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Wind Capital
四
为了省事儿，我舅舅买了从柳林堡上车的慢车火车票，需要在石家庄倒车。石家庄火车站又大又乱。姥娘拉着我，挎着几个包袱，在贯通不同站台的天桥上走来走去，询问查看。天傍黑了，车厢上的字已看不清。这时候还没有出正月，天很冷，冻得我缩着脖子揣着手。
最糟糕的事情发生了，我们坐到了错的列车上。在列车开动前。姥娘拉着我，挎着那些包袱，又急忙下了车。等坐到对的列车上，发现丢在那个错的车上一个包袱。姥娘只顾着照顾那个大包袱，那里有我妈爱吃的核桃。而我只顾着拉姥娘跑下车。我和姥娘发现丢了个包袱时，我的眼泪就下来了。丢的包袱里有我的衣服，姥娘以为我心疼那些衣服了，她肯定也心疼，劝我说：“丢就丢了。八岁的小子长得快，马上就穿不了了。”可是我难过是因为包袱里有我的红领巾。我真得不想哭啊，可是红领巾没了。没了红领巾，到新的学校，还能算红小兵吗？
我和姥娘赶到冀南时，已经是半夜了。我妈很高兴，虽然她知道我们丢了包袱，我丢了红领巾。我想她是不会难过的，因为她的核桃没有丢。我妈说红领巾再做一条就可以了，我爸、姥娘都说就是，再做一条就可以了，好像真的再做一条就可以了。我觉得家里大人的想法非常可笑。红领巾，自己可以做吗？那是红旗的一角，是革命烈士的鲜血染红的。不是学校发的红领巾，算是红领巾吗？
我妈说到做到，真的找人做了一条红领巾。我挑不出什么毛病，只是觉得红得有些过，太红。但是只能这样了，谁知道是假的，上幼儿园的弟弟还抢呢。
新的学校离家很近，只有一个路口的距离，叫做建设小学，因为学校坐落在建设大街。开学前，我妈带我去了趟学校。我第一眼就爱上了这个学校。学校四四方方，正门向东，门口花坛前面有一尊毛主席塑像。毛主席每天早晨都在这里向朝阳挥手。学校的北边是教学楼，南边是家属楼，中间是操场。西墙很高，上面还嵌着碎玻璃茬子。
我妈先带我见了孔校长。他三十多岁，穿着极其整洁干净，皮肤白，衬衫更白。皮鞋不是新的，因为两只鞋的大脚趾头处打了小补丁，但是打了鞋油，仍然比较亮。头发不多，梳成了一大绺，服服帖帖地趴在头上，很像报纸上华君武的毛笔漫画里的人物。有时耷拉到眼镜上，这时他会做出有力的一甩，头发就归了原位。他是南方人，从他的普通话里可以听出来。他说话轻柔，让人很舒服，而且很有水平。比如，本地人说的早饭，他不说早饭，甚至也不说早餐，而说早点，虽然他的早点也是油条豆沫儿，跟本地人的早餐一样。孔校长就住在学校里面的家属楼里。他当过省级优秀教育工作者。据说他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校长，每天都是在校园里最后一个睡觉，早晨第一个起床。有这样的好校长，建设小学的口碑在全市教育系统还是不错的，虽然不是最好的。我爸妈也是经过了打听才为我选择了这所小学。
学校给我分了班，我妈又带我见了班主任杨老师。一看就知道她是一个好老师，《杜鹃山》里柯湘一样的革命发型，干练，利索。他看到我是个小个子，知道我早上一年学后，特意问我妈我的纪律怎么样。我妈说：“这个孩子很听话，叫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听了心里不自在：这对我的要求也太高了。
第一天开学，我的心情忐忑不安。我妈特意叮嘱我戴上那条自己做的红领巾。但是在上学的路上，我的心里实在不踏实，把我脖子上的红领巾跟别人的对比了一下，颜色能看出来偏红，就把它摘了下来，放进了书包里。
我妈说她跟学校打了招呼，杨老师会好好待我，让我在学校听话。可是我在学校第一天的感受，除了新鲜，还有难堪。大部分同学说的都是冀南话，在我听来，这种方言很像豫剧《朝阳沟》里的人说的话，我说不成。当他们跟我说话时，我竟然不知道该说什么话。说石家庄话？他们肯定会笑话的。我不得不鼓足了勇气说普通话，象念课文一样说普通话。班里每两名同学一张桌子，男女配对。可是这个班的同学数目是双数四十八，男女各二十四，没有空位给我。老师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单独给我安排了一张桌子，可我是小个子，照理该坐第一排或第二排。我坐在最后一排，时不时地需要站起来或歪着头才能看见黑板上写的东西。点名时，按照学号点，我是转来的，被排到了第四十九号。劳动委员方立中告诉我学号是按学习成绩排的，比如一号是学习最好的刘志强。我没有觉得不公平，只是很不舒服，不知道的人会以为我是最后一名。
孔校长在开学大会上愤怒声讨了“四人帮”在教育系统的倒行逆施，我的新学校深受“四人帮”之害。他举了很多例子，五年级的马向东同学在树上玩儿时摔下来，摔成了脑震荡；三年级钱进同学口吃，学校忽略了对孩子说话的培养等等。他点到的同学，都会配合他的讲话站起来，给同学们展示一下“四人帮”的滔天罪行。刘志强代表同学们在大会上发言，表示要争分夺秒，抢回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努力学习。同学们说刘志强他爸是教育局的，所以他能上台发言。
第一天还是有令人愉快的发现。做广播体操时，前面领操的女同学做操的姿势很好看。大家都会做广播体操，可是她做出来跟别人不一样。她的扩胸运动特别舒展，体侧运动特别柔美，腹背运动特别标准。最让人称赞的是跳跃运动，她跳得很轻灵，马尾辫在后面甩来甩去，很俏皮，让人感觉她就是一匹小马。虽然她是领操的，我必须忍住自己看她的冲动，老盯着人家看不好。红领巾在她脖子上也特别好看。她的红领巾提醒了我，我也有红领巾，在书包里。有同学告诉我，她叫楚红英。
下午上学的时候，我就戴上了红领巾。没有人看出来我的红领巾是自己做的，杨老师、楚红英和同学们似乎都没注意我上午没戴红领巾，我这个小个子插班生太不出众了。只有方立中关心地说你也是红小兵啊。
我想楚红英能当红小兵，一定是有特长的，比如学习好，做操好。学习雷锋纪念日有场演出，在学校的露天舞台举行。同学们搬着凳子，排队坐在台下。我发现楚红英并没有来，可能是她不喜欢这类活动，好看的女同学思想觉悟不高，也是正常的。演出的节目大都跟学习雷锋有关，表演的男生女生都打着红脸蛋儿，画得跟小鬼儿似的。最后的节目是表演唱《接过雷锋的枪》，由一群穿军装的女生表演。周围的同学鼓掌格外卖力，演员中一定有班里的同学。领唱的那个女生跟别人不一样，她的红脸蛋儿画得比别人轻一点儿，很好看。我觉得这个好看的女生有点面熟，等她一跳舞，那种舒展和轻灵，使我想起伸展运动和跳跃运动，她是楚红英。
楚红英的形象一下子就在我心目中高大起来，几乎填补了毛主席逝世后留在我心中的空白。她拿着枪，挺着胸，昂首阔步地走在台上，真是英姿飒爽。后面一群女生加在一起，也比不上她好看。她比舞台上的所有小演员都更能体现学习雷锋的红小兵的精神风貌。我为自己在心里贬低她的思想觉悟而感到羞愧。
方立中成为了我最要好的同学，他当劳动委员名副其实。值日的同学忘了擦黑板，他总是帮着擦。上课的老师忘了拿教具，他抢着去拿。每周座位按排左右移换时，他总是帮助小儿麻痹的温爱莲拿书包和凳子。方立中没有什么爱好，他的爱好就是助人为乐，他跟每个人都是好朋友。
我不喜欢刘志强，他为人很傲气。他的学号是一号，点名时总是最先点到他，这可能赋予了他掩饰不住的优越感。他在上课时坐的笔直，如果老师的目光扫过他，他会用力地点头。我对这种行为很鄙视，如果全班同学都点头，那不跟一群鸡啄米一样嘛。他还很有心计，如果老师给同学们出了一个难题，他并不急于举手回答，而是在其他同学把错误的答案说完之后，才举起手，然后给出正确答案，并享受老师欣慰的表扬和同学们钦佩的目光。坐在我前面的钱进说刘志强最会装。
钱进这么说肯定有嫉妒的意思，他从不举手回答问题，这倒不是因为他的口吃。他是班上学习最差的同学。这种学生能够享受学校最宽容的放纵，可以在课堂上不用回答问题，比别的孩子旷更多的课，打更多的架。即使做了坏事，老师也很体贴，尽量不让他们叫家长。我亲眼看到他在数学课之前把装满水的盆子挪到讲台附近。这是要出数学老师胡老师的洋相。胡老师用冀南西部的方言讲课，同学们埋怨他的方言带有山西醋味，听着费劲。但这并不是同学们眼看着胡老师遭殃而不劝阻的理由。胡老师讲课时，喜欢把用到最后的粉笔头儿收集起来，用作提醒同学们注意听讲的武器。在没有粉笔头儿时，他会就手从长粉笔上掰出一个。他扔得很准，最后一排也能准确击中，而且男女一视同仁，女同学也扔。胡老师在讲台上喜欢对着黑板边讲边退。那天，在他退到讲台边缘时，同学们都以为他会停住，象往常一样，象其他老师一样，因为所有的老师后背都有眼睛，可以在后退时看到讲台的边缘。但是当时胡老师后背的眼睛可能闭上了。他已经退到了讲台的边缘，在同学们张大嘴巴的担心中，他还在退。他终于踏空了，踩到了那个装满了水的盆子，摔得四仰八叉。胡老师站起来，裤子都湿到了裤裆，全班同学都笑了。胡老师呵斥同学们不许笑，同学们反而笑得更厉害了。胡老师气冲冲地走了。我笑得肚子都痛了。钱进这个小子真操蛋。
每一个男孩子在成长的道路上，都会有一个半大孩子作为精神导师，这个精神导师传授的是书本上没有的知识。我的精神导师就是同一个家属院的麻杆儿，他已经上了初中。他懂得很多犄角旮旯的知识，比如“八大锤“有”隋唐八大锤“和“岳家八大锤”，美国人说英国话。麻杆儿还能在一些电影里看出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比如京剧《红灯记》里根本就没有密电码，密电码是把敌人引入八路军埋伏圈的诱饵，所以李玉和对鸠山说没有密电码实际上是说了实话，可是邪恶的日本鬼子很愚蠢，也很残忍，仍然杀害了李玉和，非要在中国人民的仇恨簿上再添一笔血债，最终难逃正义的伏击。
麻杆儿还敢做一些大人做的事情，比如抽烟。我就是跟他学的抽烟，在看露天电影《园丁之歌》时。那是一部湘剧，说着跟毛主席的口音一样的湖南话，讲述的是工人阶级接班人的故事。麻杆儿让我买了一盒一毛钱的岗南，在银幕背面的角落，他教我怎么吸和怎么吐。当我象我爸一样两手夹着烟，吸入第一口时，那种违背社会约束产生的心理体验，使我感觉自己比电影里的陶利操蛋多了。只是烟很呛，嗓子难受。耳朵更难受，听不懂电影里的人讲话，不知道首都人民怎么听得懂毛主席讲话。麻杆儿看我抽得太难受，就很体贴地不让我抽了，并把剩下的烟装进了自己的口袋。麻杆儿也很大方，他给了我一些他看过的革命故事书。不过由于经常跟他混，我对这些书已经不太感兴趣了，只是写作文时用。
音乐课是我最喜欢的课。音乐老师张雅馨身材高佻，皮肤白净。她很爱穿，喜欢把衬衫的领子翻出来。天稍一热，她就衬衫上身了。张老师有很多不同颜色的衬衫，让人怀疑她有亲戚在百货大楼卖衬衫。这跟其他老师相比，已经很过分了，她还留着带卷儿的披肩发。这使她跟别的女老师不一样。比如孔校长摸张老师后背时，就让人不舒服，觉得他有点流氓，其实他每个女老师的后背都摸的。
据说张老师是专业文艺团体下来的，这也许保证了她在小学这样一个保守的地方能够穿戴时髦的资格。她唱歌很好听，手风琴拉得也好。张老师的爱人是警察，大家都知道他姓吴，有时来学校接她。吴警察长得很高大，白色的大盖帽和警服，很帅。他与犯罪分子英勇搏斗的事迹上过报纸。
张老师知道我是新来的，便问我会不会唱歌。我是在大喇叭下听歌长大的，就大声回答会唱。张老师问会唱《歌唱华主席》吗？我脸红了，说不会新歌。张老师说那就唱首老歌吧。我就唱了电影《闪闪的红星》里的《红星闪闪》。我唱得太认真，调儿有点高，唱完了憋得很难受。张老师听完笑了，说：“嗓门很大，只是唱得缺乏感情。楚红英，你以后多帮帮李晓文。唱好了，可以加入合唱团。”
这对我是个意外的惊喜，有可能加入合唱团，能在楚红英后面给她伴唱。
五
是金子总会发光，我在学校很快有了施展才华的机会。市里组织青少年科技模型制作竞赛，学校号召感兴趣的同学积极参加。美帝和苏修的太空竞赛进行得如火如荼，收音机里经常播送的长征运载火箭也令我们激动，所以我决定做一个火箭模型。我爸帮我找了长征一号的图片和材料——一些各种形状的木材下脚料。他在钢铁厂工作，找这些东西很方便。我的工具是刀子、锯条和砂纸。在付出了两个星期的所有课外时间以后，终于完工了，只差最后刷漆。我请了麻杆儿来指导，他经常在附近几个厂子里混，见多识广。
“你先别急着拿到学校。”麻杆儿一边说，一边笑。
“为什么？有什么可笑的？”我有点生气。
“你这个火箭，外形有点像鸡巴。” 他肯是被自己的幽默逗笑了，笑得更厉害。
“不是我的火箭象鸡巴，火箭都是这个样子，你看看。“我把火箭的图片拿给他。
麻杆儿止住了笑，严肃地指出了我的模型在技术上的问题：第一，火箭头儿不够尖。第二，火箭头儿应该比火箭体细，中间还有一圈坡度。这些得找工厂的师傅用车床才能做出来，用刀子和砂纸是不行的。第三，火箭体和尾翼不成比例。尾翼太大。麻杆儿建议重做，做一个大的。
我把麻杆儿的建议告诉了我爸。他说：“好办，我先在厂子找人帮你车一个大的，你回来自己粘尾翼，刷漆。”
第二天我爸就拿回来了，一个很大的漂亮的火箭头儿和火箭体。跟图片上的一样，一点也不像鸡巴。他还拿回来502胶水，让我在家粘。我妈看见了，急忙制止： “502粘性很大，弄不好把手都粘住了，让你爸在厂子替你粘吧。”
第二天我爸又拿回来了，火箭模型粘好了。他还拿回来半桶白漆和刷子，让我在家里刷。我妈又看见了，急忙制止：“别把衣服弄上漆，没有换洗的，让你爸在厂子里替你刷吧。”
第三个第二天的时候，我爸又拿回来了，上了色的火箭模型。刷上了白漆，还刷上了四条宽度不等的蓝色环带，还刷上了“中国航天”的蓝字，还刷上了五星红旗。我太喜欢了。他又变魔术似的搬进来一个木头和铁丝做的架子，刚好卡住火箭。
“只有火箭，没有发射架怎么行。配上架子，就可以把东方红一号卫星送上天啦，全世界人民都能听见东方红的音乐了。”我爸是个工程师，对这些东西都了解。双手拨弄着精巧的发射架，我的心里非常高兴，已经想象出了自己抱着模型，胸佩大红花领奖的画面。
我迫不及待地请麻杆儿看。他留下了一句由衷的赞美：你爸爸做得真棒。
麻杆儿一眼就看出来了。模型做得太精致了，一看就不是学生做的。我见过其他同学做的模型，比这个粗糙多了。疑虑又笼罩在只兴奋了片刻的心头：模型不是我做的，能送去参赛吗？
我决定不送去参赛了，人家万一质疑是你做的吗，我怎么回答。我跟杨老师说我的火箭模型做坏了，不参赛了。但是心里还是有遗憾，就好比有了特别甜的拽糖，不在同学面前拽着吃，就感觉不太甜。最后学校把刘志强的模型送去参赛了，我没有见过他的模型，据说是一辆水路两用车。
刘志强的模型得了一等奖，给学校增了光，我觉得他的一号学号当之无愧。得奖的模型在市青少年宫举行展览，学校统一组织去参观。当我看到展台上的水路两用车的模型时，第一个念头就是：这是刘志强做的吗？模型的轱辘上有胶皮做的履带，而且还有轴承，这个车是真的可以移动的！我看了看走在前面的刘志强，他的头扬得很高。他一定知道后面都是敬佩的目光。
在从青少年宫返回学校的路上，楚红英走到我的身边，她毫不掩饰对于刘志强的佩服：“刘志强的模型很棒，是不是？”
“我有点怀疑是大人帮他做的。”我说。她的赞美激起了我的嫉妒，我把心里想的说了出来。
“李晓文，你这样很不好。你做不成，不能乱怀疑别人。”她的语气坚定，但是声音很低。
我觉得有必要向她证明我的猜想是有道理的。 “你想不想看看我做的？”我说。我没有证据，只有诚恳的态度。
“他们说，你的做坏了……”她有些犹豫。
“没有做坏。你想不想看？”我也确实很想跟同学分享。除了家里人，只有麻杆儿看过。
“那你为什么不参赛？”她已经陷入了好奇中了。
“你想不想看？”我回答不了她的问题，只能继续问。
楚红英跟着我来到了我家。当我把模型从墙角搬到桌子上时，这架完美的模型把这个完美的女生震住了。她抚摸着，赞叹着：“真棒，还有五星红旗。这是你做的吗？”
“这是我的模型。不是我做的，是我爸帮我做的。”我直接说了实话。她的眼睛多么漂亮，我怎么好意思对这么漂亮的眼睛撒谎。
“所以你就不参赛了？”她问。
“是啊。如果靠家长帮忙得奖，算什么本事。”我的回答拐到了请她来的目的。从她的目光可以看出，我的诚实赢得了她的赞许。她也一定同意刘志强的模型是大人做的。
我并没有去戳穿刘志强，我没有证据。然而他在骄傲自满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学校提倡“讲文明、懂礼貌”，他竟然跟老师提议放学分组排队回家，为了同学们在路上的交通安全，也为了显示新时期少年儿童的崭新精神风貌。他跟老师说，大城市现在都这样。我心里想刘志强拿同学当傻逼了，谁往车轱辘下面走啊。同学们排着长队一起走，多傻逼啊。很多同学也是这样想的，当然我们都没有说出来。可是老师竟然同意了。
这个规定实行了两周便停止了，因为这个城市不存在交通安全问题，马路上机动车很少，甚至还有排子车和驴车。排子车主要是拉货，驴车主要是掏粪。钱进说刘志强是个傻逼，我完全同意。拿别人当傻逼的人，一定是傻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