦得形销骨立，不能自己行走，她是坐着轮椅被推上飞机的。
他们回到湖南一个月后就传来云子去世的消息。
豪爽乐天的云子姑
云子快人快语，豪爽乐天，招人喜爱。可惜刘荫远教女有失，他太惯宠云子了，没有教会她过日子的本领。
“我当年也有小细腰！”至今言犹在耳。
1980年云子姑来京与我合影
长华叔和长芬姑
在台湾的还有长华叔和长芬姑，刘逸南的儿子和幼女。
长华从小是一个听话的孩子，安静沉稳。他的岁数比哥哥姐姐们差很多，他们出去看戏游玩从来不带长华，他只好乖乖地呆在家里。抗战爆发以后，刘逸南拒绝当日本人的维持会长，不得不带着长菘长兰他们离开北平，只留下了长华，由李静懿带着。临别的那天，长华一句话也不说。分别的时刻到了，长华还是没有张口，只是眼巴巴地望着长兰，分明是在用眼睛叫着：“姐姐！别走！”这眼神流露着悲伤和绝望，成为一辈子埋藏在长兰心里的痛苦记忆，直到现在长兰姑说起来，还是想流泪。长华后来告诉她，那天晚上当他独自一人，他偷偷地哭了。
长华十分优秀，抗战胜利后，他考上辅仁大学。在台湾又考上第一个台北的公费留学生，成为工程师。长华老年后视网膜剥离，双眼失明。他去世时毫无痛苦，一天午睡，就再也没有醒来。
长芬自幼在乡下和冯氏母亲生活。母亲去世后，长兰与父亲去乡间把长芬接到南京居住。长兰当时忙于照料孩子，无暇顾及妹妹，长芬觉得大家对她不好，与家人感情疏远，脾气也不好。
长芬比刘逸南他们晚一些乘船离开大陆。她的旅途充满惊险，她乘坐的轮船在半途遭到共军炮火攻击，船身被打得遍体鳞伤，海水从弹洞灌进船体。船长让大家把行李及随身携带物品尽可能扔到海里，以减轻船上重量。长芬把所有的东西都丢进海里，连身份证也一起扔掉。破船在海上颠簸了二十一天好不容易飘到了台湾，可是她自己的身份，如同随着身份证抛进了大海，再也找不到了。三十年后，长芬与丈夫返大陆探亲，被冠以“台胞”的称呼。这让他们非常生气和失落，说：“在台湾我们被称作‘外来政权’，被骂作‘外省猪’，现在却又被大陆叫做‘台胞’。到头来我们两头不着家，没有自己的身份。”
长芬没有机会接受完全教育。内战期间，老师带着学生到处逃亡。如果地面没有交火，天上没有飞机，老师就把小黑板挂在树枝上讲一堂课，陆陆续续学了一点东西。到了台湾以后，父亲让她继续念书。因为年龄已大，就从高中开始念。刚上高中时什么也不会，但是她很聪明，到了高三竟然考到全年级第四名。
长芬工作后在教会认识了一个男人李光宝，是一个下级军官，也是从大陆过去的。两人相爱了。一直担心长芬嫁不出去的父母及家人听说了都很奇怪，什么人会爱上脾气不好，性格孤僻的长芬呢？待见了面，竟是一个仪表堂堂，英俊体面的汉子。父母非常高兴，把全部家当都拿来陪送，生怕怠慢了这个女婿。长芬的二大爷刘荫远竟对李光宝说：“我们把长芬嫁给你，觉得很对不住你。”众人都为长芬捏了一把汗，不知道婚后会发生些什么事情。结果是结婚以后李光宝对长芬更好了，做饭打扫都是李光宝来做。有一次长芬摔了一跤，跌断了腿，李光宝抱上抱下，不辞辛劳。更出乎大家意外的是，长芬竟也改掉了暴躁的脾气，做成一个贤妻良母。俩口子一辈子恩恩爱爱，在台中市多次被评为“模范夫妻”。
二零零三年我去台湾探望了他们，李光宝姑父仍是魁伟威仪，站有站相坐有坐姿，一举一动不失军人风度。长芬姑则是一个安详慈和，言谈旷达的老太太。二人大谈回中国见到的改革开放的新面貌，由衷地赞叹中国的巨大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