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水流年
牟志京／文
小学毕业时，对北京的中学几乎一无所知，听老师讲到男四中的好处，不知深浅报了志愿。暑假从海滨回来，收到四中的一封信，想起落考生由第一志愿学校发通知的说法，心头一凉，打开方知虚惊一场。我和四中长达八年的不解之缘就这样开始了。
那时的四中，除了北边那栋不起眼的二层教学楼外，主要由平房小院组成。北面的小院是教研室，毗邻的是少数住校生的宿舍。礼堂兼学生食堂有些残败，坐落在校园西南角。藏书可观的图书馆，还有数个设备齐全的物理、化学、生物实验室分布在校园南边。操场在教学楼北面，标准的四百米跑道环绕足球场，北面靠墙还有几个篮球场。完整的院墙，把四中与外边的世界隔开。校内建筑大多年久失修，但从东面正门进来，还是能感到一种肃穆的气氛。
上了中学，对未知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心。虽难免为作业和考试所缠，最令人难忘的还是那种领会新知识时醍醐灌顶的神奇感觉，特别在代数、几何、物理、化学和生物课上，老师就像来自天界的导游，把我们带进满是宝藏的神圣殿堂。我们这帮毛孩子在不知不觉中脱胎换骨，长大成人。
本以为政治和数理化差不多，靠的是不断钻研与质疑，其实不然，那不仅于事无补，反而会把自己引向是非的旋涡。
一
初中毕业时，老师在评语中，把我的政治表现说得一塌糊涂，让我很伤心，看来上高中是没指望了。一九六四年暑假从海滨归来，竟然收到四中的录取通知书，我成为初三（一）班升入本校高中的少数学生之一。
一九六五年，山雨欲来风满楼，我却没怎么察觉。一天，我在操场打排球，正在兴头上，同班同学杨百朋走过来对我说：“你还在这儿玩啊！还不快到班上看看，墙上贴的都是什么。”说得我莫名其妙。匆匆走进教室，才注意到墙上贴满了批判我的小字报。
同学们那些铺天盖地的批判文章，最令我不安的是对事实的扭曲，其次才是那一顶顶惊人的帽子。我奶奶穷苦人家出身，天性善良，出嫁后一直想方设法周济穷人，几十年后，包括党支书在内的村民还时常怀念她。爷爷曾是大连、烟台一带的富豪，早在抗战胜利前，受到汉奸市长的敲诈迫害而突然离世。还没到解放，爷爷的土地资产散失殆尽，家里一贫如洗。虽不是文化人，新社会给穷人带来温饱，让自己家享有福利，奶奶还是看在眼里，心怀感激，怎会有变天之想。爷爷的花园楼宅被弃置多年，后来成了一所学校的宿舍，公私合营后，奶奶领到些微定息。我十岁以前住在大连，有时陪奶奶去领钱。不知这如何演化成奶奶指认大片房地产的“变天账”的故事。
由于男校的特殊环境，女性自然是带有某种神秘色彩的课题。到了高中，受外国电影和文学的熏染，对爱情有了朦朦胧胧的意识。有一次骑车，一位小学女同学迎面而来，见到我毫无缘由地扑哧一笑。我也许对同学讲过这“艳遇”，就成了我的“资产阶级恋爱观”的有力证据。
那一阵我看了很多外国电影，有一次在学校附近的护国寺影院看《堂吉诃德》，深受感动，当晚在日记中自我抒发一番。有人对我的日记表示兴趣，我毫无戒心，拿出来与之分享。“四清”时给我戴的那些帽子，有不少取材于我的日记，只是在批判中被歪曲和亵渎了。
除了文字讨伐，还开过面对面的批判会。一个自尊心很强的十几岁孩子，如何熬过那些令人难堪的场面，我真的记不清了，只记得承受力几乎到了极限，产生过自杀的念头。在西什库大街北口的小铺，我买了碧绿的青酒，一饮而尽，虽伤感有余，但还是没找到足够的勇气和决心。而“四清”的风波也慢慢平息了。
后来战死在缅甸的同学张育海，在“四清”高潮时给我写过一封长信，讲了不少令人费解的道理。他还找我到操场东墙边坐在石头上促膝长谈，其中玄机多年后我才领会，无非是防人之不可无的道理。杨百朋也给过我类似的劝导。可惜我那时悟性差，白费了他们一片苦心。
二
一九六五年后半年，报刊上开始出现关于《海瑞罢官》一戏的文章。家里订了《光明日报》，其中有不少相关的重头文章，我饶有兴致读进去，慢慢看出其中一方的蛮横，心中不平起来。姚文元就是我当时最反感的笔杆子之一。几个月下来，我一篇不漏细细地读下去，在报上留下的批语也越来越长。到了一九六六年春天，语文课竟然出了这题目，在作文中，我趁机把几个月的激愤发泄出来，结果当然再次成了众矢之的。不过经历了“四清”的风雨，这场闹剧就算不得什么了。让我不解的是，在讨论中，大家似乎对实质内容并无兴趣，都在关心我这个迟钝的人捉摸不透的某种东西。
一年后有人帮我解开这个谜，他就是我后面还要提到的遇罗克。相识不久，我们谈起《海瑞罢官》。说到语文课的作文，罗克马上问我时间，我说大约六六年的三四月吧。他脱口说出让我惊讶的一句话：“如果我是你，就不会在那个时候写那样的作文。”难道真理有时间性吗？我狐疑满面，等待着他的解释。
他从屋角找出一张一九六六年二月的《文汇报》，上面有篇署名遇罗克的文章。读下来，明明与我的立场一致，更加深了我的疑惑：难道只许他在大报上发表文章，不许我在课堂上写篇作文吗？
觉察到我的疑惑，他说他那篇文章投稿时间早在头年十二月，几个月后发表前并未再与他商酌。在大报发表文章让我暗自羡慕，不知其不满从何而来。“编辑把我的文章篇幅消减了三分之二，文字上改得面目全非，显得咄咄逼人不说，更重要的是，我根本就不想在六六年的春天发表一篇这样的文章。”到底为什么？“到了那个时候，我已经看出这一‘辩论’不是学术性的，而是政治性的。在那样的时候发表这样的文章无异于自投罗网。”
我终于恍然大悟。
三
进了高中，学校的政治气氛越来越浓。每年都要去农村生活几天，除劳动锻炼，还有政治教育。对我们这些没见过世面的男孩来说，倒也不失为有趣的经历。
上高一时，我们去了北京远郊区的桃山。据说那是抗战期间所谓“拉锯地带”。开忆苦会，副校长刘铁岭把一位白发苍苍，情绪激动的老太太搀上台。谁料到，这位没文化的老太太哪懂政治，讲到痛心处，她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把八路军和日伪军统统都骂了。台上台下全都懵了，还是刘铁岭校长镇定自若，把老太太当即扶下台去。
一九六六年春，我们被送到郊区的农场劳动，睡在大马圈里。夜里被蚊子包围，浑身是包；白天在烈日下干农活，挥汗如雨。日子过得很苦，我迅速消瘦下去。幸好校方突然宣布提前结束农场劳动，我们长途跋涉，一路高唱“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回到学校才知道，世界已变了样——“触动人们灵魂”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校园变了，变得让我难以辨认，恍惚如梦。教硏组小院南墙贴出许多大字报，针对北京市委和北京教育局。我觉得很神奇，身为学生，他们从哪儿得知那么多校外动态呢？
某日，校领导和部分老师被拉出来游斗示众，他们胸前挂牌子，头戴高帽，一路被抽打推搡，还有学生往他们身上泼墨汁，我回到教室，从室内扩音器听到老师们带哭腔的发言，支持“小将们”对自己采取的“革命”行动。
某日，在总务处小院，我看见教地理的汪老师被剃了阴阳头，坐在书堆上默默流眼泪。第二天就听说她和丈夫在香山一同自尽了。某日，在校园有人用担架抬着教历史的朱老师。他一脸平静，问起来，据说是自杀未遂。
新成立的红卫兵身着军装，武装带要么系腰间，要么在手中挥舞，威风凛凛。校园到处是娇艳的美人蕉，一夜之间，被抽得七零八落。南院堆着大量图书馆的书籍被点燃，化作青烟缕缕，升空而去。
不知何时，校园竟出现了“小监狱”。解放牌卡车进进出出，从车上推下被反绑的人，从“小监狱”传出一阵阵惨叫声。某日，我见有人扒在校长室后窗往里张望，也凑了上去，眼前竟是一排跪在地上的女生的背影。一个持武装带的人，时不时吼叫，那些女生把屁股纷纷抬起来，任他抽打。
一位同学带全班去批斗他父亲，我实在不忍看那父亲所受的侮辱，便溜出去到颐和园游泳，没想到回到班上，竟受到他本人的严厉指责。由校领导和部分教职员工组成“牛鬼蛇神劳改队”，时不时被拉出示众，低头弯腰请罪，还要唱所谓“嚎歌”。此歌含半音，唱不准，就要受辱被罚。刘铁岭副校长唱得最好，经常躬着腰领唱作示范。
我走在校园里，耳闻目睹这一切，不禁疑惑起来：这是个什么世道啊？
四
有一天，我们被召集到教室听重要讲话。演讲者是北大附中女生彭小蒙。“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副“对联”，最初就是从她口中听到的。
这怎么可能对呢？我查阅了《毛选》和中央文件，为自己找到理论根据，写了批判“对联”的大字报，骑车到红卫兵发祥地——清华附中。原以为会受到红卫兵阻挠而发生冲突。但那天校园十分清静，没什么人影，我把大字报贴好，安然离开了。
八月一日，听说中央音乐学院正开“对联”辩论会，我和同学李家柱一起骑车去了。在音乐学院校园，我们偶然碰见著名音乐家马思聪，他胸前挂大牌子正在铲煤。会场内外人山人海，几乎都是身着黄军装的红卫兵。主持大会的是个梳两把刷子的女生，我报名发言，她先问明我的立场。在我前头报名的不少，看起来且轮不上我呢，可没过几分钟，就有个女生过来让我准备上台，我感到意外，她解释说发言大都是支持对联的，让我这反对派上台，好增添大会的辩论气氛。
几个主持会场的全是穿黄军装的女生，我在后台等着前面的发言结束时，她们毫无粗鲁表示。没想到，我上台还没几分钟，那几个女生就冲上来，满嘴脏话，抢夺我的话筒。我双手攥住，她们使出全身力气也没用，接着她们拽我，用拳头在我背上乱捶，也没什么效果。让人讨厌的是，几个女生转到我面前，朝我脸上吐唾沫。我的发言就在这样有点滑稽的场面中结束。
下台后借来纸墨，我在中央音乐学院留下大字报，并署了名。过几天回去一看，居然有不少回应，大多是无理谩骂，只有一篇还算相对讲理，领头署名的居然与我同姓，是红旗学校的学生。明明是一帮女生，却在结尾处学男人的粗鲁腔调：“你×××要是有种，就到我们学校来，让我们给你点教训。”
有约在先，我只好去赴“鸿门宴”。她们非但没给我什么教训，谈话气氛反而颇为友善。那位同姓女生容貌姣好，临别她像对待好友一直把我送到校门口，竟有些恋恋不舍。作为一个男校学生，那是我第一次与同龄女生打交道。
一天我在家中葡萄架下读书，一位同班同学找上门来，以班“文革领导小组”的名义，“勒令”我立即去开会，宣布全班同学都正在教室等我，要跟我清算反“对联”的罪行。“你不但公然反对，还在外面到处散布反动言论，像什么话？”他愤然对我说。
全班同学果真在教室等待。一场所谓的辩论开始了。我发言后，一位高干出身的同学发言，讲到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从井冈山出发三十万，到延安只剩下三万。“我问你们，那剩下的二十七万人上哪里去了？”他激动得尖声细气吼叫着，以此证明“对联”的正确性。
最难忘的还是一位出身“不好”的同学的讲话，结尾时他情绪高昂地喊道：“我出身反动，我就是×××。你不承认我是×××，那你就是×××。”讲到那最后三个字，他满面通红，脖上青筋暴出来。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老兵”推波助澜的运动打倒了“走资派”，于是“老兵”中的核心人物成了“走资派”子女，按他们的逻辑，就是成了“狗崽子”。然而，“老兵”们断然拒绝这一逻辑的合理性，并组成以“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为首的威慑力量，活跃于一九六六年底到一九六七年初，与造反派抗衡。
五
“对联”辩论结束了，听说兰州文革形势激烈，我和同班同学刘捷、赵颐庚和王建复一行四人，取道呼和浩特前往兰州。谁料到，在包头被一伙当地红卫兵查问出身，以非“红五类”出身为由，将我们押送回京。一到北京，那些包头红卫兵就溜掉了。我们要继续“大串联”，却遭到学校和班里红卫兵的阻挠，于是来到中南海北门等待，盼着能拦到一位中央首长为我们做主。
一天晚上，在中南海北门外等得太久，赵颐庚担心他家院门已锁，我把他领到四中学生宿舍，打算介绍给别人，安排好留宿再回家。
我俩刚坐定，宿舍里一个熟人突然恶狠狠地问赵颐庚：“你什么家庭出身？”赵颐庚不快地答道：“你管得着吗？”那人便说：“好，你在这儿等着。”转身出去了。不一会儿，宿舍小院人声嘈杂，七八个手持武装带的红卫兵冲了进来，高声叫喊：“是哪一个？”带路人指指坐在床头的赵颐庚。为首的那人方脸盘，个儿不高，但肩很宽，目光凶狠。他上去就给了一拳。
我见状便朝那打手喝道：“你凭什么打人？”他转身朝我走来，站在我跟前，上下打量着我说：“看你蛮会打架的样子，不过，老子不怕你。”语音未落，一拳就向我脸上挥来。我本能地举起拳头，突然想到前不久有人反抗红卫兵而被公审的案例，立即止住。那几个打手却认定我要还手，一拥而上，把我掀翻在地，拳打脚踢。我当时没有任何感觉，从小院出来，我感到牙齿有些异样，于是来到四中旁边的口腔医院。一位女大夫检查后，把一颗门牙复位再用钢丝箍好，她轻声问道：“这是怎么弄的？”我回答：“骑车摔的。”她叹了口气说：“唉，这年头啊。”后来才知道，那个为首的就是为“对联”谱曲写歌的刘辉宣。
此后我们不再寻求红卫兵的许可，在北京站找到站长，开了一张乘车记录，在八月三十一日，一行四人搭乘十五次特别快车，从北京直抵广州。在越秀山下的农村参加了几天劳动后，刘捷只身返回。其余三人离开广州继续旅行。我们在桂林饱览了漓江山水，在遵义拜访了革命遗址，在贵阳吃到大馅汤圆，在闹市碰上被小孩们围追的巨人穆铁柱，在重庆参观了“中美合作所”，在成都目睹了刘文彩的“收租院”。再沿宝成线，窗外闪过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街亭。在宝鸡过夜，第二天搭上开往乌鲁木齐的火车。
一个多月在路上，早已习惯了列车的拥挤，但这装满学生的列车还是远远出乎意料。车厢挤得水泄不通，我只能“金鸡独立”，好在夹在人丛中，无须保持平衡即可放心睡去。上厕所是最大的问题，只能抓行李架，脚踏坐椅椅背从空中穿行，没有点真功夫不灵。厕所也挤满了人，勉强钻进去，只能在众目睽睽之下如厕。
快到新疆，车厢一下子宽松了，我躺在过道睡了过去，一觉醒来，发现周围睡着好几个男女学生，脸贴脸，手脚互相交错，令人哭笑不得。
在哈密逗留后，游览了乌鲁木齐和石河子，再搭上东去的列车，我撺掇两位同伴去我向往多年的吐鲁番。火车停靠处，我们从车窗跳下来，四处张望，一片荒凉的戈壁滩。一打听才知，城镇还有几十里，仅有长途汽车，而红卫兵并不享有免费搭乘的特权。两位同学打退堂鼓，而我自费买了车票，与他们分手。在戈壁滩颠簸了几个小时，景色突变，汽车驶进充满异国风情的吐鲁番古城。
在街上游荡，不知当夜在何处栖身，见到县委的牌子便闯进去。侯书记是汉人，身材高大，为人豪爽，把我安排在招待所，并打电话到吐鲁番火车站，安排王建复和赵颐庚与我会合。我提出到维吾尔族村庄劳动时，他满口答应下来。
走出县委，心里踏实多了。来到唐代遗迹苏公塔，只身爬到塔顶，从小窗孔眺望这低于海平线的吐鲁番盆地。回到招待所，被悠扬的歌声吸引，在另一房间，几个青年男女弹琴唱歌，与北京听到的汉人编的新疆歌曲几无相似之处，格外动听。
第二天，侯书记请我们到他家吃饭，主食是一种叫“馕”的面饼。我把面饼转圈咬了一遍，竟连个牙印也没留下。只见旁人挥斧先砍个缺口，再用牙齿扩大“战迹”，我如法效尤。除了一碗粗茶，无菜，饭后端上本地西瓜，沙甜可口，这是我一生中吃过的最好的西瓜。
从县城步行约一两个小时，来到红星公社前进大队——维族人村落。我寄宿在塞提老汉家，彼此言语不通，靠手势交流。第二天跟二小队下地，收割当地特产的白高粱。队长利普兹个儿不高，但身体健硕，天性开朗，一边干活一边唱歌。一起干活的大多比我们年纪还小，也喜欢唱歌，有个满头小辫子的姑娘，歌声最甜美，她叫玛尔江。每当夜幕落下，村里阵阵歌声荡漾回旋，仙境一般。
一天，队长利普兹请我到他家吃饭，在炕上盘腿而坐，当热气腾腾的羊肉饺子端到桌上，出于礼貌，我等候主妇共餐，一番比划，利普兹明白了我的意思，便告诉我女人与客人不同席。那顿饺子特别香。饭后，他提议轮流唱歌。我很喜欢他唱的歌，问歌词大意，他摆摆手，用生硬的汉语说：“男的，女的，不好。”
我跟一起干活的孩子学了点维语。每天早上，人人以“亚克西”彼此问候，模仿起来并不难。两位同学从村庄撤回到县里，我独自留下又住了几天。临行那一天，在塞提老汉家整装待行，心里竟充满依恋的感情。
正独自伤感，忽听到门外有动静，推开门，只见玛尔江泪水满面站在院中。她见到我，擦掉眼泪，面色凝重地递给我一本维文小书，其中夹着维文的信。盯着我的眼睛，她说出一串连一句也听不懂的维语。我示意让她等一等，冲到屋里，解开刚刚打好的背包，找到一本汉语书，递给玛尔江。
在回吐鲁番县城的路上，一想到村里那些淳朴的人们，眼泪就止不住往上涌。县城在望，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掉头往回走。在田里找到利普兹和那些孩子们，我终于哭了出来。
离开吐鲁番，到达西安，从那里徒步“长征”八百里，终于来到延安。一路上，以每小时十二里的速度，每天走一百里。途中拜谒了保存完好的黄帝陵。一路在老乡家的棚屋过夜，吃的是小米饭加盐粒和辣椒粉。第七天我发起高烧，幸好赶到某空军基地，得到及时治疗。休整两天后上路，第十天终于看到巍巍的宝塔山。参观了革命遗址，我们响应中央停止“大串联”的号召，带着一身虱子回到北京。
六
大串联归来，京城风向已变，老红卫兵不再是天之骄子。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收缴了“老兵”行使权力的牌照，出现造反派（或称为第二代红卫兵）诞生前的真空。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批判大会，周恩来、江青等出席。我们班同学王祖锷和高二（五）班汤池分别作了《宣判反动对联死刑》（同班同学朱景文起草）和《摧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堡垒——西城区纠察队》的发言，其中提到我反“对联”的经历和代价，周恩来在随后的讲话中对“这位同学”予以赞扬，让我十分感动。
十二月底，在北京西什库一根电线杆上，我读到油印的《出身论》，极其钦佩。在“对联”的辩论中，我的勇气来自本能的反感与义愤，仅此而已，几乎没有什么理论武器。《出身论》的作者却把出身问题上升到理论高度，逻辑严密，正气凛然，文风清新，让人为之振奋。我当即按油印稿上的联络地址，找到六十五中的遇罗文。他是遇罗克的大弟弟，身材颀长，带几分书生气。我们相谈甚为投机。第二天他到四中回访，聊到扩大宣传途径，便产生了把《出身论》铅印传播的念头。
在校多年，固执的天性总给我带来重重险境，谁想到反“对联”之举，竟在新的形势下贏得正面的名声。靠这点政治资本，我向学校总务借贷，五百元轻易到手。我小学同学朱大年，是男三中造反派“刺刀见红”的头头，与“三司”（“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宣传部长有交情。我们骑车去地质学院，开出盖着“三司”大印的介绍信。
回家路上，经过北太平庄附近的解放军一二〇一印刷厂，乘兴闯进去。负责接待的是业务部金科长，他戴金边眼镜，笑容狡黠，但一看介绍信，态度立即变得严肃认真。那时“三司”如日中天。印刷业务很快就谈成了。
那年头纸张极紧。六部口纸张批发部缺货，柜台后的职员，建议我们去地安门的农工民主党总部试试。那里果然有货，但很贵，终于买到十五令上好道林纸。这就是《中学文革报》创刊号用纸与众不同的缘由。
罗文从“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取来《出身论》新手稿，那是一叠白底蓝格的超长稿纸，字迹小而清晰，让人望而生畏。可拜读后，我感觉行文中透着一股怨气，文字也显刻薄，大大削弱了理论客观性的分量，会让人对作者的个人利害关系产生猜疑。我虽对“小组”充满敬意，却并不妨碍我对《出身论》新稿刀砍斧伐，作了大量修改。在理论上我了无新意，但无疑改变了文章的色彩与基调。不料遇罗文读罢，一反他温文尔雅的风度，勃然大怒，拂袖而去。第二天早上回到四中，他又向我道歉，说“小组”很欣赏我的改动。《出身论》修订稿就这样敲定了。
再到一二〇一厂与金科长商酌，决定采用四开版五号字，本以为差不多，没想到排好版竟多了个“天窗”。金科长问如何利这一空间，办报的念头油然而生。
我起了个毫无创意的名字——《中学文革报》，拉出“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唬人的大旗，并请擅长美工的三中学生朱维理拼出毛体报头
我从小学同学朱大年和刘姜仁处各征一文，还有四中同班同学李宝臣署名“敌敌畏”的杂文，再选用师大女附中陶洛诵和汪静姗编的一组动态消息，准备完毕，我在原四中语文教研室连夜撰写《出身论》的编者按，和署名“司令部”的“坚决砸烂联合行动委员会”的公告。天近拂晓，我把版面、字体、字号、花边等编排好，把坐在椅上打呼噜的罗文唤醒，打了招呼，只身骑车去一二〇一厂交稿。第二天我到厂里拿到清样，校订后签字付印。《中学文革报》（以下简称《文革报》）于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八日正式发行。
七
《文革报》问世，在社会上激起极大反响。我们设在四中的办公室总是门庭若市，来访者络绎不绝。其中索买观望的最多，而热情支持和恶意相向的也不少。支持者讲述他们受“血统论”迫害的亲身经历，反对者在联络处外墙贴满侮辱性的标语和大字报。
北京气象学校的李金环和纪亚琴来到接待室，要求参加我们编辑部的工作。我问起来，她们居然还没看过《出身论》，但从反对者的言论，她们坚信这是一篇好文章。在她们前后加入的还有十三中的阎世钧和帖汉，师大女附中的陶洛诵，二十五中的遇罗勉和王嘉材，某校的陈加华，五十三中的韩基山，无线电学校的魏雷，轻工业学院的郝治。我们报社不断发展壮大。
《文革报》虽然只在北京发行，与官方支持的《兵团战报》、《清华井冈山》相比，印数微不足道，但全国的读者来信与日俱增，到了连邮递员都不能负载的程度，我们只好每天蹬三轮车去邮局领取。处理读者来信成了艰巨的任务，其中多数为附款邮购，但也有不少是为了向我们倾诉的。遭遇之惨烈，心声之真诚，往往让我们怆然泪下。
在一个贵阳市青年的信中，讲到他在市中心见到人们簇拥在长篇累牍的大字报前，（不知哪位热心人抄写了《出身论》一万五千字的全文，要多少纸张和功夫！）出于好奇，他从头读起，刚读了一小部分，就再也抑制不住眼泪，号啕大哭起来。为避免尴尬，跑回住宅，哭罢再赶回现场，读了几行又忍不住哭了。就这样，他不知跑了多少趟才终于读完《出身论》。
除西藏和台湾外，读者来信在全国各省分布均匀，来自北京的在数量和质量上并不突出。在《文革报》出版后短短几个月，各类小报纷纷出世，其中多数滞销缓销，而《文革报》刚好相反。每一期仅在市面出售半数，其余半数留给外地邮购和来访者。从读者来信中得知，有人花两块钱买一份《文革报》。一个小报交易市场在北京西单应运而生，其中《文革报》成了“硬通货”，可用来换任何小报，还出现过比值达一比五十乃至一比一百的交易。
我因杂务缠身，很少参加卖报。有一次跟着去了，我们的三轮车被围得水泄不通，无数只手伸过来，我的手中塞满大把钞票，刚递出的报纸，不知被谁一把扯去，甚至来不及找钱。转眼间报纸被抢购一空，我双手不停哆嗦，才知卖报的艰难。遇罗勉——罗克的小弟弟，也向我讲述过他卖报的类似经历。
据我所知，《中学文革报》是第一家没有官方背景的小报，此后非官方小报如雨后春笋，不少卷入《出身论》的辩论，有的为政治利害，有的为开拓销路。仅北京一地，就有《东风报》、《旭日战报》、《红鹰》、《教工战报》、《雄一师》、《文化先锋》、《大喊大叫》、《首都风雷》、《中学论坛》、《只把春来报》、《湘江评论》、《北京评论杂志》等。李冬民的《兵团战报》曾以“首都兵团”名义登出“取缔《中学文革报》”的“通令”。
其中《首都风雷》和《中学论坛》，分别由我小学同班同学朱大年（三中）、刘姜仁（京工附中）主办。在《文革报》问世前，我们仨在大年家偶遇，看了我带来的《出身论》，一致认为值得广为传播，对出版、印刷和发行有过商讨与策划。后来果然各自推出报纸，互相配合，《首都风雷》和《中学论坛》各为出身问题留出一版，由我负责编辑。从策略出发，这两家报纸对出身问题采取中立态度，同时刊登赞同和反对的文章。罗克对此十分欢喜，特地采用辩论文体为两家报纸撰文，以活泼的语言，淋漓尽致地暴露反对派的荒谬。
《只把春来报》是我们班张育海、杨百朋、李宝臣、何大明和吴景瑞等人办的，高三的沈大伟和他弟弟沈大智，还有杨百朋的弟弟杨百揆也卷入其中。他们个个都是非凡人物——业余爱好多，擅长体育，平常不用功，但学习成绩好，头脑的机智从报名就能看出来。在班里的“对联”辩论会上，他们有人勇敢地站出来表示反对。对《出身论》的作者，他们都很敬仰，曾有意加入《文革报》。但《“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一文使他们在佩服之余，也意识到出身问题背后所涉及的特权利害，便急流勇退了。他们那些文风晦涩、立场暧昧的文章，难免让读者猜疑与《文革报》的关系。
第三期出来后，我们在北京体育馆召开了大会，由罗文上台发言。但开场不久，就有一伙人点燃鞭炮，朝主席台冲上来。负责保卫的是一帮初中小孩，吓得呆若木鸡。有个汽车司机组织刚与我们结盟，头头问我要不要把他们在场的人调上来。为避“挑动工人斗学生”之嫌，我谢绝了，报社成员从主席台一侧的通道溜出会场。《文革报》第四期五、六版对这一事件作了报道，并刊登了未宣读完的发言稿。
冲击会场的很可能是“老兵”和“联动”的人，我们在四中的报社也不断受到骚扰。有一次回到四中，有人告诉我彭小蒙刚率领上百之众，骑车呼啸而来，把在场的王建复吓得夺窗而逃。
其实，“老兵”也有比较理性的一派。创刊后第三天，几个身着黄军装的学生来访，通报学校姓名，原来是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头目。他们态度平和，跟我谈及“配合”与“协作”，让我深感意外。办报后期，有些“老兵”在兵马司胡同开办《出身论》的辩论场所，气氛严肃而健康。反而在校内外造反派中有少数人深怀敌意，做过损害我们的事情，在此也就不谈了。
《文革报》多次惊动有关领导人。有一次，“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与红卫兵会面时，被当众问到对《出身论》和《文革报》的看法，他说没看过，人们就递给他一份，他当时读得入神，直到有人提醒他回去再读，才把会继续开下去。不久在另一场合，人们再问他的看法，他圆滑地回答：“太长了，没时间看。”
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我参加过一次与“中央文革小组”的会晤。我当场解下鞋带，把一套《文革报》捆起来，请前边的人传给江青，只见那捆报纸辗转递到她手上。帮我开过介绍信的“三司”宣传部长，向我索取全套《文革报》，他说这是受“中央文革”之托，为毛泽东本人准备八种最有影响的红卫兵小报，他认为《文革报》应在其列。另有传闻，中央政治局曾以大号字体翻印过《出身论》。
自《文革报》创刊起，就有两名自称《红旗》杂志社记者的神秘人物定期造访。第三期出版之际，他们郑重向我转达“中央文革”成员关锋的传话：大方向错了，必须“悬崖勒马”。
“中央文革”的戚本禹，在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三日讲话中，点名批判《出身论》和《文革报》，从而为我们报纸的命运画上了句号。林彪在同年五月一次讲话中，大谈出身问题，他讲到社会上流传着一些“反动”的观点，虽未点名，看来并非空穴来风。
八
由于出版一再受到“联动”等势力的严重干扰，我们不得不寻找新的途径。到了第七期，在北京出版已不可能。我独自乘火车去天津，在火车站外蜷身露宿，终于联系上一家小厂。再次赴津，我正在厂内小屋校稿，抬头看见李金环和纪亚琴二位女生站在院中，神色沉重。她们告诉我戚本禹的四月十三日讲话，并说罗克建议我立即返京商议对策。
回到北京，我从火车站径直去罗克家。罗克把我迎进他的“冰窖”，讲了一下大形势，他抱歉地对我说：“你这样年轻，就由于我而置于这种形势，真对不起。”我不以为然，一时也不知该说些什么，心里惦记的还是报纸的前途。罗克问起来，我说：“我看一共只有三条路可走：一是对抗，原定第七期照印不误；二是投降，在第七期上作检讨；三是停止出版，既不对抗，也不认错。”“那你准备走哪一条路呢？”“走第一条路是不识时务，走第二条路有违良心，我看只剩下第三条路还可以走。”“我的看法和你完全一致。”随后，我召开报社全体会议，宣布这一决定。《中学文革报》由此告终。
《中学文革报》于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八日创刊，同年二月日、二月十日、二月二十一日、三月六日和四月一日分别出版了第二至六期。这六期先后在解放军一二〇一印刷厂（第一、二期）、西四印刷厂（第三期）、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第四、五期）和西便门印刷厂（第六期）印刷。第一期印数是三万份，其他几期印数在三万到六万份之间。除了这六期，还在景山胶印厂影印了一万五千份创刊号，另外还出版了以《出身论》为主要内容的特刊，先后付印两次，总数约六万份。除第四期为六版（售价三分），其余每期都是四版（售价二分）。全加在一起，总印数共三十万多，销售总额在六千元以上。
在我们报社，大家都尽力而为，谁也没有正式头衔。卖报时各自拿一垛，回来把钱交上，无人点过报、数过钱。大家因公外出办事，从来没想过报销这回事。这在当时实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只是后来回想起来，才知道其实很不寻常。
遇罗克作为特邀主笔，以“北京市家庭问题研究小组”的名义，在六期报纸上分别发表了《出身论》、《谈“纯”》、《“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论郑兆南烈士的生与死》、《反动血统论的新反扑》和《为哪一条路线唱颂歌》六篇文章；此外，他在《中学论坛》创刊号（同年二月二十七日）上发表了《谈鸿沟》；他还在《首都风雷》创刊号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署名“步曙明”的反对《出身论》的文章，另一篇则是以“小组”名义驳斥步曙明的文章《我们有责任捍卫最高指示》。罗克还以二十五中“齐声唤”的名义，在《中学论坛》发表了以对话形式讨论出身问题的文章《〈出身论〉对话录：翻案篇》。而第五期以“本报评论员”名义发表的《略评〈雄一师〉报的四个版两万字》，则是罗克和我不约而同各写的一篇同主题文章然后合成的。
九
报纸创刊时，我们只有三人：罗文、同班同学王建复和我。我的语文老师毛宪文当过技术咨询（出于政治上的谨慎，他婉拒了加入的邀请），他曾任《内蒙古文艺》编辑，我向他学了不少编辑知识，受益匪浅。《文革报》的版面设计美观大方，显然与毛老师有关。王建复“大串联”与我同行，跑遍大江南北。罗文初次造访，建复在场，就这样成了创办人之一。
创刊号问世后，不少人陆续加入报社，前面已提到。到了后期，女五中张颖和王玲，女十二中张君若和张富英也加入进来，报社成员一度接近二十人。
在创办之初，罗文是“小组”和报纸之间唯一的连接，没有他办报是不可能的。后来出特刊，与“老兵”在兵马司辩论，也都有赖于他的操持。
财务最初由我掌管，办到第三期赚了钱，如数还清学校贷款后，还有足够的流动资金。王建复毛遂自荐，从此由他接手财务。
李金环、纪亚琴负责处理读者来信，并为订户邮寄报纸，工作繁重，却从无怨言。帖汉从名字到相貌都不像汉人，却矢口否认有外族血统，虽是初中生，却显示特有的稳重与才能。他是唯一与我分担过编辑工作的人。阎世钧出身“革干”，憨厚实干，为报纸各种杂务跑前跑后，总是笑嘻嘻的。韩基山社交广，举手投足带江湖气。我一到会场，他总是喊“司令到”，在危急时刻他对我说：“司令先行，有我护后。”在联络等事务中他功不可没。王嘉材和陈加华头脑灵，点子多，腿脚快，在后勤与卖报的分工中贡献最大。郝治是罗克的朋友，高个子，一张喜剧性的长脸，化名马列。按他的话，这名字别人不敢喊“打倒”。由于年长智深，他常在会上对我的决策表示嘲讽。魏雷年岁稍长，唇上留髭须，毎逢棘手事，最是老谋深算。张颖、王玲、张君若和张富英等女生加入时，我们已陷入逆境，她们没领略报纸昌盛的风光，倒甘愿与我们分尝这最后的苦果。
有一次，陶洛诵和阎世钧在清华碰到“三司”司令蒯大富，一场舌战把蒯大富说得哑口无言。他问洛诵是哪个学校的，“好厉害的一张嘴”。他们二位随后到我家，上气不接下气讲起这趣事，大家笑弯了腰。
由四中“红旗”战斗队写的《我们为什么支持〈出身论〉》一文，登在《文革报》第五期第四版上。罗克从不干涉报务，但读了此文，深为赏识，极力劝我邀请“红旗”加入。谁料到“红旗”第五期后加入，第六期还未出就倒戈了，他们在四中校园贴出大字报“出身论是大毒草”，还到西便门印刷厂，企图抢走刚要出厂的第六期。
还有一个小插曲。“首都兵团”派了个间谍打入我们报社。此人第一次见面我就起了疑心，罗文却极力推荐。随后其他成员也都觉得可疑，最终查清他的身份，于是用各种方式捉弄他。我们常在景山和北海会面，却故意把他引到别的地方，还屡次向他提供假情报。在严峻的形势下，给大家平添不少轻松快乐的时刻。
《红旗》杂志社记者向我传达关锋的话后，我陷入激烈的内心冲突中，几天未在报社露面。然后我召开全体会议，向所有成员转达了关锋的话，指出再往下走，无异于“鸡蛋碰石头”，请求对牺牲没做好准备的成员离开报社，而别人对他们“没有理由予以任何指责”。让我难忘的是，全体成员无一人畏退。
一九八〇年夏天，在全国各大报刊纷纷为罗克平反正名后，我召集报社成员在陶洛诵家相聚。我这才知道除罗文在六十五中受到严重迫害，其他中学生大都未遇到太大麻烦。而郝治、李金环和纪亚琴几位大专学生，就没有这样幸运了，分别在轻工学院和气象学校被残酷批斗。
那次见面，本以为看到的是大家的无悔与自豪，没想到更多的是看破红尘的自嘲，令人怅惘，但我永远忘不掉当年那集体的勇气。
我们也为少男少女提供了浪漫场所。遇罗文与陶洛诵之间有过恋情，后与另一成员张富英结婚。陶洛诵与四中“红旗”的赵京兴结为连理，他们的罗曼史被传为佳话，并历尽重重艰难，在此不谈。
由于主办《首都风雷》和《中学论坛》，我的小学同学朱大年与刘姜仁也付出巨大的代价，刘姜仁曾很长时间被关在学校。《只把春来报》成员中，张育海和沈大伟越境参加缅共人民军，先后战死。吴景瑞（毛子）和我一起去越南从军未遂，不久赴东北后失踪。何大明在张育海一案的调查中受刺激，一度精神失常，幸好后来完全恢复，并写过办报的经历。
本文节选自《暴风雨的记忆：1965～1970年的北京四中》，北岛、曹一凡、维一／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