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岁月
彭小莲／文
被爸爸抱在怀里的彭小莲
一
我一直渴望追寻我的爸爸，曾经有过的记忆也变得模糊不清，甚至我都怀疑我真的和爸爸在一起生活过。对于我来说，爸爸是陌生的，只有当我看见他把我抱在怀里的照片时，我才敢确定和爸爸生活在一起过。他就是我的爸爸。
我用手抚摸着那张平滑的相纸，纸是冰冷冰冷的。我努力感觉着相纸上的爸爸。我朝爸爸走去，努力回忆和感受我曾经和他度过的每一分钟。他更像一个很深很深的梦，我无数次地穿越过这个梦境，但是依然把握不住对他的记忆和认识。爸爸就站在我的面前，我跟他说话，他直直地看着我。他从来没有回答过我的问话。我朝他走去，他依然是一动不动，我竟然穿越过他的身体，他没有回避我，还是在那里站立着。我回头看着，他的身体是透明的，我紧紧地抓住他，他消失了。我从梦中醒了过来，我又回到我的白日梦里，重新开始追寻他的轨迹。
一次又一次，我就是找不到一个实实在在的爸爸的感觉。
于是，这个梦变得更加深沉，更加黑暗。但是当我沉浸在梦中的时候，在冥冥之中我希望爸爸会听见我在和他对话。我常常想，是不是因为爸爸走得太早了，我将是他生命的重复？这时候，我会变得焦躁不安，我会比任何时候，都渴望知道爸爸的过去。
1910年春天，爸爸出生在湖南茶陵县山区的一个雇农家庭。
爸爸出生的时候，奶奶家没有识字的人，家里穷得连一张纸片都没有，更不要说还会有什么纸上能写字的东西。家里人都是看着月亮的圆缺来计算日子的。所以，谁都说不出爸爸出生的确切日子。奶奶只记得，爸爸出生的时候，我二伯（爸爸的大哥彭象斋）到地里拔秧苗去了，爷爷去地主家插秧，正赶在农忙的季节里，所以爷爷和大伯都是住在那里的。爸爸出生的时候，只有产婆和邻居在奶奶身边。那时候，正是春季种早稻的日子，大家都忙得厉害。根据仅有的记忆，家里人说，爸爸是生在阴历的三月初，也就是阳历四月，具体哪一天就说不出来了。
爸爸出生的第二年，大清帝国灭亡。家里没有来得及给爸爸梳上小辫子。爸爸的头发又黄又软，稀稀拉拉的没有几根，于是奶奶给爸爸剃了个光头。希望他长大的时候，头发可以长得硬一点多一些。
家里实在是穷得难以描述，我爷爷在40岁的时候眼睛瞎了。似乎这就是彭家的命运，爸爸说，他奶奶也是在40岁的时候变成了瞎子。爸爸五六岁的时候，他奶奶总是让爸爸拉着她的手在打谷场上走走。
遇上月中的时候，她会问爸爸：“月亮已经圆了吧？”每一次爸爸都是惊奇地问他的奶奶：“你怎么会知道的？”他的奶奶就笑了：“这日子过了多少，自己还不知道？再试试，闻都能闻出季节来。”然后他的奶奶就要求爸爸描绘月亮的样子，是很亮很亮呢，还是暗淡的呢。有一次中秋的时候，爸爸说：“月亮有点模糊，好像月亮周围有一圈淡淡的云，但是其他云在移动，云一过去，月亮又变得很亮很亮了。就是月亮周围的那圈云一直不动，把月亮给包住了。”
他的奶奶抬头仰望着天空，虽然她什么都看不见，但是一脸的惆怅。她把爸爸的小手捏得紧紧地，半天才说：“快去跟你爸爸说，家里一定要存点吃的，今年的年成不好，要淹水啦！”
糟糕的是，他奶奶说的话被应验了。到了收稻子的时候，天就开始下雨，收下来的湿稻子被抢着挑到仓库里，都没有时间拿出来晒一晒。整整一个秋收的季节，雨，几乎没有停过。湿湿的稻子堆在一起，一会儿里面就发热，发霉了，有的在仓库里发了芽，还有一些就在地里，眼睁睁地看着烂掉了。
冬天的时候，把剩在地里的稻杆割下来喂牛，连牛都不肯吃。家里的生活靠的是我爸爸的妈妈，也就是我的奶奶维持下去的。她常年给人家做针线活，空下来的时候和我爷爷一起去地主家打短工。好在家里的孩子不多，只有三个儿子，爸爸排行老三，最小的一个，所以遇上饥荒，还能对付，家里没有死人。
爸爸的村子叫“彭家祠”，一村人都姓彭，但也叫“九甲村”。过去录取进士，前三名按次序排名是状元、榜眼、探花，又称“三鼎甲”。九字是数字之最，于是取名“九甲村”，是村里人寄希望于他们的后辈，能够多出点读书人。村子实在是太穷了，全村二十多户人家，几乎家家都是在帮地主打工，没有一个识字的人。他们知道自己村子小，底子薄，大家做事做人都很小心，尽量不要招惹什么是非出来。于是，命运就是那么不公平，你越是小心，倒霉的事越是会找上门。
隔壁村子的人经常欺负“彭家祠”的人，为了一点小事就吵起来。一会儿说，“彭家祠”的猪跑到隔壁村里吃食了。一会儿又说，看见“九甲村”的人上隔壁山上拾柴火了。只要一吵架，旁村的人就会叫喊着“打官司去”，当地也把这叫做“打人命”。
村里人最怕的莫过这“打人命”了，谁去写状子啊，打到最后是有理也说不清楚。“九甲村”的人几乎没有贏过任何官司。到宣判的那天早上，隔壁村里的人，早早就把自己家的锄头、刀、斧头和绳子准备好了，在“九甲村”外边等着，待判决一下达，就有人先从镇子上跑回来报信。
刹那间，隔壁村子的人就冲进了“九甲村”，把鸡给抓起来串在一根绳子上，又把猪拖出棚子。“九甲村”的人也不答应，看见那拖猪的往外跑，他们就拉住猪尾巴，使劲往回拽。猪在那里发出凄惨的叫喊。隔壁村子的人，等的就是你们出来吵架。这时候，他们把准备好的棍子朝“九甲村”的人头上打去。“九甲村”虽然穷，但是男人都很抱团，他们一看自己村里的人被人打了，立刻就都出动了。这时，大家都打得头破血流，村里的东西最后还是被抢得精光。
总是输，因为他们的村子太小，人又少，还不识字。
爸爸说到这些事的时候，总是长长地叹气。在他的自传里，只是简单地叙述了几句。爸爸说，那些去他们村里又打又抢的，都是一些贫下中农……不说了，爸爸不喜欢我们这么直白地、简单地说这些往事。人穷……不容易啊。
二
爸爸六岁的一天，“九甲村”的人都挤在村后的打谷场看热闹。那户人家的长子彭馥渠从县里的铁路中学毕业回家了，村里出读书人了！
彭先生很快在家里开了一个私塾，外村的人都听说他学问很深，于是把自己的孩子送来读书。每年的学费是十块光洋。爸爸家是根本不敢去过问这些事情。十块光洋？全家一年的饭钱都用不到这么多钱，怎么可能送孩子去读书呢。
爸爸知道自己家穷，所以绝不开口提读书的事情。爸爸的哥哥，我大伯去打工的时候，爸爸就光着脚丫跟在他的后面，傻跑。走到村子尽头的时候，爸爸就跑到彭先生的屋檐下坐着。大伯想弟弟一定是跑累了，关照他坐一会儿就自己回家，爸爸不住地点头。
黄昏，大伯打工回来，发现爸爸还坐在那里。
大伯说：“你不认识回家的路了？”
爸爸摇了摇头。
“出了什么事情？怎么能在这里坐一天？”
爸爸说：“想听听大家念书。”
大伯拉着他的小弟弟不说话，回去跟我的爷爷商量，看能不能想办法送爸爸去念书。爷爷和奶奶根本不理睬大伯。直到吃晚饭的时候，在饭桌上，当着全家人的面，爷爷说：“以后这事不要再说了，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把这个家卖了，也拿不出十个光洋。他要坐，就让他在那里坐吧。只要吃饭的时候知道回家，不把身体搞坏了就行。我们家是拿不出这个钱让他去读书的。”
以后，爸爸就跟着村里的孩子一起“上学”，他远远地落在他们的后面，怕被人家笑话。放学的时候，他就提前从那里跑回家。几天下来，被彭馥渠先生看见了，他走出教室想跟爸爸说几句话，可是爸爸害怕得厉害，跑得远远的。彭先生深为感慨。晚上，他亲自跑到爸爸家里，跟爷爷说，愿意免费收我爸爸做他的学生。
彭先生说：“这样要读书的孩子，将来会成气候的。好好教他，值得。”
全家都不敢相信这个事情，爷爷奶奶想叫爸爸给彭先生磕头，还没有等他们开口，爸爸自己就跑到彭先生面前，“咕咚”跪了下去。那是夏天的时候，爷爷家的鸡刚刚长大，还没有来得及下蛋。但是爷爷让家里人把鸡全杀了，把它们腌成了咸鸡，挂在梁上。只等腌透了以后，好给彭先生送去。爷爷说：“这么大的恩，卖了家当，卖了房子都是还不清的。”
爸爸知道读书是多么不容易，所以他比其他的孩子都努力。渐渐地他发现，彭先生下学以后，总是再把一些学生留在家里辅导。爸爸很羡慕这些孩子，觉得彭先生又教了他们什么秘诀。
有一天，彭先生正在给一个孩子补课，突然看见自己床底下怎么多了一双孩子的鞋子，他用脚踢了踢，发现那是一个孩子的脚，有人躲在他的床底下。他就让那个人出来。原来是爸爸躲在那里偷听。当他从床底下爬出来的时候，全身都在发抖，知道自己是完蛋了，先生会大发脾气。最可怕的是，先生会不会拒绝接受他这个学生？他脸都憋紫了，努力不让自己哭出来。先生没有说什么，领着爸爸回家去。到了家里，彭先生跟爷爷说：“以后就让孩子吃在我们家，住在我柴房后面的小屋里吧。空的时候，我可以多教他一点。早上，让他给我放放牛。平时做点杂事就算了，你们不要给我钱。”
从那以后，爸爸每天早起，帮助先生家放牛、砍柴。上山坡，下池边，寻找牛爱吃的青草。爸爸像所有的乡下孩子一样，骑在牛背上背课文……他在先生家待了整整六年，一直把私塾读完了。
1922年的春天，还是在彭馥渠先生的资助下，爸爸考取了茶陵县城的高等小学。爸爸在那里读了三年，读完了高小。
1925年，爸爸高小毕业。爷爷的眼睛已经完全瞎了。他空的时候还会坐在自己家门口搓草绳，他远远地就听见爸爸的脚步声，爸爸从村子里来了。爷爷让大伯赶快把准备好的爆竹拿出来放。爷爷满脸的喜气，我们彭家也出了读书人。
爷爷想好了，决定让爸爸继续读书，这一次，爷爷说了，借了高利贷也要让爸爸读书。爷爷让爸爸去五里地外的老中医那里求学。爷爷说：“俗话说，‘穷医养三口’。学个本事在手，就不愁吃不愁穿了。我们彭家的苦日子可以熬出头了。”
但是爸爸不想学中医，他要做更伟大的事情。那是个什么事情，爸爸自己都说不出来。他只觉得，他无法再在这个小村子里待下去了。他决定去长沙读书。就在同一年，1925年的夏天，爸爸手里拿着彭馥渠先生的介绍信，背上一个小包，离开了村子。走到村口的时候，他回首了一眼被密密麻麻的杉树林环绕着的“九甲村”，那里，用红土垒起来的破房子一栋连着一栋，像一片破烂似的。爸爸的心情复杂极了，这就是他的老家……他小心翼翼地迈出了第一步。
他离开了家乡。
生命是不可思议的，如果爸爸听从了爷爷的选择，做了一个中医，他就会留在他的小村里，就不会认识我妈妈，那么我就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了。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爸爸如果选择了做中医，他生命的历程就会是完全不同的景象，他不会去世那么早；他不会对人生有那么深刻的理解；他不会是孤独的，他会给爷爷的一家带来幸福；他也不会在一片恐惧之中倒在自己追求的理想上……如果他听从了爷爷的话，“九甲村”方圆几百里的人都会热爱他，他一定会是一名非常出色的中医。他会有一个安逸的家……
晚了，在今天，这些遐想，都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我只是想问，如果今天，爸爸有重新选择生活和命运的机会的话，他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也许，爸爸会又一次做出错误的选择。命运是与生俱来的，不由你选择。
三
生活已经没有了温馨的色彩，家，也像是一个丑陋的老人，面孔扭曲着，所有的皱纹掩盖了欢乐和思念。
爸爸被捕以后，最艰巨的是妈妈必须写书面的揭发材料。去理解一个人是需要很长时间的，可是去仇恨一个自己的亲人，似乎也是很难做到的。怎么能在一夜之间，她就必须说自己的丈夫是坏人？但是领导教导她说：“你是共产党员，党的利益高于一切，把彭柏山的反革命罪行揭深批透……”妈妈完全懵了，每次在接受教育之后，就像喝醉了酒似的往家走。
每次，妈妈从里屋出来的时候，我跟着她上厕所。坐在马桶上，看见她又在水池前面哭泣。我还老是要问她：“妈妈，你为什么老是哭啊？”妈妈就像做游戏似的，回答我：“妈妈的眼睛不好。”妈妈哭完以后，就在那里洗脸，她会洗了一遍又一遍，这样，似乎可以把眼睛的红肿洗掉，可是末了，眼睛还是通红通红的，哭得连脸颊都肿了。有时，她会打开人家水池前的小壁橱，在那里拿出一点粉，往自已的脸上扑一扑。这样，那浮肿起来的脸颊，不再显得那么光亮。
背着这么残酷的任务，扮演这么恶劣的角色，我不知道妈妈怎么能带着我们五个孩子活下来。我们都不知道。现在回想起来，都不知道怎么会有人想出这些主意的，有多么可怕。摘下来自己所有的眼睛，把它们安放在亲人身上。于是，这一双双眼睛，不论是真的还是假的，都粘在爸爸和妈妈的背上。这达成了一个游戏，我们都迷失在这游戏之中，我们谁都没有掌握游戏的规则，于是被陷害了。我们还一直弄不明白，失误在哪里，依然拼了命地往里钻。越钻越深。最后，当屠刀架在自己的脖子上的时候，依然全无所知。妈妈却还在那里考虑着“党的原则”。
轮到她去宣传部汇报的日子了，她向组织上说：“我不愿意和彭柏山说话，因为他是反革命。我在考虑和他离婚，所以，他什么都不跟我说。实在是汇报不出任何东西。”
部里的领导跟妈妈说：“不管他犯了什么错误，党历来是以帮助、拯救他们为前提的。除非他们拒绝党的帮助。你还是一个共产党员，你的责任就是要帮助彭柏山。不要轻易谈到离婚的事情，随时向组织汇报他的言行。”
妈妈变得非常固执：“不，我早晚一定会跟他离婚的。”
现在，谁也看不懂这出游戏了。是谁在演戏？不知道。甚至在公开的谈话里，都听不出谁是真的谁是假的。最终，妈妈打算离婚的消息传到了爸爸耳朵里。他什么都没有说，他觉得自己对不起妻子，对不起孩子，给大家带来了那么多的苦难……但是，感情史，他是不是又一次被摧毁了？谁都不知道。连妈妈这么好的人，现在都有跟他离婚的想法了，都不再相信他了。他感慨地把这最坏的消息告诉元化叔叔，没有回答……元化叔叔又能说什么？他最多庆幸自己的妻子没有提出这样的要求。
有一天，爸爸想跟妈妈说说他最近的一些打算，妈妈跟他说：“不要想那么多了。”爸爸疑惑地看着她，终于忍不住地说道：“你是不是觉得你嫁错人了？”妈妈再也受不了了，猛地从桌子前站立起来，哆哆嗦嗦地说：“你竟然对我说这样的话，我带着五个孩子是怎么过来的？……你心真狠啊！”
那份寒冷是从阳光里散发出来的，在那直直地照在地面上的光线里。外面，人们却都烤得发热了。大字报，大鸣大放，言论自由，像一片欢乐的海洋，打着雪白的浪花冲上堤岸。大家都快乐地要说话，说真话。在那一片阳光里，所有的颜色都模糊了，都被金灿灿的光环点亮了。在一片闪光里，大家感觉到同样的热情，同样的骚动。于是，已经不仅仅是妈妈和爸爸了，大家都会被卷入一个游戏的圈套。
四
多年后，当妈妈回忆起这些事情的时候，都感觉到一种后怕。幸亏是王部长帮助我们一家找到了游戏规则，我们在那迷宫似的路线中，看到了出口。
用妈妈自己的话说：“我学乖了。”
党支部开会的时候，号召大家给党提意见。党支部书记柯岗说得很真诚：“我们一定不会给大家戴帽子，揪辫子，不会秋后算账。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党，希望听到群众的声音。”
妈妈一直沉默着。但是，支部书记一遍又一遍地鼓励、启发大家给党提意见。那时候，不光是支部书记，支部里所有人都把眼睛停留在妈妈身上。大家想从她这里打开缺口，她怎么可能对彭柏山的处分没有意见呢？大家等待着，已经等待了很久了。因为在这件事情上，她一直沉默着。
妈妈对我说：“他们都在等着我，我要再不说，一定会认为我心怀叵测。于是我就说，我有三条意见……刹那间，所有的小本子都打开了，支部书记柯岗第一个拿起笔在等待着。我看了他们一眼，就知道这群王八蛋都要害我。气氛变得很紧张，屋子里静得出奇……我刚一出声，我都被自己的嗓门吓了一跳。接着我说，第一条意见，我觉得可以把我们工会理发费，由两毛五降为一毛五，提高职工的福利待遇；第二条，厂门口是否可以打扫得再干净一点，这直接影响到我们厂的形象；第三条，要求大家节约用水。我的意见完了。”
大家开始沉默下来，这算是意见吗？……
流放的日子到了。
妈妈只能把所有的糕点票都为爸爸买了食品，那也是只要用两个小纸包就包好的东西。最后分手的那天晚上，爸爸一直没有睡着，他们俩挤在一张小破床上，爸爸非常感慨地跟妈妈说：“我现在才知道，你确实从来没有向宣传部汇报我的事情。你多不容易啊……”妈妈什么都没有说，甚至没有问他，怎么会突然明白的。当时，妈妈难受得直想哭，直到离别的时候，直到最后一刻，他才跟她说这句话。她心里有多痛苦啊，谁又能理解她的悲哀？谁又能为她分担一份灾难？
我已经上小学了。拉着爸爸的手，妈妈为爸爸提着行李，爸爸自己也拿着一些东西，我们一起送他上北站去青海。我没有走上火车，站在月台上，那里没有什么送客，显然青海对上海人来说，是个太遥远的地方，没有人爱往那里跑。妈妈上去帮助爸爸安置行李。我站在月台上，看着他们俩忙来忙去，一会儿站在凳子上，一会儿又在那里整理旅行袋。似乎他们有很多话要说，但是又怕说出口。在忙忙乱乱之中，隐隐地有一份默契，有一份很久很久以来没有过的理解，有一份谁都害怕面对的现实。沉默。很多时候，让人把感情释放出来，会使人感觉轻松一些。但是，生活没有给他们这个机会。
当爸爸在监狱中知道连死都不能选择的时候，他必须面对自己的生。爸爸向监狱提出，希望和王一平部长谈一次话。监狱答应了，王一平部长亲自到监狱去看望爸爸。他什么都说不出，只希望王部长能为他照顾一下这个家。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在他这样的环境里，活下去是比死更加痛苦，更加艰难，更加残酷的。这需要更大的勇气去支撑。他跟王部长讲，多想看一眼自己最小的两个孩子。他推着自己往现实中走，他一定要逼迫自己看一眼这残酷的生活，看一眼还没有长大的孩子，他必须给自己背上沉重的十字架，他必须为自己活下去找到理由……这一次，不是在监狱和大家一起搞什么绝食运动，争取“读书读报的自由”了。轰轰烈烈的岁月已经不复存在，存在的知识在他身后追赶着他的死神。他要用一切办法让自己做一次选择，要么接受死亡，要么逃离死亡活下去。他是在和自己做斗争。
市委答应了爸爸的要求。
于是，妈妈带着我和小梅去常熟路上的“美伦”照相馆。我戴上了一顶兔子帽，两只兔子耳朵竖得高高的，我显得比真实的形象大多了。小梅在幼儿园里摔断了腿，用垫子捂着，坐在边上，我们俩合影拍了一张照片。等照片冲出来的时候，老保姆放下我，让我跑进探望室。她想让气氛显得快乐一点，她想让爸爸看看，我已经长大了，已经会跑了。可是，我站在那里没有动，紧紧地拉着老保姆的手，看着那一间长长的屋子，屋子的中间是一张大的会议桌子，爸爸已经和看守在那里坐好，等待着我们。但是，那里的人，我一个都不认识，我同样也不认识自己的爸爸。
妈妈说，我坐在爸爸的桌子对面，小梅自始至终没有说话，她从来不爱说话，我趴在桌子前，居然跟爸爸，跟我不认识的爸爸说：“你好好的，早点回来吧。我们都在等你。”说完以后，大家都笑了。大概是我太小，没有人想到我会说出这么一句完整的句子，连看守都笑了。妈妈说，从来都没有人教我，怎么已经这么会说话了。临走的时候，妈妈没有多说什么，也没有为爸爸留下其他任何东西，只把那张两寸的黑白照片，我和小梅的合影交给了爸爸。
一抹苍凉的微笑，重新回到人间。
本文选自《家书》，夏楠／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5月。
 | 记忆的颜色 彭小莲 著 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