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
百万雄师和独立师的一部分官兵抓到王力，马上开始下一轮步骤：批斗王力和胜利大游行，这里先说胜利大游行。王力被抓到武汉军区大院之后，“百万雄师”群情振奋，立即进行数十万人的胜利大游行，因为这时又传来两个振奋人心的“消息”。
第一条消息是中央军委的来电(7月20日凌晨4点收到)。来电说：一、武汉部队支左大方向是正确的；二、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可以造反；三、百万雄师好，陈再道好。
第二条消息是中央文革的来电(7月20日凌晨收到)。来电说：一、王力不能代表中央文革，王力关于武汉问题的表态，中央不知道；二、中央将派周总理和陈伯达同志来武汉解决问题。
事后知道，这两条来电都是蓄意编造的。在当时混乱的局面下，人们根本搞不清哪些是真的，哪些是谣言。最重要的是，这些伪造的“中央来电”符合“百万雄师”的愿望，肯定他们的行动是正确的，大大地鼓舞了他们的士气。于是“百万雄师”拼命传播这些“中央来电”，让大家都以为这是真的。
“百万雄师”取得了揪王力的胜利，又得到伪造“中央来电”的鼓舞，这些人热血沸腾，冲上街头举行胜利大游行。当天，“百万雄师”数十万人上街，出动卡车一千多辆，游行的人手持长矛、棍棒等武器，高呼口号：“王力滚出中央文革小组”、“王力滚出武汉”、“欢迎毛主席的真正代表周总理、陈伯达同志来武汉”等。
武汉街头也贴满了伪造的“中央来电”，还有各种大标语和大字报：“揪出中央文革中的一小撮混蛋！”“武汉问题要由武汉人民来解决”、甚至还有“毛主席不要受王力的蒙蔽！”
狂热的气氛也感染了武汉独立师的许多官兵。自从军队“支左”以来，独立师一直强烈地同情保皇派“百万雄师”。据武汉军区副政委叶明回忆说：我们的干部和战士平日上街维持秩序，防止武斗，常常遭到造反派围攻、殴打，而每次都是“百万雄师”上来保护我们的干部战士。所以，我们的干部战士和“百万雄师”感情很深，他们听说王力把“百万雄师”打成“保守组织”，这可把他们激怒了。
独立师以前虽然同情“百万雄师”，但还未敢公开与他们站在一起。现在他们撕下这层面纱，公开与“百万雄师”站在一起。为了配合“百万雄师”的胜利大游行，武汉独立师也出动数十辆军车上街游行，车上满载士兵，手中握着上了刺刀的枪，车顶上架着轻重机枪，摆出一副与“百万雄师”并肩战斗的姿态。
（52）
这时，又出现一份以8201部队(武汉独立师)名义发出的《特急呼吁》。该《呼吁》写道：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即将来临之际，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甘心他们的死亡，在临死之前拼命挣扎，实行新的反扑。为此，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8201部队全体指战员，向武汉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发出以下特急呼吁：
我们认为“百万雄师”是真正、不折不扣的、浩浩荡荡的、硬梆梆的、响当当的革命左派组织。他们最听毛主席的话，是执行和捍卫党中央指示的模范，是“抓革命促生产”、“拥军爱民”的模范，是制止武斗和打击牛鬼蛇神的英雄。我中国人民解放军8201部队的全体指战员，坚决支持“百万雄师”的一切革命行动，誓作他们的坚强后盾，坚决和“百万雄师”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谁敢妄动“百万雄师”的一根毫毛，我们就毫不留情，杀他个片甲不留。
该《呼吁》最后的署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8201部队全体指战员”。后来查明，这份《特急呼吁》是武汉独立师的几个战士写的，但他们用“8201部队全体指战员”的名义，使很多群众误以为真是全体8201部队支持百万雄师，大大提高了百万雄师的威望。
针对这份8201部队的《特急呼吁》，“百万雄师”马上也发出一份《十万火急声明》，作出以下的誓言：我“百万雄师”全体战士，坚决与8201部队全体指战员同生死、共存亡。“三钢三新”是不是革命左派，只能由我们广大工农兵来鉴别决定，不能由“钦差大臣”来封。我们已经做好牺牲一切的准备，不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死不瞑目。
7月2l日，在军队声势浩大的支援下，“百万雄师”继续进行示威游行，并开始扫除造反派的据点。 “百万雄师”正处于强势之上，他们所到之处，造反派迅速逃走，几乎没有遇到多少抵挡，就把几十个造反派的据点拔除。到7月22日为止，武汉全市只剩下四、五所大专院校仍被造反派控制，“百万雄师”打垮了造反派，统治了武汉。
武汉的一般居民是基本同情“百万雄师”的。因为“百万雄师”要维护社会秩序，而造反派要搞乱社会秩序，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说，当然盼望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这是他们支持和同情“百万雄师”的基本心理。
“七二零”事件发生后的7月20日到24日，武汉市各界人士也纷纷在《湖北日报》和《长江日报》发表文章，支持“百万雄师”的革命行动。
（53）
当武汉的“百万雄师”欢庆他们的胜利的时候，北京却认为这里发生了一场反革命暴乱。7月25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百万群众的盛大集会，林彪亲自出席，愤怒声讨“武汉军区”和“百万雄师”。同时，全国各大城市也举行声讨“武汉军区”和“百万雄师”的示威游行。在此巨大的压力下，“百万雄师”撑不住了，终于在7月27日宣布解散。
“百万雄师”解散后，7月20日到24日的《湖北日报》和《长江日报》，仍登载有大量赞美“百万雄师”的文章，于是上级下令，将7月20日到24日的《湖北日报》和《长江日报》全部销毁。据说现在已无法找到这5天的《湖北日报》和《长江日报》了。
关于这次“百万雄师”胜利大游行，还有一个件插曲。周恩来于7月20日下午紧急飞往武汉，准备在汉口王家墩机场降落，可是周恩来的行踪被泄密了。20日下午，25辆满载“百万雄师”的大卡车，冲进王家墩机场，众人站在跑道两边，大喊“我们要见周总理！要向周总理告状！”
据随周恩来到武汉的张佐良医生回忆说：飞机在王家墩低空盘旋时，看到机场上黑压压的人群，红旗招展，此时机长走到周恩来身边说了些什么，飞机又拔高朝另一方向飞去。
“百万雄师”的告状人群，使周恩来的飞机无法降落，只好改飞到另一个临时机场降落，使周恩来被困了好几个小时。
这里再交待几句后来的事。“百万雄师”解散后，武汉的问题并没有解决。虽然“百万雄师”的彻底垮台，让造反派的“三钢三新”轻易取得了胜利，但造反派内部马上出现争权夺利的斗争。在对抗“百万雄师”的时候，“三钢三新”内部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可是当“百万雄师”这个敌人消失后，造反派内部的分歧立即凸显出来，“三钢三新”很快分裂成两派：“钢派”和“新派”。
陈再道倒台后，新成立的武汉军区比较倾向于支持“新派”，于是“新派”成了新的保皇派，“钢派”成了新的造反派，这新的两派又开始武斗，又开始新的一轮造反派与保皇派的夺权斗争，这种现象就是当时所谓的“翻烧饼”。
文革的夺权，大多数演变成这种翻来翻去的“翻烧饼”闹剧。毛泽东没有预想到造反派的思想觉悟这么低，与他的期待相去太远，这也是文革失败的重要内因之一。到了1969年，毛泽东不得不宣布取缔一切群众组织，不管造反派、保皇派一律取缔，这才停止了这场“翻烧饼”的夺权闹剧。
（54）
我们再说百万雄师批斗王力的情况。百万雄师把王力拉到武汉军区大院，连推带拖把王力揪下卡车，然后王力被反剪着的双手，拉到四号楼的楼梯边阳台上示众，在这里开始对王力进行批斗。
百万雄师的人先把王力的军帽夺走，军装上的领章撕了，后来又把王力的军装扒掉，再后来又把王力的衬衣扒掉，最后连外裤和汗衫也扒了，只剩下一条短裤，鞋子也被没有。好在当时天气特别热，打赤膊也问题不大。同时，对王力又是一顿拳脚，王力的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左眼被打得肿起来，膝盖软骨被打伤，左脚趾被踩成骨折，这算是给王力一个下马威。
然后，百万雄师的人又让王力站在一张椅子上，面对楼下的众人。此时，军区大院内人山人海，“打倒王力”的口号喊得震天响。有人把扩音器和录音机放在王力面前，让他当众回答问题。一个人拿起话筒说：王力，我们提几个问题要你回答。第一、你们的‘四点指示’，到底有没有？
王力说：我再次代表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向武汉的群众问好！我们到武汉来，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来向武汉地区的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学习，是来当小学生的。解决武汉问题要靠武汉的革命派和武汉驻军广大指战员共同努力。
王力在关键时刻，还能沉得住气，问题回答得不卑不亢。那人又问：王力，你说“百万雄师”是什么组织？
王力说：百万雄师的组织很大，是个什么组织，我们还要看一看。武汉的问题没有‘百万雄师’参加是办不成的。武汉军区有错误、有缺点需要改进。
这样的回答，“百万雄师”当然不能满意，于是他们立即向王力进行了一阵咒骂。然后“百万雄师”的人又拿出一份传单，内容是中央收回“四点指示”，让王力签字，被王力拒绝。
就在这时，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副政委叶明赶来了。钟汉华急得语无伦次，捶着自己的身子喊：“你们不能这样干哪！王力同志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你们不能啊！你们绑我好了。”
众人根本不理钟汉华。钟汉华尊为武汉军区政委，名义上是武汉军区的最高负责人，地位比陈再道还要高一些，但在关键时刻，他说话根本不顶用，没人听他的。钟汉华见众人不理他，又给众人作揖，甚至磕头劝阻，但还是没人理他，倒是有人嘲笑他说：“你也太不象话了。”后来钟汉华心脏病发作，昏倒在地，被人背走。
这时，武汉军区分裂成两派：一派是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独立师师长牛怀龙，独立师政委蔡炳臣，这一派主张把事情继续闹大。另一派是军区政委钟汉华，军区副司令员孔庆德，副政委叶明，他们主张赶紧停止闹事。
（55）
本来钟汉华也是倾向于闹点事情出来的，但他没想这些人居然把中央派来的钦差大臣绑架了，这可把钟汉华吓坏了，赶紧来救王力，可是根本没人听他的话，搞得堂堂的政委给部下磕头作揖。到了关键时刻，谁说话算数就显现出来了。武汉军区听陈再道的话，不听钟汉华的话。
在这紧张的时刻，29师政委张昭剑，带着29师警卫营和三个连的战士赶来了。前面提到，张昭剑在东湖宾馆为了给王力挡拳头，被打断了肋骨，他是忍痛赶来的。
按道理说，29师属于武汉军区领导，张昭剑应听从陈再道的命令。不过张昭剑是机灵人，他马上从这场混乱中，嗅到了政治斗争的味道。他给武汉空军司令部打电话摸底，询问情况。武汉空军副司令刘丰说：“武汉军区的问题大了，武汉军区有鬼!”
张昭剑立即心领神会，马上表态说：“我听空军的。”
张昭剑摸到这个底，心里也有底了，他知道现在救王力是一个立功的大好机会，于是就带着29师警卫营外加三个连的人赶了过来。张昭剑虽然也是政委，但他这个政委说话是有人听的，不像钟汉华那样的空头政委。
张昭剑赶到后，立即下令，一个连控制大门，另外一个连控制侧门，其余的人控制四号楼。29师的战士服从命令，马上插入四号楼，控制了所有的楼梯。战士们臂膀紧紧挽起来，结成了一道人墙，把楼梯拦腰截断。
“百万雄师”的大部分人都在院子里看批斗王力，在楼上揪王力的人很少。没想到29师的几百名战士突然插进来，截断楼梯，这样就把“百万雄师”的大部分人与王力隔绝了。
“百万雄师”的人开始向四号楼上冲击，骂29师的战士是“保皇狗”、“保皇兵”，几百名战士硬是用身体阻挡住“百万雄师”的冲击，有的士兵被打成重伤，但“百万雄师”始终没有冲过去。
在楼上的少量“百万雄师”，敌不过大量冲上来的29师士兵。张昭剑提出让王力暂时休息，“百万雄师”的人只好同意，于是张昭剑让人把王力送到二楼的一件小房子里休息，而“百万雄师”的人也跟了过来，继续在小房子里围攻王力。
忽然窗户“哐当”一声砸破了，一个独立师的战士砸开窗户跳了进来，原来他们在下面搭起人梯，爬了上来。这个战士举起冲锋枪，把枪口对准王力。就在这时，警卫营长乐庆祥用自己的胸膛挡住枪口，厉声喝道：“不准开枪！你要开枪，性质就变了！”
那战士还要动手，乐庆群说：“你现在要打的不是王力同志，是党中央！要打你就先对我来吧！”看到乐庆祥这种坚决的态度，那个战士把枪收了回去。
双方的拉锯战持续了五个多小时，天气又极炎热，双方都累得精疲力竭。张昭剑乘这个时候说：现在军区食堂预备了饭，大家先去吃饭，有问题六点钟再派代表来谈判。
（56）
大部分“百万雄师”的人也又累又饿，于是他们接受了张昭剑的建议，只留下二、三十个人监视现场，其余人都去吃饭了。这时候，29师的战士三三五五地走过来，与这些留下来的人谈话、辩论，在不知不觉中，就把这些人包围控制了。
乘这个时机，29师的几个战士扶着王力悄悄下楼，坐上早已隐蔽在楼后面的一辆吉普车。这时军区大院的侧门也已经被29师控制，所以吉普车顺利开出军区大院，一直开到29师师部驻地。
这时留下监视的人发现情况，高喊：“王力跑了！”可是大部分“百万雄师”的人正在食堂吃饭，留下的这些人根本阻挡不住，只好眼睁睁地看着。
29师师部驻地的后面，是一座名叫洪山的小山。山并不高，但长满密密麻麻的灌木林，荆棘夹杂其中，人很难上去。王力被救到29师师部后，张昭剑考虑，百万雄师和独立师的人很快就会追到这里来，他要把王力隐藏起来才行。隐藏在师部里肯定是不行的，这次东湖宾馆保卫科科长王振英也来到29师师部，于是张昭剑灵机一动，就带着王力和王振英，爬到后面的小洪山上躲起来。
果然，张昭剑他们三人才走不久，“百万雄师”的三十多辆大卡车冲进了29师部，逼29师交出王力。29师的人说王力不在这里，“百万雄师”不相信，就在把29师师部搜查遍了，也没找到人。几万“百万雄师”把29师师部团团围住，在附近继续搜查，他们总以为王力躲到某所房子里去了，没想到王力躲到山上去了。
张昭剑、王力和王振英硬着头皮爬上山，浑身被荆棘划了很多血口子，他们三人在山上躲了一夜。第二天，张昭剑悄悄下山，到29师下属七连的驻地，把王力悄悄转移到七连的驻地。在动员七连的战士去救王力以前，张昭剑让战士们每人先写《决心书》：“誓死保卫毛主席司令部！有我在就有王力同志在！”
当王力见到来救他的战士们时，说：我代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向大家问好！你们是毛主席的好战士，毛主席向你们问好！
战士们被“钦差大臣”的话感动了，纷纷向王力递上自己的《决心书》，请王力转交给毛主席。王力紧握战士们的手说：一定到北京转呈给伟大领袖毛主席。
由此可见，王力在群众面前，始终是以“钦差大臣”的身份讲话的。其实毛泽东并没有给王力“钦差大臣”的权力，王力过分行使了权力，这也是王力在一个月之后被打倒的重要原因。
张昭剑是个很有政治头脑的人，他在救出王力之后，又宣布29师脱离武汉军区。张昭剑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立了大功，很快被提升为陆军17军政委。不过粉碎四人帮后，陈再道重新出山，任铁道兵司令员，当年支持陈再道的牛怀龙和蔡炳臣也都跟着升官了，而反对陈再道的张昭剑就靠边站了。
（57）
前面交待了“百万雄师”绑架和批斗王力的情况，现在再回过头来看看中共高层对这件事的反应，首先当然是毛泽东的反应。关于毛泽东反应的细节材料很少，当时与毛泽东在一起的总参谋长杨成武、中央保卫局主任汪东兴等人，在后来的回忆录中，都没有提到这方面的细节，只是海军政委李作鹏在回忆录中，概要地提到了几句。李作鹏和杨成武一样，以保护毛泽东为任务，随毛泽东一起到武汉，他们都没有上街和群众见面。
李作鹏回忆说：7月20日拂晓，“百万雄师”数百人强行突破警戒线，包围谢富治、王力等人住的百花别墅，将谢富治围斗一顿，将王力揪走，不知去向。形势急转直下，谁也说不清，“百万雄师”是不是还要来冲击东湖宾馆，毛主席的安全受到极大的威胁。当时我们在主席身边的人，都高度地紧张。
毛泽东的警卫队长陈长江也有类似的回忆，他说：群众在宾馆闹事，可把我们紧张坏了。在北京虽然也见过许多群众到中南海门前示威抗议，那些人都是手无寸铁的学生、工人、市民群众，从来没见过解放军战士也上街闹事，而且是荷枪实弹，全副武装。更为可虑的是，这群荷枪实弹的战士和群众处在一种心态失衡状况下，在行动上没有指挥，谁的话也不相信，也听不进去。面对如此严重的局面，我把仅能组织起来的数十名警卫进行战斗部署，重新编组，实施有效的火器配置，随时准备投入战斗，决心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的安全。
关于当时毛泽东的态度，则来自陈再道本人的回忆。陈再道说：毛主席很快就感觉到武汉事件不是我搞的，当时他就在武汉嘛，那些闹事的人根本就没有想到毛主席会在武汉。可是事件刚刚发生的时候，毛主席以为群众和军人都是冲着他来的，他一连地对身边的人员说：“想不到我也落到蒋介石在西安的下场了，历史真是在捉弄人呀，跑来跑去跑到贼窝里来了。”
但是，毛主席马上弄清真相后，立刻下令：“不要把陈再道弄死，你们一定要给我保护好他，他没有反对我，他只是犯了错误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毛主席亲自派人来和我谈话，当场我就给毛主席下跪了，我说：“快请毛主席救救我吧，我永远是忠于毛主席的呀!”我这话确实是发自内心的。
现在关于毛泽东在“七二零”事件中“连夜转移”的戏说文学作品很多，细节都大都是根据上述这些梗概演绎出来的，不足为信。我们只能根据后来的各种事实，来推测毛泽东的反应。
首先，7月20日早上王力被绑架的事情，肯定在第一时间报告到毛泽东那里。当时的情况非常混乱，包括荷枪实弹的士兵在内的一千多人闯进宾馆，把“钦差大臣”抓走。这种事情按照常理来判断，肯定是“造反”了，所以毛泽东的第一个反应也是：“陈再道造反了，我被劫持了。”
（58）
毛泽东认为这些人冲进东湖宾馆是冲着他本人来的，抓王力不过是“杀鸡给猴看”，真正的对象是他自己，所以毛泽东说：想不到我也落到蒋介石在西安的下场。
毛泽东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向北京方面求援。7月20日一大早，中央保卫局主任汪东兴、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连连向北京告急说：“武汉军区独立师警卫不力，20日凌晨反革命分子己经冲进来了，快冲到主席住处了。”
毛泽东受到兵变的威胁，这是绝密的事情，消息绝不能轻易外传，所以第一时间知道这个消息的人，只有林彪、周恩来两人知道。他们两人紧急商议，结论是毛泽东立即转移，离开武汉。同时决定，周恩来紧急飞往武汉，亲自帮助毛泽东安全离开武汉。
有人说：毛泽东本来不愿意离开武汉，是经过林彪和周恩来再三劝说才离开的，这种说法没有说到点子上。其实毛泽东早就想离开武汉了，因为毛泽东很清楚，他本人继续坐镇武汉，不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促使矛盾更加激化，关于这点我们在后面还要提到。毛泽东之所以不能立即离开武汉，是因为领袖的面子问题。
毛泽东作为国家领导人，全军最高统帅，如果遇到风吹草动就立刻离开，别人就会以为毛泽东是胆小逃走。这种胆小怕死的形象，对于领袖来说，是致命的问题，所以毛泽东不能给别人造成这样的形象。因此，毛泽东必须等到别人来“劝他”之后，才能离开。这不是毛泽东个人的问题，就是其他国家的领导人，遇到这样情况，也必须这么做。
林彪和周恩来都明白毛泽东的这个心思，知道毛泽东表示“不愿意离开”，实际上是在等他们去“劝”，给毛泽东铺一个下台阶的梯子，可是江青却不明白。江青得知武汉的紧急消息，吓得要命，她打电话给毛泽东，请毛泽东赶紧离开武汉，毛泽东表示不走。
据吴法宪回忆说：江青非常担心武汉局势可能威胁到毛泽东的安全。江青当即找到林彪，问他怎么办，并说她想自己到武汉去一趟。在此之前，江青已经劝过毛泽东，要他离开武汉，但毛泽东不愿意。林彪对江青说：“你去怕有困难，你还是去和总理商量一下，派个人去劝主席离开武汉。”
江青听了林彪的话，去找到周恩来。周恩来说：“林副主席的意见是对的，你不能去。你可以写封信，派个可靠的人送去。”江青立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写好了以后，江青请示林彪派谁去，林彪说：“派邱会作同志去吧。”于是我立即准备飞机，把邱会作送到武汉。
关于这件事，邱会作的回忆稍有不同，邱会作回忆说：7月20日中午，吴法宪同我说：“毛主席、杨总长他们都在武汉，武汉形势很紧张。林副主席决定要你去一趟。林总还交代，要你带一个内外科水平都比较高的医疗小组去。”
（59）
20日下午4时，我到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去见林总。我先见叶群，叶群和我谈了一阵子，她说：“今天上午总理来和林总商量决定，劝主席马上离开武汉，总理已经又去武汉了。”叶群还说：“江青哭哭啼啼地来找林总，要死要活求林彪和我亲自去武汉保证主席的安全。林总写了一封短信，劝主席速离武汉，江青也在信上签了字，林总决定派你带上信，立即乘飞机去武汉。”
过了一会叶群带我去见林总，林总说：“你到武汉去一趟很好。我先说一下你的任务：一、向主席报告全国的形势；二、建议主席转移一下，地点由主席自己选定。‘主；席的安全就是全党的安全’你就说这句话是我说的；三、武汉要是发生全市动乱，围困了主席，就设法告诉总理在武汉固守待援。”临走时，叶群交给我一个牛皮纸大信封，叮嘱我带好。
综合上面几个人的回忆，我们可以把事情的经过梳理如下：
一、林彪和周恩来两个人商议，劝毛泽东立即离开武汉，这时他们两人并没有叫江青来参与此事，这个决定是林彪和周恩来两个人做出的。这点叶群说的很清楚：“今天上午总理和林总商量决定，劝主席马上离开武汉。”
二、江青得知此事后，马上给毛泽东打电话，劝他立即离开，毛泽东不同意。
三、江青着急，马上找林彪，说她准备亲自去武汉。
四、林彪不同意江青去武汉，请江青去和周恩来商量。
五、江青找到周恩来，此时周恩来还没有动身去武汉。周恩来说林彪的意见是对的，江青不能去，周恩来让江青给毛泽东写一封信。
六、江青写好信后，周恩来已经动身去武汉不在北京了。江青此时还是不放心，又哭哭啼啼地去找林彪夫妇，请林彪夫妇也去武汉保卫毛泽东。
七、林彪不同意去武汉，但答应给毛泽东写一封信，劝毛泽东离开。林彪立即写一封短信，江青也在上面签字，林彪派邱会作去武汉送信。注意这里有两封信：第一封信是江青单独写给毛泽东的，第二封信是林彪写给毛泽东的，江青在信上签名。所以邱会作临走时，叶群交给他一个牛皮纸大信封，里面应该放着这两封信。
八、当晚6时，邱会作带一个医疗小组，乘飞机离开北京去武汉。再此之前，周恩来已经在下午3时50分，乘飞机去武汉了。
据周恩来的卫士高振普回忆说：20日下午3点多钟，我们和周恩来就乘车去西郊机场。机场上停着待飞的3架飞机，有1架是我们熟悉的周恩来经常坐的飞机，另外2架已关上机舱门，机舱内坐满了中央警卫团的官兵，他们是奉命随周恩来去武汉执行保卫毛泽东任务的。我们登上飞机，我看到座机的前半部，也都坐满了荷枪实弹的中央警卫团战士。看到这种场面，我真有些紧张，不知武汉发生了什么事。
飞行大约40多分钟，机长向周恩来报告，接地面报告，武汉的大街已贴出了欢迎周恩来亲临武汉解决问题的大标语。同时说，王家墩机场跑道上，停放着好多辆满载群众的卡车，飞机无法着陆，只好改降备用的山坡机场。
（60）
飞机在山坡机场着陆后，武汉空军副司令刘丰等从王家墩机场赶到山坡机场。周恩来与他们商量进城的办法。他们不同意坐汽车，理由是路途太远，更不同意调直升机来，因为武汉很久没有直升机飞越上空了，万一有人在下面开枪，就会危及生命安全。
周恩来说：“先休息一会儿，等天黑下来再说。”太阳渐渐落下山去，但天仍是亮的。王家墩机场打来电话，说那里的人已离开机场了，飞机可以降落了。周恩来听后很高兴说：“全体登机，返回王家墩机场。”到达王家墩机场后，周恩来不能停留在机场，要尽快去见毛泽东。在场的同志认真地研究周恩来怎么由王家墩机场去东湖宾馆的事情。武汉城里交通很乱，他们为周恩来进城的安全担心，周恩来很果断地说：“天黑下来后，坐吉普车进城。”
为了缩小目标，周恩来指定我们几位负责安全的同志跟他分乘两辆吉普车，由空军的一位作战科长带路，先行进城，其他人员半小时后再走。天黑下来，两辆吉普车飞快地向城里开去，武汉市区的秩序确实混乱，不时看到被打碎玻璃的公共汽车横在马路上，成群的人手持长矛在马路上走来走去，好像在寻找出击的目标，口号声、高音喇叭的叫声震耳欲聋。
我们来到东湖宾馆的百花一号楼，谢富治和几名负责同志已等在那里，他们看到总理到了，都抢着向总理诉说7月20日的事情。周恩来先招呼几位负责同志到一个小会议室，研究确定保证毛泽东安全离开武汉的详细办法，从毛泽东出发的时间，乘坐什么车辆，行车路线以及由哪些人负责护送，都做了周密细致的布置。
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去看毛泽东，当面报告了请毛泽东离开武汉的安排。毛泽东接受了周恩来的建议，决定当晚离开武汉。当天深夜2点来钟，毛泽东被秘密护送离开武汉东湖宾馆，第二天上午乘飞机到达上海，住进了虹桥宾馆。
根据上面高振普的回忆，以及结合其他材料，我们把周恩来的行踪理顺如下。
一、周恩来20下午3时50分从北京起飞，他带了中央警卫团两个中队，3百多人，分成3架飞机飞往武汉。
二、周恩来去武汉的消息被泄露，王家墩机场被“百万雄师”占领，周恩来一行人改在一个军用机场临时降落。
三、周恩来本打算从军用机场乘直升飞机直接去东湖宾馆，但大家反对，于是他们等到王家墩机场的群众走后，再次乘飞机返回王家墩机场。
四、周恩来把随行的300多中央警卫团战士留在机场，自己带几个随从，乘两辆普通的吉普车进城。据其他材料介绍，周恩来换了普通的军装，戴上墨镜，打扮成普通军官的样子。
周恩来这样做，虽说看似危险，但实际上反而安全。因为按照一般人的想法，周恩来这样的大人物进城，应该是乘坐高档轿车，前有大量军人开道，后有大量军人殿后，浩浩荡荡地进来。没想到周恩来只乘坐普通军官做的吉普车，悄悄开进了东湖宾馆。
五、周恩来依然住在他过去住的百花一号楼，这里距离王力被绑架的百花二号楼只有100米左右。这里周恩来也要摆出大无畏的领导人气概，这样才能赢得部下的敬佩。
（61）
六、周恩来入住后，谢富治、杨成武、李作鹏、汪东兴等人立即向他汇报情况，他们开会共同商议好毛泽东撤离武汉的方案。
七、周恩来与众人商议好撤离的方案后，才去找毛泽东，这也体现了周恩来的智慧。因为这样周恩来就可以说，请毛泽东立即转移，不是他个人的意见，而是在武汉众高官的全体意见。如果周恩来一个人劝毛泽东走，毛泽东的面子还不够，众高官都劝他走，毛泽东的面子就足了。毛泽东很满意周恩来处处照顾他的面子，于是毛泽东接纳周恩来的意见，立即转移离开武汉。
关于毛泽东是怎样离开武汉的，李作鹏回忆说：当时毛主席住的别墅附近和周总理住的别墅附近，均有“百万雄师”的人员活动，别墅里的工作人员也有“百万雄师”观点的。为了不使别墅内的工作人员和别墅外的“百万雄师”知道毛主席的转移行动，毛主席一行人采取了秘密伪装等措施。21日凌晨，毛主席静悄悄地离开别墅，离开武汉。
毛泽东的警卫队长陈长江也回忆说：7月20日深夜，实际是7月21日凌晨2时许，毛主席的转移开始了。毛泽东乘坐一辆普通的军用吉普车，我们随行的警卫部队分乘两辆大卡车，从东湖宾馆出发，穿过沉睡的武汉街道，通过长江大桥，向王家墩机场开进，我们的车队顺利到达王家墩机场。
一些戏说历史的书，说毛泽东从武汉慌张逃走，这是不真实的。毛泽东是井然有序“撤走”的，他采用了与周恩来一样的策略，乘坐一辆不引人注目的普通吉普车。如果毛泽东乘坐他平时坐的大轿车，一出门就会被人们发现。另外，李作鹏说毛泽东采取了“秘密伪装等措施”，这里所谓的“伪装”，是不是毛泽东也像周恩来那样，穿一身普通军装，戴一副墨镜的“化妆”呢？这些就只能猜测了。
毛泽东到达王家墩机场后，先上了停在机场附近的毛泽东专列。这时，邱会作乘坐的飞机也到达王家墩机场。据邱会作回忆说：我们乘伊尔18专机夜航，于20日晚11时左右达到王家墩机场。我到了之后，来接我们的竟是一辆帆布篷上多处弹孔的北京吉普。我立即同周总理打通了电话，总理高兴地说：“好！你在机场待命，过一会有人找你。”
我坐在房间的沙发上抽烟待命，大约21日凌晨3点多钟，杨成武来了，第一句话就说：“我们胜利了跟我走。”我听杨成武的话，估计主席已经安全转移出来了，我心里也很高兴。我坐上杨成武的伏尔加车，开往主席在机场的专列，毛主席在火车上召见了我。
主席见到我时，心情还平静，他同以前一样，首先就说：“‘兴国佬’来了。你那个总后勤部的人现在听你的话吗？文革是个好办法，好人坏人都会自己去表演的。”接着，我把林总的信及林总要我转告主席的，林总关心他老人家的话，都向主席做了简要汇报。
主席一边抽烟，一边听我说，待我说完之后，主席说：“我要先睡一会觉了，待一会给他们写几个字。”我即回到机场宿舍休息去了。
（62）
天刚蒙蒙亮，汪东兴又来了，说主席叫我去。我上到主席的专列，他正在洗漱，主席见到我就说：“太疲劳了，又睡不着，我也没有写信，你回去向林彪同志说，我完全同意他对全国形势的看法。有一点他没有提到的，就是对造反派也要加以分析，造反派不是一切都好的。”
主席和我谈完话，杨成武来到主席房间，记得他们在商量主席去哪里，正在给主席做工作。我怕有些不便，就给主席敬了礼，回到机场住处。
大约早上7点半左右，停机坪上有三架伊尔18同时发动，接着主席坐杨成武的伏尔加来了，到了停机坪，主席下车和我们握手，也和工作人员握手。主席上了飞机，我和杨成武他们说了几句，我才知道主席要去上海。
本来按照中央的规定，毛泽东是不能乘飞机的，但这次破例了，这也是毛泽东最后一次乘坐飞机。邱会作还透露一个信息，毛泽东决定乘飞机离开武汉，但到了机场，还没有决定飞往哪里，直到最后才决定飞往上海。
毛泽东离开武汉后，周恩来留在东湖宾馆，继续处理武汉问题。李作鹏回忆说：毛主席离开后，周总理留下来，继续处理“七二零”事件的善后问题。因他身边没有带助手，就决定把我留下来，协助他做具体工作。
我随周恩来住在同一座别墅内。为了总理的安全，我们约定，夜间我秘密搬入总理住的那套比较大的房间内睡觉，并按照总理平时夜间办公的习惯，凌晨3时后才熄灯，上午9时后拉开窗帘。而总理则搬到我住的那套比较小的房间内，晚上11时前就熄灯休息，上午7时拉开窗帘。采用这样的办法，我们一直住到离开武汉。
7月21日上午，周恩来在百花别墅再次接见陈再道，我在场。总理要陈再道把王力送回来，陈再道说：“我不知道王力在什么地方。”
总理说：“你派人去找回来。”
陈再道说：“我找不回来。”
看到陈再道这样，总理生气了，“啪”一声拍了桌子，站起来大声说：“你这是什么态度？不要以为你有‘百万雄师’撑腰，不要说百万，你就是‘千万雄师’我也不怕。‘百万雄师’算什么？八亿人民要起来反对你们，你看是八亿人民力量大，还是你‘百万雄师’力量大？你既然采取这样的态度，你离开这里到北京去。”
陈再道低着头，告退出去了。
陈再道之所以继续对周恩来这么“硬”，是因为他还不知道毛泽东的态度，以为毛泽东还在保他。不过当时陈再道说“我找不回来王力”，倒也是实话。因为那时“百万雄师”不听他的话了，29师不听他的命令了，就是独立师，陈再道也不能完全指挥得动。关于陈再道的态度和处分问题，我们将在后面讨论。
周恩来处理武汉事件，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被绑架的王力找回来。鉴于陈再道的态度，周恩来决定临时停止陈再道和钟汉华的职务，由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孔庆德，副政委叶明临时负责军区工作。周恩来给孔庆德和叶明布置的第一个工作，就是把王力找回来。
（63）
周恩来派武汉军区副司令孔庆德去找王力，孔庆德听说王力被29师的人救走了，派人去29师查问。29师政委张昭剑因为已经不相信武汉军区领导了，就推说王力不在这里，这样孔庆德就找不到人。周恩来又派武汉空军副司令刘丰去找，7月21日下午2时，刘丰找到29师师部，张昭剑信任刘丰，马上说王力藏在他们这里。刘丰立即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指示说：马上把王力转移到王家墩机场的武汉空军司令部。
周恩来命令武汉空军调两个连的士兵接应，29师派一个连的士兵护送，共三个连的兵力护送王力，行动时间在天黑之后。当时“百万雄师”还在武汉街上大规模游行，通往机场的长江大桥上都是“百万雄师”的人。为了不暴露目标，这些人戴上“百万雄师”的袖标，打出“专揪王力战斗兵团”的旗号，喊着“打倒王力”的口号，果然一路畅通无阻，把王力送到了机场。
找到了王力，周恩来还要处理武汉军区的问题。首先周恩来把可靠的武汉空军调进城里，进驻造反派集中几个学校“支左”，意在保护造反派的据点。然后武汉空军逐步从独立师手中接防城里的战略制高点和军事要地，驻在东湖宾馆的独立师也全部撤走，由武汉空军接管。
另外，武汉独立师的几个战士以“武汉独立师全体指战员”的名义，发表了一份支持“百万雄师”的《特急呼吁》，这个我们在前面提过。有人把这份《特急呼吁》反映到独立师政委蔡炳臣那里，建议独立师立即发一份声明辟谣，蔡炳臣却说：“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对此置之不理，任其流传。这份由“百万雄师”铅印的《特急呼吁》，很像那么一回事，使群众认为“百万雄师”有军队的支持，大涨“百万雄师”的士气。
对此，周恩来让留在武汉帮助他的海军政委李作鹏，给停泊在武汉长江上的东海舰队过境部队下令，发表一份《严正声明》：所谓8201部队(武汉独立师)的《特急呼吁》，是一小撮人盗用该部队名义发出的。8201部队昨天参与‘百万雄师’的武装游行，是违反纪律的行为，特此提出强烈谴责和严正警告。我东海舰队严阵以待，随时准备粉碎任何反革命暴乱！
东海舰队的《严正声明》与武汉独立师的《特急呼吁》，论调完全相反。
（64）
但老百姓却又开始怀疑，这份所谓的东海舰队《严正声明》，是不是又是一小撮人盗用该部队名义发出的？所以老百姓对武汉独立师的《特急呼吁》和东海舰队的《严正声明》，都是半信半疑的。当时真是谣言满天飞，老百姓根本无法判定真假。
接下来是对“百万雄师”的处理，这是最让周恩来伤脑筋的。刚开始周恩来听毛泽东说“陈再道反了”，他也以为陈再道真的反叛了。可是到了武汉实地察看之后，周恩来很快就明白，“七二零”事件不是陈再道的事，而是号称有120万人的“百万雄师”酿成。陈再道反叛，周恩来并不难处理；而120万人的“百万雄师”造反，这就很难处理了。
为什么这样呢？我们先看陈再道的回忆，陈再道在1979年说：谢富治、王力私自把总理关于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透露给‘三钢三新’，把他们封为‘革命左派’，把‘百万雄师’打成‘右派’，他们这样的倒行逆施，激起了武汉数百万人民的义愤。7月19日深夜，一场百万群众自发地揪斗王力，进行说理斗争的‘正义行动’，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陈再道称“谢富治、王力私自把总理关于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透露”，然后“激起了武汉数百万人民的义愤”。言外之意是，激起了武汉数百万人民“义愤”的原因，最根本的是周恩来的“解决武汉问题方针”。谢富治和王力的责任，不过是“私自”透露而已，因为这个方针并不是他们制定的。这里，陈再道用非常隐晦的语言指出，造成武汉“七二零”事件的原因在于周恩来的“解决武汉问题方针”，换句话说，周恩来引发武汉“七二零”事件的“肇事者”。
周恩来本人也很清楚，他的“四点指示”是引发“百万雄师”闹事的“引爆剂”。当然，周恩来有他的苦衷，他本来是不想插手武汉事件的，是毛泽东让他来处理，结果出现这么一种结局，周恩来本人也始料未及。
中共建国后，一直宣传这样一个概念：共产党是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是永远站在广大人民一边的。具有120万人的武汉“百万雄师”，他们的确包括了武汉的大多数人，毫无疑问代表着武汉的广大人民。因此“百万雄师”的人们就有一种天然的想法，认为他们既然代表着武汉的广大人民，那么毛主席党中央一定会站在他们这一边的。因此，当王力说“百万雄师”是“右派”时，“百万雄师”的人想不通，他们不相信毛主席党中央会不站在广大人民一边，他们能够想到的唯一解释，就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受蒙蔽了。
（65）
据一位“百万雄师”的成员后来回忆说：就算不是王力、谢富治来，换了别的中央首长，我们也照样找借口围困“东湖宾馆”，但采取的方式可能要文明些。如果是周恩来，当然不可能绑架和打伤，但辩论、质问、围攻几小时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谁来都是一个样子，只要不支持我们，甚至压制我们，我们绝对造反。当时，陈再道讲话也基本不大管用了，我们和独立师的许多人都像疯了一样，豁出去了，大家都认为我们是为真理而战，根本不想后果。
在上述思想的基础上，“百万雄师”的总部决定，只要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没有宣布他们是“保守组织”，他们就一定要抗争到底。7月20日晚，“百万雄师”干部们召开会议，成立“专揪王力联合指挥部”，拟出具体的行动纲领：一、组织力量控制水陆交通，不准王力逃往北京，迫使中央派人来武汉就地解决武汉问题；二、揪王力问题要通告全国，争取外援；三、在未揪回王力之前，要保持紧张局势，“百万雄师”必须保证天天有20万以上的人上街游行，向北京施加压力。
因此，“百万雄师”每天在武汉街头举行几十万人规模的游行，从7月21日一直持续到7月25日。当林彪7月25日在天安门广场大会上出现时，终于打破了他们的幻想，于是“百万雄师”骤然瓦解，于7月27日解散。
周恩来是“人民的总理”，可是这次他却站到120万武汉人民的对立面上去了，所以周恩来必须处理好“百万雄师”问题，否则他将成为历史的罪人。于是，周恩来不再提及他的“四条指示”，而是发出另外的指示：“建议武汉的‘三钢三新’和‘百万雄师’，双方各派出100名代表去北京参加谈判。”
这次，周恩来表示出中立的态度，他要让中央承担把“百万雄师”打成保皇派的责任，他个人不承担这个责任。周恩来这么做也是有道理的，因为毛泽东和中央文革，都认为“百万雄师”是保皇派，这个结论不是周恩来个人做出的。
因此，周恩来要淡化自己在“七二零”事件中的作用，他要把王力捧成“七二零”事件的英雄。这样一来，人们对“七二零”事件的焦点，关注到“英雄王力”身上，周恩来的作用就大大淡化了。于是，周恩来亲自率几万人去首都机场迎接受伤的王力，并举行百万人规模的大型游行，欢迎王力的“胜利归来”。
（66）
据王力回忆说：总理先把我们送上飞机，他自己留下来再作一点工作，总理的专机后飞。到北京后，总理让我们的飞机在天上绕圈，他先赶到机场再来迎接我们。
对于在机场的迎接和百万人大会，我当时是反对的。我提出：“我不明白为什么这样搞？机场迎接，过去只有反修斗争时才这么搞过，也没有这样大的规模，我更不赞成开百万人大会。我反对的结果，只反掉一条：原定由谢富治、王力乘敞篷车绕场一圈，后来不搞了。
这一系列的作法是林彪主持的，当时主席不在京，林彪、江青等人说：“这样作法，不是为了你(指王力)，而是为了主席。”这样说，我当然不好反对了。
王力不敢提周恩来的名字，推说是林彪、江青干的，在当时的环境下，王力也只能这么说。
周恩来对武汉事件处理的另一个措施，就是把陈再道打成反革命，让陈再道承担“七二零”事件的责任，不能把120万人的“百万雄师”打成反革命，否则他就站到人民的对立面上去了。当然，陈再道一个人还不够份量，后来又把原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也塞了进来，说“七二零”事件是王任重和陈再道策划的。毛泽东也不得不同意周恩来的做法，他也知道不能把“百万雄师”打成反革命，毛泽东只是指示说：“陈再道可在武汉报纸点名，王任重可在全国点名。”陈再道毛泽东还是要保的，而王任重就不保了。毛泽东为什么要保陈再道，将在后面详细说明。
毛泽东和周恩来一样，他在刚开始误以为陈再道反叛了，因为毛泽东想不通，那些热爱他的人民，怎么会对他派出的“钦差大臣”造反呢？当毛泽东了解到“七二零”事件不是陈再道造反，而是120万人的“百万雄师”造反，这让毛泽东感到非常的失落。
自从文革开始以来，中央文革小组一直是毛泽东的化身，享有非常高的威信。可是这次武汉人民不再信任中央文革小组了，甚至把中央文革小组的人绑架起来，这么发展下去，是不是人民以后也会不信任他了？毛泽东心中不能不有所思虑。
因此，毛泽东更要把自己淡化出“七二零”事件，因为他不能站到人民的对立面上去，所以毛泽东把“七二零”事件全权交给林彪和周恩来处理。像“七二零”这样震惊全国、甚至震惊世界的重大事件，而且毛泽东本人也被卷了进去，可是事后毛泽东居然对“七二零”事件几乎没有发表什么指示，由此可见毛泽东的心态。
（67）
对于“七二零”事件的处理，毛泽东、周恩来、林彪有不同的想法，前面说过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想法，这里再说林彪的想法。
林彪本人完全没有参与或插手武汉问题，所以“七二零”事件的爆发，林彪是没有责任的。不过 “七二零”事件却给林彪带来一个好机会，那就是“揪军内一小撮”，肃清军队内的非林彪派系。
当时的解放军内，可大致分为三大派系：红一方面军派系；红二方面军派系；红四方面军派系。这与早期的红军有三大主力：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有关。
红一方面军：活动范围在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的根据地，也称中央苏区。红一方面军约12万人，总政委毛泽东，总司令朱德，主要干将有林彪、彭德怀等人。
红二方面军：活动范围在湖南省和湖北省边界的根据地，也称湘鄂西边区。红二方面军约2万人，总政委任弼时，司令员贺龙，主要干将有许光达、肖克等人。
红四方面军：活动范围在湖北、河南、安徽三省边界的根据地，也称鄂豫皖边区。红四方面军约8万人，总政委张国焘，总指挥徐向前，主要干将有王树声、徐海东等人。
这三支红军，基本上完全是独自发展成长起来的，换句话说，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成长与发展，都与毛泽东无关。后来，这三支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虽合成一只队伍，但仍保留着明显的三大派系。
1966年文革前，解放军各大军区司令员的出身情况如下：
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红一方面军)
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红一方面军)
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红一方面军)
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红一方面军)
空军司令员：吴法宪(红一方面军)
海军司令员：萧劲光(红一方面军)
新疆军区司令员：王恩茂(红二方面军)
成都军区司令员：黄新廷(红二方面军)
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红二方面军)
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红四方面军)
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红四方面军)
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红四方面军)
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红四方面军)
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红四方面军)
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红四方面军)
红一方面军出身的司令员六人，红二方面军出身的司令员三人，红四方面军出身的司令员六人。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队伍庞大，将领也多，红二方面军的人数较少，将领也少。因此，文革前的各大军区司令员布局是比较平衡的，它与当年三支红军的势力布局相吻合。
这样的布局，对于毛泽东来说没有什么问题，而对于林彪来说，问题就出来了。因为林彪进入中央高层较晚，在此之前林彪只统领自己的一支军队，其他军队不属于林彪管辖，所以林彪与这些军队的将领也就无法建立那种“同一个战壕里作战”的友情。
（68）
比如毛泽东问杨成武：“你认识陈再道吗？”杨成武回答说：“原先不认识，建国以后才认识的。”
杨成武是林彪的老部下，杨成武在建国后才认识陈再道，那么林彪与陈再道相识也应该在建国之后，这样林彪与红四方面军的将领，关系就比较生疏，就无法建立起在个人感情上的信赖关系，这对于林彪控制整个军队，是很不利的。而陈再道这些人对林彪也不服气，被林彪视为军队中的“钉子”，一直希望拔去而后快。
武汉“七二零”事件，陈再道犯了错误，正好给林彪一个拔钉子的机会。于是林彪借着这个机会，不仅要严惩陈再道，并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希望借此一举拔除军队内非红一方面军的将领。林彪的“揪军内一小撮”，尽管遭到毛泽东的阻止，但还是有一定的效果。到1969年中共“九大”前，解放军各大军区司令员的出身情况如下：
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红一方面军)
广州军区司令员：丁 盛(红一方面军)
新疆军区司令员：龙书金(红一方面军)
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红一方面军)
昆明军区司令员：谭甫仁(红一方面军)
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红一方面军)
空军司令员：吴法宪(红一方面军)
海军司令员：萧劲光(红一方面军)
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红四方面军)
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红四方面军)
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红四方面军)
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红四方面军)
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钧(红四方面军)
装甲兵司令员：陈宏(红四方面军)
在新的势力布局中，红二方面军的势力全军覆没，这也与贺龙的倒台有关。红一方面军的势力增加，红四方面军的势力减弱，要不是毛泽东保护这些红四方面军的将领，红四方面军的势力也可能会全军覆没。毛泽东为了平衡军队中的势力，不让林彪的势力过大，所以他不能让红四方面军出身的将领都被打倒，陈再道也就要“保”了。
7月21日上午，毛泽东离开武汉去上海；7月22日下午，周恩来也离开武汉回北京。周恩来回北京的第一件事，是把王力和谢富治塑造成“七二零”事件的英雄。周恩来的飞机比王力的飞机早降落一些，周恩来下飞机后，马上在机场主持欢迎仪式，迎接王力和谢富治，到机场欢迎王力等人的还有中央文革的江青等人，因为王力本身就是中央文革的成员。另外，还有几千人的红卫兵队伍夹道欢迎。
欢迎仪式的气氛非常热烈，王力因为脚部受伤，周恩来和江青在两侧搀扶着他，仿佛是欢迎打了大胜仗、载誉归来的英雄。欢迎的人们高呼口号“欢迎王力同志回到北京毛主席身边！”7月23日，周恩来夫人邓颖超又代表周恩来去钓鱼台慰问王力，并向王力赠送毛主席塑像。
在处理陈再道这方面，周恩来与林彪的意见是一致的，因为打倒陈再道这个毛泽东的嫡系，对林彪和周恩来都有好处。7月22日，林彪主持包括中央文革小组在内的中央会议，会上把武汉“七二零”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认为陈再道、钟汉华是“主谋”。
（69）
并做出三个决定：第一、以中央的名义立即调陈再道和钟汉华到北京，对两人进行撤职处分；第二、开一个百万人的欢迎大会，热烈欢迎王力和谢富治回到北京；第三、以武汉军区的名义，发表一个《公告》，挽回武汉军区“叛军”的形象。
这次的中央会议甚至为武汉军区起草了《公告》：“七二零事件”是明目张胆地反对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军委、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叛变行动。上述事件，是在部队内和“百万雄师”内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的煽动下进行的，而王任重和陈再道则是上述事件的罪魁祸首。参加这些事件的干部、战士和群众是受蒙蔽的，受蒙蔽无罪。一切受蒙蔽的干部、战士和群众，一定要迅速猛省，坚决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打倒陶铸！打倒王任重！打倒陈再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林彪和周恩来起草的《公告》，有三个要点：第一、武汉军区在“七二零事件”中的行动是叛变行为；第二、事件的罪魁祸首是王任重和陈再道；第三、参加这些事件的干部、战士和群众是受蒙蔽的，受蒙蔽无罪。
林彪和周恩来把他们的会议结果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同意了会议的决定，没有异议，只是说：“陈再道可在武汉报纸点名，王任重可在全国点名。”此时毛泽东也很清楚，处理这次“七二零事件”，必须打倒陈再道，不打倒陈再道就无法向群众交代。
这时，如果毛泽东亲自出面处理陈再道，他就要亲自做出打倒陈再道的指示，那样陈再道就彻底完蛋了。所以毛泽东让林彪和周恩来处理“七二零事件”，让林彪和周恩来打倒陈再道，这样毛泽东就可以给陈再道留一条后路，让陈再道被打倒之后，再重新站起来。这样一来，陈再道先被林彪和周恩来打倒，然后毛泽东再把他救出来，这样陈再道就会对毛泽东感激涕零，继续为毛泽东所用。
王任重虽然参加革命也较早，但王任重过去一直是文官，没有在军队中任职过。毛泽东现在处于“非常时期”，他对王任重这样的文官并不珍惜，因为很容易找到取代王任重的文官；而毛泽东对陈再道这样的武将就很珍惜了，所谓“千金易得，一将难求”，想找到一个陈再道那样会打仗的武将，那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毛泽东要保陈再道，王任重就不保了。
7月25日下午，天安门广场百万人集会，欢迎谢富治和王力回北京，支持武汉地区造反派。当时的《人民日报》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首都广大革命群众一百万人，今天下午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热烈欢迎谢富治同志和王力同志从武汉胜利地、光荣地回到北京，回到毛主席身边，最坚决地支持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下午五时许，林彪副主席和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江青等同志，同谢富治和王力同志，走上天安门城楼。这时，广场上红旗挥舞，欢声雷动，百万革命群众有力地挥动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振臂高呼：“向谢富治、王力同志致敬！”、“打倒‘百万雄师’中的一小撮坏头头！”、“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
（70）
这次大会上，林彪和周恩来都没有讲话，两人都表现得比较低调。这是林彪唯一一次在毛泽东不在场的情况下，单独登上天安门城楼接见群众。有人因此说，这是林彪有野心的表现，他想要享受这种领袖的高高在上的感觉。这种揣测林彪内心的判断，根据是不足的。
这次林彪上天安门，主要是因为“工作的需要”。由于武汉的“百万雄师”公开声称，只要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不公开表态，他们就要顽抗到底。所以林彪有必要上天安门，进行公开的表态，这样“百万雄师”一下子就土崩瓦解了。
从7月26日开始，在京西宾馆召开批斗陈再道等人的会议，林彪委托周恩来主持这次会议。周恩来不会忘记陈再道多次对他当面顶撞，必然要借机教训一下陈再道。据参加这次会议的吴法宪回忆说：召开批斗陈再道等人的会议在京西宾馆，到会的主要是驻京各部队的负责人。会议的前一天，周恩来带领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召集我们开了一个预备会议。周恩来在预备会议上要求，大家不要心软，要狠狠地揭发批判。
正式会议的第一天，王力由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陪同，坐在轮椅上被推到会场。刚一进门，周恩来和中央文革成员马上起立带头鼓掌欢迎，其气氛同欢迎毛泽东差不太多。
另据参加这次会议的邱会作回忆说：那天开会的阵势是很大的，会议由周总理主持，参加会议的有近百人。那天总理的表情非常严肃，开场白也非常严厉，我记得总理有两句话说得非常重，一句是总理宣布“这次会议是扩大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另一句是“你陈再道对毛主席对党是叛逆行为！”总理的话对全场震动很大。
陈再道等人在会场的西面，面朝东站着接受批判。陈再道一听到总理的话，吓得立即瘫倒在地，身后的两个卫兵又把他拉起来，因为总理讲了“你陈再道对毛主席对党是叛逆行为！”。吴法宪气愤地给了陈再道一个耳光，一些在主席台后面的中央首长秘书和工作人员，给陈再道和钟汉华做了“喷气式”，总理和台上的中央首长并没有制止。
这次，林彪和周恩来都想严厉处罚陈再道，可毛泽东出面制止他们进一步对陈再道的批斗。据吴法宪回忆说：不久，毛泽东从上海给林彪、周恩来转来一封信，信的大意是：武汉军区“支左”犯了路线错误的领导同志，只要检讨承认错误，不再坚持错误，就可以重新革命，包括陈再道同志在内。这最后一句话是最重要的，有了毛泽东的这个指示，这次批判会开完以后，对陈再道、钟汉华就没有再进一步处理了。
毛泽东这封信的原话是【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毛泽东特别说“你们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意思是毛泽东本人是不要打倒陈再道的，而是“你们”要打倒陈再道。
此后，“七二零事件”不再被人们关注，另外一个问题又凸显出来，这就是所谓的“揪军内一小撮”。
（71）
文革中所谓的“揪军内一小撮”，全称是“揪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运动搞过两次。第一次“揪军内一小撮”是毛泽东发起的，1967年1月配合“全国全面夺权”运动，在军队内掀起“揪军队当权派”的造反运动。当时的军队内，最大的当权派就是林彪，主要的大权都掌握在林彪手中，因此“揪军内当权派”，受打击最大的就是林彪。所以林彪想方设法地抵制毛泽东的“揪军内一小撮”，终于使毛泽东放弃了对林彪派系夺权的计划，暂停“揪军内一小撮”。
毛泽东暂停了“揪军内一小撮”，而林彪却又搞起“揪军内一小撮”，在1967年7月发起第二次“揪军内一小撮”运动。林彪为什么要发起“揪军内一小撮”呢？要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先看一个典型事例：陈再道与毛泽东的关系。
据陈再道本人回忆说：1965年底和1966年初，毛主席在武汉和杭州的时候，曾经两次把我叫到他面前，给我交底，说：“中央可能会出现修正主义分子，你是听谁的呢？听我的，还是听什么人的？你不是已经揭露了罗瑞卿了吗？岂止一个罗瑞卿呢，还有比他大的呢，他们都盼望我下台。就像赫鲁晓夫搞斯大林那样来搞我，就像勃日列涅夫赶赫鲁晓夫下台那样来逼我下台。这都是可能的，你不要以为我是在和你讲故事。你们要有这个思想准备，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你们怎么办？
我毫不犹豫地说：“主席，你放心，我是坚决站在你这一边的，坚决和一切修正主义分子进行斗争，而且要斗争到底。我除了你，其余谁都不认。”
从陈再道的回忆来看，毛泽东是非常信任他的，很明确地向陈再道交底说：“中央出现修正主义分子的话，你听谁的？”，陈再道则说：“我除了你，其余谁都不认。”
陈再道只服从毛泽东一个人的指挥，其他谁都不认。陈再道靠着毛泽东撑腰，不仅敢当面顶撞周恩来，林彪的帐他也不买。这样一来，林彪要想完全控制军队，就必须拔掉陈再道这样不听他指挥的人。以前林彪没有机会，现在陈再道自己跳出来，正好让林彪如愿。
前面说过中共的军队，是由三支各自独立的军队组成：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红一方面军，任弼时和贺龙领导的红二方面军，以及张国焘和徐向前领导的红四方面军。这三支红军在各自的地盘上独立发展的时候，大家相安无事，可是1936年红军三大主力在陕北会师，三支红军合为一支红军，这样问题就来了：谁来领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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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0月，中共成立新的中央军委，毛泽东为中央军委主席，周恩来和张国焘为副主席，但张国焘兼任红军总政委。因为红军总政委是红军的最高领导人，所以张国焘的实权与毛泽东相当，毛泽东根本领导不了张国焘，因此张国焘就成为毛泽东掌控军队的最大困难。特别是恃才傲物的张国焘具备最高领导人的资质，多方面并不在给毛泽东之下。当时红军的人都已经看出来，将来能够领导中共的，不是毛泽东，就是张国焘。
张国焘知道“一山不容二虎”的道理，他如果在陕北长期呆下去，非跟毛泽东火并不可。因此张国焘提出在甘肃和宁夏一带开辟新的根据地，并派出红四方面军为主力的“西路军”去实施。张国焘的想法是，一旦有了新的落脚点，他就可以另立山头，避免双雄并立的局面。后来张国焘的西路军失败，一属于运气不佳，二是判断失误。
张国焘的才智，还表现在他具有远见性的审时度势水平。当西路军失败后，张国焘马上知道自己输了，毛泽东赢了，自己再呆在陕北是非常危险的，于是张国焘做出一个让人预想不到的计划：华丽转身，认敌为友。张国焘在没有任何前兆的情况下，突然出走，引起中共内部的巨大震惊。当时张国焘出走在中共内部引起的震惊，不亚于后来林彪出走引起的震惊。张国焘的这个“出走”，使他得以善终，一直活到1979年。林彪后来的“出走”，有很多程度也是模仿张国焘的“出走”。
毛泽东当然清楚张国焘是他所遇到最大的竞争对手，后来美国作家斯诺在北京采访毛泽东时问：“您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毛泽东回答说：“那是在1935年的长征途中，在草地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
张国焘对毛泽东也是很了解的。1968年10月，美国政府派官员向住在香港的张国焘了解，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因为美国人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总是很难理解。张国焘说：他认为毛泽东发起“文革”有两个方面的考虑，既带有哲学的思考，也出于权力的考虑，但主要是前者。
张国焘还对文革的走向提出大胆预测：围绕在毛泽东身边的激进派，比如毛泽东的妻子、陈伯达、康生等，都将很快失去其位置和政治影响。在激进派失势后，中国政局上最可能出现的是“林彪—周恩来”合作的治理模式，中国将归复平静，将进入实干家治国的时期。至于一些当时被打倒的人，比如刘少奇、邓小平等等，也将有机会重新复出。张国焘的预测是在1968年，说明他还是有眼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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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这个不屈于毛泽东领导的人“出走”之后，毛泽东收编了张国焘留下的残部，此后毛泽东就基本上可以完全掌控军队了。尽管红二方面军的掌门人任弼时，并非毛泽东完全领导得了的，不过红二方面军的势力比较弱小，对毛泽东的威胁不大，而且任弼时早在1950年病逝，更是客观上帮了毛泽东的忙。因为任弼时在党内军内的地位都很高，1945年中共“七大”上，任弼时是中共“五大书记”之一(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如果任弼时活到文革，那么毛泽东就会有不少的麻烦。
林彪要想完全掌控军队，也要除去他领导不了的人。林彪领导不了的人，主要是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将领，第一个是红二方面军的贺龙元帅，第二个是红四方面军的徐向前元帅。对于这两个人，毛泽东一直把他们放在“替补队员”的位置上，虽然现在没有重用，但随时可能重新出山。因此，林彪在军队中地位最大的威胁，来自贺龙和徐向前，林彪要拔掉这两个最大的钉子。当然还有一些比较小的钉子，比如陈再道、许世友等掌握兵权而林彪指挥不动的高级将领。
有人说：“林彪这样做，正好证明他有篡党夺权的野心。”这种说法是不公正的。作为一个领导人，谁都希望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带动这个单位，而一些不听话的人，是阻碍实现自己意志的障碍，当然是拔去后快的。林彪这种心情和做法，毛泽东一样会有，周恩来也一样会有。周恩来领导国务院，也要设法除去张春桥等妨碍他的钉子。因此，林彪想要除去军队中不听话的人，不过是一种正常的人之常情，不应该对林彪提出特别高的道德标准，更不应该上升到“篡党夺权”的高度。
借着武汉“七二零”事件的机会，林彪开始启动“揪军内一小撮”的运动，排除军中的异己分子。对武汉问题林彪讲话说：“武汉问题不单是武汉问题，而是全国的问题。”这样一来，本来局限于在武汉军区的“揪军内一小撮”，就扩展为全国范围的“揪军内一小撮”和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
文革中红极一时的造反派头头蒯大富，后来说：林彪做接班人，有好多人不服，主要是红四方面军的，他们力量大人多。‘七二零事件’是红四方面军的陈再道搞的，林彪提出‘带枪的刘邓路线’就是冲着这些人来的。
王力在他的回忆录中也说：其实“七二零”事件真正的教训，是林彪利用了这个事件，在军队中排除异己，重用亲信，从而逐步在中央内部形成了林彪集团，并逐步掌握了党相当大的一部分领导权，这才是最惨痛的教训。
王力的说法是中肯的，林彪在军队中的势力，正是借着“七二零”事件膨胀起来的。这次林彪搞“揪军内一小撮”，并不是用“自上而下”的行政手段，而是学毛泽东，采用“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夺取非林彪派系将领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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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我们提到过，在1967年5月13日的“五一三”事件中，军队中的保皇派群众组织，彻底打垮了造反派群众组织。从此以后，军队中就形成一支在林彪控制之下的群众组织，林彪依靠自己的这支群众组织，对非林彪派系的将领“造反”，进而夺权。
吴法宪回忆说：“五一三”事件后，军内的造反派垮了，“三军革命派(军内支持林彪的群众组织)”成为林彪和军委直接控制的一支政治力量。凭借着这支力量，林彪和军委可以直接与北京的学生造反派对抗，中央文革依靠北京“学生造反派”一手遮天的时代成为了过去。
邱会作也回忆说：三年以后，也就是1970年5月13日，那天天气很好，叶群建议到居庸关长城走一走。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是从西山坐了一辆面包车去的，我们先到叶群后到。叶群笑着说：“你们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是‘五一三’！两年前如果军队内部反党乱军的打砸抢分子不压下去，军队也会像地方一样乱的不可收拾。现在好了，军队稳住了，才能保住全国的局势。”
这次，林彪利用他控制军内的群众组织，先制造舆论。这些群众组织马上在北京街头贴出大字报，声称“揪军内一小撮”是文革的“第三战役”。这些大字报说：打倒“彭、罗、陆、杨”是文革的“第一战役”;打倒“刘、邓、陶”是文革的“第二战役”;而“揪军内一小撮”则是文革的“第三战役”。在这个“揪军内一小撮”第三战役中，林彪想要揪出的是贺龙和徐向前两个元帅，这两个人倒台的话，林彪在军中就真正站稳了。
先说林彪对徐向前的进攻。因为在红四方面军时期，徐向前是陈再道的领导，所以可以顺理成章地把陈再道与徐向前联系起来。吴法宪等人公开散布徐向前是陈再道的“黑后台”，军内的群众组织“三军革命派”在北京城里游行示威，在打出“打倒陈再道”的口号和标语的同时、也打出“打倒徐向前”的口号和标语，并抄了徐向前的家。
林彪把徐向前看成是一个要想拔掉的钉子，毛泽东对徐向前则是另外一种看法。据徐向前回忆说：我担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后，毛主席见了我，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你可以大胆地干，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让你担任这个职务！”这句话我回去想了很久。
毛泽东对徐向前说“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让你担任这个职务”，而且让徐向前“大胆地干”，这个问题，让徐向前想了很久。徐向前听得出来，毛泽东让他“大胆地干”，这个“大胆”明显就是针对领导军队的林彪去的。但徐向前又拿不准，毛泽东真的会反对林彪吗？毕竟林彪是他的亲密战友呀。徐向前前思后想，始终没想清楚，所以徐向前始终没敢做出明显的反林彪的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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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后的情况来分析，毛泽东是把徐向前作为遏制林彪在军队中势力发展的一个有力棋子。针对林彪对徐向前发起的攻势，毛泽东发出了“保”徐向前的声音。1967年8月1日是解放军建军40周年的纪念日，要举行一次盛大的招待会。出席这个招待会的高级将领，就表示“没事”，而没有出席的高级将领，就意味着“有事”，就有可能要被打倒。
这天周恩来给徐向前打来电话，告诉他说：毛主席指示，今天的招待会，朱德要出席，徐向前要出席，韩先楚(红四方面军出身的高级将领)也要出席。徐向前出席这次招待会，意味着毛泽东是“保”他，所以徐向前没有受到进一步的批斗。
红四方面军出身的另一位著名将军是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1967年8月6日，南京的造反派借着“揪军内一小撮”的东风，要揪许世友，许世友躲到大别山里去了，造反派就抄了许世友在南京的家，并筹备召开批斗许世友的十万人大会。
这时，毛泽东发出了保许世友的信号。8月18日，毛泽东派人把许世友接到上海，亲自召见了他，据说许世友当场给毛泽东下跪，表示自己永远忠于毛主席。1967年10月1日国庆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与许世友交谈半个小时，并公开见报。这在文革中是非同一般的，以后就没有人再找许世友的麻烦了。
对于林彪要想拔掉的另一个钉子贺龙，毛泽东就没有“保”了，贺龙没有出席这次“八一建军节招待会”。毛泽东对贺龙的处理，一直是很犹豫的，因为贺龙曾经和刘少奇走得很近，这点与徐向前完全不同，这是毛泽东不保贺龙的一个原因。但毛泽东最初的本意是“火烧”一下贺龙，并没有想“打倒”贺龙。据邓小平后来回忆说：对贺龙同志，林彪从一开头就是要整的，毛泽东同志确实想过要保。虽然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么程度，毛泽东还是有考虑的。
可是林彪发起打倒贺龙和徐向前的动作之后，毛泽东不得不考虑与林彪的关系。此时毛泽东的重点进攻目标是周恩来，还需要林彪的配合，所以要给林彪一些“甜头”，让林彪得到某种程度的满意。所以，毛泽东在“保”徐向前的同时，就“不保”贺龙了，让林彪打倒贺龙，使林彪感到一定程度的“如愿以偿”。
“七二零”事件后不久，中央就成立了“贺龙专案组”，开始着手打倒贺龙的准备。同时，林彪利用自己控制的群众组织，对贺龙派系的高级将领进行批斗和夺权。例如，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是贺龙派系红二方面军将领中地位最高的。“七二零”事件后不久的8月14日，一群“三军革命派”冲入许光达家中，撕去他的领章帽徽，将他逮捕，关押到装甲兵招待所。从此许光达失去自由，一直被关押批斗，1969年5月去世。1969年6月，贺龙也在关押中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