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的教学生涯初期，中国留学生就开始大量涌入澳洲。首先是私校看到了商机，一个学校就能招到几十上百，给中介的回扣也高，达30%。尤其是档次不怎么高的私校，饥不择食的见钱收人，所谓的名校还摆一摆架子，把中国学生严格的控制在极少数民族之内，以显见得他为高尚人群服务的纯粹性。眼看着人数越来越多，财源滚滚，反应迟钝的公立学校才由教育部统一招生，开始进入市场。这些中国学生中来自大陆的占了绝大多数，来自台湾的，这么多年我只教了四个，都是男生。
最早碰到的那位台湾同学长相老成兼一脸严肃，独自坐在一角，不与大陆同学交往，也不在课堂上发表意见，下课了，只剩下我和他，才走上来说：“你一口一个解放前，我不知道这个解放是什么意思，到底谁解放了谁？”碰到政治敏感区域了，我说我对政治不感兴趣，“解放前”只是我们那一代人从小学习了，用来划分时段的一个词语，从我的嘴里说出来已经没有政治含义。（以前看见别人说“公社”这个词太暴露年龄，现在才知道“解放前”不仅暴露年龄还暴露地域）他闷声走掉了。我回头再看我们课堂上讲解的电影《活着》，发现针对国际市场的这部电影，回避了大陆术语，对中国当代史的划分用词非常中性，比我高明多了。吃一堑长一智，我从那以后开始非常小心。
可是同学们都不好惹。后来又碰到两位台湾同学，非常柔和的样子，跟周围大陆同学打成一片，经常被友善的群攻，因为他们的人数实在难以与大陆生抗衡，为了美好地生存下去，他们都做出一副吃亏受气却随和讨喜的模样。首先他们来到国外特意取的英文名字都被翻译回中文，Sean成了熊，Alan成了阿兰。熊上了半年学以后，腔调越来越怪，湾不湾陆不陆了，有时放出一句特别令人惊艳的京腔，我夸奖了他一句，他马上顺杆爬：语言腔调的进步都亏了周围这些兄弟的影响和熏陶。然后180度大拐弯咕哝一句：我不进步这些人能让我活下来吗？还好，喜气胜于怨气，他不是个被大陆生围攻得夹起尾巴的人，他的语言很惨烈但是表情特别搞笑。他的融入比大陆同学又多了一层，首先要进入中文圈子，其次才是英文圈，大陆同学对他的接纳度远远高于其他族裔，中文圈才是他的立身之处。至于阿兰，疫情期间从台湾回到澳洲不用隔离，而大陆同学备受煎熬，先是两个星期的隔离，接下来关了边境，停了航班，几经辗转，有终于落地的，也有至今未归的。好不容易一个班的同学差不多都到了，阿兰的一句话表现出他第一个回校的优越性全落在“台湾人”上，只听见全班同学一片喊打，旁边两个人也确实狠狠锤了他几下，阿兰笑容满面的在这份热闹里继续享受他明星般的待遇。
最有特色的那位台湾同学是个混血，白人父亲离婚后回到澳洲，他在台湾出生长大，由母亲负责，结果一口台湾腔，英语是和其他小留一起上第二语言的程度。这也是个极随和的，他自称杂种，自己先调侃低调下来，别人就不会跟他抬杠了。他告诉大家学繁体字有多么繁，特意上白板示范了一个龟字，每一只脚的小爪子都给一一画出来了，使大陆同学更加感激简体字的推广使用。过春节，他回一趟台湾，给每一位老师和中文班的同学带回一份当地特产的糕点，装在喜气洋洋的红色锦袋里，那份中国的传统气息比所有大陆同学都浓烈。这个长相更偏白人的孩子乍一看没有中国人的血统，却有一颗实实在在的华人的心。我们讨论那个救母亲还是救老婆的两难话题，有些同学批判了中国的传统孝道，提倡救老婆，而他真心实意的笑道：还是救母亲吧，毕竟把我养了这么多年，不容易。腐朽的封建男人们大概都是从这个角度考虑的吧，女权主义的将来要先做老婆的女生们当然很生气，但是被他说出来气好像就没有那么大，他看上去实在太本真，很国际化的样子，就颇有了彰显人性本质的说服力。
所有的台湾同学都善于谈论政治，好像每个人都是政治上活跃的一员。我有一个屡试不爽的题目请学生们发表意见，“怎样阻止政府迫害我们的国家”。其实这是个普遍的问题，没有针对任何政府、政党。政府如果由一群吸血鬼组成，压迫老百姓，卖国求荣，那它就在祸害这个国家，适用于美国、伊拉克、巴西、中国及所有的国家。可是大陆同学往往分不清政府与国家有什么不同，好像政府即国家，他们在这道题目上不是答非所问就是自相矛盾，有的干脆放弃。每一位台湾同学都在这个题目上游刃有余的发挥了，说得头头是道，反映出两地不同的政治气候造就的不同认识。究竟这不同的认识能给社会带来多大的影响，我也不知道，出国多年，见识了不同的社会制度，发现民主制度七拐八拐常常被权贵利用了去，屁民还蒙在鼓里，沾沾自喜，令人失望。但是我永远都相信，生活应该摇曳多姿，人的性格、想法应该有不同的特征，这个世界才有些趣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