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
有一种说法，说毛泽东划掉江青，加上叶群，是因为毛泽东“不好意思”让江青一个人进政治局，所以要拉叶群进去“陪衬”江青。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因为毛泽东这个人的做事风格，从来没有“不好意思”，从来是不怕别人议论的。如果毛泽东让江青进政治局都“不好意思”，那他还怎么“好意思”打倒自己多年的老战友刘少奇呢？况且张春桥和姚文元都成为政治局委员了，江青当政治局委员，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根本不需要“不好意思”。
林彪审阅后的名单传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看到名单上毛泽东划掉了江青，林彪划掉了叶群，如果按照这个名单公布下去，江青和叶群都进不了政治局。周恩来马上明白出现这样的情况，这是毛泽东和林彪又闹矛盾了，现在只有他周恩来出面，才能调解得了毛泽东和林彪的这场矛盾。于是周恩来马上开始行动了。
据邱会作回忆说：周总理说：“我看到主席、林副主席在名单上删去了江青、叶群的名字，但我们还是要考虑的。我们坚持把这两个人都列上，这也是从当前的大局来考虑。”
康生说：“总理的意见是对的，但困难比较大，我们硬着头皮留下来。”
黄永胜说：“我同意总理和康老的意见。”
在新的名单上，毛主席还是在江青的名字上打了一个大叉，在名单的旁边写上李德生、纪登奎的名字。林总同上次一样，收到名单，即在叶群的名字上打了一个大叉。
第一轮政治局委员名单上，原本只有江青，没有叶群，而毛泽东加上了叶群；第二轮政治局委员名单上，周恩来把江青和叶群的名字都加上去了。这次毛泽东再次划掉江青的名字，而林彪也再次划掉叶群的名字，林彪还是没有加上江青的名字。邱会作继续回忆说：
4月26日晚，周恩来、康生、黄永胜三人小组继续工作，主要是谈论江青、叶群两人的问题。
周总理说：“整个名单就是江、叶二人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整个名单就定下来了。从当前的情况出发，江青、叶群一定要入政治局，要从政治上向毛主席、林副主席诚恳表示我们的态度。我们三人，明天上午向主席汇报，12时后向林副主席汇报，争取在明天，把问题分别谈妥。” 27日上午10时，周恩来、康生、黄永胜三人到了毛主席住处。周恩来说：“我们诚恳提出江青同志一定要列入政治局候选人名单之内。把江青同志列入固然有一定的政治影响，不列入也会产生政治影响，甚至会产生更大的政治问题。权衡利弊，我们提议一定要把江青同志列入候选名单之内。”
（68）
毛主席说：“你们要那就要吧。不管怎么说，列上了责任在我身上，就这样吧。”
周总理等三人接着就到林总家里去，叶群接待了总理等三人之后，自动回避了。
周总理对林总说：“关于叶群同志列入政治局候选人名单的问题，从现实的政治情况来考虑，我们三人认为一定要列入，否则会产生另外的政治影响，请林副主席同意我们的意见。”
黄永胜接着说：“我们刚才到主席那里去了，对江青列入政治局候选人名单，毛主席基本同意了我们的意见。我建议对叶群的问题，你也要同意我们的意见。”
康生说：“总理，黄总长把我们研究的意见都说了。请林总从政治上考虑，同意我们的意见。”
林总说：“无论同意或不同意把叶群列入政治局候选人，我都听从毛主席的决定。”
毛泽东既然划掉了江青的名字，就不能再出尔反尔，轻易把江青留下来。周恩来知道毛泽东的难处，于是专门带人去毛泽东那里登门拜访，坚决要求让江青进入政治局。这样众人的恳请，就让毛泽东可以下台阶了，于是毛泽东顺势同意江青进入政治局了。林彪也一样，顺势同意叶群进入政治局了。
这里林彪说“我都听从毛主席的决定”，这话是有问题的。因为毛泽东亲自决定加上“叶群”的名字，林彪却划掉“叶群”，这分明就是林彪“不听从”毛泽东的决定。当然周恩来等人也装糊涂，没有人会为难林彪的。
邱会作继续回忆说：最后，27日下午，毛主席、林总、周恩来、康生、黄永胜五人在毛主席住处开会，九届中央政治局候选人的名单定下来了。毛主席说：“今天下午谈两个问题。一是政治局候选人名单；二是政治局常委名单。”主席接着说：“政治局候选人名单只好就这个样了，有责任由我承担!”
接着，毛主席、林总、周恩来、康生、黄永胜五人，在政治局候选人名单上签了字。
临走时，主席对黄永胜没头没脑说了一句：“黄永胜，你也能统管三军。”
毛泽东和林彪的这次矛盾，在周恩来手中圆满解决了。如果换一个人，未必能像周恩来处理得这么恰如其分。最后毛泽东对黄永胜说“你也能统管三军”，这是毛泽东对黄永胜还抱有希望，还要试图“拉”黄永胜。此时毛泽东对林彪越来越失望了，所以他对黄永胜说这句话的画外音是：“你黄永胜要跟我毛泽东走的话，我就让你统管三军”。
尽管周恩来圆满地解决了毛泽东与林彪的矛盾，但在周恩来心中，对这次“九大”政治局的人选，是非常不满意的。后面我们将谈到这个问题。
（69）
前面说了九届一中全会上江青和叶群的当选情况，下面再说其他新代表的当选情况。中央文革小组出身的张春桥和姚文元当选政治局委员，这已经成为公认的定局，没有人吃惊。因为从1967年开始，中央文革小组已经取代了中央政治局，所以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这被认为是理应如此。如果王力、关锋、戚本禹等没有被打倒的话，他们也会进入中央政治局。
谢富治(上将)、许世友(上将)、陈锡联(上将)这三个红四方面军出身的将领当选政治局委员，主要是因为他们历史上与林彪没有关系，不买林彪的帐，林彪也指挥不动他们。所以，红四方面军出身的三个人进入政治局，明显是毛泽东作为平衡林彪势力的棋子。对于谢富治进入政治局，大家还不吃惊，因为谢富治是公安部长，早就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他进政治局，似乎没什么悬念。不过许世友和陈锡联这两个纯粹的军人，也进入了政治局，这就让人有些吃惊了。当时的一些外电据此报道，中国新成立的政府是“军人政府”。
更让人吃惊的是，中央军委办事组出身的四个将领黄永胜(上将)、吴法宪(中将)、李作鹏(中将)、邱会作(中将)，也进入了中央政治局。特别是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三个人，军衔不过是中将，居然也能进入政治局。据邱会作本人说，他对自己能够进入政治局，都感到很意外。为什么林彪的亲信“四大金刚”可以一下子全部进入中央政治局呢？这需要进行一些分析。
首先说明一下当时军队的领导体制。在文革之前，军队的最高领导是中央军委。中央军委由一名军委主席，一名常务副主席，和几名普通副主席组成。除了军委主席毛泽东之外，具体领导军队的是常务副主席林彪，他可以召集其他几位普通军委副主席开会，研究和决定军队的主要工作，林彪是军队中实权最大的人。
军队中实权第二大的人是总参谋长罗瑞卿，罗瑞卿被打倒后，杨成武接任；杨成武倒台后，黄永胜接任。总参谋长负责处理军队的日常工作，具有很大的实权。在林彪和总参谋长之间，还有几位普通军委副主席(刘伯承、陈毅、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他们的地位比总参谋长高，可以在有限的程度上，参与军队的一些事务。
文革之后，中央军委的几个副主席都被“炮轰火烧”，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的工作基本上瘫痪了，于是就成立一个“中央军委办事组”的机构，代替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负责处理军队的日常工作。中央军委办事组是在林彪的直接领导之下，其他的军委副主席无法干预军委办事组，这样一来，林彪在军队中的实权，就比文革前大了许多，因为他不必再受到其他几位军委副主席的肘掣了，可以一个人“独裁”军队的事情。
（70）
从权力的角度来看，林彪是文革的受益者，文革之后林彪的权力更大了。但任何事情都是辩证的，权力大了，同时也会招来意想不到的风险，这就是所谓的“树大招风”。后来林彪仗着他在军队中的“独裁”地位，擅自决定发出“一号命令”，这又给林彪带来致命的灾难。这是后话了。
中共过去一直强调党指挥枪的原则，军人在中央的地位都不高。虽说总参谋长是军队中实权非常大的人，但建国后的历届总参谋长，粟裕、黄克诚、罗瑞卿、杨成武都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黄永胜是第一个具有政治局委员身份的总参谋长。这样一来，军队在中央的发言权显然大了很多。毛泽东搞文革的最大受益者，并不是毛泽东本人，而是军队和林彪，军人在国家政治中的地位空前提高。
毛泽东让林彪的主要亲信进入中央政治局，表面上是对林彪以及林彪集团的立功奖赏，但在表面之下，这个安排还有另外一层作用，这就是堵死了林彪激励部下的手段。
对于领导人来说，用某种手段激励部下努力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最基本的激励手段，第一个是钱，第二是地位。比如一个公司的老总，他要激励一个重要的员工好好工作，那么就可以用每年涨工资的手段：第一年1万，第二年2万，第三年3万……，第10年10万；这样使员工感到只要努力工作，就会得到不停涨工资的回报，员工也就一直努力工作。
相反，如果公司老总第一年就把这个重要员工的工资提到10万，以后每年的工资不变，一直是10万。这样的话，第1年员工当然非常高兴，可是在此之后，员工不管怎么干，工资也不变，那么员工就会认为自己已经“到头了”，再怎么努力结果也是一样。这样一来，尽管员工一直拿着高工资，而他的工作积极性反而越来越低。
在毛泽东时代搞社会主义，不能用钱来激励，那就只能用提高地位来激励了。一个人工作干得好，几年后提升科长，再干几年提升处长，再几年提升局长，再几年提升部长，再几年提升副总理……，这种逐渐升官，可以最大程度地激发部下的积极性，激励部下为你卖命。相反，如果一下子把这个人提升为副总理，以后他再怎么干，也都是副总理，不会再升了。这样的话，你就失去了对部下用 “封官”进行激励的手段。因为部下感到从你那里已经不会再得到好处了，为你卖命的积极性也就越来越低了。
对于林彪来说，如果把黄永胜、吴法宪等人，第一步先提升为中央委员，第二步再提升为候补政治局委员，第三步再提升为政治局委员，那么林彪就可以用“封官”来激励部下替他卖命，干得好就可以继续升官。相反，黄永胜、吴法宪等人“一步到位”提升为政治局委员，这是在那时的权力格局下，黄永胜他们可以达到的最高职位了，他们已经“到头了”。
（71）
既然黄永胜等人感到自己已经“到头了”，那么林彪想用“升官”来激励他们替自己卖命，也就不再可能了，他们替林彪卖命的积极性也就越来越低了。这点正是毛泽东想要看到的东西，所以毛泽东愿意把林彪的四个主要亲信，“一步到位”地都提升为政治局委员。
据说黄永胜当时已经被内定为第一副总理，他已经是位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下的第四号人物。如果黄永胜有野心，他还想继续升官，还想往上爬，那他只有离开林彪，改投到毛泽东门下。黄永胜帮毛泽东一起扳倒周恩来的话，黄永胜就可以升为总理；帮毛泽东一起扳倒林彪的话，黄永胜就可以取代林彪，升为军队的第一把手，就像毛泽东说的那样“黄永胜也可以统帅三军”。
毛泽东曾想用“统帅三军”这个诱饵，把黄永胜拉到自己这一边来，让黄永胜反戈一击向林彪进攻。然而黄永胜这个人野心却不强，没有想继续往上爬，没有想取代林彪或周恩来。如果黄永胜是江青那样野心勃勃的人，那中国的历史可能就要改写了。邱会作在回忆录中说：毛主席是很看重和看好军委办事组的，他想把军委办事组拉在他的手上，为此主席多次拉黄永胜，可是黄永胜不为所动。这不是说黄永胜不愿意离开林彪，而是黄永胜没认识到主席的用意，毫无“悟性”。试想，如果毛主席拉动了黄永胜和军委办事组，并和江青一伙结合起来，那党和国家的历史就要改写了。林彪、总理在主席那里就是蚂蚁一样了，轻易就可以捏死。
上面谈了这次新当选政治局委员的人，这里还要谈谈几个未当选政治局委员的人。这次未当选政治局委员的上一届委员，最突出的就是陈毅。在“九大”上，朱德和陈毅两个人，一直是毛泽东重点要摆平的对象。陈毅是解放后上海市第一任市长，因此他是作为上海地区的代表，来参加“九大”的。然而上海是中央文革直接控制的地盘，因为陈毅作为上海的代表，受了不少批，挨了不少整。
据原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回忆，在上海讨论陈毅的代表资格问题时，张春桥在会上发言说：“二月逆流”主要是七个人，形成了两个中心：一个是以李富春的家为中心的“裴多菲俱乐部”，有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参加，多次开黑会；另一个是以京西宾馆为中心的黑据点，有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参加。三个副总理，三个军委副主席，一文一武。在这两个中心之间穿针引线的，就是副总理兼军委副主席陈毅，他实际上是“二月逆流”的总联络员，两面跑，一下到国务院，一下到军委，起了特别恶劣的作用。
陈毅，过去是新四军的，解放后又在上海工作了一个时期，所以有些人至今对他还有迷信。静安区有一个人，听说陈毅受了批判，居然还替他掉眼泪！因此，我们要揭穿陈毅的老底。他这个人，从井冈山时期起，就反对毛主席。有人把陈毅在军事上吹得神乎其神，其实他不会打仗，只会下棋……
（72）
徐景贤回忆说：根据张春桥的指示，我起草了一封致陈毅的信：
陈毅同志：党的“九大”即将召开，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上海市四十三万共产党员，同意推选你作为“右”的代表出席“九大”，特此通知。现将“九大”代表《履历表》寄去，请填写后寄回，同时希望能收到你的回信。
信发出以后不到一个星期，陈毅就把《履历表》填好后寄回，并附了一封简短的信，无奈地对上海按照毛主席的指示，选他作为“右”的代表参加“九大”，表示感愧。
前面说过，陈毅等人在1968年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做了很多自我批判，当时他们以为自我批判之后，“二月逆流”的问题就可以过关，以后就没事了。没想到在半年后的“九大”上，陈毅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批判材料，却成为揪他“小辫子”的重要材料。据徐景贤回忆说：
我把那本装订成册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文稿，“啪”地放在桌上，当众打开，把其中的内容揭了出来，说：“你陈毅真的从井冈山时期起，就是紧跟毛主席干革命的吗？否！根据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揭发，在井冈山时期，毛主席是红四军前委书记，你陈毅是红四军政治部主任，你却反对毛主席的一系列正确政策和原则，迫使大会否决了毛主席的正确主张……”
我所念的文稿内容，很多代表都是第一次听说，大家都吃惊地瞪大眼睛，会场里鸦雀无声。
我接着说：“你陈毅这个政治部主任把毛主席赶下台，取而代之，自己当选为前委书记。这还不算，以你为首的前委还决定要毛主席离开部队，到闽西去搞地方工作。”
会场里出现了轻微的騒动，代表们刚刚才晓得陈毅原来有着这样的历史背景。
我淸了淸嗓子，继续向陈毅猛攻说：“就是你这个在四十年前就反对过毛主席的陈毅，到了四十年后的今天，又跳出来反对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成为‘二月逆流’的黑干将。大家都知道，《三国演义》里刘备手下有一个大将，名叫魏延，他的后脑长着一根反骨，一有机会就会跳出来反对蜀国。四十年来的历史证明：你陈毅就是脑后长着反骨的当代魏延！”
我那带有煽动性的发言，把代表们激怒了。王秀珍高声呼叫口号：“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打倒陈毅！”
陈毅在座位上紧紧地蹙起了眉头，通红的脸颊上两块下垂的肉微微地颤动着，嘴里呼哧呼哧地吐着气，他欲言又止，欲言又止……
陈毅这时是哑巴吃黄连，因为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陈毅为了“过关”，随便承认了自己的一些历史错误。陈毅原以为承认了错误，检讨一下，就没事了。而在现在，他想要推翻自己过去承认过的错误，也是很难的。
（73）
1956年召开的中共八大，出席大会的党员代表1026人，选举出中央委员97人；1969年召开的中共九大，出席大会的党员代表1512人，选举出中央委员170人。可见参加“九大”的代表人数，以及选出中央委员人数，都大大增加了。
参加“九大”的1512位代表中，大部分是来自基层的“工农兵”代表，他们对中共早年的党史并不清楚。“九大”上江青等人把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朱德、陈毅等人的检讨材料抛出来，大部分代表头一次听说朱德、陈毅在红军时期曾经反对过毛泽东，都感到义愤填膺。因此在选举中央委员的时候，大部分人主张不选朱德、陈毅等人。这时毛泽东又表态说，还是要把朱德、陈云等人选进去。
毛泽东说：“几位老帅，李先念、李富春要选，党内有几个反对派有什么要紧？”
许世友说：“反一两年可以，反几十年怎么行？把他们选进去了，他们还是要反，怎么办？”
毛泽东说：“那些反过我的人，要选他是困难的，要你许世友投他们的票也是困难的。那些人，资格很老，功劳也有，错误不少，有的还犯过大错。他们的检讨也有，但群众不通过。我看以后就不要检讨了，主要看行动。我们看他们的行动，他们也看我们的行动。”
许世友说：“主席下命令，我们就选他们。”
毛泽东说：“那不就成命令主义了？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嘛。朱德、叶剑英、徐向前、李富春、李先念，陈毅，聂荣臻要选进去。”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主席团秘书处做出规定：既要保证朱德等人当选，又不能让他们得到高票，据说这样才能使他们认识到自己错误的严重性，促使他们转化。最后的选举结果是：朱德(809票)，陈云(815票)，陈毅(867票)，叶剑英(821票)，徐向前(808票)，聂荣臻(838票)，李富春(886票)，李先念(922票)。
大会总票数是1510票，要过得到半数以上(755票)才能当选。除了李先念之外，其他人都是800多票，勉强过半数当选。这样低的得票率，使他们在后来的政治局委员选举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这次选举还有一件趣事，就是一个普通工人党员居然也以全票当选中央委员。据参加这次大会的原广州军区代表迟泽厚回忆说：当宣布中央委员候选人、工人代表王白旦以全票当选时，会场立即响起一片议论声。这位工人代表看来毫无政治生活经验，他不懂得等额选举往往是知名度越低，得票率却越高。此人在全国毫无名气，谁也不会故意把他划掉，而他自己又不懂得谦虚，结果使自己成了170名中央委员中，得票唯一与毛泽东平起平坐的人。散会后许多人都愤愤不平地大骂这位工人太不谦虚：“你比林副主席还能！”
（74）
对于上一届“八大”的21位政治局委员来说，有几种不同的情况。
第一、开除党籍，这只有刘少奇1人；
第二、犯了严重错误，被排除于中央委员之外，降为普通党员。第二种情况的有5人：邓小平、陶铸、贺龙、李井泉、谭震林。
第三、犯了错误，受到降级处分。第三种情况的有6人：朱德、陈云、李富春、陈毅、徐向前、聂荣臻。朱德降一级，由中央政治局常委降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陈毅、徐向前、聂荣臻也降一级，由中央政治局委员降为中央委员；陈云和李富春降两级，由中央政治局常委降为中央委员。
第四、犯了错误，但经过检讨后，保留了政治局委员。第四种情况的有3人：陈伯达、李先念、叶剑英。
剩下没有犯错误的“干净”的人，只有6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董必武、刘伯承。
周恩来派系最重要的人物陈毅，没有获得政治局委员的提名，没有进入政治局，这对于周恩来派系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损失。在1955年评元帅的时候，原方案中就没有陈毅，是周恩来力争之后，陈毅才进入十大元帅的第六名。十大元帅的前六名是：朱德(总司令)、彭德怀(第一野战军司令)、林彪(第四野战军司令)、刘伯承(第二野战军司令)、贺龙(红二方面军创始人)、陈毅(第三野战军司令)。
这次陈毅等人没有进政治局，许多老干部深感意外。江青都进了政治局，陈毅反而进不了，许多人纷纷为陈毅打抱不平，也因此对毛泽东产生了看法。
邱会作回忆说：文化大革命产生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伤害了广大老干部。但大多数受伤害的老干部仍顾全大局，对毛主席还是诚心拥护的，这是我们党团结的象征。但把一些应当进入政治局的人排斥在外，如陈毅、李富春、陈云、聂帅、徐帅等，反而把自己的老婆塞进政治局，这是不能不使人反感的大事。“老革命吐故了，老婆纳新了”。
当然毛泽东也意识到对陈毅等人过分苛刻了一些，所以又给他们一些安慰，让陈毅等人保留了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职位。
为陈毅的事，周恩来本想跟毛泽东再次“争一争”。这时邓颖超给周恩来写一张纸条，说：你要紧跟毛主席，活学活用毛主席思想，对事对人要放眼量，力戒急躁和激动，力争保持你的身体情况能坚持工作。
（75）
邓颖超一方面是关心周恩来的身体，另一方也是劝周恩来不要争，“对事对人要放眼量”。周恩来后来终于没有争，这或许是听了邓颖超的意见。
到了周恩来这样地位的人，已经没有人敢给他提意见了。“对事对人要放眼量”这样告诫的话，别人是不敢对周恩来说的。邓颖超以夫人的身份，常常在关键时刻给予周恩来劝告和提醒，这对于帮助周恩来少犯错误，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江青有邓颖超这样的情操，以夫人的身份在关键时刻给予毛泽东劝告和提醒，中国的历史恐怕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从后来的事情发展来看，周恩来这次“没有争”，周恩来派系大为受损，却反而是“塞翁失马”。因为周恩来派系力量的下降，凸显林彪派系力量的骤强，不仅使江青集团与林彪集团的矛盾激化了，也使毛泽东把防范的重点，从周恩来派系转移到林彪集团上，最终引发了双方的激烈斗争，使周恩来派系反而得了“渔翁之利”。这些是后话了。
“九大”没有当选政治局委员的，还有一个重要人物，这就是汪东兴。本来人们都普遍认为汪东兴一定会进入政治局，因为汪东兴是毛泽东的联系人，也是最早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的人之一。因为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成员，除了汪东兴和温玉成之外，都进入了政治局，而汪东兴只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对汪东兴没有当选政治局委员的原因，邱会作回忆说：
九大开幕之前，汪东兴病了。叶群带我们去看过汪东兴，之后叶群还叮嘱我们再去看汪东兴。记得我们去看汪东兴时，他不但很感谢，而且很激动，说着说着又哭又骂，什么“过河拆桥了”、“卸磨杀驴了”、“不要我了”……
江青没去看他，也没派人去看他，主席也没派人去看他。汪东兴有这种看法并不奇怪，那个时候一切都敏感得很。汪东兴在我们面前敢对主席不敬，我们是很吃惊的，看来主席和汪东兴也有很深的私密关系。汪东兴在杨、余、傅事件以后就和我们走近了，“九大”以后就完全和我们站在一起了。
（76）
根据邱会作的回忆，汪东兴没有当选政治局委员，似乎是来自毛泽东对汪东兴的不信任。而且汪东兴敢当着邱会作他们的面，说“过河拆桥了”、“卸磨杀驴了”之类对毛泽东不敬的话，的确让人吃惊。汪东兴这个角色，是非常特殊的，后面我们再专门分析。
1969年4月28日，九届一中全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举行，会议的议程就是选举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时，坐在主席台上的只有毛泽东和林彪两个人。毛泽东坐下后，不见周恩来，问道：“总理呢？”
原来周恩来按照姓氏笔划排列，坐在台下了。毛泽东叫周恩来到台上来坐，这时大家对周恩来报以热烈鼓掌，周恩来这才走上台去。
这次选举政治局委员，仍然是无记名的等额选举，过半数的候选人当选。277人中央委员的投票结果，选出政治局委员25人，其中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获全票，陈伯达275票，黄永胜274票，江青270票。会议投票选出25名政治局委员之后，马上举行九届政治局第一次会议。
据邱会作回忆说：选举结束后，就在主席台前召开九届政治局第一次会议，政治局常委的陈伯达和康生也坐到台上去了，新选出的政治局委员全部坐台下前排。江青迈着慢悠悠的步子，是最后一个到达台前的。
毛主席说：“下面是什么议程呀？军委怎么组成？”
总理说：“军委主席还是毛主席，林副主席是副主席，根据毛主席的建议，原来五位副主席(刘伯承、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还任新中央军委副主席；进行实际工作的，还是中央军委办事组。”
总理刚说完，林总就说：“赞成。”
这里需要指出，朱德从一开始就只是中央军委委员，从来没有当过军委副主席。最早的军委副主席是林彪、贺龙、聂荣臻三人，后来又增加了陈毅、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军委副主席和政治局委员不同，政治局委员具有决策权的实职，而军委副主席是没有决策权的虚职，在党内的地位是不一样的。
毛泽东安排陈毅等五人继续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一方面是对他们的一个安慰，另一方面也是对林彪的一个制约。不过林彪对这个方案立即表示“赞成”，因为这个方案实际上对林彪还是很有利的。因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并无实权，实权在中央军委办事组手里，周恩来也明确说：“进行实际工作的，还是中央军委办事组。”
（77）
在“九大”的闭幕式上，毛泽东说：“这次全国代表大会，看起来开得不错。据我看，是开成了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毛泽东虽然嘴上这么说，但他心里，对这次大会应该说是并不满意的。据邱会作回忆说：
毛主席究竟对“九大”满意不满意？对林彪接班满意不满意？从“九大”当时的情况来看，主席好像是满意的，但从“九大”以后主席的一系列做法来看，主席是不满意的。主席可能还是信了苏修“军事官僚专政”的说法，认为军队上了台，掌了权，外电也是这样评价和攻击的。毛主席嘴上在调侃，其实心有疑虑，以后的事是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从“九大”的结果来看，毛主席革刘少奇的命成功了，权力却给了解放军(林彪)很大一块，无形中形成了“军政府”。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在“九大”写进党章，形成这种局面，毛主席应该是高兴的。所以毛主席的不高兴，说明他内心并没有想把班交给林彪。
邱会作在这里说毛泽东对林彪有“疑虑”，这个并没有说到点子上。毛泽东和林彪的矛盾，已经上升为路线矛盾。从两人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不同观点就可以看出，林彪是不赞成毛泽东搞文革的，如果林彪接班的话，林彪上台后肯定要把文革停下来，肯定不会继续革命。毛泽东集聚他毕生最后的精力搞的这场文革，如果交到林彪手里，那就是前功尽弃，毛泽东的一切心血就付之东流了。
所以，毛泽东的内心中，从来就没有想过让林彪接班。那毛泽东为什么又要在《党章》中写入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呢？这是毛泽东的权宜之计，这个原因前面我们已经分析过。
其实林彪早在1966年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就已经成为党的第二把手，事实上的接班人。在1969年的“九大”上，只不过是把林彪事实上的接班人地位，正式化和公开化而已。林彪的实际地位并没有提升，职权还是跟以前一样，仅仅是得到一些名声上的荣誉而已。
高明的政治家，和高明的棋手一样，可以提前看到好几步棋，而蹩脚的棋手，只能看到眼前的一步棋。毛泽东在林彪的名字写入《党章》的时候，就已经在考虑将来怎么把林彪的接班人拿下来。因为将来要拿下林彪，现在就不能让林彪的羽毛太丰满了，所以毛泽东就在“九大”上，暗暗布置下将来拿掉林彪的政治布局。
毛泽东的第一个布局，是把林彪的势力局限在军队之内，不让林彪插手党和政府的事情。“九大”后，林彪还是只管军队，党政的职务没有给林彪一个。不仅如此，就是林彪的亲信“四大金刚”，也没有让他们在党和政府部门兼职。
（78）
毛泽东真正中意的接班人，比如张春桥，毛泽东就让他在党、政、军各方面都兼职。张春桥在党内任中央组织宣传组副组长，这是一个实权很大的职位；张春桥在政府内任国务院副总理、上海市委第一书记，这都是有实权的职位；张春桥在军内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南京军区第一政委，这也都是有实权的职位。
毛泽东知道，一个接班人要想真正接班，必须在党、政、军各方面都有一定的势力。毛泽东给张春桥在党、政、军各方面安排这么多有实权的职位，就是想让张春桥以此来培养自己的势力，以便日后接班。
对比之下，毛泽东没有给林彪安排一个党或政府的有实权职位，也就是不想让林彪在党和政府内发展自己的势力。试想，如果林彪真的要接班，他只在军队中有势力，在党和政府内一点势力没有，这样能接好班吗？这样一看，就知道毛泽东最初就没有打算让林彪接班。后来林彪为了“争”国家主席这个政界的职务，终于跟毛泽东闹翻了。
毛泽东的第二个布局，是让刘伯承等5人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如果毛泽东真的想让林彪接班，那么只安排林彪一个军委副主席就可以，没必要再安排其他人当军委副主席。刘伯承等5个军委副主席，虽说没有实权，但在重大关键问题上，林彪不得不征求他们的意见，这就可以形成对林彪的牵制。
毛泽东的第三个布局，是让黄永胜等林彪的四个亲信“一步到位”进入政治局，堵死林彪搞“封官许愿”的空间，这些我们前面已经说过。
林彪也是政治高手，他从毛泽东的各种布局，应该很清楚地看出来，毛泽东并没有真心让他接班。林彪也知道毛泽东把他的接班人地位写入《党章》，不过是安慰他一下，不能当真的。刘少奇的国家主席地位还是《宪法》规定的，不是也照样打倒。试图靠一纸空文来保住自己的地位，那是不可能的，必须靠实力和智慧。
林彪既然看出来，毛泽东的真正接班人不是自己，那么毛泽东的真正接班人是谁呢？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林彪认为：毛泽东真正的接班人，很可能就是江青集团，将来江青当主席，张春桥当总理。既然是这样，江青集团就是林彪最大的潜在威胁了。一旦江青集团壮大起来，可以独当一面了，那么林彪就没用了，也就是林彪倒台的时候到了。
（79）
毛泽东希望林彪帮助自己，把江青集团扶持起来。而林彪却发现，真正对他构成威胁的，正是江青集团。林彪的生存之道在于，不但不能扶持江青集团，而是要尽可能地打压江青集团，否则就是“教会徒弟，饿死师傅”。
只要江青集团壮大不起来，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就没有人可以取代，林彪就是安全的。基于林彪的这种想法，在“九大”之后，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的斗争就越来越尖锐和白炽化了。
在“九大”上，林彪集团在选票上做文章，搞得江青集团大丢面子。“九大”后，江青集团当然要对林彪进行报复。据吴法宪回忆说：
“九大”以前，江青他们还不敢把矛头直接对准林彪，但“九大”以后，江青等人对林彪的不满愈来愈深。再加上“九大”以后，不论是在中央还是在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中，军队干部已经占了一个相当的比重，林彪的威望越来越高。为了打击军队和林彪的声望，原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人，以江青为首，开始公然把矛头指向林彪。
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公开议论林彪在“九大”上《政治报告》念得不好，结结巴巴的。以后，江青一伙人更加得寸进尺，又公开提出要批判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说林彪的讲话不突出阶级斗争，贬低了文化大革命，从而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林彪。这真是让我们大吃一惊。林彪是可以随便批的吗？这样把林彪放到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真是无法无天！
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已经过去半年了，有意见为什么当时不提？再说林彪的讲话，已经对文化大革命作了高度的评价，说其历史意义远远超过了文艺复兴。江青对这样讲还不满意，这真是吹毛求疵了！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江青这样做，恐怕还是有人指使。
这时，江青又伙同姚文元，一起批注了俄国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评论欧洲文艺复兴的，江青和姚文元对这篇文章，逐段进行了批驳。他们是想借批判车尔尼雪夫斯基之名，行批判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讲话之实。
江青竟然想拉军委办事组的人，和她一起批判林彪的讲话。一次我去外地检查工作不在北京时，江青到京西宾馆找到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谈话，说林彪的讲话是不对的，要进行批判。
（80）
黄永胜问她：“要批判林彪的什么讲话，是不是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
江青说：“林彪的那次讲话，事先没有经过中央文革碰头会的讨论，也没有经过毛泽东的批准，没有经过充分的准备，只是个人写了几条，脱口而出，必须要加以批判和澄清。”
江青这一说，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几个人就哼哼哈哈地装糊涂。等江青一走，他们几个人一商量，赶紧跑到林彪那里去报告林彪。林彪说：“让她去批吧。不过要注意她一下，看她搞什么名堂。”
我一回到北京，黄永胜就告诉我说：“江青可能要找你，如果让你去，你什么话也不要讲，哼哼哈哈地就行了。”我说：“好！”
果然，当天江青就把我找到她的住地。当时江青住在玉泉山，我一到那里，她就开始给我看她的照片，又叫我参观了她给毛泽东准备的房间，然后才开始跟我谈批判林彪的问题。
按照黄永胜的交待，我不对她的话表示任何态度，只是哼哼哈哈地对付。从江青那里回来，我立即把这一情况告诉了黄永胜，黄永胜又报告了林彪。
江青看“拉”我们军委办事组的人批判林彪，没有得到响应，就又把这件事提到了政治局里。江青和姚文元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一连提了六、七次，要把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章和他们的批注，印发到全国县团级单位。他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想借批判车尔尼雪夫斯基文章这件事，在全国范围内批判林彪。
在这些会议上，康生表示同意，而且认为越快越好，但周恩来、陈伯达、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李先念、汪东兴及叶群都一致表示反对，我们的意见占多数。
后来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又提出要发这个文件。这一次周恩来发了脾气，他说：“江青同志，你要懂一点民主集中制，懂得一点集体领导的原则嘛！对这个问题，多数人不赞成，只有你们三、四个人同意，就硬要往下发，这样做行吗？这是一种分裂党的做法。而且，即使要往下发，也要经过毛主席，要经过毛主席同意才可以。”
江青当时有点意外，但也一时之间无言以对。这样，他们才暂时放弃了批判林彪的活动。
（81）
《吴法宪回忆录》出版较早，作者说话顾忌较多。吴法宪对江青拉拢他们批判林彪的事，说“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江青这样做，恐怕还是有人指使”。吴法宪不敢点破江青后面的人。《邱会作回忆录》出版较晚，作者说话顾忌就少了不少，比较大胆了。邱会作也回忆了江青拉拢他们的事情，因为邱会作说的比较具体，这里用比较大的篇幅引用。邱会作说：
“九大”以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进入中央政治局，并参加政治局的日常工作。总理从爱护、关心、教育我们出发，和我们讲什么是“中央政治”。总理说：“中央政治就是处理好主席、林副主席、江青的关系。”
我们听了都笑了起来，本以为“中央政治”是很高深的东西，怎么“中央政治”就是这么一句普通的话？我起先对总理的话理解不深，后来有所理解，但还是不够深。等到“九一三”被打倒之后，我才真正认识到，总理说的太高明、太深刻了，简单明了，恰到好处。
我们这些人从心眼里认为林总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因为毛主席和林总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是非常亲密的。林总为毛主席打江山，战功显赫，立下汗马功劳。所以毛主席向林总“发难”时，我们就搞不清毛主席是什么用意，也尽量往好的方面去想。诸如毛主席说“四个伟大讨嫌”，去掉“三个副词”，去掉人民大会堂的语录，“缔造的不能指挥呀”等等。我们没有往毛主席和林总之间有隙处想，反而认为是毛主席谦虚。(关于毛泽东说“四个伟大讨嫌”等事情，在后面介绍)。
毛主席的确是一个大政治家，他说出来的话，向左、向右都可以理解。而且主席每次说完也在等着看，对他有利则前进，否则就当成说了点幽默。所以毛主席在“九大”以后说了很多对林总的话，我们并不是看得很重，直到庐山会议才如梦初醒(或半醒)。
我们没有真正懂得中央政治，在中央的政治斗争中是幼稚的。当然，毛主席和江青的真实关系我们也没有看清楚。我们对江青的蔑视，总理看得很清楚，他内心是支持我们的，但他也非常清楚，这样下去也是不行的，因此他用“中央政治”这个说法来教育我们。
总理的诚心诚意和大局观念，使我们也大有领悟。后来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以及会后主席一系列的言行，使我对“中央政治”越来越懂得多一些了，但是发生了“九一三事件”，懂也没有用了。
（82）
邱会作这些话，说的是比较诚恳的。邱会作他们认定林彪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林彪1927年就和毛泽东一起战斗了，而江青1937年才到延安，交情是不能和林彪相比的。如果林彪和江青之间发生了矛盾，毛泽东是要林彪？还是要江青？邱会作他们相信毛泽东肯定是要林彪，所以就大胆地反江青了。邱会作他们根本不懂什么是“中央政治”，周恩来教育他们，他们也不懂。等他们最后“懂”的时候，为时已晚了。
邱会作又回忆说：从1969年底以来，江青找黄、吴、李和我谈了几次话，前几次谈话都是骂陈伯达的，而且把陈伯达骂得一无是处。我们把这一情况报告了总理，总理说：“江青她这个人，叫你去你就去，如果不去，麻烦更大。你们去只带着耳朵就是了。”
1970年5月17日，江青又叫我们去钓鱼台十一楼，这次可大不一样了，江青主要是攻击总理。这次去，除了黄、吴、李和我之外，还有谢富治、李德生、姚文元。
江青上来就说：“总理也不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好人，有两次大的路线错误，一次是把苏区的百分之九十搞没了；第二次是喊蒋介石万岁，一切经过蒋介石，跟蒋介石搞统一战线。另外，解放后还有一个马鞍形，就是经济建设的‘两高一下’。”
江青就这样说了一串一串的事情。当时，黄永胜越听越激动，他突然对江青说：“总理辛辛苦苦领导我们工作，你怎么这样说他？我们对过去的问题不了解。”
黄永胜说完就提着皮包往外走，事情发生得很突然，搞得江青愕然。我和李作鹏坐得靠后一点，我们当然是支持黄永胜的，我们也附和黄永胜的话，也就站起来走了。吴法宪坐得靠前一点，他也站起来嘟嘟囔囔地说：“叫我们来就是搞这个？”说完也站起来走了。
黄永胜走到门口，江青就向黄永胜大声说：“哎，还有明天《解放军报》的亊！”
有关《解放军报》的亊是这样的。郭沫若给江青写了一首颂扬《样板戏》的诗，准备明天在《解放军报》发表，李德生把校样都拿来了。
这时李德生也急了，他说：“黄总长，不行呀，还有明天《解放军报》的问题。”
黄永胜说：“你是总政主任，这个问题你决定，你自己处理吧。”
我们出来以后到了毛家湾，向林总作了汇报。林总很生气，他说：“江青攻击过中央常委的大多数，今天是直接攻击总理，这个事情你们应当向毛主席报告清楚。”
这时吴法宪就给汪东兴打电话，说有紧急事情要向毛主席汇报，并简单向汪东兴说了一下。汪东兴一听是对着江青的，立即去报告主席，主席同意了，并叫马上来。
（83）
本来是黄、吴、李、邱一起去，叶群说都去不好，不要兴师动众，最后林总说：“黄、吴一起去。”
黄永胜和吴法宪走了以后，我和李作鹏、叶群到三座门(国防部所在地)去等。不久，黄、吴就回到三座门来了，黄永胜传达了毛主席对他们说的几句话。
当黄永胜向主席汇报了江青攻击总理的事情后，毛主席说的第一句话是：“一个政治局委员找部分政治局委员谈一些问题是可以的。”第二句话是：“你们知道江青也是一霸。”第三句话是：“你们今天同我说的这些问题，不要叫江青知道，我也不跟她说。她要是知道了，你们就不好混了。”
这几句就是毛主席的原话，黄永胜的热脸蛋贴到主席的凉屁股上，主席对江青攻击总理不以为然。现在想起来，总理告诫的“中央政治”，我们还没有入门。
这时我提了一个建议说：“你们两个应当去找总理说说这个问题。如果总理先知道了，咱们还没说，总理会伤心的。”
黄永胜认为我说得对，但他考虑了一下说：“老邱还是你去，我不是不想去，你们想想，我刚从主席那里出来，又去找总理有些不妥。”
大家都认为黄永胜说得对，黄永胜有点懂“中央政治”了。
大概七点多钟，我就到了中南海西花厅总理的家里，我把整个过程都向总理说了。总理对江青的话、主席的话都不吃惊，但听我的话时很激动，眼眶都是湿润的。
总理拉着我的手，连说了两句：“老同志就是老同志！”接着总理又说：“老同志是能够理解大事的！”我望着总理慈祥的面孔和疲惫的双眼，心里也是很激动的。
不久，李先念跑来找总理，总理还有事，我就没有和总理一起去大会堂开会，我先走了。
过去我总是把这件事孤立地看，并总以为是江青目中无人，口出狂言。现在看来，这件事可能主席是知道的，否则江青没有这么大的胆量。
另外，这也是主席通过江青在“拉”我们，主席希望我们按照他的意图，来进行九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主席不是没有拉动我们，而是我们脑子里根本没有这根弦。
康生等人在中央时间久了，对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人的关系，就看得比较“透”了。而邱会作等四人刚刚进中央，当然不懂什么是“中央政治”，十分幼稚。不过他们的幼稚，却让周恩来感到“感动”。世故狡猾的人从来不会让人感动，忠厚老实的人才会让人感动。
林彪也看出邱会作等人幼稚，不懂“中央政治”，所以“五七一”计划等，都不能让这些人知道。直到林彪走后，黄永胜还大声疾呼：“你(林彪)跑什么跑，害死人呀！”黄永胜到那时还没有真正明白“中央政治”，没有明白林彪为什么要跑。
（84）
邱会作在回忆中提到的“四个伟大讨嫌”是这样的：1969年5月，已有一年多没有外出的毛泽东，在“九大”结束后再次外巡，在武汉东湖宾馆梅岭一号住了将近一个月时间。到了梅岭一号，毛泽东看到从走廊到客厅、书房、卧室，到处都张贴着他的画像和语录，立刻要工作人员将这些统统摘下。
毛泽东还针对林彪最先提出“毛主席一句顶一万句”的说法，向工作人员说：“人的一句话怎么能顶一万句呢？一句话就是一句，不能是一万句，不能顶，更不能顶那么多。我的话怎么可能有那么大力量，那不是成了神了吗？这不是唯物主义，也不是辩证法。”
毛泽东在东湖宾馆观看中共“九大”纪录影片时，银幕上多次出现他本人的镜头和代表们长时间欢呼的场面，毛泽东生气地站起来中途退场，并且说：“哪有一个人老看演自己的电影？我的镜头太多了，没什么意思。‘四个伟大’，太讨厌了。”
还有，据参加修宪工作的杨福云回忆：1970年7月17日，修宪起草委员会在京西宾馆举行全体会议。委员们进会场不一会儿，周总理就到了，他满面笑容，亲切地和大家打招呼。小组会议由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主持，这位将军是员战将，看来不善言辞，主持会议，开场白没几句话。
第一个发言的是辽宁省工人出身的中央委员尉凤英，她第一句就说：“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教导我们说……”
周总理打断她的话，说：“尉凤英同志，你已经是中央委员，不是普通工人，以后说话要注意。主席多次提出不要‘四个副词’(指四个伟大)，我们就不要这样用了。四个副词，主席是不赞成的。”
周总理说：“前不久，主席、林副主席和我到人民大会堂开会。主席一下车，看见北门上挂着他的画像，就发脾气，说：‘我的像到处挂，叫我给你们站岗放哨，风吹雨打日头晒，残酷无情！统统摘下来！不摘下来，我就再也不进大会堂。’
主席一进北大厅，看到原来挂画的地方，都挂上了毛主席语录，又生气了，说：‘我那几句话就有这么大的作用？到处写，到处挂，讨嫌！’
主席对我说：‘恩来，叫人统统摘下来。’
我请大会堂的党委书记刘剑同志落实，工作人员将大会堂的主席像摘下来，只保留东门的。大会堂各厅的语录，大多数换成画，少数主席手写体的诗词，作为艺术品保留。”
（85）
周总理又说：“刘剑同志布置时，大会堂的工作人员不同意，说：‘刘剑敢把毛主席像、毛主席语录摘下来，就把他倒吊起来。’
刘剑同志为难了，他又不好说这是主席叫摘的，怎么办？最后只好说是我布置的。京西宾馆也参照大会堂进行了处理，只留少数几处毛主席手写体的诗词。”
周总理最后说：“我在这里说这些，是想请大家注意，我们要尊重主席的意愿，学习毛泽东思想要讲科学。”
总理这番话给了我极大的震动。从大家的眼神、表情可以看出，所有参会者听了总理的话，都为之震惊。因为这是当时最具政治性、最尖锐、最敏感、最不能议论的问题。而今天，总理以如此明确的态度，如此毫不含糊的语言谈论这个问题，并要求大家改变几年里风靡全国的说法、做法，改变多年里形成的被认为是正确的态度，自然震惊不小。
根据杨福云的回忆，周恩来亲口说，毛泽东是当着林彪的面，亲口说“四个伟大”讨厌，当着林彪的面，让周恩来把毛主席语录摘下来，这是非常不给林彪面子的事。这件事是在庐山会议之前发生的，可见此时，毛泽东与林彪的关系已经相当紧张，到了当众不给林彪面子的地步。
林彪是旧思想较重的人，也是自尊心非常强的人，认为“士可杀不可辱”。毛泽东这样当众不给林彪面子，虽不能说是当众羞辱他，但至少是当众让他难堪，这或许是导致林彪走上不归路的原因之一。这些都是后话了，我们还是把话题转到“九大”之后的事。
关于“九大”之后，还有一个人应该提到，他就是陈伯达。尽管毛泽东不喜欢他，陈伯达最后还是进入了九届政治局常委，但已经是坐冷板凳的人了。据陈伯达本人回忆说：“九大选举常委的事，是周恩来同志告诉我的。江青放言，黄永胜如果当常委，她也要当。许世友同志因此提出，常委名单可以照旧不动。毛主席同意了许世友的这个观点。”
“九大”后，陈伯达就基本上没有见过毛泽东了。陈伯达说：“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求见毛主席很困难。每次求见时，毛主席的秘书徐业夫总是说毛主席有事，慢慢地我也就不主动求见毛主席了。”
陈伯达跟毛泽东疏远了，跟林彪就走得近了。陈伯达渐渐成为林彪住所毛家湾的常客，经常去毛家湾“看电影”，逐渐成为林彪的笔杆子。据说陈伯达的轿车总要先在市区东游西逛，直至断定后边没有跟踪，这才悄然拐进毛家湾。看来陈伯达还是不想让毛泽东知道他去林彪家。
（86）
“九大”后，毛泽东开始实施他的第二场文革计划，这个计划有两个主题：第一个是整党建党；第二个是政治体制改革。不过毛泽东的这个计划，受到了严重的干扰。第一个干扰是“备战”。
“九大”后中国与苏联的关系极度紧张，多次发展到战争的边缘，所以毛泽东不得不把很大的精力投入到“备战”上，不能像1966年到1968年那样，全身心地投入文革。第二个干扰是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的内讧，这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毛泽东进行下一场文革的部署。
尽管有各种干扰，毛泽东还是开展了他的“整党建党”部署。1969年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四十八周年》的社论，提出“五十字建党纲领”。这次整党建党的目标是“吐故纳新”，即“吸收新鲜血液”和“排除废料”。毛泽东试图通过这次“整党建党”，把那些暮气沉沉、没有革命精神的党员排除出去，把充满革命热情的新党员吸纳进来。
这次整党建党，在“纳新”的吸收新鲜血液方面，进行得相对比较顺利。当时发展新党员的标准是“首先吸收产业工人中优秀的造反派入党”，降低了过去苛刻的党员入党标准，简化入党程序，使一些以前不够条件的人，也可以入党。在这次整党建党中，大约发展了18%的新党员进来，使过去以革命干部为主体的党组织，在成分上有了较大的变化。
然而这次整党建党，在“吐故”的“排除废料”方面，则进行得并不顺利。这次整党中，要对过去的党员进行重新登记，而且整党的方式与以往不同，称“开门整党”。在评审党员是否合格时，不搞秘密主义，要吸收非党员的群众代表参与评审。通过审查的党员重新登记，未通过审查的党员，则根据不同情况，采取开除，劝退等不同方式，把这些不合格的党员清除出党。
在进行“反右”、“清查五一六”、“清理阶级队伍”等运动中，倾向往往是扩大化；可是这次整党的倾向正好相反，是缩小化，因为整党是整到自己头上来了。据不完全统计，到林彪事件发生前，在整党中有约0.6%的党员被开除，约0.4%的党员被劝退，约0.5%的党员取消预备党员资格，合计有1.5%的党员被“吐故”。
毛泽东指望在这次整党中，至少把20%以上的党员清除出去，这样整党才有意义。可是结果只有1.5%的党员被清除出去，这样的比例，显示出这次整党基本上是没有意义的。到林彪事件之后，整党也就不了了之了。显然，毛泽东在这次整党中遇到的阻力极大，官官相护，使“吐故”难以搞下去。虽说发展了18%的新党员进来，但各级党委的权力，依然掌握在老党员手里，新党员起不到改变局势的作用。这样一来，毛泽东的整党建党，又算是白搞了。
（87）
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毛泽东进行了几项非常大胆的改革。第一项中央委员的改革。以前的中央委员，本身就是一种身份和地位，一旦成为中央委员，就有住房、专车等物质待遇。而“九大”新当选的“工农兵”中央委员，不但没有住房、专车等物质待遇，工资待遇也不变。毛泽东认为：新干部要特别注意不要染上脱离群众、脱离劳动、一切依靠秘书、做官当老爷的剥削阶级坏作风，要保持无产阶级朝气蓬勃的革命热情。
工人出身的中央委员王洪文，成为中央副主席，工资仍是每月68元；工人出身的中央委员吴桂贤，成为国务院副总理，工资仍是每月67元2角；农民出身的中央委员陈永贵，成为国务院副总理，并没有变成城市户口，依旧是农村户口，靠工分吃饭，在大寨大队挣工分。大寨大队每天劳动工值1.5元，按一个月出满勤算，陈永贵一个月也就是45元。
据说当时参加国务院会议，喝一杯茶要交1角茶叶费，吴桂贤知道这个规矩后，就不喝茶，只喝白开水了。王洪文爱喝茅台酒，被捕时从他办公室里搜出不少瓶茅台酒，这些茅台酒是从哪里来的？据揭发材料说：当时在人民大会堂举办国宴。每次国宴结束后，都要把瓶中剩下的茅台酒并在一起，然后重新装瓶，内部供应，一两块钱一瓶。王洪文看中这个机会，去卖了许多次，一些人知道后就很看不起他。按照当时的标准，王洪文这样做算是“走后门”，以权谋私；然而按照现在的标准，用自己的钱买宴会上的剩酒，就算不了什么以权谋私。
“九大”上当选的“工农兵”中央委员是不脱产的，平时在自己以前的单位工作，召开会议时才到北京来开会，开会之后又回当地去工作。这样的中央委员，是以前从未有过的。毛泽东说：新选上的中央委员不要脱离群众，我就担心他们脱离群众。工农代表不要脱离生产，不要脱离劳动，长期脱产，到我们中央来坐机关，什么记者采访、照相，不用一年就要垮台。
毛泽东本来想把中央的专职领导干部，换成工农兵的兼职领导干部。他认为这样就可以使干部不脱离群众，不会出现干部的腐败。可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陈永贵等工农干部担任中央领导，由于水平有限，工作搞得并不好，所以也没有能够推广起来。
毛泽东在政治体制方面的第二项改革，是拉平干部与群众的物质待遇。给群众提高工资的代价太大，国家负担不起，所以就给干部降低工资，这是成本最低的。毛泽东说：干部要减薪，厂长、副厂长的薪金要同工人差不多。不过给干部减薪的阻力太大，终究没有实施起来。
（88）
毛泽东在政治体制方面的第三项改革，是精简国家机构。毛泽东认为现在国家机关的干部太多，人浮于事，要把一大批干部下放下去，精简政府机构。
1970年6月，中央批准的《国务院各部门设立报告》，把国务院的各部委，由原来的90个精简为27个，各部委的干部编制总数压掉82%，只保留原来18%的干部。除了中央机关之外，各省、市、自治区机关以及企业、学校、群众团体等，也进行了干部人员的机构精简。
为了安置精简出来的大批干部，就开始了一场“干部下放”运动。第一种是把干部直接下放到农村落户，第二种是把干部下放到“五七干校”。所谓“五七干校”，是让城市机关干部，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农村进行劳动的场所。
“五七干校”一般选址在偏远、贫穷的农村，去干校的干部，无论官阶高低，年龄大小，一律称“五七学员”。“五七学员”按照军队编制，过军事化的生活，集体整队出工、收工；“五七学员”的学习内容是体力劳动，种田、挑粪、养猪、打井、修渠等。前后大约有数十万中央和地方的干部，下放到农村和“五七干校”劳动学习。
1971年9月的林彪事件之后，干部下放工作就停顿下来。1972年4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提出正确执行党的干部政策。此后一大批下放干部返回城市，基本上还是回到原单位工作。这样一来，毛泽东的精简国家机构，又算是白搞了。
此后“五七干校”并没有立即撤销，大多数地方把“五七干校”变成干部去轮流劳动锻炼一下的地方，已经失去精简国家机构的意义。1979年2月国务院发出《停办“五七干校”的通知》，各地的“五七干校”正式撤销
毛泽东搞“整党建党”和“政治体制改革”，都没有收到他想得到的效果。究其原因，第一个是阻力很大，第二个是遇到干扰。第一个干扰就是上面提到的，中苏关系全面紧张。
1969年8月13日，也就是“九大”结束后的三个月，位于新疆的中苏边界铁列克提争议地区，苏联出动直升飞机、坦克、装甲车等重武器，对中方一支38人只携带轻武器的边防巡逻队发动袭击，造成中方边防队全部阵亡。这既是苏联对珍宝岛事件的报复，也是新的挑衅。如果说珍宝岛冲突是中方取胜的话，铁列克提冲突则是中方失利，此后中方停止了在铁列克提争议地区的巡逻。
铁列克提冲突之后，中苏战争处于一触即发的局势，毛泽东不得不把工作的第一重心放在备战上。中国的经济建设也以军事为中心，国家预算的50%以上用于军事或与军事相关的项目，使人民生活受到较大影响。从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中期短短的时间内，中国生产战斗机4千多架，坦克1万多辆。现在中国军队保有的战斗机数量为1500架，坦克7400辆，都不如毛泽东时代的数量。
（89）
战斗机和坦克都是极为昂贵的兵器，在毛泽东时代中国还不富裕的情况下，在几年之中，倾国家之力，建造了那么多的战机和坦克，对人民生活的影响是可想而知。我们在提到文革对人民生活影响的时候，不应当忽视因为“备战”的军事生产，造成民用商品的物质短缺。如果没有倾国家之力搞备战，文革对人民生活的影响，应该会小一些。
1969年9月3日，越南最高领导人胡志明逝世，中国由周恩来赴越吊唁，苏联由总理柯西金前往吊唁，中苏双方的总理，本来可以在越南进行一次总理级会谈，缓和双方的紧张局势。可是周恩来害怕在越南与苏联人谈，弄不好会被栽上一顶“里通外国”的帽子，说也说不清。所以周恩来有意避开柯西金，匆匆回国，由李先念副总理留下来参加胡志明的葬礼。
当时中国代表团有一条指令：见苏联人不讲话。李先念与柯西金同时出现在胡志明追悼会上，彼此擦肩而过，连句问候的话都没有说。柯西金也知道中方因为政治原因，不便在公开场合与他讲话，所以柯西金通过越南方面转告中国，柯西金希望在返国的途中，在北京与周恩来总理会晤。周恩来得知后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同意周恩来与柯西金会谈。
9月11日上午，柯西金乘坐的飞机降落在北京机场，周恩来、李先念等在机场迎接。见面时，周恩来同柯西金还是握手，以同志相称。接着，双方在飞机场候机楼西侧的贵宾室举行会谈，会谈进行了3小时40分。在机场会谈，中方就避免了欢迎仪式和招待活动的外交礼仪麻烦。
周恩来说：约五年前，毛泽东同志对你们说过，理论和原则问题的争论可以吵一万年。但这是理论的争论，这些争论不应该影响我们两国的国家关系。中苏之间的原则争论，不应该妨碍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中苏两国不应该为边界问题而打仗。
周恩来又说：你们说我们想打核大战，我们的核武器达到了什么水平，你们是清楚的。在边界冲突问题上，中国是被动的。打开地图就会知道，今年发生冲突的地方，都是争议地区。你们总说我们要打仗，我们现在自己国内的事还搞不过来，为什么要打仗呢？我国领土广大，足够我们去开发。我们没有任何军队驻在国外，我们也不会侵略别人。可是，你们调了很多兵力到远东。
周恩来最后说：吵架是文吵，动口不动手。你们说，你们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来摧毁我们的核基地。如果你们这样做，我们就宣布，这是战争，这是侵略，我们就要坚决抵抗，抵抗到底。
周恩来提议：双方达成谅解，首先签订一个维持边界现状，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临时协议。柯西金同意了周恩来意见，双方达成临时协议，使中苏关系暂时得到缓解。
从周恩来的发言来看，他的态度不卑不亢，他的讲话即表示了中方希望和平的诚意，也没有降低中国的身份。周恩来的这个讲话，可以成为后代外交官的学习教材。
（90）
有人说毛泽东反苏联仅仅是“意气用事”，不过只要从毛泽东在“九大”后进行的大刀阔斧政治体制改革，就可以看出，毛泽东的“反修”是出自真心的，动真格的。建国时，中共照搬了苏联一套政治体制，毛泽东对苏联式的政治体制是不满的，认为它是“修正主义”的，不是社会主义的。
所以“九大”后，毛泽东有了可以“独裁”的权力之后，毛泽东就自创了一套毛氏体制。毛氏体制，除了我们前面介绍过政治体制，还有教育体制(工农兵大学生)，医疗体制(赤脚医生)等，这些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因此，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出现一个被称为“毛主义(英文Maoist)”的新分支。
毛主义在1970年前期，曾在世界上产生过广泛的影响，世界各国出现过一些信奉“毛主义”的左派政党和组织，比如土耳其库尔德人的“毛主义共产党”，印度的“毛主义共产党”、秘鲁的“光辉道路”，菲律宾的“共产党新人民军”，美国的“革命共产党”等，其中最著名的当然是柬埔寨的“红色高棉”。因为“红色高棉”大家都比较了解，这里就不提起，只稍微提一下目前上台执政的尼泊尔“毛主义共产党”。
尼泊尔的“毛主义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of Nepal Maoist)，模仿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于1994年开始进行游击战形式的武装斗争，尼共的力量迅速扩大后，在2008年宣布停止武装斗争，通过大选的上台执政，成为尼泊尔的执政党，并于2011年再次当选。尼泊尔的“毛主义共产党”，基本上没有外援，完全是靠自己的力量取得斗争的胜利，这点与毛泽东当年的夺权政权十分类似。
毛泽东生前曾大力支持过缅甸共产党、马来亚共产党、泰国共产党、菲律宾共产党等东南亚各国共产党，给予大量的武器、经济援助，并在中国境内设置“东南亚革命之声广播电台”，帮助他们开展宣传战。毛泽东死后，中国政府宣布停止输出革命，断绝一切对东南亚各国共产党的援助。缅甸共产党、马来亚共产党、泰国共产党在失去了中国的援助之后，从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相继放下武器向当地政府投降。但印度的“毛主义共产党”、秘鲁的“光辉道路”、菲律宾的“共产党新人民军”，至今仍然坚持武装斗争和进行游击战。
毛泽东如果没有发动文化大革命，世界上也不会出现“毛主义”这个词。在文革之前，世界各国认为中国不过是苏联的一个卫星国，认为中国只是在模仿苏联那一套，不认为中国有什么新东西。毛泽东的文革，不仅在思想上，也在体制上，搞出自己一套新东西，让世界上一部分左派感到眼睛一亮。因为他们与毛泽东有同样的看法，认为苏联那一套已经偏离了马列主义，而毛泽东搞的这一套焕然一新的东西，使他们看到了一条新的道路，于是“毛主义”就成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新的分支。
（91）
尽管毛泽东大刀阔斧地改革中国的政治体制，但有一个地方却复古了，这就是撤销“中央文革小组”，恢复“中央政治局”。毛泽东的这个“复古”是基于两个考虑。第一个考虑是：“中央文革小组”是一个造反夺权的机构，现在造反夺权的时代已经过去，当然也就没有必要保留这个组织了；第二个考虑是：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整党建党”，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组织，把“整党建党”工作至上而下地推行下去。“政治局”正是这种强有力的组织，所以毛泽东就恢复了“中央政治局”。当然，新的政治局和以前还是不同的，这点我们后面继续说明。
毛泽东并没有宣布撤销“中央文革小组”，只是不再提起它了，让它不了了之。早在“九大”之前的1969年3月3日，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讨论一份中央文件的署名时，毛泽东说：“署名不要加文革小组了，文革小组是管文化革命的，文化革命快要结束了。署名用常委。”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地表示“中央文革小组”只是管文化革命的，现在文化革命快要结束了，中央文革小组也就不需要保留了。在“九大”的《新党章》中，原来明确规定中央文革小组的地位，说“设立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中央文革小组这样的机构”，毛泽东在审阅时，把这句改为“设立若干必要的精干机构”，这就在《党章》取消了“中央文革小组”。
对于“中央文革小组”的取消，最不高兴的当然是江青，江青发牢骚说：“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康生也不太满意，因为在政府和军队中，毛泽东都没有给他实职，也成了一个闲人。关于取消“中央文革小组”的事，邱会作回忆说：
江青从“九大”选举到九届一中全会选举，心里都很不痛快，整天吊着一张脸，好像别人挖了她的祖坟一样。为什么？主要有三件伤心事：一是毛泽东没有委托她参加中央的“组阁”工作；二是没有当上政治局常委；三是没有明确宣布中央文革小组的存在。
1969年4月30日晚，江青通知中央文革碰头会照常开，新选的政治局委员也通知参加，我们也如往常一样，规规矩矩都去开会了。今天的碰头会，比以前略有不同，江青到会最早，并且坐在总理常坐的位置上，自己主持了会议。
江青说：“今天的会是我让召开的，我要向大家说一个重要问题。你们以为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当了什么委员就保险了？你们的历史账还锁在我的保险柜子里，有种的，我们就来较量一下吧！”
江青放了两段狂言之后，就走了。江青出去不久，汪东兴就得到报告：“来人了！”这是江青进中南海毛主席那里的代号，汪东兴立即回到主席那里去了。
（92）
5月4日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在人大会堂福建厅举行。周总理传达毛主席、林总的指示说：“中央今后的工作班子，由政治局集体领导并由常委主持日常工作。”
毛主席点名参加中央日常工作的政治局委员是：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李先念、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纪登奎、李德生。这样，九大政治局集体领导就实际上取代了中央文革碰头会和中央文革小组。
前面提到，九届中央政治局的政治局委员21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叶群、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陈锡联、李先念、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姚文元、黄永胜、董必武、谢富治，候补政治局委员4人：纪登奎、李雪峰、李德生、汪东兴。
而毛泽东点名参加中央日常工作的政治局委员只有13人，其他10人被排除出决策圈子。这10人是：张春桥、叶剑英、刘伯承、朱德、许世友、陈锡联、董必武、谢富治、李雪峰、汪东兴。
朱德、刘伯承、董必武这三个人是早就坐冷板凳的，被排除出去毫不奇怪；叶剑英、李雪峰是新坐冷板凳的，排除出去也不奇怪；许世友、陈锡联是纯粹的军人，排除出去也可以理解；可是张春桥、谢富治、汪东兴被排除出去，就有些让人意外。这三个人在文革中都为毛泽东立了很大功劳，为什么毛泽东不让他们进入决策圈子？这些我们后面再分析。
“九大”之后，江青、康生等人成了“闲人”，林彪和林彪亲信的黄永胜、吴法宪等人，虽说依然掌握军队的实权，但权力并没有扩大到党和政府。不过这时，毛泽东已经开始对林彪集团使用“掺沙子”的计策，这次毛泽东掺的沙子就是李德生。本来中央军委办事组的五个人：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都是林彪的亲信，而毛泽东又让李德生进入中央军委办事组工作。
李德生是红四方面军出身，少将军衔，历史上与林彪没有特别的关系，所以是毛泽东可以信任的人。据李德生回忆说：直到九一三事件后，我才知道，开始提名军委办事组人员时，并没有我，是毛主席在审定名单时，亲笔加上“还有李德生同志”。这是后来叶剑英副主席把批示原件给我看，我才知道这个过程。
毛泽东不仅让李德生进入军委办事组，而且给李德生实权，让他当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回忆说：任命我为总政治部主任，听说在我到北京来之前，政治局就讨论过。当时谢富治曾表示不同意，说：“李德生是个带兵打仗的人，不是搞政治工作的，不适合做政治工作。”遭到毛主席的当面批评。
（93）
谢富治不明白毛泽东对林彪集团“掺沙子”的意图，因为当时的高官们，大部分都认为毛泽东与林彪是亲密无间的，没想到毛泽东在暗中要提防林彪。谢富治提出李德生不适合当总政治部主任，本来是有道理的，因为李德生文化程度低。那么为什么毛泽东要让李德生当总政治部主任呢？
中央军委领导下的最主要三个部门是：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号称“三总部”。当时，总参谋长是黄永胜，总后勤部部长是邱会作，这两个人都是林彪的亲信，这两个人毛泽东暂时还不能动，所以毛泽东可以“掺沙子”的职位，只剩下总政治部主任了。因此，尽管李德生的文化水平低，毛泽东还是要让李德生当总政治部主任。关于毛泽东为什么要重用李德生，后面还要说到。
“九大”后具体主管党和政府事务的是周恩来，这样周恩来的实权反而比以前更大了。文革前周恩来只管政府，党是刘少奇管的，现在周恩来把党也兼管起来。然而，周恩来的实权虽然扩大了，但他的“地位”反而降低了，而毛泽东的“地位”大大上升了。
邱会作回忆说：文化大革命前，中央政治局常委们是平等的(至少在口头上是这样)，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毛主席是中央常委一班人的‘班长’。虽然政治局常委以毛主席为主，常常是他一个人说了算，但在形式上毛主席只是一票，在名义上并没改变成员之间的‘平等’地位。
但周恩来执政后，他正式地把毛主席放在高高凌驾于中央政治局之上的位置上，政治局及其常委会成了毛主席的‘从属’，党的政治局领导集体，要向毛主席个人请示工作，听从他的指示。从那时起，周恩来对重大问题是向毛主席写书面报告(同时也报林彪)，有些事还当面请示。
在周恩来主持政治局处理问题时，凡他认为有必要的，讨论后请汪东兴、叶群分别向毛主席、林彪口头汇报。毛主席的批示和汪东兴带回来的口信，很快就在政治局内传达学习。政治局起草的中央文件，只有在毛主席批准或划圈后，才能发出。
后来有人批评周恩来对毛泽东太过“纵容”，促成了毛泽东的个人独裁，其实不然。我们看一下“九大”后主持日常工作的13名政治局委员，其中5人康生、江青、姚文元、李德生、纪登奎是毛泽东的人，另外5人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是林彪的人，陈伯达的派别不明朗，真正属于周恩来的只有李先念1人，加上周恩来自己也才2个人。周恩来在这种人数绝对劣势的情况下，也只能把毛泽东放在政治局之上，因为周恩来根本控制不了这个政治局。【本节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