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在中国很有市场，不少人觉得认识日本人的人性，这本书写得深入、透彻，大家都知道作者是美国人，虽然此书有历史性（老了，认识不一定那么完善）和局限性，也不是全面，大家对作者的敏锐地观察力和对民主文化的洞察力都是钦佩。
本尼迪克特只是上世纪初文化人类学几个大师之一，当然很厉害，然而当时文化人类学之所以具有独特的眼光，主要是在西方将其在全世界都被殖民后所沉浸在一种大国沙文主义之中的泡沫吹破，西方那时确实处处讲人性，却处处“感叹”白人的优越。换言之，当时看世界就一个角度。文化人类学是说，其实还有另一个角度。当时你要是率先采用这种新的方法论，不论分析什么都能有新奇的看法。
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
华语里对此书的推崇，能在《知乎》里找到【1，2】，《知乎》是个市场，很多瞎扯的，但即使在那里，也已经有人提出质疑【3】：
（引用）“人类学家已对亚洲和太平洋的一些文化有所了解。日本文化中有一些社会风俗和生活习惯甚至与太平洋岛屿上的原始部落的风俗和习惯是极其相似的。比如，有的是和马来西亚的相似，有的是和新几内亚的相似，也有的是和波利尼西亚的相似。根据这些相似内容来推测古代的移民或相互交流的情况是一项很有趣的工作，但我认为了解文化相似性的价值不在于研究这种可能的历史关联，而在于借助于这些相似性或差异获得了解日本人生活的线索。”
这段描述会让我们这些中国读者瞠目结舌。作者显然认为日本的文化和波利尼西亚土人更接近，而对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根本不了解
对有中国、日本文化有所了解的，大概就会马上觉得此书毫无参考的价值。
代表学术界观点的通俗文章有代表性的是【4】，估计也是学术界觉得此书失去历史价值的原因，最直接的，是（美国人》拉米斯（《内在的外国——〈菊与刀〉再考察》）“与其说《菊与刀》是人类学著作，不如说是政治论文”之指责，后来拉米斯反被人指责有自己的政治动机，后来又有一篇论文说拉米斯误读了一些资料，可是本尼迪克特此书出自美国政府基于二战了解日本人人性的需要，确实是这么一回事。
《菊与刀》确实在英语界和日本受到批判，如【4】引用副田义也《日本文化试论——读〈菊与刀〉》，明确批评“耻感文化”、“罪感文化”的说法，可这大概是过于敏感了，耻辱是文化的必要成分，古希腊文化如此辉煌，但照样是个耻辱文化，耻辱就是“荣誉”：
阿喀琉斯被帕里斯用箭射死，阿凯亚人之中最勇猛的首领埃阿斯和最有智谋的首领尤利西斯 (Odysseus)争夺阿喀琉斯的盔甲，尤利西斯用巧计战胜了勇力超过他的埃阿斯，使得后者气愤自杀
儒家、基督教，耻辱都是中心概念，从现代心里伦理学的角度来看，那是维护社会凝聚性而利用人性的一个普通手段，心态平静下来，不是什么大事。
也许这是在中国和日本此书还有销量的原因【4】。
在我看来，《菊与刀》的真正谬误，是在于此书是如何写出来的。
《菊与刀》是本尼迪克特坐在办公室里，靠阅读美军报告，和跟一位日裔Robert Hashima交谈而写成的，换句话说，是空想出来的。能写成这样，确实不简单。可是不说现在，当时它又与日本社会的现实有多大关系呢？把它当成为小说也许更合适。
为什么大家对它着迷呢？估计首先是文化人类学的出发点，不仅角度全新，而且把握住社会、人性的核心概念，这么一来，不论事实如何，读者都有一种一下子就能掌握“真相”、“本质”，谁不想不费什么劲就能了解“真相”、“本质”呢？
秦晖有次评论中国（人民真正作主的）共和体制为什么没有建立起来，他说原因是（没考证来自秦晖还是共识）就是中国在救亡的沉重压力下选择了学习日本，而日本则是学德国的，德国日本都旨在以尽快的速度强国富国，而不是建立公民体制，而抛弃了逐步走西方先有（个人）自由，才建立公民社会、民主这么一条道路，先民主而不讲究个人自由，最后就没有个人自由。按照这种说法，中国学日本强国恰恰就是这种急功近利的心态，导致中国的现代化跨过了“自由”这么一个关键的公民意识，结果中国传统观念，儒家的个人服从集体，还是中国治国的核心，没有个人自由，最后民主也就失去争夺政治体系的基础。
今天把狂人的话当成事实，估计也处于这种情结，忽然不需要思考就能把握真理，何乐而不为呢？
一知半解本来就有问题，如果一股子自信，一知半解成了自以为是，那就更糟了。
【后注】我把原文稍改善了一下。
【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