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ne第五次来华
一九八九年底，Ahne教授来信：他和Jorgensen教授可能明年三、四月会来武汉讨论第二阶段的国际合作事项。嘿嘿“六四事件”刚过几个月，他的信对我们无疑是一个惊喜。说明欧盟的合作项目还可以继续进行。
由于第二期欧盟的国际合作项目已于八九年三月被批准。这次还加上了丹麦的Jorgensen教授和他负责的血清学实验室，成了中、德、丹麦的合作项目。在这次项目中，Ahne教授又给我们提供了一大批物资。他前几次来中国，看到我们的离心机实在太旧，做起病毒试验来很吃力。这次他特别在清单中加了一台瑞士产的落地式超速冷冻离心机送给我们，这是送给我们的物资中最贵的一台设备了。
由于他不懂机械。在购买之前，他只提供了一个型号，具体配置和价格叫我们跟香港的离心机销售点去谈。这个型号的离心机是第一次卖给中国，所以该公司非常希望能谈成功。我跟他们派来的代表说：“这台离心机实际上是在给你们打广告，所以必须以特别优惠的价格卖给我们。就当是花了广告费啊！”经过几次谈判，价格几乎降低了一半。我们感到满意，双方都签字认可了。
不料合同传到了香港后，他们可能觉得不划算，又想反悔不卖了。我说：“怎么能这样？这个签了字的合同是有法律效力的，如果不卖，要考虑后果。”他们被迫答应了。但是在给Ahne教授的清单中做了个小动作。本来这台离心机有两种配置：一种是用压缩机制冷，另外一种是接入不停流动的自来水冷却。显然后者冷却效果要差很多，而且万一停水就无法工作。这两者的价格也相差很大。我们在合同中特别注明是《internal cooling system（内部冷却系统，即用压缩机制冷）》，而送给Ahne教授的清单上却写的是《cooling system（冷却系统，没有明确配置）》。我一看就明白了，他们想利用这个把降低的价格捞回来。我立刻提高了警惕。
年底，离心机到达上海，但迟迟没有送过来。我着急了，找到物资处的王老师：“要赶快提货啊！国际上规定的索赔期是九十天。如果他们真的搞鬼，我们务必在那期限之前指出，否则就算放弃了。” 于是，王老师租了一辆货车，于一月十八日把设备运到了水生所。又赶快找来海关人员和该公司上海维修服务部的人员赶到现场。当着他们的面把包装箱拆开一看，离心机里放压缩机的地方果然空空如也，只留出两个接头让我们接自来水。
我立刻当着维修人员的面拿出原来双方签字的合同并指出：我们要的是内冷系统，不是水冷系统。并立即电告Ahne教授。在双方的压力下，瑞士公司不得不承认送来的货配件有误，答应尽快免费送一台压缩机来补装，大约要五月前才能运到。Ahne教授听说这事，也惊出了一身冷汗。如果我们不得不再花钱补一个压缩机的话，不算关税，至少也要一万多元。这件事终于在Ahne教授来华之前搞定了，我们都松了一口气。不过这台离心机不能在Ahne教授来华期间开始运行，还是感到有些遗憾。
大家都盼望Ahne和Jorgensen两个教授能早点来武汉。然而，事情多变，二月十五日，Jorgensen教授突然来信，说丹麦政府不让他来，只好Ahne教授自己一个人来了。我们都明白，这一定是因为“六四事件“的影响！
好在Ahne教授没有受到影响。九零年三月十四日，他如期到达北京，十六日到了武汉。
他一到水生所，立刻就去看放在一楼的离心机。潘老师看到他很遗憾的表情，就建议我们尽快把它搬到五楼预备好的离心机房去，好让Ahne教授高兴高兴。于是，大家七手八脚地把这个庞然大物推进了电梯间，几乎把电梯压坏。花了一个多小时，才把离心机搬到了指定的位置。
Ahne教授高兴极了，他大声叫道：“来，我请客，请你们喝啤酒庆祝！”我们都笑了起来，怎么可以在中国要你来请我们喝酒？于是我们赶快去买来一大箱子啤酒。
在接下去的几天，Ahne教授跟我们详细介绍了欧盟合作项目的情况。原来这个项目的名称叫《抗中国草青鱼出血病减毒疫苗的研究》，主要内容就是试图制备减毒活疫苗。原来计划是三年完成，由于“六四事件”耽误了一年多。经过商量，延长到五年，从八九年三月到九四年四月。
这几天，我们都在讨论项目的细节。当时看起来，要完成这个指标似乎没有什么大的问题。确实，把一个病毒减毒并不是很难，至少，想判明这个病毒能不能减毒并不是很复杂的问题。但是草鱼出血病病毒没有敏感细胞，如何检测病毒是否存在并准确定量就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情。对我们而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不是如何把病毒减毒，而是在检测技术的建立。后来几年的研究情况也证明了这点。不过，当时我们都还比较乐观。
九零年，我花了一些时间做鲤鱼痘疮病的研究工作。鲤鱼痘疮病是一个很古老的鱼病，以前危害并不大，所以没有引起注意。但近几年来养鱼的密度越来越高，导致痘疮病不仅频繁发生，危害也越来越大，有时也能造成鱼大量死亡。所以我才想去探索这个病的防控方法。
年初，我在菜市场里看到一条浑身长满痘疮的鲤鱼，就把它买了回来。我把痘疮取出来制成切片在电子显微镜下观察，看到了大量的疱疹病毒。我兴奋极了，赶快把样品接种到各种细胞里，结果居然很快就观察到细胞病变。啊，简直太顺了，令人不敢相信！
我后来又进一步做了鲤鱼感染病毒后发病条件的研究。发现它和温度及水质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掌握了这个规律，鲤鱼感染后三十七天就能出现痘疮，而且改变温度后几天痘疮又会消失。而日本的Sano教授做同样的试验，鲤鱼感染病毒后三、四个月才仅有百分之二十的鱼出现痘疮。原因就是没有控制温度条件。这些结果太令人满意了！
Ahne教授来武汉时，我刚做完这些试验。他听说后也很感兴趣，要把病毒带一些到德国去研究研究。他认为，如果我们在合作期间能多做点成绩，在总结时就有更多的内容向欧盟汇报。
Ahne教授在武汉跟我们在一起过了半个多月。他这次来情绪相当好，离心机等赠送的设备都已经到位，国际合作的工作马上就要开展，加上我又发现了鲤鱼疱疹病毒……。好消息不少啊。
在闲聊中，Ahne教授谈得最多的还是“六四事件”。显然，他太想知道在北京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也太想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了。但作为尚在国内的中国人，怎么能跟他解释这一切呢？大家都是“王顾左右而言他”。
一天，我偷偷地问他：“你知道北京发生了什么吗？”他看了我一会：“我们看到了澳大利亚和香港的录像，还有美国的录像。都是在北京杀死了很多平民。是这样吗？”我摇摇头：“我没有看到录像，不知道。但我能肯定是开枪了。” Ahne教授摇摇头，低声说了一句：“Modern Carsar”。看看我没有出声，也就不再说了。
Ahne教授来武汉几天后，我们正在讨论试验的细节，潘老师和武汉分院的陈院长兴冲冲地来到这里，手里拿着一个大红本子。原来这是一本聘他为水生所名誉教授的聘书，同时还批准他作为鱼病研究会的通讯会员。Ahne教授看到这本聘书，高兴得合不拢嘴。这可能是他这次访华的最大收获吧？
Ahne教授被水生所聘为名誉教授
在此期间，水生所安排Ahne教授做一个学术报告，介绍常见的各种鱼类病毒病。我问潘老师：“谁来翻译？”潘老师瞪了我一眼说：“当然是你来翻译了，还能有谁？”我吓了一跳，脸都红了：“我，我从来没有做过翻译呀。”潘老师看到我这样紧张，就松了口气，安慰我说：“谁都会有第一次的，好好准备就没有问题。”
Ahne教授听说是我来翻译，特地在头一天抽时间把我叫到一起，给我看他要讲的幻灯片，并逐一给我解释。有了这样的准备，我心里踏实多了。
第二天，Ahne讲了一个上午。中间休息时，我擦擦头上的汗，才看到倪先生也坐在那里听报告。他看到我笑着说：“嗯，翻译的不错嘛！累了吧？”我确实感到有点累了，主要是太紧张啦。但自从经过这次锻炼后，我就习惯了，再给别人翻译时就没有那样紧张啦。
四月三日，南京农业大学的陆承平教授邀请他去讲座，然后四月八日回到北京。刚好那几天我也是去北京出差，就去首都机场把Ahne教授接到木樨地附近的酒店。那时候，北京还有很多当兵的在街上巡逻。虽然比去年要少一些，但依然感觉有些紧张，路人大多也是一声不吭地低头走路。Ahne教授也感觉到这种气氛，默默地跟着我走。突然，我看到长安街靠北边有栋楼房的二楼窗户上有个弹孔。就悄悄地对Ahne教授说：“嘿，你看看左边那个楼房二楼的窗户！”他抬头一看，正好对着他，不由得吓了一跳:“这是子弹打出来的？”我看着他：“这么园的洞，用手能抠出来？”他还想仔细看看，我连忙把他一拉：“嘿嘿，你这样看不要紧，我不行啊！”Ahne教授连忙点头：“Sorry, Sorry!”我生怕他会惹出什么事来，赶快把他带到酒店休息。第二天送上飞机，我才放下心来。
啊，能在“六四事件”过去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来中国搞国际合作，还是需要勇气的呀。我想，没有对我们这些在武汉的朋友们的绝对信任，他是不敢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