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喜欢杰克•伦敦，每次看到有人夸他，我就不屑一顾，去他的《马丁•伊登》、《野性的呼唤》、《白牙》、《热爱生命》，谁让他写出《The Yellow Peril》和《The Unparalleled Invasion》呢？谁让我是中国人呢，屁股决定脑袋。
不少人读过芥川的《中国游记》后，义愤填膺地表示不再喜欢芥川了，因为他笔下的中国是那么破败肮脏，中国人是那么贫穷愚昧，而他，则那么轻侮傲慢地一路游一路肆意批评，言辞犀利。身为中国人，一路读下去，心里真不好受啊。结合我对杰克•伦敦的感觉，我完全能理解。以前有韩侍桁、冯乃超、巴金，现在有叶兆言等专门著文批评芥川及其游记，然而读完叶文后，我表示很震惊，文中意气多于理性，对芥川所有文字一并否认，很难相信这是出自名家之笔下。
个人觉得芥川对中国的态度与杰克•伦敦对中国的态度还是不同的，稍作如下解释，但不分析杰克•伦敦对中国的态度，仅算是《中国游记》的读后感吧。
芥川去中国之前，从中国古典小说里所得到的中国印象应该是繁荣昌盛、浪漫洒脱的千年古国，中国人也像汉唐盛世时一般浪漫、诗意。他想到中国寻找那种诗意的中国，古书古画里的中国。然而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战乱频仍、满目疮痍，作者所见到的景象与他想象中的中国相去甚远，全是贫穷、愚昧、混乱与肮脏，自小受到中国古典文学熏陶的芥川失去了他在艺术上的一个“天堂”和精神家园，现实中国令他深有幻灭之感。
冷静地想一想的话，芥川笔下中国那些丑陋之处，我们并不陌生，有些到现在依稀仍能见到，比如火车站、轮渡码头哄抢拉客的黄包车夫、在地上写得一手漂亮粉笔字的、得寸进尺的乞丐，男人随处小便、不洁净的旅馆、名胜古迹被重新装修得俗不可耐……
芥川毫不客气地将这样的中国写了出来，有个重要原因，便是希望太大，失望更大。现实的中国实在令他大失所望。我不敢说“爱之深，则责之切”，但有这种意味在里头。1921年3月11日，他写给老板薄田淳介的信里说，他出行前，朋友们为他饯行，里见弴致词云：“中国人在古代时期很是伟大。然而古代伟大的中国人现在突然不伟大了，令我百思不解。到中国去后，切莫只看过去中国人的伟大，还要找到如今中国的伟大之处。”芥川表示“我亦如此打算。”
然而，来中国后不久，他在 1921年5月20日从中国致小穴隆一的信中说到：“如今中国的艺术已彻底衰败。”后又说：“现代中国有什么？政治、学问、经济、艺术，难道不是悉数堕落着吗？尤其提到艺术，自嘉庆、道光以来，有一部值得自豪的作品吗？……我不爱中国，想爱也爱不成。在目睹了这种国民的堕落之后，如果还对中国抱有喜爱之情的话，那要么是一个颓废的感官主义者，要么便是一个浅薄的中国趣味的崇尚者。即便是中国人自己，只要还没有心智昏聩，一定会比我这样的一介游客更加地不堪忍受吧。”
读后，我只有沉默。
说句题外话，我觉得二战前的日本文人可能都有很高的汉学素养，都有种中国情结，日本侵略中国之后的文人，就难说了。近代历史上， 日本文坛的诸多作家都曾来过中国，例如森鸥外、二叶亭四迷、正冈子规、夏目漱石、永井荷风、正宗白鸟、齐藤茂吉、志贺直哉、谷崎润一郎、佐藤春夫等，他们笔下的中国风格和角度各异。
还一个原因，我姑妄言之，大家姑妄听之。据说因为谷崎润一郎在他之前（1918年）自费来我国东北、北京、天津、汉口、九江及江浙等地游历，返日后写有《苏州纪行》、《秦淮之夜》、《西湖之月》等，芥川或许想另辟蹊径，抱着与谷崎唱反调的态度落笔。
其实，阅读芥川的日记，可以看到他作为一名普通游客对中国的不少赞美之词，希望如叶兆言之类不喜欢《中国游记》之直白的人能读读他的书信予以补充。
抄录若干如下，因麻烦之故，省去日期：
“西湖小巧玲珑，美不胜收，此地盛产老酒与美人。” “西湖美景似明朝古画，夜晚湖面萤火闪动，令人称奇。” “建议苏州一定要观赏一番。寒山寺平庸无味，但天平山却俨然南画中之山景。”“在苏州游览了留园和西园。西园到底不及留园规模宏大，但两者皆有太湖石、芭蕉、岩桂与白墙相映成趣，极为秀美。真想在此类宅院中，玩他一天中国式赌博。”“在南京给比吕志买了衣服，是中国孩子过节穿的老虎衣服。” “洛阳龙门石窟终于参观完毕。龙门石窟实乃天下奇观，洛阳却只有碑林。城外麦田绵延无尽，几似黄云滚滚。”（注：由于战乱，放弃了西安、宜昌、武昌许多地方。）
芥川来北京之后，多次表示对北京的热爱。“来到北京三天，我已经深深着迷。即使不住东京，若能客居北京亦可以心满意足。昨晚去三庆园听戏。归途经过前门，上弦月高挂，其景色令我穷于描述。” “北京乃王城之地，壮观堂皇毋庸赘述。御府之画更多有神品，举世无双。”“我每日身穿中国服装东奔西走，此处御府之画精美绝伦。我亦认为应来北京留学一两年。”“我现在客居北京，北京不愧王城之地。”“中国不可不来。”“我已到天津，……北京令我眷恋，此情如何排遣？”他在《中国游记》的《杂信一束》中说，在天津他感到一种乡愁，而这种乡愁不是思念日本，是思念北京。他不喜欢上海，大概因为过于西化的缘故。
从以上书信中看，他印象中的中国并非如他的《中国游记》里写的那么不堪，而写出的《中国游记》与他的书信多有不符之处，应是另有其他考量。
《中国游记》在日本出了单行本，也有不少批评声音。主要指责他报导的多是名胜古迹、山水风物，于当时中国的人文政治鲜有介绍。有批评说，他忽视了中国那个年代动荡的政治格局，没有考虑当时中国国民的苦恼，即使与中国名人见面后，仍未关注过多中国政治时局，一味寻找古中国风物、美人等自己印象中的中国形象。
但芥川对于中国当时的现状应该是有所触动，有所思考的。他的中国行，受到中国方面的隆重接待，他自己说，“另信寄去上海报纸剪报，连续三天登载有关我的报道，我实在是诚惶诚恐……文子的老公在上海非常吃香。”他也会见了不少中国名人，如胡适、辜鸿铭、章太炎……。章太炎告诉芥川，他对日本童话中的“桃太郎”极为反感，认为这是一个侵略者的形象。芥川对此表示认同，说“先生真是贤明之人。他的小说《桃太郞》真像日本侵华的预言。不过，1927年便已辞世的他，万料不到会有日后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吧。他敬重秋瑾，反感秋瑾之墓门的俗气装修，“近来，我对秋女士兴趣浓厚，远胜于苏小小。”在上海，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明明是中国的地方，公园前却写着中国人不得入内。”他对李人杰的赞赏，文中有中共一大会址的详细介绍。也算是他对中国国情，为未来表示担忧的一种体现。另，他的文风自中国之行后有了很大改变，他写了《桃太郎》和《将军》等反对侵略、反对海外扩张的作品，文风也从诗意的浪漫转而写实。
啰嗦了一大堆，我想说芥川写的基本是事实，我们只能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来自勉。如果这都接受不了，未免太玻璃心了。
最后，以鲁迅先生的一句话结尾：“凡有来到中国的，倘能疾首蹙额而憎恶中国，我敢诚意地捧献我的感谢，因为他一定是不愿意吃中国人的肉的！ ……所以倘有外国的谁，到了已有赴宴的资格的现在，而还替我们诅咒中国的现状者，这才是真有良心的真可佩服的人！ ”（摘自鲁迅《灯下漫笔》）
再贴三张芥川在中国的老照片（来自网络）
1. 穿中国长衫的芥川
2. 在西湖茶馆喝茶的芥川
3. 拜谒岳飞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