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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襄樊下车后,见到了提前回到她老家的妈妈,还有小姨夫,应该是陪同妈妈来帮我们搬运行李的。显然的,妈妈在爸爸老家一周就因为见不得离婚不离家的马姑娘,而独自一人先回了襄樊。她当然知道马姑娘的存在,她也相信我爸跟马姑娘当真没有什么。但她在我爸老家尽管与马姑娘不见面,但仍能感觉到她的存在,依旧不爽也是人之常情。
我们一家团聚后,先是来到了樊城的姨奶奶家。姨奶奶是我妈的小姨,自年轻那会起,就抱定主意独身不婚,后来解放后,也不改初衷,一直坚持到了文革前,实在顶不住社会舆情了,50岁上匆匆找了个比她还小几岁老实巴交街道工人嫁了,还领养了个小男孩,算是标准普通正常人家了。在樊城老街道边的木板房里,我们见到了姨奶奶,姨奶奶于我是自小在北京就领过我的,所以见面格外亲切。我在倾听大人们的交谈时,捕捉到了具有鲜明地方特色襄樊话的习惯用语,就是说得是,表示赞同对方的观点,颇像日语当中同样的表达方式,甚至连语调都相当接近。第二天,姨奶奶家六岁的表叔醒来,大喜过望,忙不迭地揪着我哥两出门,向那些平素里欺负过他的邻里小孩高声宣示“这是我的大娃子,这是我的二娃子。看你们还敢欺负我不?”
妈妈的老家是在乡下叫做竹条铺的地方,我不记得是怎么去到那里的?只记得是一片阡陌当中一处农舍,是瓦顶还是草顶不记得了,外墙应该是黄泥的胚。母亲的继母还有三个母亲的同父异母妹妹出门相迎。先是来到堂屋,只见正中端坐二老,一人白胡须,一人黑胡须,头上都带着棉帽,身穿长袍。在母亲的开示下,我才知道白胡须这位是我外公,黑胡须那位是他的弟弟,我的三外公。我的外公在接受过我们兄弟二人的致敬后,起身把我搂在怀里,教我怎样行礼。一是见人行礼为什么要把头上的帽子摘下来,是要让对方看见你的帽子里没有隐藏武器,二是为什么要弹弹衣袖,也是要让对方知道袖子里不有藏凶器。我三外公据说是武林中人,曾经走过江湖,做过武汉革命军的武术教头,现在依然宝刀不老,十指赛钢钉!他当场要求我父母把我留下跟他,学习硬气功,不消说,我当时是极其愿意的,我父母只是笑着不表态。我外公是中国最早的基督徒之一,他的开蒙师傅是美国人,只知道中文名字叫安保吾,属于路德宗下面一枝。外公后来做到了武汉洞庭街教堂的牧师,1949年后教堂关门,他被遣送回了原籍,长期脱离农业生产的他,非但盘不了那一亩三分地,而且,祸不单行,夜里家里失火,遭了祝融,把祖业也烧了个精光。然而,却因祸得福,不久进行的土改,他属于连房子都没有一间的贫农。老先生的前妻,给他生了一儿一女,我母亲的母亲是他的填房,据母亲回忆,比她母亲小不了几岁的前妻儿女,像是参加过黄埔军校,偶尔得空回来,骑大马穿大皮靴,耀武扬威,就欺负我外婆,小媳妇这样,小媳妇那样来使唤她。外婆年纪轻轻就去世了,很大程度跟这种家庭氛围长期的压抑有关,这恐怕也是她妹妹,我妈唯一最亲的亲人她小姨奉行不婚主义的根源。母亲同父异母的哥哥年纪轻轻就遭瘟疫病故了,她的大姐嫁了黄埔军校四期的广东人潘某某,后来做到国军中将。母亲年幼丧母,幸好家境还不错,可以上学读书,她经常对我提起她的中学毕业论文《论万贯家财不如薄技在身》,每每津津乐道,所以,中学毕业的她,毅然决然进入了武汉基督教办的护士学校,实践她的薄技在身信念。她说起从武汉回到乡下躲日本鬼子,竟然被一个国军营长相中,几次三番遣媒婆来说,害她又跑到茨河还是谷城的外婆家避难, 所以说,母亲对于当官的,自幼就很抗拒。
我苦命的母亲啊!
次日,我们应邀前往三外公家,陪同我们前往的是我一位表哥,在路上,我爸问他是否跟三外公学过武术?他回答说学过,太辛苦吃不消,没有坚持下去。据他说,三外公的硬气功,是要每天捶打皮肉的, 所谓:夏练三伏,冬练三九,现在的人根本吃不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