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节 倒刘第二炮
（1）
如果推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是毛泽东打出的“倒刘第一炮”的话，那么江青的《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就是毛泽东发射的“倒刘第二炮”。
1966年1月21日，这天是农历大年初一的春节，江青亲自拜访住在苏州疗养的林彪。江青一方面是代表毛泽东给林彪拜年，另一方面则是请林彪帮忙，帮她在部队里召开一个“文艺座谈会”。江青对林彪明确说：“这个座谈会，不是我要搞的，是主席让我来请‘尊神’。”
江青不搬出毛泽东不行，因为江青本人在军队没有任何职务，是没有资格在军队召开座谈会的。所以江青这个座谈会，必须要加上一个“林彪托江青召开”的前提，才能说得过去。
林彪对江青的“帮忙”要求，是什么态度呢？据林彪的女儿林豆豆回忆说，林彪对江青很冷淡，江青对林彪也很不客气。林豆豆的回忆摘要如下。
江青说：“你应该多关心一些文艺工作。”
林彪答：“我不懂。”
江青说：“主席最近有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指示，你看过没有?”
林彪答：“看过。”
江青问：“你对建国后十七年的文艺工作怎么看？”
林彪答：“方向问题已经解决了，主要是艺术水平问题。”
江青又问：“召开部队文艺座谈会，不是我要搞的，主席让我请尊神。”
林彪答：“我的身体不好。”这时谈话的气氛已经很紧张了，谈话不欢而散。
林豆豆的回忆是在江青被打倒之后，她的话明显有为林彪辩护的味道，给人一种林彪在反对江青的印象。林豆豆回忆的真实性很值得怀疑，因为它与后来林彪的所作所为不符，在逻辑上也说不过去。
尽管江青对这次谈话没有披露细节，但她在召开文艺座谈会的时候，明确说：“我没有办法呀，困难呀，春节期间去苏州向林总谈了我的意见，我要请尊神，请解放军这个尊神支持我。林总完全同意我的意见，同意我找你们几位谈一谈。我不敢随便找呀，我是得到林总批准才找你们的。”
江青说“林总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与林豆豆回忆的情况大相径庭。不过从后来的各种情况来看，江青的话应该是可信的，是符合逻辑的。因为林彪在这段时间，一直大肆吹捧毛泽东，不可能对江青那么冷淡，因为这个座谈会是毛泽东提出要召开的。而且，江青把林彪称为“尊神”，可见江青对林彪的态度应该是十分恭敬的，不会像林豆豆说的那样，态度十分傲慢。
第二天，林彪马上给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指示，要他们协助江青开会。林彪说：“江青同志昨天到苏州来，和我谈了话。她在文艺工作方面政治性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
（2）
在林彪的安排下，江青的“部队文艺座谈会”于1966年2月2日在上海召开。这次“部队文艺座谈会”，不像一般人想象的有几百人参加，相反出席这次座谈会的，连江青算在内，总共才五个人：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中将，总政治部宣传部长李曼村少将、总政治部文化部长谢镗忠少将和文化部副部长陈亚丁少将，都是将军级的部队文艺部门负责人，足见林彪对此事的重视。
后来有人说，林彪只派出四个人跟江青开座谈会，是给江青冷场，这也是不正确的。因为开一个几个人的小型会议，正是江青本人提出的。江青在一开会就宣布三条纪律：“不准记录，不准外传，不准让北京知道。”
这里所谓的“北京”，当然指的就是刘少奇的“一线中央”。既然这次会议要瞒着刘少奇开，就必须限定在几个人的范围，不可能是几百人的壮观会议。
这次所谓的“部队文艺座谈会”，实际上只是江青一个人谈，我们四个人都是听听而已。据刘志坚回忆说：“会议没有一个日程安排，也没有一个议题，每天听江青谈话。江青也没有什么提纲，而是想到哪儿讲到哪儿，经常内容重复，她讲累了就散会。”
江青谈话之后，就是看电影，参加会议的四个人，大部分时间都花在陪江青看电影上。江青自己也说：“请你们来，不是开什么会，主要是看电影，在看电影中讲一点意见。”结果大家看了十几天电影，会议就结束了。
问题这就出来了：毛泽东亲自让江青到部队去召开一个“文艺座谈会”，结果江青也不好好准备一下，既没有日程，也没有议题，她一个人随便讲话，请大家看看电影，就结束会议了。难道这是江青不认真执行毛泽东的指示，随便应付差事吗？
这并不是江青随便应付毛泽东，而是这次会议，本来就是制造形式。毛泽东要的不是这次会议的具体内容，只是要一个会议的“纪要”。而这个会议的纪要，并不是真正开会的纪要，而是事先准备好的一篇文章。毛泽东是借着这次开会的名义，用“会议纪要”的形式，来发表他的一篇文章。
毛泽东要发表的这篇文章，与参加座谈会的四位将军并没有直接关系，也不是江青自己写的，它是出自一个写作班子。这个班子的成员有陈伯达、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毛泽东本人也亲自参与修改三次。由此可见，这篇《纪要》是毛泽东花费很大心思，搞出来的一篇重头文章。那么它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这篇文章的目的，其实也很简单，它是想向一般党员群众公开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矛盾分歧和路线斗争。
当初毛泽东搞的《评/海瑞罢官》，原本是想通过批判《海瑞罢官》，掀起一场政治大辩论。通过这个政治大辩论，进一步向广大党员干部和一般群众公开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矛盾分歧与斗争。而“公开两人的矛盾分歧”，这是毛泽东与刘少奇进行斗争的焦点核心。
（3）
刘少奇的战略是，向一般党员群众隐瞒他与毛泽东的矛盾分歧。刘少奇要让广大群众相信，党中央是团结一致的，更要让广大群众相信，毛泽东是完全支持和赞成他刘少奇的。
而毛泽东的战略则是，向一般党员群众公开他与刘少奇的矛盾分歧，知道中央高层正在进行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毛泽东自信，他在一般党员群众中间的威信，要远远高于刘少奇。如果广大群众知道了毛泽东与刘少奇有巨大的矛盾分歧，正在进行激烈的斗争，那么人民群众一定会站到毛泽东这一边，一定会支持我毛泽东，就可以借助人民群众的力量，一举打倒刘少奇。
因此，向群众公开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矛盾分歧，就成为这场斗争的关键。刘少奇很清楚，一旦向一般党员群众公开了他与毛泽东有矛盾分歧，那他就完了，非下台不可；而毛泽东也很清楚，一旦向一般党员群众公开了他与刘少奇有巨大的矛盾分歧，那他就胜利了。
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初期斗争，就是围绕着“公开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矛盾分歧”而展开的。刘少奇千方百计要对人民群众隐瞒和捂住他与毛泽东有分歧，而毛泽东则千方百计要公开和暴露他与刘少奇有分歧。
毛泽东打出《评/海瑞罢官》这颗重磅炸弹，就是要借此向人民群众公开他与刘少奇的矛盾分歧。可是这颗重磅炸弹，被刘少奇的“浑水摸鱼”一挡，变成一场无关痛痒的“学术讨论”，使人民群众误以为，这不过是一场知识分子之间的学术辩论，直接抵消了毛泽东向群众公开党中央高层矛盾分歧的危险性。
《评/海瑞罢官》的炸弹失败后，毛泽东不得不抛出第二颗炸弹，试图再次向一般群众公开他与刘少奇的矛盾分歧。上次毛泽东启用“姚文元”这个小人物出面打头阵，结果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于是这次毛泽东改变战术，启用“林彪”和“江青”这两个大人物出面，造势名人效应。
另外，上次毛泽东利用地方报纸来发起进攻，但根本攻克不下刘少奇控制的宣传机构，刘少奇用“一手捂”、“一手转移目标”的手法，完全化解了毛泽东的攻势。所以这次毛泽东也改变战术，改用发党内文件的方式，把一份反映他与刘少奇矛盾分歧的文件，一直发到基层党组织，让一般党员和群众知道，毛泽东与刘少奇并不是亲密无间的革命同志，他们两人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路线斗争。
毛泽东知道，如果利用刘少奇掌握的党政系统发出这份文件，肯定是不行的。因为这份反映尖锐矛盾斗争、火药味十足的文件，一定会被刘少奇的党政系统“过滤”，经过层层过滤之后，就会变成一份火药味散尽的粉饰太平的文件了。
因此，毛泽东这次要绕过刘少奇掌控的党政系统，改而用林彪掌控的军队系统，来把这份火药味十足的文件发下去，先从军队，再到地方，逐步让广大人民群众知道中央正在进行激烈的路线斗争。
（4）
1966年2月的《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打响了毛泽东倒刘的第二炮。毛泽东的这个第二炮的内容和份量，远远超过了第一炮《评/海瑞罢官》。《纪要》是个非常高超的政治性文件，它用一条明线和一条暗线，同时炸向刘少奇。
所谓“明线”，就是用“明语”写给一般群众看的；而“暗线”，则是用“暗语”写给中共高官们懂的。因为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一套暗语，不是本行业内的人，是读不懂这些暗语的。中共高层也有自己的一套暗语。一般人看《纪要》，只能读懂它字面的意思，也就是“明语”的意思；而中共高官们，就能读出字面背后的意思，也就是“暗语”的意思。
《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是这么开始的：“1966年2月2日到2月20日，江青同志根据林彪同志的委托，在上海邀请部队的一些同志，就部队文艺工作的若干问题进行了座谈。”然后又说：“林彪同志对参加座谈会的部队同志做出指示，萧华同志和杨成武同志对这次座谈都表示热情赞助和支持”。
《纪要》里这段话，“明语”的意思很简单，只是说林彪委托江青开一个部队文艺问题座谈会，林彪做了指示，萧华和杨成武表示支持。
但《纪要》里这段话，“暗语”的意思就不这么简单了：这是毛泽东对中共高官们表达的“力量显示”，它要告诉高官们，这个《纪要》跟上次的《评/海瑞罢官》不同，它不是我毛泽东一个人搞的，而是得到国防部长林彪、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和总参谋长杨成武的“热情赞助和支持”的。毛泽东这是挑明，这次并不是我毛泽东一个人反击刘少奇，而解放军都是支持我的，军队是在我这边的。
因此，后来江青在文革中说：“这个《文艺座谈会纪要》，是请了人民解放军的‘尊神’来攻他们，才吓得他们屁滚尿流，缴了械。为什么这么有威力呢？就是因为有军队支持，他们怕人民解放军。”
《纪要》的中心和主题，是旗帜鲜明地提出一个极具爆炸性的观点：“建国十六年来，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
《纪要》里这段话，“明语”的意思一般人都明白，就是党中央高层出现了一条反对毛泽东的“黑线”。但这条“黑线”具体是什么呢？当时的一般人是搞不清楚的。
但《纪要》里这段话，用“暗语”来理解，它的意思就很清楚了：建国以来，刘少奇主管的文艺界有“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那么这个“黑线”的源头，当然就是刘少奇，别无他人。
《纪要》中又说“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里的“我们”是谁？明白中共高层政治的高官们，马上就能悟出“暗语”意思：“我们”就是毛泽东，也别无他人。
（5）
如果把《纪要》上这段文字明说，这就是：“刘少奇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刘少奇已经专了毛泽东的政。”
《纪要》中提出这个惊人论点之后，又提出了一个解决的办法，说：“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
《纪要》里这段话，“明语”的意思一般人也都明白，就是号召大家根据党中央的指示，进行一场斗争来搞掉这条黑线。但这里的“党中央”是谁？“黑线”又是谁？一般人就搞不清楚了。
《纪要》里这段话，用“暗语”来理解：毛泽东就是“党中央”，“彻底搞掉这条黑线”就是彻底打倒刘少奇。换成大众化的语言就是：“我们一定要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进行一场大革命，彻底打倒刘少奇。”
现在有不少人写文章说，文革开始后，很多高官还“不知道”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是要打倒刘少奇，这种看法是没有根据的，是故意低估高官们的智商的。
其实毛泽东在文革之前的这篇《纪要》中，用中共的暗语，公开直白地表示：“我要发动一场彻底打倒刘少奇的大革命”。凡是读了这篇《纪要》的中共高官，一定能理解《纪要》中暗语的含义，心中一定很明白，毛泽东已经准备彻底打倒刘少奇了。
高官们尽管明白了毛泽东的心思，但他们还是要观望。这些人都知道：毛泽东“想”打倒刘少奇，不等于就“能”打倒刘少奇！高官们看到的是，在近来发起的对刘少奇的攻势中，都是毛泽东自己节节败退。所以谁也不会轻易站到毛泽东这边来。
为此，毛泽东在《纪要》的最后结尾处，写了这么一段意味深长的话，说：“要教育我们的同志，读一辈子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主席的书，革一辈子命。特别要注意保持无产阶级的晚节，一个人能保持晚节是很不容易的。”
大家都知道“晚节”的字面含意，但字面的意思，并不等于它背后的意思。这里毛泽东用暗语所说的“晚节”，是要表达什么意思呢？
毛泽东经常对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对你们的感情很深。可是，如果你们腐化了，就不要怪我翻脸不认你们。”
毛泽东这句“晚节”的暗意，是表明毛泽东本人做事，将是“翻脸不认人”的！很多高官跟毛泽东干了一辈子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对毛泽东作出过很大帮助和贡献。所以，毛泽东在这里用暗语声明：“现在到了考验你们的时候了，你们是选择继续跟我，也就是‘保持晚节’；还是选择不跟我了，即‘晚节不保’。如果你们‘晚节不保’，选择不跟我了，就不要怪我翻脸不认人，你们过去对我的帮助和贡献，都一笔勾销。到时候把你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你们可别怪我不念旧情。”
（6）
后来周恩来进一步阐明了毛泽东的意思，他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特别提到“保持晚节”的问题，明确地说：“提醒大家注意，晚节不保，一笔勾销！”
特别耐人寻味的是，《纪要》的结束语是这样一句话：“一个人能保持晚节是很不容易的。”
为什么保持晚节“很不容易”？这句话用“明语”是理解不了的，但用“暗语”就很好理解了。因为现在刘少奇的股势高涨，是牛股，而毛泽东的股势低落，是熊股。大部分人出于投机心理，都去抢购刘少奇的牛股，能够光顾毛泽东的熊股，当然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毛泽东提醒高官们说：“一个人能保持晚节是很不容易的。”
综上所述，毛泽东搞的这个《纪要》，是一个高超的政治文件。毛泽东一方面用“明语”告诉一般党员群众，党中央出现了重大矛盾分歧，出现了反对毛泽东的“黑线”，这就可以达到毛泽东把他与刘少奇的矛盾，公之于众的目的。
毛泽东另一方面又用“暗语”，向中共高官们显示力量、督促和警告：第一，毛泽东显示自己的力量，告诉高官们，军队是完全支持我的；第二，毛泽东督促高官们快点选择，是跟我，还是跟刘少奇，别再旁观中立了；第三，毛泽东警告那些选择不跟他的人，如果“晚节不保”，那我们的旧情就一笔勾销了。你要好好想想后果，我可是“翻脸不认人”的。
在后来文革中打倒彭真的时候，彭真在大会上为自己辩护，说：“是谁第一个喊‘毛主席万岁’的？”
事实证明，是彭真第一个喊“毛主席万岁”的。但此时彭真再提自己过去的功劳，已经为时已晚，因为毛泽东已经借《纪要》警告过所有的高官们：“晚节不保，一笔勾销！”
毛泽东的这个《纪要》，理所当然遭到刘少奇的抵制。刘少奇控制的中央，虽然同意把《纪要》发下去，但这个《纪要》却是以“机密文件”下发的，传达范围限在县团级以上。中央办公厅还特别说明：“这个文件，不要登党刊，并注意保管，切勿遗失。”
刘少奇控制的中央办公厅，把毛泽东的《纪要》当作“机密文件”处理，就等于把这份文件“捂住了”，让毛泽东向一般群众公开“他与刘少奇的矛盾”的企图，再次落空了。
为此，毛泽东指示《解放军报》把这篇《纪要》的内容，改写成一篇社论，公开发表。1966年4月18日，《解放军报》发表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社论，把《纪要》的精神基本反映出来了。
但《解放军报》的社论，与中央文件的份量，那就相差太远了。所以毛泽东对刘少奇的第二炮，也没有达到他预期的效果。直到一年后，刘少奇被打倒了之后，1967年5月29日，《纪要》才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出来。
（7）
常言说“敌人磨刀，我们也磨刀”，就在毛泽东炮制《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的同时，刘少奇也在炮制一份针锋相对的文件《二月提纲》。
先看看《二月提纲》的背景。1965年11月30日《人民日报》转载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揭开了全国范围的批判吴晗和《海瑞罢官》。此时刘少奇再次使出“浑水摸鱼”之计，把对吴晗的政治批判，转变成一场学术批判。一时间全国出现一场批判混战，批判株连的人越来越多，连郭沫若都被卷了进去，出现了一次惊动中共高层的“郭沫若辞职风波”。
现在水已经搅浑了，刘少奇要开始“摸鱼”了。从11月10日开始的批《海瑞罢官》，已历时两个多月，但到现在为止，党中央还没有对这个问题“表态”。刘少奇认为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可以利用他掌握的“一线中央”发一个文件，给这场批《海瑞罢官》运动制定一个“调子”，规定一个“方针”，掌握这场运动的主动权。
于是刘少奇指示彭真召开一次“文革五人小组”会议，先搞一个《提纲》出来，然后送交中央政治局讨论。在会议召开之前，彭真让人准备了几份材料，会议就在这几份材料的基础上展开讨论。这几份材料背后的玄机很大，体现出刘少奇的政治手腕和智慧，下面我们就看看其中最为重要的五份材料。
第一份材料是《汇报关锋同志四篇稿件政治性的提法》。关锋是毛泽东的秘书，他在1962年写的四篇小品文，有与吴晗类似的观点，按理说也应该被批判。刘少奇抓住关锋，就是要让毛泽东左右为难。
如果毛泽东“保”关锋，党内高官们就会对毛泽东有“看法”，不满毛泽东包庇自己人；如果毛泽东不“保”关锋，刘少奇就可以组织人批判关锋了，这同样让毛泽东为难。因为毛泽东批判别人有问题，而自己手下的人也有问题。所以不管毛泽东“保”关锋，还是不“保”关锋，赢家都是刘少奇。
第二个材料是《很多人提出要批判郭沫若等同志》。为什么要批郭沫若呢？因为郭沫若写了两首赞美海瑞的诗。吴晗写了赞美海瑞的《海瑞罢官》被批判，如此类推，郭沫若写了赞美海瑞的诗，当然也应该被批判。
（8）
第三个材料是《关于郭沫若同志的一封信的汇报》。郭沫若听说要批判他的“风声”之后，马上给上级写了一封辞去一切职务的信，反映出他的紧张情绪。郭沫若说：“从最近批判‘海瑞罢官’等问题，感到自己的问题也很多。我感到自己是一潭臭水，只是盖子未揭开，一揭开盖子，问题是很多的。我继续担当现在这些职务，怕影响不好，于心很不安，自己感到惭愧。我连现在住这样的房子也感到不安，有时想到是否让我下去锻炼锻炼，当一个中学教员。”
刘少奇为什么要把郭沫若弄出来批呢？因为郭沫若是跟毛泽东私人关系最亲密的文人。毛泽东与郭沫若的私人关系好到什么程度呢？毛泽东戴的手表，就是郭沫若送的。
1945年，毛泽东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时，会见郭沫若等一批左翼文人。当郭沫若与毛泽东握手时，他发现毛泽东竟然没有手表。那个年代，手表是身份与地位的象征，郭沫若觉得毛泽东没有表，不够体面，于是就当即摘下自己手腕上的欧米茄手表，送给毛泽东。毛泽东也不拒绝，当场欣然接受，戴到自己手上。
郭沫若送给毛泽东的欧米茄手表，是瑞士名牌表，价格不菲。毛泽东一般是不收别人礼物的，但这次却是例外。第一，郭沫若在公开场合向毛泽东赠送如此贵重的礼物，显示了他对毛泽东的敬仰，更显示了毛泽东在文人中的威望与人气；第二，郭沫若在重庆向毛泽东送重礼，是要承担很大风险的，所以毛泽东不能辜负郭沫若的这片心意。
之后毛泽东一直戴着郭沫若送的这块手表。后来这块表越来越旧，表壳发黄，字迹模糊，工作人员建议他换一块，但毛泽东不同意，一直戴到他去世。
现在刘少奇提出批郭沫若，也是要让毛泽东难堪。高官们都知道毛泽东与郭沫若的私交甚好，如果毛泽东“保”郭沫若，别人就会不满毛泽东的办事不公平：与毛泽东没有私交的吴晗，写了赞美海瑞的文章就要被批判；而与毛泽东有私交的郭沫若，同样写了赞美海瑞的诗歌，就被保护没关系。
第四个材料是《关于〈海瑞上疏〉和〈海瑞背纤〉的材料》。因为当时关于海瑞的戏，除了《海瑞罢官》之外，还有《海瑞上疏》和《海瑞背纤》。所以刘少奇把有关海瑞的戏，都拿出来批判，这样就大大分散了批吴晗一个人的压力。
第五个材料说《参加演出〈海瑞罢官〉的演员的检讨文章》。刘少奇把参加《海瑞罢官》的演员，也弄出来批判，这也是分散批吴晗一个人的压力。
（9）
1966年2月3日，彭真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主持召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议。前面说过，“五人小组”是1964年7月成立的，目的是为了文艺界的整风。“五人小组”的组长是彭真(中央书记处书记)，副组长是陆定一(中宣部部长兼文化部部长)，还有康生(中央书记处书记)、周扬(中宣部副部长)、吴冷西(《人民日报》总编辑)。这次参加会议的，除了“五人小组”之外，还有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等人，这天周扬因病缺席。
彭真在会上首先发言，他的态度很“硬”，说：“这场讨论斗争要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一要谨慎，二要层层把关。凡是要点名的，都要经过有关领导机关批准，决不能自行其是。不要谈《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像郭沫若这样的人都很紧张了，学术批判不要过头，要慎重。”
陆定一立即赞同彭真的意见，特别讲了斯大林时代的历史教训，说：“学术批判不能过火。”
康生反驳说：“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同吴晗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应该把斗争的锋芒集中到吴晗身上，要揭露吴晗的政治问题、要害问题。谈吴晗的问题，要联系到庐山会议的阶级斗争背景。”
彭真也反驳说：“我们已经查明，吴晗与彭德怀没有联系，因此不要提庐山会议。”彭真又把《关锋材料》拿出来，说：“现在一个重要问题是，我们对那些‘左派’们，也要进行必要的整风，不要让他们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进行挑拨离间和破坏活动，要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
康生继续反驳说：“你们不搜集吴晗材料，却专门搜集关锋等左派同志的材料。我们要分清阶级界限，要保护关锋等左派同志，依靠他们组织我们的学术批判队伍。”
但会上康生是孤掌难鸣，大家并不理会他的意见。会议结束后，彭真让许立群起草一份会议提纲，这就是后来著名的《二月提纲》。
（10）
《二月提纲》的全称是《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只有2千多字，这是刘少奇的特点。毛泽东搞的东西都比较长，《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1万3千多字，《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1万多字。《二月提纲》虽短，但份量一点儿也不轻。
《二月提纲》共分六部分。第一部分是“目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首先把批判《海瑞罢官》的性质明确定义为“学术批判”，这就熄灭了毛泽东对《海瑞罢官》进行政治批判的火力。
《二月提纲》的开场白说：“对吴晗同志《海瑞罢官》的批判，以及由此展开的关于道德继承、历史人物评价和历史研究的观点方法等问题的讨论，已使思想界活跃起来了，盖子揭开了，成绩很大。”
毛泽东明确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彭德怀也是海瑞”，但《二月提纲》中只字不提“罢官”和“彭德怀”，却大谈特谈什么“道德继承”、“历史人物评价”等不疼不痒的问题，不动声色地把毛泽东对《海瑞罢官》的指示“抵制”掉了。
《二月提纲》在开场白之后，云里雾里地写了一大堆口号式的空洞文字，然后写道：“学术争论问题是很复杂的，有些事短时间内不容易完全弄清楚。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
这一段是《二月提纲》用“暗语”来批评毛泽东，这里的“学阀”，明显就是指毛泽东了，暗批毛泽东“武断”和“以势压人”。《二月提纲》发表后，上海方面向北京询问，所谓的“学阀”是指什么人？彭真硬气地说：“学阀指的是阿Q，谁头上有疮疤就是谁。”
《二月提纲》中又写道：“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有的人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
这里，刘少奇是用郭沫若来将毛泽东的军。在《二月提纲》的附件中，特别添了一份《很多人提出要批判郭沫若等同志》的材料。毛泽东批吴晗，刘少奇就提出来批毛泽东的好友郭沫若，因为郭沫若也写了赞美海瑞的诗歌，性质与吴晗是一样的。
然后《二月提纲》笔锋一转，又指向毛泽东身边的秀才关锋等人，写道：“即使是坚定的左派，也难免因为旧思想没有彻底清理，或者因为对新问题认识不清，在某个时候说过些错话，在某些问题上犯过大大小小的错误，要在适当的时机，用内部少数人学习整风的办法，清理一下。”
《二月提纲》的附件中，有一份《关锋同志等在1962年写的几篇杂文》，因为关锋在这几篇杂文中，明显有影射中央的嫌疑，这样关锋也犯了与吴晗性质一样的政治性错误。这里，刘少奇提出关锋那些“坚定的左派”，也说过各种各样的错话，犯过各种各样的错误，因此也需要对他们进行一下“整风”。
最后《二月提纲》进入它的核心文字，提出“左派要相互帮助”，写道：“左派要相互帮助。不要彼此揪住不放，妨碍对资产阶级学术的批判和自己的前进。”
（11）
这是《二月提纲》的核心，这里刘少奇用“暗语”向毛泽东提议说：“其实我们都是左派，周恩来、陈云他们才是右派。我们要相互帮助，不要彼此揪住不放，这样下去对谁也没好处，‘妨碍自己的前进’。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件事我们两人就此停手，和解了吧。”
2月5日，刘少奇在北京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二月提纲》。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康生、吴冷西等人。当时毛泽东在武汉，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彭真在《提纲》的讨论稿前面写了一个说明：“此件由于时候仓促，来不及在五人小组内传阅和商讨。”
显然，彭真这里耍了一个小花招，绕过康生。因为如果起草这份《二月提纲》要经过有康生参加的“五人小组”来讨论的话，康生肯定是不会同意的，所以彭真就耍一个小花招绕过了康生。
会上彭真说：“现在不敢写文章写戏是个问题，新华社每月收到文章很少，坏人不写是好事，好人不写就不好。范文澜、郭沫若都很紧张，他们写东西多，问题就多。有的人根本不研究学问，但批判起别人很带劲，借批判别人出名。批判应当是同志式的，不要把别人当台阶使。”
邓小平也说：“现在很多人不敢写文章，怕犯错误。戏也如此，只能演兵。电影有的基本是好的，也不叫演，这怎么行。”
康生在这次会上没有发言，他知道既然彭真在起草《二月提纲》时绕过他，他说话也是没用的。
这次会上没有人提出对《二月提纲》的反对意见，于是《二月提纲》就被政治局常委会通过了。但《二月提纲》要下发全党，还要经过最后一道手续，那就是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的同意。于是会议决定派“五人小组”，于2月8日亲赴武汉向毛泽东汇报。
这次会上周恩来没有表态发言，他还是保持严格的中立态度。不过周恩来也知道，尽管他没有赞成《二月提纲》，但也没有反对《二月提纲》，如果他什么也不说的话，毛泽东很有可能会误解他支持刘少奇。
这时周恩来又发挥他“走钢丝”的高超平衡术。2月7日凌晨，周恩来写一封短信给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信中说：“本来想在彭真同志去主席处谈话之后，再去谈国际问题，现在看来，不宜再晚。提议今日下午三时半，先在少奇同志处一谈。”
刘少奇回复“同意”。于是下午三时半，常委们去刘少奇处开了一次会。这次会的内容没有披露出来，不过这是周恩来主动要求，在彭真去毛泽东之前召开的一次会议。这个会议，在刘少奇看来，可以认为周恩来是在为他刘少奇担心，在彭真临走之前最后做一个提醒和叮嘱。而在毛泽东看来，也可以认为周恩来是在为他毛泽东担心，在彭真临走之前，最后搞清楚彭真到底想要干什么。
通过彭真临走前的这么一个短会，周恩来同时打消毛泽东和刘少奇对自己的疑虑，真可谓最高级的政治平衡术。
（12）
2月8日，彭真带领“五人小组”以及许立群、吴冷西等人，去武汉面见毛泽东汇报。许立群先向毛泽东汇报附件材料中的《关锋的杂文》，毛泽东一下就把这个问题挡了回去，说：“写点杂文有什么关系？关锋的文章我早就看过，还不错。”
毛泽东这里选择了“保”关锋。当然毛泽东也知道，“保”关锋肯定会影响他在高官们中的形象，不过此时毛泽东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彭真借这个话题，进一步说：“我们要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和学阀的道路，应该进行必要的整风。”
毛泽东又把彭真的话挡回去，说：“这样的问题，三年以后再说。”
彭真拿出这次他带来的“杀手锏”材料：有关郭沫若的材料。郭沫若曾于1960年看川剧《大红袍(即海瑞传)》时，作七律一首：
“刚峰当日一人豪，克已爱民藐锯刀。堪笑壅君如土偶，竟教道士作天骄。直言敢谏疏犹在，平产均田见可高。公道在人成不朽，于今犹演大红袍。”
郭沫若在1961年2月到海口参观海瑞墓，又作一首赞海瑞的诗：
“我知公道在人心，不违民者民所悦。史存直言敢谏疏，传有平产均田说。”
我们知道，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要点是三个：第一、为海瑞的罢官鸣不平；第二、称赞海瑞搞“分田”；第三、发表的时间是在1959年彭德怀被罢官的庐山会议之后。
我们再看郭沫若的这两首诗，第一、其中有“公道在人成不朽”和“我知公道在人心”，明显是为海瑞鸣不平；第二、其中有“平产均田见可高”和“传有平产均田说”，明显是称赞海瑞搞“分田”；第三、郭沫若这两首诗分别发表在1960年和1961年，与吴晗1961年发表《海瑞罢官》的时间上也是一致。
这样看来，姚文元批判吴晗《海瑞罢官》中的三个要点问题，郭沫若的诗中全部都有，所以如果只批吴晗，不批郭沫若，从道理上说不过去。也正因为如此，郭沫若非常紧张，赶紧提出辞职。
彭真拿出来的郭沫若材料，给毛泽东出了一个大难题。如果不批郭沫若，显然会让人感到批吴晗有不公平的地方；如果批郭沫若，毛泽东又于心不忍，毕竟他与郭沫若不是一般的交情。
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的身份和地位都是文人中第一把交椅，中国科学院院长兼中国文联主席。不仅如此，郭沫若与毛泽东的私交甚好，两人是诗友，不时有诗词唱和。目前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诗词中，有两首是和郭沫若的，第一首《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写于1961年11月，诗中写道：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毛泽东的第二首《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写于1963年1月，诗中写道：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当然毛泽东也批评过郭沫若，那是起因于1965年郭沫若发表的一篇文章，其中武断：《兰亭序》文和《兰亭序》帖都是后人伪托的。很多人不同意郭沫若的观点，投稿给报刊与郭沫若进行“争鸣”，但都被郭沫若“压住”，不能发表。于是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章士钊，也是毛泽东的另一位老朋友，亲自给毛泽东写信，告郭沫若的状。
文坛巨匠郭沫若
（13）
毛泽东看到章士钊的信，也不满郭沫若的霸道做法，赞成发表文章与郭沫若进行“争鸣”。于是毛泽东亲自写信给郭沫若，客气地事先通知郭沫若，将会有人要批判他。毛泽东在信中说：“嗣（sì 接续）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
当然那次对郭沫若的“批评”，只是纯学术的问题，不是大问题。可这次对郭沫若的批判，那就是上纲上线的政治问题了，毛泽东万没想到郭沫若居然会陷入《海瑞罢官》的泥潭中。
从毛泽东个人的利益来看，抛出郭沫若，是对他有利的，至少可以在高官们中间树立一个公平公正的形象。可是毛泽东还是选择了拉老朋友一把，牺牲自己的形象，挽救郭沫若。
毛泽东表态说：“郭老还要在学术界工作，他表示一点主动，作一点自我批评好。”当然，毛泽东保护了郭沫若，就不好处分吴晗了，于是毛泽东不得不让步说：“吴晗也不罢官了，还照当他的市长。”
最后毛泽东谈到核心问题，用严肃的语气，逼问彭真说：“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彭真也够得上硬汉，面不改色地把毛泽东的话顶回去，说：“经过调查，不是。”
彭真居然一点而不怕自己，毛泽东心中的愤怒升起，继续逼问说：“我曾说过，吴晗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
彭真居然还是面不改色，再次把毛泽东的话硬顶了回去，说：“2月5日，我们在北京向少奇同志汇报的时候，也提到您的话。少奇同志说，没有发现吴晗跟彭德怀有组织联系。”
彭真把毛泽东的话顶回去，还把刘少奇抬出来，给毛泽东一个无形的示威。
彭真如此不给毛泽东面子，毛泽东心中的怒火是可想而知的，他几乎就要发怒了，就要骂人了。但在这个关头，毛泽东又冷静下来，毛泽东明白，现在骂人对他是不利的，因为彭真带来的是政治局常委通过的文件，他骂彭真，就是与政治局常委过不去。于是毛泽东冷静下来，不再说话了。
彭真早就做好了被毛泽东大骂一通的思想准备。可让他没想到的是，他把毛泽东的话硬顶回去，毛泽东居然沉默不语了。这让彭真大喜，认为毛泽东是“认输”了，不得不同意这份《二月提纲》，非常高兴。彭真还想最后得到毛泽东明确首肯，于是说：“以前很多批判都是虎头蛇尾，没有结论，这次我们应该要做一个政治结论。”
毛泽东不会上彭真的钩，说：“不同的意见可以放出来，可以比较鉴别。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斗争，不是匆忙做一个政治结论就可以解决的。”
彭真向毛泽东的汇报就这么结束了，毛泽东既没有说同意，也没有说反对。当然彭真就把这个理解为毛泽东同意了，马上下令下发这个文件。2月12日，中央办公厅正式下发了《二月提纲》，作为中央处理吴晗和《海瑞罢官》的方针。
到此为止，在《二月提纲》的问题上，毛泽东又输了一次。但毛泽东的再次反击，很快就要来了。
（14）
彭真走后，毛泽东的心情仍久久不能平静，这是毛泽东从1964年底跟刘少奇翻脸之后，最大的一次败退。毛泽东批《海瑞罢官》，是要批它的两个要害：第一个要害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第二个要害是“为彭德怀翻案”。可是《二月提纲》把毛泽东的两个要害完全否决，把批《海瑞罢官》转变成一场学术批判。为了搞这个《评/海瑞罢官》，毛泽东可是前后花费了一年时间的，现在看来是白辛苦一场了。
更让毛泽东郁闷的是，现在连彭真这样的人，也敢当着众人的面顶撞他，不给他面子了。毛泽东态度严厉地向彭真逼问：“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如果是过去的彭真，尽管想否定毛泽东的意见，但碍于毛泽东领袖的面子，不好意思直接否定毛泽东的话，会含糊其辞地回答说：“我们正在进行调查……”
可是现在的彭真，已经不管毛泽东这个“领袖”的面子了，他干脆地当面否定毛泽东的意见，说：“经过调查，不是。”
由此可见，毛泽东在党内威信的山河日下程度，比他自己想象的还要快。
刘少奇在《二月提纲》中，用暗语向毛泽东发出“和解”的信息。但刘少奇的和解态度，不是卑谦的求饶态度，而是与毛泽东平起平坐的讲和态度。这样的和解，毛泽东还从来没有接受过。这次，毛泽东也不准备接受这个带有屈辱性的讲和。在毛泽东心中，从来就没有认为刘少奇有资格跟他平起平坐。
但是这次，毛泽东还是理智地退却下来。这只是因为时机不成熟，他要等待时机成熟了之后，再来给刘少奇致命的一击。
可是刘少奇和彭真却误解了毛泽东，认为毛泽东没有反对《二月提纲》，是毛泽东示弱了，同意跟他们和解了。于是这两个人高兴地过早，同时也疏忽大意起来。
刘少奇于1966年3月26日到4月19日，放心大胆地出国访问巴基斯坦、缅甸、阿富汗等国，时间长达二十余天，等刘少奇回国的时候，才发现彭真已经被批倒了。毛泽东批倒彭真，正是利用了刘少奇出国访问的这段时间。
彭真更是有点翘尾巴了。2月12日，彭真向上海市委传达《二月提纲》时，得意地说：“《提纲》是常委讨论过，毛主席同意了的，问题都解决了，也不需要跟你们谈了。”
2月13日，彭真派胡绳跟张春桥谈话，说：“吴晗的问题不能说要害，毛主席的精神是‘宽’，对两边都是‘宽’”。这里所谓的“两边”，就是指被批的吴晗这一边，与批判吴晗的姚文元那一边。彭真把吴晗的问题进一步降温，连“要害”也没有了。
2月18日，彭真派许立群和胡绳召集文艺界和报刊界召开《二月提纲》讨论会，许立群传达彭真的意思说：“不能把《海瑞罢官》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吴晗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是毛主席说的。今后报刊组织文章，要按照《二月提纲》的精神，凡是涉及庐山会议的文章都要删改或不发。”彭真的胆子够大，把“吴晗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说成是毛泽东说的，挟天子以令诸侯。
（15）
在中国，凡是在官场上得势的人，总会有很多人来吹捧你。这次讨论会上，很多人看到彭真得势了，于是吹鼓声大作，吹捧《二月提纲》是“学术界兴无灭资的纲领性文件”、“解放后历次文化革命的总结”、“中央这样直接地抓学术问题，过去还不多，说明中央很关怀”。
就在文艺界和报刊界吹捧《二月提纲》的时候，彭真却带着许立群和胡绳到三线参观去了，满不在乎地说：“问题已经解决了，让他们讨论讨论就行了。”
不久，彭真让吴晗化名“李明夫”，到昌平县去搞“四清”，事实上取消了对他的批判。这样，眼看着毛泽东发起的批《海瑞罢官》，就要虎头蛇尾地消失在人们的记忆中了。
不过毛泽东的运气还是不坏的，正在他找机会反击的时候，一个好时会就来了。1966年2月24日，苏共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致信毛泽东，邀请中共派代表团出席将于3月29日召开的苏共二十三大。毛泽东正好利用讨论参加苏共二十三大的问题，从侧面对刘少奇发起一轮新的反击。
这里有必要引申说明一下，毛泽东发动文革，与当时的国际形势也是密切相关的，特别是与苏联的关系，是导致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重要因素之一。文革的目的之一，就是“反修防修和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
中共与苏联的关系，可以追溯到中共建党时期。中共最初是苏联扶持起来的一个“中国支部”，早期完全在苏联的掌控之下。但1927年毛泽东开始搞“农村包围城市”，建立起自己的势力以后，对苏联的指示就不那么听话了。
那时中共分成亲苏联的“国际派”与土生土长的“山沟派”，以王明为首的亲苏派，在延安整风时基本上被铲除掉了，之后当权的中共“三巨头”，都不是亲苏联的。刘少奇早期在苏联留学过，但只是一个小小的留学生，与苏联上层人物并没有建立起任何关系或联系。周恩来也只是短期在苏联治病住了几个月，与苏联上层也没有建立起亲密的关系。
在中共建国之前，中共与苏共的关系，并非十分友好，矛盾不少。1949年中共建国时，中共为了取得国际上的承认，不得不宣布“对苏一边倒”。因为在当时，世界是泾渭分明的美、苏两大阵营，新中国不得不投靠其中一个阵营。想自立成为“第三极”，对于1949年刚建国的中共来说，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不得不“对苏一边倒”。
现在有一种说法，说毛泽东与苏联关系搞僵，是因为毛泽东想与赫鲁晓夫争当“国际共产主义的领袖”。这种说法乍看似乎有些道理，但并不符合事实。
苏联成为国际共运的领袖，并不是因为赫鲁晓夫个人的魅力，而是因为苏联的国家实力，当时苏联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军事实体，有威胁到美国存亡的实力。而中国的国家实力，不管是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都与苏联相差甚远，绝没有实力去争夺苏联的国际共运领袖地位。
既然中国的实力不可能超过苏联，中国就不可能成为国际共运的领袖；既然中国不可能成为国际共运的领袖，那么中国的领导人毛泽东，凭什么成为国际共运的领袖？毛泽东本人更不至于那么“蠢”，他根本不会想到去跟苏联争夺什么国际共运的领袖。
毛泽东的做法更高明，他不去跟苏联争夺国际共运的领袖，这样他反而成为了“第三世界的领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