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
林彪为什么要“造反”？在后来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中，倒是讲得很明白：九届二中全会后，政局不稳，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一场政治危机正在酝酿，夺权正在进行，对方目标在改变接班人。
《五七一纪要》明确说“对方目标在改变接班人”，这里的“对方”，当然就是毛泽东了。这也就是明确指出毛泽东要改变接班人，这是林彪“造反”的关键。
《五七一纪要》还写道：B-52（指毛泽东）好景不长，急不可待地要在近几年内安排后事，对我们不放心。一场新的夺权斗争势不可免，我们不掌握革命领导权，领导权将落在别人头上。革命的领导权落在谁的头上，未来政权就落在谁的头上，取得了革命领导权，就取得了未来的政权。
《五七一纪要》明确说“毛泽东要在近几年内安排后事”，所谓“安排后事”，就是更换接班人。《五七一纪要》又说“取得了革命领导权，就取得了未来的政权”，这里的“革命领导权”，就是指林彪的第二把手和接班人的地位。也就是说，只要保住林彪的第二把手和接班人的地位，就等于保住了未来的政权。
《五七一纪要》又写道：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只要他们上台，我们就要下台，进监狱、卫戍区。或者我们把他们吃掉，或者他们把我们吃掉。
这里所谓的“他们”，是指江青集团。也就是说，只要张春桥等江青集团上台，林彪集团就要下台，就要进监狱。因此，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是势不两立的，不是林彪集团把江青集团吃掉，就是江青集团把林彪集团吃掉。
至于林彪集团的战术，《五七一纪要》中也明确写道：打着B-52的旗号反击B-52的力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先斩B-52的局部爪牙，先和B-52既成事实，逼迫B-52就范，逼宫形式。
林彪在庐山会议上采取的，正式《五七一纪要》中说的这种战术，“打着毛泽东的旗号打击毛泽东的力量”，先斩张春桥这个“爪牙”，逼迫毛泽东就范。
《五七一纪要》又道出他们急于“抢班夺权”的原因：敌我双方骑虎难下，目前表面上的暂时平衡维持不了多久，政局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而不利于‘枪杆子’方向发展。战略上两种时机：一种我们准备好了，能吃掉他们的时候；另一种是发现敌人张开嘴巴要把我们吃掉时候，我们受到严重危险的时候，这时不管准备和没准备好，也要破釜沉舟。如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在政治上后发制人，军事行动上先发制人。
（76）
林彪后来的行动，大致是按照这个思路走的。这里所谓的“笔杆子”是指江青集团，而“枪杆子”则是指林彪集团。这些是后话了，这里仍转回庐山会议。
林彪在庐山会议上坚持设国家主席，坚持天才论，是因为他看出政局朝着有利于江青集团，而不利于林彪集团的方向发展。关于这点，在庐山会议上，汪东兴发表了一篇明显支持林彪的讲话之后，有人问汪东兴：反对毛主席的人是谁？汪东兴说：“我一说你们就明白了：现在是笔杆子压枪杆子，压得很厉害呀！”
林彪看来，毛泽东已经是铁了心要换接班人，让张春桥或者其他人接班，政局朝着不利于林彪集团的方向发展。因此林彪越早出手，主动权就越大。林彪认为，如果等到毛泽东一切布置就绪的时候，那就太晚了，只有束手就擒了。在林彪看来，刘少奇的教训就是因为等到毛泽东部署好了之后，不得不束手就擒。所以，林彪要抢在毛泽东还没有布置好之前，抢先下手，打乱毛泽东的部署，争取主动权。这可以说就是林彪在庐山会议上“迫不及待”地跳出来的原因。
至于汪东兴的动机，与林彪和陈伯达又有不同。1970年汪东兴只有54岁，比陈伯达和林彪的年龄小很多，只比张春桥大一岁。由于汪东兴比毛泽东年轻23岁，尽管他现在是全身心地为毛泽东服务，但汪东兴也不得不考虑，自己在毛泽东去世之后，将遇到什么样的局面和结局。所以，毛泽东的接班人是谁，对于汪东兴来说，绝不是一件与自己无关的事，而是关系到自己将来命运和前途的大事。
封建时期的朝臣都知道，储君是不能得罪的。如果得罪了储君，虽说老皇帝“保”着现在，可是一旦老皇帝过世，新上台的储君，必然遭到报复。这样的事情历史上数不胜数，比如在秦国搞变法的商鞅，老皇帝过世，新皇帝上台，很快就遭到车裂之刑的报复。
汪东兴得以近距离毛泽东，当然能看出了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是用江青集团取代林彪集团，这使汪东兴自然产生一种危机感。因为汪东兴与江青的关系一直不好，而与林彪的关系较好。因此，如果是江青集团的张春桥等人接班，那么对于得罪了江青的汪东兴来说，肯定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相反，如果林彪接班的话，汪东兴的下场就好得多。
这样一来，汪东兴出于对自己的未来命运考虑，也要尽可能阻止江青集团接班，这个动机与林彪是一致的。因此，汪东兴不顾毛泽东的指示，力助林彪当国家主席，力保林彪的接班人地位，说到底，还是为了自己将来的后路。
（77）
汪东兴本来与张春桥并无个人恩怨，但出于自己将来后路的考虑，汪东兴也要帮林彪打倒张春桥。
据邱会作回忆，汪东兴对我们说：“张春桥最不是东西，他以为巴结上江青就能接近主席。张春桥既滑头又胆小，上海一月风暴是主席、总理和伯达他们指挥的。九大以后，不怎么提中央文革小组了，不过张春桥、江青还是念念不忘中央文革小组。如果张春桥靠边站了，江青也很难有什么搞头。
毛泽东当然看得出来，汪东兴并不是林彪集团的人，他支持林彪的动机，只不过是出于为自己将来的考虑。毛泽东早就不信任汪东兴了，在“九大”上汪东兴没有进入政治局，就是明显的表现。但毛泽东要撤汪东兴的职，却又是“投鼠忌器”。虽说撤汪东兴的职很简单，但汪东兴兼任着两个至关重要的职务：中央办公厅主任和中央警卫局局长。如果撤了汪东兴，那么让谁来接任中央办公厅主任和中央警卫局局长呢？
汪东兴在庐山上犯错误之后，毛泽东一度让汪东兴停职反省，当时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暂时接管中央办公厅，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杨德中暂时接管中央警卫局。杨德中是周恩来的亲信，王良恩则被认为与林彪有说不清的关系。如果汪东兴被正式撤职，那么中央办公厅将由王良恩接管，而中央警卫局则将由杨德中接手。
对于中央办公厅，毛泽东可以让张春桥等人当主任，还能应付过去。而张春桥等文人，因为在军队中没有资历，没有威信，让张春桥接管中央警卫局，肯定是接管不了的。这样的话，打倒汪东兴的代价，就是中央警卫局被杨德中接管，也就是中央警卫局将被周恩来完全控制了。
谁都知道，中央警卫局是“重中之重”，汪东兴尽管不让毛泽东满意，但汪东兴至少不是周恩来的人。留着汪东兴，毛泽东还能控制中央警卫局；而打倒汪东兴，毛泽东就将失去对中央警卫局的控制。对于毛泽东来说，从全局的利弊来考虑，显然是保留要比打倒好得多。所以，尽管汪东兴做了很多“出格”的事，毛泽东还是保留了他。
毛泽东保留汪东兴，并不等于信任汪东兴，更不等于欣赏汪东兴这个人。后来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被打成林彪集团的人，王良恩自杀了，据说王良恩的死与汪东兴有关。据邱会作回忆说：我放出来以后，1989年到北京，我的一个知己来看我。他听吴旭君同志说：“王良恩被逼死后，汪东兴去给毛主席报告，汪东兴离开时，毛主席指着汪东兴的背影说：“这家伙又要了人家一条人命！”
（78）
毛泽东上庐山之后，并没有召见任何人。据汪东兴回忆说：“8月19日、20日、21日，毛主席在庐山看书和休息。”也就是说，毛泽东在独自一人思考问题。每次毛泽东在大战之前，似乎都要一个人独自思考一番。比如在打倒刘少奇之前，毛泽东独自一人在滴水洞思考了11天之后，才最后做出打倒刘少奇的战略部署。所以这次毛泽东在庐山上独自思考了3天，毛泽东冥思苦想的应该是林彪的问题。
在庐山会议之前，毛泽东和林彪因为“设国家主席”的争执，已经使两人的关系相当紧张了，毛泽东必须把解决林彪问题提到当务之急的议事日程上来。从毛泽东一贯的作风来看，毛泽东这次在庐山会议上，一定会对林彪有所行动的。即使是林彪不发表讲话，不揪张春桥，毛泽东也照样会做出一些打击和削弱林彪势力的动作。
其实在庐山会议之前，毛泽东就已经对林彪有动作了。庐山会议9天前的8月14日，张春桥在修宪小组会上，对着林彪的亲信吴法宪公然说：“天才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是一种讽刺。”
“天才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这句话，是林彪写在《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上的原话，是最为人熟知的林彪语录之一。因此，张春桥说“天才地……是一种讽刺”，是非常明显地在讽刺林彪本人。所以吴法宪听到这句话之后，马上跳起来说：“张春桥，你说这话是指谁说的？你这是在讽刺林副主席吧？”
张春桥把这句话说给林彪的亲信吴法宪听，就是要吴法宪把这句话转告到林彪那里。林彪知道，张春桥本人肯定是不敢讽刺自己的，一定是得到毛泽东的授意。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让张春桥讽刺林彪呢？林彪不能不思考这个问题。林彪认为，毛泽东在这次庐山会议上，很可能会利用某种时机，亲自说出“天才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是一种讽刺”这样的话。
如果毛泽东亲口说出这样的话，毛泽东的干将们再跟着助阵，那么林彪一点儿反击的余地都没有了，只有认栽。因此，林彪要先发制人，打乱毛泽东的部署，先攻击张春桥。
林彪明白张春桥说“天才地……是一种讽刺”，是代表毛泽东说的，这是毛泽东借张春桥的嘴指桑骂槐地讽刺自己。因此，林彪在庐山会议上不点名地批评张春桥，也同样是指桑骂槐地批评毛泽东。
对于张春桥来说，一旦他说了“天才地……是一种讽刺”这种讽刺林彪的话，那肯定把林彪彻底得罪了。但张春桥仗着有毛泽东撑腰，以为林彪不敢把自己怎么样。然而，当林彪在大会上不点名地批评张春桥时，张春桥有点害怕了。据坐在张春桥身边的邱会作说，张春桥居然神情失措地请他抽烟。
（79）
张春桥的害怕是有道理的。如果林彪要逼毛泽东做出选择：是选择林彪？还是选择张春桥？这时毛泽东有可能选林彪，而抛弃张春桥。这样的事，已经有过王力、关锋等人的前车之鉴。在一般人看来，林彪是毛泽东几十年的老战友，而张春桥不过是一个小记者，如果毛泽东“二选一”的话，肯定要选择林彪的。
基于这样的想法，吴法宪等林彪的亲信，以为张春桥肯定要完蛋。吴法宪回忆说：“接到汪东兴的电话以后，我心里有一点疑虑，但转过来一想，在这件事情上，毛泽东是不会支持张春桥的。这样一想，心里就坦然了。”
对于毛泽东支持张春桥，邱会作也想不通，他说：“毛主席为了一个造反派张春桥(林彪称之为小记者)，竟然打击了跟随他一生，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一身战功、一身枪伤的林彪，究竟是为了什么？”
因此，邱会作甚至怀疑这里面有什么内幕，林彪没有告诉他。邱会作回忆说：
我从西北小组会场回来后，对庐山会议二十多个小时以来，发生的两次突然变化，完全想不通。我和李作鹏商量，必须再次严肃问一下吴胖子，问他究竟知不知道林总要在开幕式上讲话。如果他知道林总在开幕式上要讲话，又不跟我们打个招呼，就可能有什么新的内幕。那样，叶群、汪东兴、吴法宪他们就是一伙了，我们就不是林总最信任的人了。
晚上，我和李作鹏一起到吴法宪住处去。对上述问题，我们直截了当地问了吴法宪，他有点莫名其妙。吴法宪说：“我真不知道林总在开幕式上提出张春桥的问题。要是我知道林总要反张春桥，不跟你们说，那是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的。你们应该相信我说的话是真的，我可以给你们立个字据，连我的人格、老婆孩子都列入担保之内。”
吴法宪说得很诚恳，我们认为吴法宪的话是诚实的，我们相信了他的话，也就放心了。
一般人都认为毛泽东会舍弃张春桥而要林彪，张春桥当然就更担心了。而且，毛泽东上庐山后一直独自一人思考，没有召见过江青、张春桥等人，这就更让张春桥担心了。8月25日张春桥看到《六号简报》之后，感到大事不好，但毛泽东还是没有召见他们的意思。因此，张春桥就请江青带着他们，作为不速之客，硬闯到毛泽东那里去“告状”。与其说是告状，其实是向毛泽东求救。
张春桥也知道，按照规矩，见毛泽东一定要事先向他的秘书申请，得到毛泽东的批准之后，才能去毛泽东那里。毛泽东非常讨厌别人不请自来，所以硬闯毛泽东那里去告状，弄不好要惹得毛泽东大怒一场，情况可能搞得更糟。
（80）
这样一想，张春桥他们就计划先到周恩来那里去说，再由周恩来把这件事转告毛泽东，这样就可以避免硬闯告状，惹毛泽东生气的危险性。据周恩来说：江青、张春桥已经到了他那里，周恩来还没来得及出来见他们，他们又走了，直接去找毛泽东了。
这可能是江青、张春桥到了周恩来住处之后，再仔细一想，这件事如果先跟周恩来说，很可能反而会弄巧成拙，所以他们又急忙从周恩来那里出来。从后来的情况来看，江青、张春桥紧急离开周恩来去见毛泽东，的确是在关键时刻挽救了他们自己。关于这点我们后面还要谈到。
据汪东兴说：“江青带着张春桥和姚文元，乘江青的汽车闯进了毛主席的住处。江青进毛主席的门时，卫兵挡了她的车。江青说：‘我自己的家里也不许进去吗’卫兵、江青正在争议时，张耀祠出来了，这时江青才进去的。江青向毛主席说：‘我带春桥、文元来见你一面。他们快死了，真正拥护文化大革命的人，你要保呀！’张春桥、姚文元这两个家伙，见到主席立即跪在面前，一人抱着主席一条大腿痛哭，这两个家伙把主席的裤子都哭湿了。”
为什么江青带着张春桥和姚文元“闯”毛泽东的住处呢？肯定是他们先给毛泽东的秘书打电话，求见毛泽东，而毛泽东的秘书推说毛泽东要休息了，不见江青他们。所以江青迫不得已，才带着张春桥和姚文元“硬闯”进来。徐景贤回忆了江青向他们得意地说起“硬闯”这件事，徐景贤说：
8月25日晚上，约摸九点钟光景，有一个穿军装的工作人员走了进来，把王洪文和我叫到客厅门外，轻声说：“首长请你们去一次，车已经派来了。”
哪一位首长？王洪文和我不便多问，只是紧随着那人走下坡去，一起坐上了一辆大红旗轿车，在一个大院子的门外停了下来。穿军装的人把我们引上高高的台阶，走入房屋。这时，只见江靑的警卫员大周迎了出来，原来是江青接见。
我们走进客厅，看见张春桥和姚文元两个人已经坐在那里了。张春桥的神情松快多了，他主动招呼我们在对面沙发上坐下，并说：“等一下江青同志要见见你们。”
过了片刻，江青出来了，乌黑的头发短齐耳根，朝后梳着，看得出还吹过风，有一点暗波浪。江青里面穿着白衬衣，外面罩一身浅灰色的毛料服装。江青热情地伸出手来握手，接着轻松而随便地往身后的长沙发上一靠，边坐边说：“今天找你们两位来，是想听听你们对这次会议的看法。我听春桥说，你们华东组开会的时候，有些人很凶呀。”
张春桥微微一笑，坐在一旁的姚文元却接口说：“其实各个组都差不多，我这次参加西北组，也有‘宣讲员’。”
（81）
江青打断了姚文元的话，自顾自地说下去：“今天早上，春桥说有急事找我，他带来那份《六号简报》。看完《六号简报》，我们三个人一商量，觉得情况严重啦，打算一起去找总理。上了车以后，不知道那辆车怎么搞的，一开开到主席那儿去了。”
张春桥在一旁补充说：“主席那天刚要睡觉，主席的习惯是晚上工作，白天休息。”
江青用手势比划着说：“是呀，那天可狼狈啦，主席正坐在床上脱袜子，刚刚准备睡觉，给我们请起来了。”江青吃吃地笑起来说：“我赶紧给主席报告：‘主席呀，不得了啦！要揪人啦！’主席开始时莫名其妙，他根本不知华北组出了《六号简报》。”
江青突然故意把声音压得低低的，以显示她说的这番话十分秘密和重要：“他们要陈老夫子搞了一份马恩列斯毛关于天才的语录，给几条枪杆子每人发一份，24日那天，他们都充当‘宣讲员’，到各个组去宣讲。所以，各个组都闹得很厉害，因此主席决定休会。”
王洪文把憋在肚子里好久的问题，当面向江青提出来说：“那么，东兴同志为什么要那样发言？他可是毛主席身边的人。”
江青说：“老汪吗？他也收到一份语录材料，不过他事先不知那些人的活动。那天在华北组会上，听了陈伯达的发言，不知怎么搞的，他的头脑发热起来，就说了那番话。老汪已经向主席作了检讨。”
江青又说：“找你们来，是要让你们心中有数。那几条枪，主席已经找他们谈话，进行批评了。你们要相信，不管任何情况，主席总是有办法处理的。”
江青说完这一番话，用手背掩着嘴打了一个哈欠，张春桥及时提醒说：“请江青同志早点休息吧。”
王洪文和我站起来告辞，江青就在沙发前握手告别，一边握手，一边用左手食指点点王洪文，说：“知道吧，对你的希望很大的！”
江青在这里说的是毛泽东对王洪文的希望。在“九大”期间，毛泽东曾几次接见王洪文，并要他代表全国工人阶级在大会上发言。王洪文很快反应过来，流利地回答：“我一定不辜负主席和江青同志的希望！”
王洪文和我受到江靑秘密接见以后，受宠若惊，回到住处，三脚两步跨上台阶，雀跃不已。因为我们知道，由于毛泽东的亲自过问，局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王洪文从别墅的酒柜里取出喝剩下的半瓶茅台，一饮而尽。
林彪早在8月23日第一天的开幕式上，就不点名地批评了张春桥，毛泽东当场听了林彪的这个讲话。所以林彪发动一批人攻击张春桥，对于毛泽东来说，完全不是意外的事情。
毛泽东知道林彪下一步要攻击张春桥了，但毛泽东在8月24日，却没有做出任何措施来阻止林彪攻击张春桥；到了8月25日，毛泽东仍然照常睡觉，并没有准备“救”张春桥的意思。只是在江靑带着张春桥不请自来，张春桥抱着毛泽东的大腿大哭了之后，毛泽东才决定出手“救”张春桥。
这是为什么呢？
（82）
现在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林彪没有看清毛泽东的意图，在庐山会议上向张春桥发难，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错误的行动。结果张春桥去毛泽东那里求救，抱着毛泽东的腿大哭，于是毛泽东就出手“救”张春桥，从而林彪大败亏输，但林彪又不肯检讨，因此一年后导致了“九一三”事件。
这种看法的典型说法，就如某“林彪问题专家”说的那样：林彪至少有两个重大失误：一是轻视了“江青问题”，以为把“接班人”写进党章，事情就会当真，犹如他的前任刘少奇一样犯了毛泽东的大“忌”；二是林彪不是用“团结”的方法，“韬晦”的谋略，而是极力压制文革派，想尽快把自己的政治对手逐出政坛，太露锋芒。历史证明，像叶剑英、邓小平那样韬光养晦，把事情放到毛泽东身后去办才是大谋略的政治家。
上述这种看法，可以说完全误解了林彪问题。这样的看法会把林彪问题引入迷途，让人越看越糊涂。我们认为，研究林彪问题，首先要从宏观的角度来分析林彪问题的本质，而不是去“抠”各种微观的细节。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有几个实质性的大问题需要阐明。
第一个大问题是：毛泽东为什么要让林彪当接班人？
从历史来看，中共的高层领导可以分为两个梯队：第一梯队是所谓“四巨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他们是中共公认的掌舵人；第二梯队也是四个人：彭德怀、高岗、邓小平、林彪，这四个人虽说无法与“四巨头”相比，但与其他中共高官相比，他们又显得非常突出。
特别是后面三人的年龄都比毛泽东小十几岁，高岗1905年生，邓小平1904年生，林彪1907年生，因此这三人被视为中共的“第二梯队”接班人，他们也具有接班人所需要的才能和威望。
第二梯队中的高岗首先在1954年倒台，彭德怀在1959年倒台，邓小平在1966年倒台，剩下的就是林彪一个人了。从才能和威望来看，林彪接班，应该是顺理成章的。
政府和政党的第二把手就是接班人，这是废除皇子继位的帝制之后，人们所公认的基本原则。1945年毛泽东去重庆和蒋介石谈判时，就一切交给了刘少奇，万一毛泽东出事，就由刘少奇接班。所以当年毛泽东选刘少奇接班，曾经是真心的。
（83）
但后来毛泽东慢慢对刘少奇接班不满了，1966年毛泽东发起文革，亲手拿掉了刘少奇。然而毛泽东在拿掉刘少奇的同时，必须有人来填补二把手这个位置。
按照惯例，第二把手的空缺应该由第三把手的周恩来填补，但这又是毛泽东不愿意的。当年毛泽东让刘少奇任第二把手，就是要挡住周恩来。毛泽东不想让周恩来当接班人，表现得非常明显，对此人们没有任何异议。
毛泽东打倒二把手，又不愿让三把手接班，但接班人还是必须培养的。1966年8月初拿掉刘少奇的时候，造反夺权还没有开始，还没有涌现出王洪文那样的造反派，所以接替刘少奇的人，只能从党内高官中选。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合适的候选人显然只有林彪一个，再无别人。因此，毛泽东是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让林彪当接班人的。
这里需要说明一点：一些人误以为林彪是在1969年的“九大”上成为接班人的，这是一种误解。林彪早在1966年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就已经明文规定成为党的第二把手和接班人。“九大”上只是把中央文件里明文规定的林彪接班人地位，再次写入《党章》而已。
林彪成为接班人之后，又产生了第二个大问题：毛泽东真的想让林彪接班吗？
从毛泽东让林彪接班的动机来看，无非是两种：第一种动机是真心，真的要把国家的领导权交给林彪；第二种动机是并不想让林彪接班。因为1966年没有其他合适的人选，只好让林彪暂时当接班人，因为林彪不占住接班人的位置，周恩来就要上来。
如果说毛泽东真的想让林彪接班，那么他发动文革的目的，就是让林彪及其派系，打倒刘少奇及其派系，然后取而代之。从整个文革的发展过程来看，完全看不出毛泽东想让林彪接班掌权的举措。毛泽东在文革中大力扶持的，是中央文革小组等新兴造反派，而不是林彪和林彪派系的老干部。所以毛泽东并没有真的想让林彪接班，这点也是表现得很明显。
（84）
毛泽东并没有真的想让林彪接班，这又产生了第三个大问题：毛泽东怎么处置林彪呢？
毛泽东不想让林彪接班，可是林彪因为历史的原因，又占据了接班人的位置。因此，毛泽东就必须把林彪从接班的位置移除，否则造反派没办法接班。
移除林彪，也无非三种办法：第一种办法是“强行”；第二种办法是林彪“自愿”；第三种办法是“半强行半自愿”，让林彪不愿退出时施加压力，，让他迫不得已。后面两种办法是和平方式，前一种方法则必须是“打倒”方式。
从毛泽东的角度来看，毛泽东肯定是倾向于用和平的办法来解决林彪问题，而不是“打倒”。若真发起一场“打倒林彪”的运动，对毛泽东的文革部署和目标，显然是弊远大于利。因此，必须拿掉林彪的同时，毛泽东在尽可能使用和平手段。
因此又产生了第四个大问题：毛泽东什么时候拿掉林彪呢？
在1967年到1968年的夺权高潮中，因为局势非常混乱，毛泽东暂时无暇顾及林彪问题；1969年的“九大”时，因为要处理的文革遗留问题太多，而且当时与苏联的关系极度紧张，到了战争的边缘，所以毛泽东仍然无暇顾及林彪问题；到了1970年，国内的政治局势平稳下来，国际形势也缓和下来，这时候毛泽东可以腾出手来解决林彪问题了。因此在1970年，毛泽东就开始对林彪有所动作，削弱林彪派系的力量。
从毛泽东的计划来看，他应该是考虑在1971年左右拿掉林彪，最晚不应晚于1972年。毛泽东拿掉林彪之后，就马上把自己的新接班人推上来，作为毛泽东的真正接班人。毛泽东拿掉林彪的时间，绝不能太晚，因为毛泽东本人的身体状况也不允许他把时间拖得太久。
综合上述，从宏观的角度来分析林彪事件，可以得出四大结论：一、毛泽东让林彪当接班人，动机是让林彪暂时占住刘少奇空缺的位置；二、林彪不是毛泽东意中的接班人，拿掉林彪只是早晚的事；三、毛泽东尽可能用和平的方式拿掉林彪，实在不行，只好“打倒”；四、拿掉林彪的时间应该在1971年左右，不应晚于1972年。
（85）
上述分析是从毛泽东的角度，对于林彪来说，应该是另外一个角度：毛泽东是不是真的要让他接班？
林彪刚开始就对毛泽东让他当接班人的动机十分疑惑，林彪越来越看出，毛泽东并不是真想让他接班，他只是一个暂时替别人占位置的角色。然而，林彪既然坐上接班人的交椅，他也不会甘心再下来，而他手下的一帮喽啰也不会允许。
当时的中共并无退休制度，像朱德等八十多岁的人，照样担任现役公职。所以那时中共高官退下来，有三种形式：
第一、犯错误降职，情况严重的被打倒。这样退下来的高官，在文革时非常多。
第二、坐冷板凳，表面上没有降职，但失去实权，失去参加高层会议的资格。朱德、陈云就是这样的例子，陈云曾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就不是常委了。”因为从1964年开始，刘少奇就不再通知陈云出席政治局常委会议了。
第三、“退居二线”，这种情况比较特殊，一般是因病或者其他原因，暂时退出高层领导，但随时又可以回到高层来。
林彪在1959年接替彭德怀当国防部长以前，曾一度是“退居二线”的状态，最著名的当然是毛泽东曾经退居二线。
林彪以“退居二线”的方式让出接班人交椅,毛泽东恐怕不会接受。如果林彪“退居二线”，交班张春桥，林彪的威信毫无损失，但因为林彪比张春桥的威望高出很多，只要毛泽东不在了，林彪随时可以从“二线”回到“一线”，张春桥根本挡不住林彪。这就像毛泽东从“二线”回到“一线”，刘少奇根本挡不住一样。
从毛泽东看来，林彪应该以“不可逆”的方式让出接班人的位子。这样就要找出林彪犯了错误，让林彪的威信失落，把林彪赶到冷板凳上，逐步淡出政局。如果林彪不肯坐冷板凳，那就只能打倒了。
林彪是一个荣辱感非常强的人，让林彪做冷板凳，他肯定是难于接受的。林彪不甘心毛泽东给他安排的命运，他要奋起抗争，这就必然要与毛泽东发生一场冲突了。1970年3月，毛泽东传来指示“不设国家主席”，在林彪看来，毛泽东的此举正是冲着林彪来的，这是把林彪赶上冷板凳的第一步。
（86）
一些人以为国家主席不过是一个名誉虚衔，林彪没有必要去争，甚至有人说林彪的身体不行，他根本就不想当国家主席。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因为它无法解释最基本的事实。
毛泽东六次提出不设国家主席，而林彪六次坚持设国家主席。如果林彪真的不想当国家主席，毛泽东提出“不设国家主席”，正好可以满足林彪不当国家主席的愿望，那林彪为什么还要坚持设国家主席呢？
又有人说林彪坚持设国家主席，是误解了毛泽东意思，这更是胡扯。林彪跟随毛泽东几十年，在这种重大问题上，怎么会误解毛泽东呢？再说，第一次、第二次还可以用“误解”解释，毛泽东都说了六次了，再来“误解”，何以服众？
林彪为什么要坚持设国家主席呢？据叶群(或者汪东兴)说：“不设国家主席、副主席，林副主席往哪里摆？”这句话是有道理的。因为林彪的“接班人”，只是象征性的虚职，不是具体的实职。林彪担任的唯一具体的实职，是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而林彪在党内的地位已经在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之上，所以林彪继续担任国务院副总理肯定是不行了。
那么林彪辞去国务院副总理，只担任国防部长行吗？也不行。因为国防部是国务院下属的一个部，国防部长自然就是国务院总理的下级。林彪再担任国防部长，就成了周恩来的下级，就是“名不正、言不顺”。因此林彪要辞去国务院副总理的同时，也同时要辞去国防部长，这才能“名正言顺”。可是林彪辞去他这个唯一的实职国防部长，那不是正好符合毛泽东让林彪淡出政局的意图吗？
林彪不甘心这么淡出政局，他要“争一争”。林彪继续“名正言顺”地担任国防部长的唯一办法，就是林彪任国家主席或国家副主席。因为国家主席或国家副主席，地位是高于国务院总理的。据中国宪法规定：国务院总理由国家主席提名，交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体投票通过，再由国家主席根据全国人大的决定任命。因此，国家主席或副主席，名义上和地位都在国务院总理之上。周恩来也说过：“我这个总理还是少奇同志任命的。”
林彪当国家主席，或者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林彪当国家副主席，林彪就可以以国家主席或国家副主席的身份兼任国防部长，既“名正言顺”在周恩来之上，又保住了国防部长这个实职。
（87）
本来在刘少奇时代，还有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的机构。国防委员会主席的地位比国防部长地位高，与国务院总理地位一样。在刘少奇时代，国防委员会主席是由国家主席兼任的，因此刘少奇从1959年开始一直兼任国防委员会主席。
如果毛泽东让林彪当“国防委员会主席”，林彪是可以不争国家主席的。但毛泽东既然主张不设“国家主席”，当然就更不会设“国防委员会主席”了。
这样分析下来，就可以看出林彪为什么要坚持设“国家主席”的内在动机了。尽管“国家主席”是一个虚职，但林彪不当上这个虚职，就无法保住国防部长的实职。
因此，只要设“国家主席”，不管林彪当国家主席还是副主席，都能“名正言顺”地继续兼任他的国防部长职务。而毛泽东“不设国家主席”，实质的问题其实是逼林彪辞去国防部长，否则林彪就陷入“名不正、言不顺”尴尬境地。
因此，林彪在庐山上向毛泽东发起突然袭击，试图依靠众人对毛泽东的崇拜心理，把毛泽东硬推上国家主席，这样林彪也可以顺势当上国家副主席。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让给林彪当国家主席，那当然是更加理想。于是这一场“强烈拥戴”毛泽东当国家主席的风潮，就被林彪集团掀起来了，甚至连康生、许世友等毛泽东派系的人，也都跟着起哄了。
林彪认为毛泽东有可能拗不过众人，最后不得已当上国家主席。当然毛泽东也有可能硬是不当国家主席，这种结局林彪也想到了，不过林彪认为还是值得争取一下。即使这次争取不成功，自己也不会有重大损失，这样的冒险值得试一试。最后让林彪阴沟翻船的，并不是“设国家主席”问题，而是“称天才”问题。关于这点将在后面分析。
8月25日上午言辞激烈的华北组《六号简报》出来之后，对人们的震动很大。据杨福云回忆说：25日上午，中南组继续开会讨论林彪讲话。从会上的反映看，大多数人还没有看到《六号简报》。中南组上午的发言，主要对“那几个人”（一些发言者对被攻者的代称）展开了批判，有的发言目标明确，有的随大流，一般性地谴责。比昨天更深入一层的是，有的人提出要把“那几个人”揪出来，至少要送到乡下劳动改造。
（88）
25日下午，大概是中午人们看了华北组《六号简报》，下午，一些人的情绪又上来了，一些发言很激烈，对“那几个人”展开了尖锐的批判。会议开到后半段，在一些人的提议下，中南组通过了两项“决议”。第一项是要求在新宪法中写上“国家主席”一节，大家鼓掌通过；第二项是要揪人，大意是：要求中央把“犯错误的人”调离中央，交全会批判，下放劳动。大家鼓掌通过。
在会议形势向林彪一边倒的情况下，毛泽东再不出手是不行了。8月25日下午，毛泽东紧急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杨福云回忆说：就在中南组的中央委员们鼓掌通过两项“决议”的时候，他们并不知道，此时毛泽东正在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与会者除五位常委外，还有各大组组长，会议在毛泽东住的楼下召开。毛泽东从楼上下来，一边走一边斥责汪东兴：“汪东兴，你不是要设国家主席吗？你去当好了。”
毛泽东在会议室对大家说：“你们继续这样，我就下山，让你们闹。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要我早点死，就让我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
毛泽东还对林彪说：“我劝你也别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去当！”
这次常委扩大会议决定：一、立即休会，停止讨论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二、收回华北组2号简报；三、不要揪人，要按九大精神，团结起来。
会议情况之所以发生逆转，是因为毛泽东的处理比较高明。首先，毛泽东在开常委扩大会议之前，先分别找其他四位常委单独谈话。关于这点，《汪东兴回忆录》中也说：毛主席要我马上通知政治局常委及政治局委员3时到毛主席办公处开会。我通知了林彪、周总理、陈伯达和康生，其他的政治局委员是由中央办公厅负责通知的。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来后，毛主席分别同他们谈了话。
前面提到，因为四位常委一致同意“设国家主席”，所以毛泽东不能直接召开常委会，否则毛泽东将面临人数劣势。因此毛泽东转而采用个别谈话的形式，因为个别谈话场合下的人数比是“一对一”，毛泽东就不会处于人数劣势了，他要一个一个地把常委争取过来。
（89）
第一个争取过来的是康生。本来康生以为林彪和张春桥发生冲突时，毛泽东肯定是舍林彪而抛弃张春桥，没想到这次毛泽东却横下心来舍弃林彪。当康生明白毛泽东决定舍弃林彪时，马上转变过来，支持毛泽东而反对林彪了。
毛泽东第二个争取过来的是周恩来，在周恩来面前挑明，不惜一切代价舍弃林彪。周恩来看到这种情况，为了顾全大局，也就不再偏袒林彪，以避免刺激毛泽东干出“出格”的事情。
争取到康生和周恩来，毛泽东在常委中的人数比已经是“五比二”了，剩下的两个人是林彪和陈伯达。这样毛泽东在人数上已经有优势，就不怕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了。
即使是对陈伯达，毛泽东暂时也要争取和团结一下，据陈伯达回忆说：等了一会，毛主席那里来电话要我去。我很高兴去，这是我最后见毛主席。见面握手以后，毛主席说：“这两年你都不来见我了。”
毛主席这句话，对我来说，含有一段很难过的历史。的确，这两年除了开会外，我很少单独去见毛主席，这违反了以前多年的习惯。解放初，最早我住党校，随后毛主席要我住中南海，因为打电话到党校找我来一趟，至少要半个钟头，很不方便。住中南海后，见面倒是很方便，而且我总是随叫随到。
但是文革后，江青干涉我见毛主席的事，江青于是就对我下逐客令：“中南海是主席住的地方，你们不能再在中南海住了，要搬出去。”江青下令把我赶出中南海，自此以后，要见毛主席，总要先打电话向秘书(主要是徐业夫)打听，主席起床没有，有没客人……等等。几次打电话，我听得很不愉快，有时秘书就干脆说：“我要回家了。”
于是，我感觉要见毛主席已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渐渐地不单独求见毛主席了。这件事首先涉及江青，我是很不便向毛主席说清楚的。当然，对党来说，远不过是极微小的事，但毛主席这时见面劈头一句话就提“两年不见”的问题，可见江青的挑拨离间手段所起的作用。
毛主席谈话简短，他说：“你可以去找和你一块工作过的几个人谈谈。”毛主席的最后一句是：“团结起来。”
毛泽东给陈伯达的暗示是，只要他离开林彪，还是给他出路的，还是要团结他的。因此陈伯达在关键时刻，又放弃了对林彪的支持。陈伯达的背离，使林彪面临极为被动的境地，这是庐山会议上林彪失利的主要原因之一。
（90）
毛泽东和林彪在庐山上的冲突，主要是“设国家主席”和“天才论”两件事。如果说“设国家主席”这件事是林彪挑起来的，那么“天才论”这件事则是毛泽东挑起来的。
前面我们多次提到，早在1966年毛泽东就在《滴水洞家信》中对林彪的“天才论”表示过不满，但毛泽东公开表示反对“天才论”，则是在1969年“九大”的时候。“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这三个形容毛泽东的副词，是林彪写在《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上的话，后来变成了林彪的象征。否认“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这三个副词，就等于是否认林彪。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前，会见罗马尼亚客人时，对外宾说“天才地”等三个副词“是个讽刺”，这句话明显是讽刺林彪的。因此林彪也要在大会上，借着批张春桥来捍卫自己，这是回应毛泽东挑起的批评“天才论”。林彪在庐山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并没有提到设国家主席的问题，却重点讲了“天才论”，强调说：“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
但林彪这次疏忽大意了，没有注意到早在1969年的“九大”《政治报告》和《党章》中，毛泽东就已经删掉了林彪的这三个副词。
在“九大”《政治报告》和《党章》初稿中，都写着“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这三个副词，这是对林彪的肯定。可是最后送到毛泽东那里审阅时，毛泽东把它们划掉了，所以《政治报告》和《党章》正式出版印刷的时候，这三个副词都没有了。
这本来是一件大事，可不知为什么，林彪以及林彪集团的人没有注意到，甚至连周恩来也没有注意到。这可能是因为毛泽东没有特别提起这件事，而周恩来等人都很忙，他们只看了初稿，以为最后的印刷稿不会有大的变化，也就没有专门再花时间去看印刷稿。
据吴法宪回忆说：8月27日早上，林立果来找我，交给我一本“九大”《党章》，说是林彪叫他来送给我的，并告诉我，早在“九大”上通过的《党章》中，关于毛泽东思想前面的三个“副词”，就已经不见了。我翻开《党章》一看，果然如此。
这天上午，周恩来和康生继续找我们谈话。去谈话时，我带上了这本党章。我把“九大”《党章》拿出来，把写着“党内允许有不同意见的争论”的那一页，翻给周恩来看，然后我问周恩来：“九大《党章》中的‘三个副词’，为何删掉了？”
这一问把周恩来给问住了，他说：这三个副词实际上不是林彪提出来的，而是“八大”由邓小平提出来的。但是周恩来不清楚“九大”《党章》为何删掉了这三个副词，这个问题康生也搞不清楚。后来周恩来指示要办公厅的同志去查，结果发现是毛主席审阅党章时，自己圈掉的。
（91）
林彪不知道“九大”《党章》中毛泽东已经删掉了这三个副词，所以他看到吴法宪和张春桥因为这三个副词发生争吵，以为这次抓住了张春桥的把柄，找到了打倒张春桥的突破口，所以林彪在庐山会议开幕式上，在这三个副词上大做文章，不点名地批评张春桥。如果林彪事先知道毛泽东已经删了这三个副词，他应该不会揪住这三个副词来批张春桥。后来毛泽东批评他们说：“那几个副词，是我圈过几次的嘛。‘九大’《党章》已经定了，为什么不翻开看看？”这让林彪等人无话可说。
8月25日下午，毛泽东在张春桥他们告状之后，并没有立即做出结论，只是临时决定暂停小组讨论，休会两天。此时众人已经感觉到风云有变，但具体的形势还不明朗，大家还搞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
据邱会作回忆说：8月25日下午5时，西北组的召集人冼恒汉，参加了中央常委会回来说：“毛主席决定小组会暂停，以后怎么开会，待通知。”
各组都宣布暂停开小组会，但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当时大家都不清楚。这对全会的极大多数人是一瓢凉水，浇得大家昏头转向，可中央文革小组那些人兴奋极了。
25日晚上，政治局开扩大会议，会议由总理主持，这时江青、张春桥他们那种不可一世的劲头又来了。因为毛主席的决心还不知道，尤其是主席对林彪的态度还不知道，我当时就隐隐感觉到，主席的屁股可能坐到江青那边了，可我万万没有想到主席在山上和下山后的一切都是对着林彪来的。
总理在会上说：“会议的日程做一些调整，根据主席的指示，休会两天，大家休息休息。很多人还没有来过庐山，可以去游一游，换换空气。”
散会以后，吴法宪要到林总那去，我们劝他不要去，他还是坚持要去。为了等消息方便，我们就坐在吴胖子住处等，不久他就回来了。吴法宪说：“我去时，林总刚从主席那里回来，主席召集开常委会，各大组的负责人也到了，林总说主席对会议不高兴，说陈伯达在华北组起哄，并说以后不要再提‘天才’了。林总说：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
我回到住处，总理给我来了电话，他对我说：“主席说庐山问题还是一般的思想认识问题，但发生在不同的人的身上，就有一定的严重性。你没有什么大事，但要化被动为主动，因为你究竟有没有大事，不是你自己定得了的。”
总理的话，都说到这种程度，我仍然没感到自己会有什么事，只是我感到陈伯达可能要倒霉了。可是为什么要搞到陈伯达头上，我真是搞不清楚。
（92）
吴法宪也回忆这件事说：
8月25日下午4点多钟，召集人张国华回来了，他说：“毛主席召集了中央常委和各大组组长会议，决定停止讨论和学习林副主席的讲话，同时也要停止批判。这个空气太热了，要冷下来。因此毛主席决定，休会两天，换换空气。”
这真是风云突变！我当时在心里想：“这个张春桥真有办法，到毛主席那里去一哭，就把毛主席哭过来了。”
现在情况完全变了，但是什么情况还不清楚。带着这样一种心情，吃过晚饭，我急忙到了林彪的住处，想了解一些情况。叶群对我说：“林彪同志到毛主席那里开会去了，会议可能要休息几天，不要紧张，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情况，你们没有来过庐山，可以到外面去玩一玩，散散心嘛。”
叶群说的这些话，是在安慰我，还是真的不在乎，我不知道，总之她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时间不长，林彪回来了。他一坐下就对我说：“毛主席态度变了，不高兴了。他批评了陈伯达，说陈伯达在华北组跳出来，起哄要揪人了。”
林彪还说：“国家主席和‘天才论’的事情都不要提了，就是这个情况，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不要紧张。”
这个事情，林彪对我说得很简单，看来他也很沉得住气，但我的心里还是感到不安了。
林彪对毛泽东的这个态度，应该是有思想准备的，所以能沉得住气。但林彪担心的是，吴法宪等人沉不住气，所以特别安慰他们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不要紧张。”但后来的事情，应验了林彪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吴法宪沉不住气崩溃了，给林彪造成极大的被动。
毛泽东休会两天，第一个目的是感到当时人们揪张春桥的情绪很热烈，所以要休会两天，让人们头脑冷静下来;第二个目的是毛泽东要进行水面下的活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重新整顿自己的队伍。
《毛泽东传》写道：
从8月26日到30日的五天里，全会各小组一直休会。毛泽东不分昼夜地找人谈话或开小会，进一步了解情况。在这期间，毛泽东每天工作达十二、三个小时，有时到凌晨两三点钟才返回住所。
吴法宪也回忆说：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全会休息两天。这两天里，说是“换换空气”，其实是充满了一片紧张的气氛。毛泽东整天召集常委和各大组长开会，反而把我们政治局委员排除在外，这种情况是很不正常的。
在这两天里，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这帮人也活跃起来，他们拼命地做工作拉人，这两天都是他们在活动。而我们一下子沉默了，一天无所事事，不了解情况，也不好去打听，只有去找叶群问问。而叶群却一再跟我们说：“没有什么事情。你们在家不如出去玩玩，散散心。”可我们哪里有这份心情呢？
（93）
毛泽东不停地找人谈话，主要是团结和整顿自己的队伍，把大家模糊不清的思想扭转过来。毛泽东特别注意江青、张春桥等人，要与其他人搞好团结。毛泽东对张春桥成为众矢之的是有些意外的，他必须做一些挽回和补救工作。关于这点，徐景贤回忆了张春桥请许世友吃饭之事，徐景贤说：
毛泽东先后找有关人员作个别谈话，做做工作。他找了许世友，又找了张春桥，他特意叮嘱张春桥，要请许司令吃一次饭。
毛泽东知道许世友和张春桥不和，早在文革初期，许世友任南京军区司令员，张春桥兼任南京军区第一政委，张春桥支持造南京军区的反，许世友当然不高兴。这一回在庐山，由于陈伯达和几条枪杆子的发难，毛泽东觉得许世友和张春桥更有加强团结的必要，所以他亲自出马做调节关系的工作。
张春桥在庐山自己住的别墅里，备了一桌丰盛的筵席，让厨师做了十几个菜，厨师还别出心裁地烹调了庐山特有的名菜“三石”：石鸡、石鱼和石耳。石鸡是一种长在山间石洞穴里的蛙类；石鱼是在山涧淸溪里的鱼，肉质特别细嫩肥美；石耳是生长在庐山岩缝里的一种菌类，很难采集到。“三石”俱全，这桌筵席就真正地上档次了。
张春桥郑重其事地向许世友发出邀请，许世友也知道这次请客是毛泽东的意思，所以欣然应邀赴宴。这桌筵席只有两个人，没有陪客，两个人又都善饮。许世友喝茅台量大是有名的，张春桥呢，别看他文绉绉的，喝起茅台来却很凶。这一次在庐山，许、张两人第一次开怀畅饮，喝得痛快，把张春桥餐厅里玻璃柜子里的存酒，喝了个精光。
会议快结束之前，各分组分别搞一次会餐。华东组的会餐地点设在山坡上的一幢俱乐部里，许世友特意把张春桥也请来了，作为对张春桥设宴的回请。张春桥和许世友坐在一桌，举杯对饮，我们作陪。
饭吃到一半，空五军政委陈励耘，手里举着一杯茅台酒，走到张春桥身边。就是他在8月25日华东组会议上冲着张春桥大吼：“站出来嘛！”
现在，陈励耘那股有恃无恐的气势半点也没有了，他脸上露着不自然的笑容，谦恭地说：“春桥同志，对不起，多多冒犯，请允许我敬你一杯！”
张春桥把眉毛一扬，嘴角略带微笑回答：“我不在乎。”
两个人碰了一下杯，把不是滋味的酒喝干了。
（94）
毛泽东在休会的这两天里，通过谈话等各种方式，把重要人物都团结到了自己一边。这时，毛泽东才正式亮出他的牌：打倒陈伯达。
邱会作回忆说：
8月27日下午4点左右，陈伯达叫吴法宪、李作鹏和我到他的住处去谈话，对此我们有点犹豫。吴法宪说：陈伯达告诉他。主席叫他找我们的。
我们到陈伯达的住处时，我们看到陈伯达精神十分紧张，很沮丧。大家坐下之后，喝了一点热茶，陈伯达精神的紧张程度稍微纾缓一点，他说：“我叫你们来是经过主席批准的。主席叫我去谈了一下，对我有批评，对你们也有批评，主席要我找你们几位谈一下。”
陈伯达颠三倒四地说了不少话，在谈话的时候，吴法宪拼命记录，我也帮他记了一些要点。
陈伯达说：“毛主席批评了我，说我自以为懂得理论，鼓吹‘天才论’，在华北组起哄。毛主席说我欺骗了你们，你们把我的语录都烧掉吧。”
陈伯达说：“毛主席指责我参加了‘军事俱乐部’，说我背叛了中央文革小组，要我到江青、康生那里去承认错误，争取他们的原谅，搞好团结。康生指责我把林副主席绑上了战车，甘愿当叛徒，投靠了军委办事组。”
陈伯达说：“毛主席一出此言，我脑子就懵了。‘军事俱乐部’是1959年毛主席讲彭德怀的话，怎么在十年以后又拿同样的话，讲起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来了？我是罪孽呀，怎么把林副主席推到第一线了。”
临走时，陈伯达向吴法宪宣布：“我犯了错误，你们几个今后不要再同我来往了，不要互相打电话，也不要写信了。”
这几句话，把当时发生的问题的性质都点明了。例如“军事俱乐部”一词，是上次庐山会议反彭德怀的用语，康生的话是再明显不过了，我们问题的性质和彭德怀是一样的。
我们三人都认为，问题一下就严重了，就决定到林彪那里去一下。准备走时，吴法宪说给叶群打个电话，陈伯达听见后像吓丢了魂似的，恳求吴胖子千万不要在他的住处打电话，我们就离开陈伯达的住处。
吴法宪说：“我们就直接去林彪的住处，如他不肯见就回来。”
李作鹏说：“如果不见，那问题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到了林彪的住处，叶群依旧很热情，说：“快来，快来。”
林彪也亲自出来了，我们把陈伯达的话讲了一遍，林彪还是很镇静，好像对这些是是非非的话有反感，林总只说了一句：“那是讲陈伯达。”
对于毛主席同陈伯达的谈话，我又专门打电话向总理汇报。总理听到后也非常吃惊，他认为主席把问题搞严重了。
（95）
周总理真是不辞辛苦，立即找吴法宪、李作鹏和我谈话。总理说：“主席的话分量是相当严重的，要超过‘二月逆流’，但主席是对陈伯达说的，与对你们说，是有区别的。要是有什么需要你们注意的，我会向你们打招呼的。但你们讲话要慎重，别人竖着耳朵听你们讲话，搞不好要影响林副主席。”
我们对总理都存有感激之心。因为最高层搞的这些名堂，我们的确一窍不通。
由邱会作的回忆可知，毛泽东做出“打倒陈伯达”的决定，事先既没有与周恩来商量，更没有与林彪商量。1969年的“九大”号称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人们普遍认为，“九大”象征着这场文革的高潮已经过去，中央将进入安定团结的时代，再不会发生“打倒”的事情了。事实上，从1969年4月的“九大”到这次庐山会议的一年多时间里，中央高层的确没有打倒的事情。
陈伯达是中共最高层的五名政治局常委之一，“打倒陈伯达”对整个社会造成的冲击，必将是非常大的。所以周恩来听到毛泽东准备打倒陈伯达的消息，感到非常吃惊，认为毛泽东把问题搞严重了，中央好不容易出现的安定团结局面，又要结束了。
林彪虽说表现出镇定的样子，内心中应该也是震惊的，他也没想到毛泽东下决心打倒陈伯达，更没想到毛泽东还提出“军事俱乐部”，这就是准备要把林彪打成第二个彭德怀。不过林彪也认为，毛泽东现在还不到和自己摊牌的时候，因为此时摊牌，对毛泽东一点好处也没有。所以林彪暂时还不会有危险，但以后就不好说了。
毛泽东之所以让陈伯达与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私下谈话，目的还是想“拉”这三个人。如果吴、李、邱三人听懂了“军事俱乐部”含义，马上求见毛泽东，表示与林彪划清界限，洗心革面重新跟随毛泽东，那么毛泽东不仅可以放过这三个人，还分化了林彪的队伍。
邱会作说他们对“最高层搞的名堂一窍不通”，这也是实话。陈伯达明明告诉他们三人：这是毛泽东的指示。按照道理，既然是毛泽东派陈伯达跟他们三人谈话，那么在谈话之后，他们三人就应该给毛泽东的一个回话。而吴、李、邱三人，似乎根本没有理解毛泽东指派陈伯达与他们谈话，是给他们一个改换门庭的机会。他们三人没有去找毛泽东，没有给毛泽东回话，反而去找林彪，又告诉了周恩来，这就枉费了毛泽东的一场安排，于是毛泽东只得拿掉这三个人了。
（96）
陈伯达被打倒的性质，与林彪完全不一样。在毛泽东看来，林彪是妨碍把文革搞到底的绊脚石，不拿掉林彪，文革就要半途而废。而陈伯达不过是一介书生，没有多大能量，是本不必要打倒的。
虽说毛泽东早就对陈伯达有看法了，自从起草“九大”《政治报告》之后，毛泽东就不用陈伯达了，也不见陈伯达，但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想要打倒陈伯达。
如果陈伯达发现毛泽东疏远他之后，自甘寂寞，称病休养，就不会有后来被打倒的悲剧。毛泽东的另一位政治秘书胡乔木，与毛泽东发生矛盾之后，很快就称病了。胡乔木于1961年8月17日，给毛泽东写了一信，声称自己因病需要请长期病假。
毛泽东给胡乔木回信说：“乔木同志：8月17日信收到，甚念。你须长期休养，不计时日，以愈为度。曹操诗云：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以永年。此诗宜读。你似以迁地疗养为宜，随气候转移，从事游山玩水，专看闲书，不看正书，也不管时事，如此可能好得快些。作一、二、三年休养打算，不要只作几个月打算。如果急于工作，恐又将复发。你的病近似陈云、林彪、康生诸同志，林、康因长期休养，病已好了，陈病亦有进步，可以效法。问谷羽好。如你转地疗养，谷宜随去。以上建议，请你们二人商量酌定。我身心尚好，顺告，勿念。毛泽东。1961年8月25日”
毛泽东当然知道胡乔木有病只是借口，真意是退出政坛。毛泽东已经不想再用胡乔木了，可是怎么处置胡乔木，却有一点麻烦。现在胡乔木主动提出因病休养，省去了毛泽东处置胡乔木的麻烦，所以毛泽东也很高兴，建议胡乔木“从事游山玩水，专看闲书，不看正书，也不管时事”，安心长期休养。
毛泽东信中还特别提到陈云、林彪、康生三人“长期休养”之事，这三个人的病，明显地带有“政治病”的色彩。林彪和康生的病到文革就好了，陈云的病到毛泽东去世后就好了，胡乔木本人的病在毛泽东去世后也好了。
如果陈伯达学胡乔木，向毛泽东提出“长期休养”，毛泽东肯定会欣然同意。这样一来，陈伯达就很可能保持政治局委员的地位在家休养，一直休养到毛泽东去世后再复出，重登政坛。那样的话，陈伯达的一生就可以说是十分圆满了。
（97）
可惜的是，陈伯达是个不甘寂寞的人，在毛泽东冷落他之后，又去靠近林彪，大概陈伯达天生是个闲不住的人，非要尝到监狱的滋味才罢休。所以说陈伯达被打倒，很大程度是他自己造成的，只要陈伯达不介入林彪集团，毛泽东是不会打倒陈伯达的。
从毛泽东的角度来看，陈伯达投靠林彪本身就是“老鼠搬家”的行为，这次陈伯达在庐山上又跳出来向张春桥进攻，从侧面向毛泽东发难，更是典型的“背叛”行为。所以毛泽东打倒陈伯达，一方面是严惩“叛徒”，另一方面是对林彪“敲山震虎”，从侧面打击林彪。
陈伯达没想到毛泽东会用这么严厉的方式处置他，在毛泽东咄咄逼人的进攻面前，陈伯达慌了手脚，对应失措，失去了挽回败局的机会，不仅造成他个人的悲剧，也使林彪陷入非常被动的局面。从陈伯达的角度来看，虽说不可能全部挽回败局，但也不至于全军覆没，糟糕透顶。
陈伯达可挽回败局的第一件事，是坚持“天才论”没有错。
当时在极左思潮泛滥的情况下，任何“右”的言论已经没有存身之地，所以林彪集团只有打出比江青集团“更左”的言行和旗号，才能反对江青集团，这就是所谓的“打着红旗反红旗”。陈伯达这次借着对毛泽东“称天才”来打击张春桥，就是要表现得比张春桥“更左”。这样一来，因为陈伯达的言论比张春桥“更左”，所以要想从陈伯达的言论中揪出错误来，反而很不容易。
只要陈伯达坚持自己认为毛泽东是“天才”的看法没有错，要想给陈伯达扣一个帽子，倒也很难。即使“毛主席是天才”的这种看法有错，但这也仅仅是“思想认识”问题，并不是陈伯达做了什么错事。既然陈伯达没有做错事，只是对“天才”的看法错了，那么这种错误就不可能上升到被“打倒”的地步。
可是陈伯达自己却认错了。陈伯达自己一旦认了错，别人就救不了他了，只能被打倒了。更有甚者，因为陈伯达说的“天才论”，其实是林彪的观点，陈伯达承认自己错了，也就等于承认林彪的“天才论”错了，就使林彪陷入非常被动的地步。
如果陈伯达坚持“天才论”没有错，林彪也配合说“天才论”是合理的，毛泽东处理起来就会很棘手，总不能把林彪和陈伯达认为“毛主席是天才”的观点，作为一种反动的观点。
（98）
陈伯达可挽回败局的第二件事，是坚持认为张春桥有错，坚持自己对张春桥的批评是合理的。
林彪集团早就在收集江青集团的“黑材料”了，张春桥的黑材料当然也收集了不少。
邱会作回忆说：上海解放军二医大革命组织“红旗”，搞到了张春桥是叛徒的材料，好像也有张春桥的老婆历史问题的材料，同时还有姚文元父亲姚蓬子的材料。我拿到这些材料不知道怎么处理，因为张春桥、姚文元不仅是江青的红人，也是毛主席器重的人。
有一次我利用开会的机会，给总理嘀咕了几句，总理很慎重地说：“这个材料你不要转给我。”
稍等片刻总理又说：“群众来信我是可以收到的。”
总理的话提醒了我，二医大革命组织，把张春桥叛徒的材料，直接寄给了总理，但事后一点动静也没有。
早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之前，有一次黄永胜在办事组说：“搞不清张春桥、姚文元是怎么回事，说多了主席肯定不高兴，但抓住‘眼镜’(指张春桥)就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在“九大”期间，好像是进入选举程序的时候，黄永胜悄悄告诉我：“告诉你，眼镜(指张春桥)是个叛徒，材料转到主席那里去了。”
毛主席好像并不重视这些材料，因为在选举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时，张春桥仍然榜上有名。
张春桥本来在中央里就不得人心，再加上林彪集团的人，早就把张春桥各种各样的问题，在私下悄悄传开了。他们散布消息说，已经找到张春桥是叛徒的证据，可是张春桥的材料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却没有处理。所以众人对张春桥很有看法，只要陈伯达坚持认为张春桥有错，毛泽东也很难说服众人说张春桥没有错。这样一来，陈伯达还能在大部分高官中间赢得一个好名声。
可是陈伯达自己却认错了，陈伯达一旦自己认了错，就等于承认张春桥没有错，也就把张春桥从困境中解救出来。关于张春桥有错的问题，黄永胜就敢于坚持。黄永胜没有参加前期的庐山会议，直到陈伯达的事情出来之后，黄永胜才赶来庐山。
黄永胜上山后毛泽东找他谈话，毛泽东说：“搞突然袭击，还那样厉害！张春桥手无寸铁，你们搞他干什么？”
黄永胜说：“张春桥不得人心，我们确实有些意见。政治局实际上是不团结的，张春桥起的作用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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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说：“你们能不能让我看张春桥三年？”
黄永胜说：“几十年来的枪林弹雨，艰苦岁月，我都是跟毛主席的，我都是拥护主席的。但中央文革的一些为人为事，我不能同意。造反派到处冲击，到处夺权，到处打、砸、抢，我不同意。造反派上面有人，问题最难办。”
毛泽东说：“你也不赞成文化大革命？”
黄永胜说：“我坚决拥护毛主席、林副主席！我不同意的是打、砸、抢。”
如果陈伯达能像黄永胜这样，坚持张春桥有错，那么情况反而对陈伯达有利。可是陈伯达这样的书生胆子小，一看毛泽东要打倒他，就彻底崩溃了，把什么错误都承认下来。
陈伯达可挽回败局的第三件事，是把林彪集团牵扯进去。
陈伯达出事后，陈伯达怕连累林彪和林彪集团，就把什么事情都自己一个人承担下来，声称所有一切都是他一个人干的，与林彪和林彪集团无关。陈伯达这样做，或许是出于好心，不牵连别人。如果在一般情况下，陈伯达这么做或许是对的，但在庐山会议这个特殊的情况下，陈伯达这么做反而弄巧成拙。
本来，陈伯达与林彪和林彪集团的确是有“勾结”的，如果陈伯达坦诚地承认，这件事与吴法宪、邱会作等人有关，甚至承认这件事与林彪和叶群有关，那么毛泽东反而不好处理陈伯达。
毛泽东的拿手好戏是“各个击破”，如果陈伯达声明这件事是他和林彪以及林彪集团的人一起策划的，那么毛泽东要处理陈伯达，就不得不连林彪和林彪集团的人一起处理，这样就不是“各个击破”，而是“一网打尽”了。可是对于毛泽东来说，目前显然不是“一网打尽”的时机。如果毛泽东硬搞“一网打尽”，在庐山上把林彪和林彪集团揪出来，那么局势对毛泽东反而不利。
对于毛泽东来说，打倒林彪还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打倒林彪之后，林彪的党第二把手和接班人位置，就必须有人来填补。毛泽东本来想培养张春桥几年，等张春桥的威信建立起来之后，在拿掉林彪让张春桥接班。这次毛泽东因为保张春桥而打倒陈伯达，已经引起众人的不满，如果再为了张春桥而打倒林彪，那么人们的不满就更大了。因为张春桥已成为众人怨恨的对象，所以毛泽东再想让张春桥当接班人就不行了，江青更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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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果毛泽东此时打倒林彪，张春桥又不能接班，那么林彪倒台后空出来的党第二把手的位置，只能让周恩来接替。毛泽东费了半天力气，打倒了林彪，结果却让周恩来接班，那么毛泽东岂不是白费力气为他人做嫁衣裳？
所以毛泽东在没有准备好的时候，还不能打倒林彪，还不能把林彪端出来，这点林彪看得很清楚，他知道毛泽东不会在现在跟他摊牌。如果陈伯达把林彪牵扯进来，声称自己和林彪是一伙的，毛泽东为了避免与林彪摊牌，反而要从轻处理陈伯达。
林彪并不怕陈伯达把他牵连进来，倒是怕陈伯达一个人把事情承担下来，声称此事与林彪无关，反而使毛泽东可以对他们“各个击破”，使林彪更加被动。后来吴法宪要检讨，试图替林彪责任承担，保护林彪，林彪却反对吴法宪这么做。
吴法宪回忆说：
我向林彪报告说：“周总理要我写个检讨，主要的意思是为‘副帅’承担一点责任，错了我负责。”
林彪听完马上说：“你不要写检讨！你没有错，讲话是我讲的，错了我负责。”
我解释说：“总理的意思是要保护你。”
林彪说：“要检讨你检讨，你的检讨我也不看，用你的名义上送。”
我看得出，林彪对我写检讨是不高兴的。后来，林立果来到我这里，对我说：“爸爸的意见，不要你作检讨。他的意思是，有问题要检讨，也要由他来检讨，你没有责任。”
我再一次作了解释，说是周恩来要我作的检讨，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林彪。这个时候，林立果不高兴了。
林彪知道吴法宪一旦检讨了，吴法宪自己都认错了，林彪就无法再保吴法宪了，就中了毛泽东“各个击破”的战术。如果吴法宪坚持不检讨，林彪集团以及陈伯达死死抱成一团，要不然就全部揪出来，要不然一个也揪不出来，这样毛泽东反而不好办，反而会从轻处置他们。只是吴法宪不懂林彪的意思，又抱着检讨之后就能“过关”的侥幸心理，违背林彪的指示作了检讨，结果使林彪更加被动了。
综上所述，陈伯达被打倒，应该说他自己的责任很大。陈伯达要不然就不要卷入林彪集团，要卷进去，就干脆和林彪死死卷到一起。如果陈伯达一方面不认错，另一方面公开承认自己与林彪是一伙的，这样毛泽东反而会从轻处置陈伯达。陈伯达选择的对应方式，应该说是最“糟”的一种，不但“害”了自己，也“害”了林彪。陈伯达这样的书生，本来不应该卷入政治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