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
毛泽东提倡“反潮流”，本质上与提倡“造反”是一样的。在1966年文革刚开始的时候，毛泽东被人民群众爆发出来的“造反精神”大为鼓舞。可是到1973年的时候，随着文革大潮的过去，人民群众的“造反精神”也衰退了。因此，毛泽东认为有必要再次鼓舞起人民群众的“造反精神”。
不过人们已经把“造反”这个词与“文化大革命”联系到一起了，如果毛泽东再次号召“造反”，人们就会误以为又要搞第二次文革大革命。鉴于这个原因，毛泽东要用另外一个词来代替“造反”，这就是“反潮流”。号召人们敢于“反潮流”，和号召人们敢于“造反”，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毛泽东特别希望反文革的思潮来临时，有人敢于“反潮流”，逆潮而动。
反抗上级，不执行上级的命令，这样的行为就被称之为“造反”，也就是“反潮流”。“反潮流”运动中的三个“英雄人物”李庆霖、张铁生和黄帅，其“英雄事迹”都是敢于对抗上级。
李庆霖在写信给毛泽东“告御状”之前，曾有过漫长的上访经历。李庆霖先到儿子插队的荻芦公社，向公社党委反映情况，但无果；然后他又去上一级的莆田县革委会反映情况，仍无希望；之后李庆霖又到上一级的莆田地委反映情况，但还是石沉大海。上访无法解决问题，李庆霖最后才斗胆向毛泽东写信“告御状”。李庆霖“不满”的对象，是莆田地区的领导，告他们的状。后来莆田县委特别对李庆霖之事做了检讨。
张铁生的“反潮流”，也是向上面写信“告状”，诉说自己的不满。张铁生“不满”的对象，是新的大学入学考试制度。
文革前中国的教育体制，是照搬苏联的教育体制，把大学分成文科、理科、工科，进行全国统一的高等学校入学考试，按照分数的高低择优录取。前面多次提到过，文革前的高考体制，有利于文化水平较高的知识家庭，而不利于文化水平较低的工农兵家庭和革命干部家庭。所以文革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改革高考制度。
文革经过几年“大乱”之后，1970年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开始试招“工农兵学员”。新的招生办法无须进行入学考试，而是由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1972年全国高校开始按照工农兵大学生的招生标准，大规模招收工农兵学员，但因此而产生的问题也随之而来。
第一个问题是“走后门”；第二个问题是工农兵学员的文化水平差距太大，为了照顾文化水平低的学员，大学教师不得不补讲中学的课程，这样就把大学教育水平降低到中学水平，降低了大学生的质量。
（82）
针对第二个问题，在周恩来的主导下，1973年国务院发出《关于高等学校1973年招生工作的意见》，指出：“在政治条件合格的基础上，要重视文化程度，进行文化考查。”
1973年夏，各省都进行了高校入学统一考试。这次的入学考试，虽说不是工农兵学员入学的唯一条件，但必然会把一些文化水平较低的工农兵学员排除在外，当然将引起他们的不满。有一位辽宁省的考生张铁生，考试时在考卷背面写了一封《给领导的信》，引出轩然大波。
张铁生1968年初中毕业后，在当地农村插队落户，表现突出担任生产小队长。1973年，23岁的张铁生被县里推荐为工农兵学员面临入学考试，他在物理化学的统考中，因对大部分考题不知所搓措，于是就在考卷背面写出《给尊敬领导的一封信》：
尊敬的领导：书面考试就这么过去了，对此，我有点感受，愿意向领导上谈一谈。
本人自1968年下乡以来，始终热衷于农业生产，全力于自己的本质(职)工作。每天近18小时的繁重劳动和工作，不允许我搞业务复习。我的时间只在6月27日接到通知后，忙碌地翻读了一遍数学教材，对于几何题和今天考卷上的理化题眼瞪着，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我不愿没有书本根据的胡答一气，免得领导判卷费时间。所以自己愿意遵守纪律，坚持始终，老老实实地退场。说实话，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法外的浪荡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而有着极大的烦(反)感，考试被他们这群“大学迷”给垄断了。他们的自由生活和为个人的努力，等于了我的为人民热忱忘我的劳苦工作，我总觉得实在委曲(屈)。
在这夏锄生产的当务之急，我不忍心放弃生产而不顾，为着自己专到小屋子里面去复习，那是过于利己了吧。如果是那样，我将受到自己革命良心的谴责。有一点我可以自我安慰，我没有为此而耽误集体的工作。在这个人与集体利益直截(接)矛盾的情况下，这是一场斗争。我所苦闷的是，几小时的书面考试，可能将把我的入学资格取消。我也不再谈些什么，总觉得实在有说不出的感觉，我自幼的理想将全然被自己的工作所排斥了，代替了，这是我唯一强调的理由。
自己的政治面貌和家庭、社会关系等都清白。对于我这个城市长大的孩子，几年来真是锻炼极大，尤其是思想感情上和世界观的改造方面，可以说是一个飞跃。在这里，我没有按要求和制度答卷(算不得什么基础知识和能力)，我感觉并非可耻。我可以勉强地应付一下嘛，翻书也能得它几十分嘛，但那样做没有意思，我的心是不太愉快的。我所感到荣幸的，只是能在新的教育制度之下，在贫下中农和领导干部们的满意地推荐之下，参加了这次学习班。
我所理想和要求的，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考学生之中，能对我这个小队长加以考虑为盼!白塔公社考生张铁生。1973年6月30日
（83）
张铁生这次考试的成绩为：语文38分、数学61分、物理化学6分。1973年7月19日《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了张铁生的信；1973年8月10日，《人民日报》转发了《辽宁日报》刊登的《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并配发编者按：
这里刊载一位下乡知识青年的信。这封信提出了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确实发人深思。
张铁生同志是1968年的下乡知识青年，共青团员，现任白塔公社枣山大队第四生产队队长。他对物理化学这门课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问题，却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
大学招生，在群众评议、群众推荐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文化考核是需要的。但文化考核的目的，主要是了解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是检查记住多少中学课程？录取的主要标准，是根据他在三大革命运动实践中的一贯表现，还是根据文化考试的分数？是鼓励知识青年积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努力完成本职工作，还是鼓励他们脱离三大革命运动实践而闭门读书？今天，我们发表张铁生同志的信，目的就在于请大家讨论研究这些问题，欢迎关心教育革命的同志发表自己的看法。
张铁生的信发表之后，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的文化考试又取消了，直到1977年重新恢复文革前的高考制度。1973年秋，张铁生被铁岭农学院录取，并破格发展为党员，并在四届人大上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1975年，张铁生升任铁岭农学院领导小组副组长，党委副书记。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张铁生被捕，判处有期徒刑15年徒刑，1991年获释。出狱后张铁生经商，据说现已为亿万富翁。
关于张铁生的“罪行”，当年的揭发材料这样记载：毛泽东逝世后，张铁生曾说过一些“反动言论”：
一、1976年9月9日晚张铁生在辽宁省团省委机关的谈话：
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全国人民都很悲痛，但是，光哭没有用，关键在于化悲痛为力量。现在，我们国家好像一个大家庭一样，父亲去世了，家里有老大、老二、老三，只能靠老大领着过日子。现在的问题是，老大是不是可靠？我说的充满着担心就在这里。
我虽然是人大常委会委员，但没有起到作用，心里话不能到人大常委会上去讲，一直没有讲出来。自从四届人大开过以来，我的想法一直很多。我认为四届人大开得很不好，开得很不成功，走了两个极端，强调代表性，却让一些走资派进了人大常委会。
（84）
我是以工农兵的代表身份进人大常委会，却是和一些走资派一起进常委会的，和他们坐一起。我认为这样做，说明路线上各派政治力量作了让步，没有真正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
毛远新政委长期以来，连个中央委员都不是，真让人不好理解。华现在是第一号人物了，已经是很显赫了，但不知他到底要干什么？华在计委会上的讲话，与王洪文的讲话就不一样，不能说绝然不同，但起码是有差距。他在讲话中不讲党的基本路线，不讲深入批邓，不讲批判资产阶级法权，不讲文化大革命，讲话是超阶级的观点。
我真担心，这样一个思想路线是右的，满脑子旧的东西，大搞唯生产力论的人，是不是在政治局也有一些他这样的人在支持拥护他？用毛主席提名来堵人们的嘴，何况当时主席是在生病期间呢。
总之一句话，目前我对国家的领导人，对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很担心，尤其是对军队充满了担心。现在，一些问题发展苗头不对，如国家机关，就不是按巴黎公社精神去建立的，搞什么任命制，党委可以代替一切，革委会可以名存实亡，这些东西，都是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违背的，是反动的。我们今天要的是巴黎公社精神，要真正的民主，在锦州的大会上，我也讲过类似的话。
现在，说实在话，对许多问题，我充满着不信任和担心。今天听治丧委员会名单，最后才听到有毛远新政委的名字，才感到有某种安慰，算是幸运吧。我们的担心和信心是同时存在的，邓纳吉还可能上台，这一点必须提醒全党和全国人民注意。
我是下定了决心，做好了准备的，一定要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在省委的领导下，准备迎接更大的风浪，迎接党内第十一次重大的路线斗争，我们一定要永远沿着毛主席指引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下去。
今天晚上，我是想向团省委领导建议，把吴献忠、柴春泽等同志召集到一起，畅谈一下。在这个关键时刻，让我们这些人能在一起学习一下，交流一下思想，从而保持清醒的头脑。
二、1976年9月10日张铁生这样说：
听到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后，有个感觉，主席不在了，靠谁？我对主席不在的中央不放心，一年多感觉挺大，一般场合下不能讲，我自己对新任总理说的一些话，是不放心的。这个人思想路线是右的，是糊涂的。对去年七、八、九月的言论，不知是否认了帐，是否同邓纳吉划清界限？我看是没划清。
最早，是在研究儒法斗争史时，他同中央、江青同志唱了反调。去年传达20号文件，关于养猪问题时，传达了他的讲话，他对文化大革命没感情，从满腹牢骚看，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促进派，是偏右的。
（85）
最近，在传达中央13号文件时，传达了他在全国计划会上的讲话。他的许多话不像党中央讲的话，没突出党的基本路线，没突出批邓。他同王洪文同志的插话不一样，洪文同志强调同党内资产阶级斗。他的讲话对右的人是个鼓舞，他可是国家的一把手了。
主席逝世有可能成为转折，这是一个严重时期。主席在世时，右倾翻案风还很猖狂，无产阶级革命派虽然在政治理论上占了上风，但在数量上还是被汪洋大海所包围。主席病逝后，把形势想得更残酷一些。哭是没有用的，只能表达对毛主席的感情。化悲痛为力量，不只是一句口号，要把眼泪变成同走资派斗争的炮弹。
有话就讲，我可是坐不住了，想听听领导的意见，希望同省委各方面的领导同志谈谈。我自己无所顾虑，心怀坦白，没有隐瞒自己的观点。
三、1976年9月14日张铁生说：
主席没有叫咱们哭，咱们要冷静。毛主席逝世前发表的重要指示和批示，都是遗言和忠告。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走资派还在走。毛主席告诫我们全党要懂得路线斗争更加复杂激烈，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这也是主席没有做完的事业，是主席的遗嘱。
资产阶级就在党内，邓纳吉还留在党内，邓纳吉还有非常大的社会基础，还想纠集力量重新上台。他的社会基础尤其在国家机关“大老爷”、“二老爷”那里，有好多掌权的人、说了算的人，还是听他的话的。在一个时候冒出来重新上台，这是很有可能的。
主席不在，但主席思想是永存的。走资派要重新上台，没那么容易和便宜。如果他们敢于冒险，很可能当即死亡，最多是个短命鬼，短命可能是几年或几十年。人民会相信自己的力量，能够战胜他们的。走资派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最害怕有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的人，八亿人民掌握了毛泽东思想，这种精神力量就会变成革命力量和物质力量，如果他们反扑，那只能是鸡蛋碰石头。
总结一下自己从无知的孩子变成革命的青年党员，时时刻刻都离不开毛泽东思想的哺育，都是毛主席教导的结果。今后我要努力学习，坚定地走毛主席指引的道路，上山下乡，扎根农村，当一个胸怀天下大事的最普通农民，当一个能够代表人民的人民代表，坚决继承毛主席的意志，作好同走资派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作好打仗的准备，牺牲的准备，把革命进行到底。
（86）
反潮流的另一位著名英雄，是北京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学生的黄帅。按照现在的看法，当时12岁的黄帅是未成年人，是没有资格参与政治活动的。事后不少人怀疑黄帅的日记以及写给报社的信，并不是她本人所为，而是其父母捉刀。因此在粉碎“四人帮”后，黄帅作为未成年人并没有刑事责任，而黄帅的父亲受到了开除公职、开除党籍的处分。
黄帅成为“反潮流”风云人物，是源自她给《北京日报》写的一封信：
我是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二班的学生。九月听了红卫兵节目报道的兰州十四中学红卫兵帮助老师的事迹，受到启发，随后我给老师写了三篇日记提意见。顿时，师生的关系紧张起来，老师批判我“拆老师的台”、"打击老师威信”、“恶意攻击老师”。我认为，老师是“压制民主”、“打击报复”。
这星期班上可热闹了，老师上课的主要任务就是鼓动同学训斥我，我去上课就是准备挨整。老师拍桌瞪眼在班里说：“直到现在，我还是公开号召同学们和黄帅划清界限，跟黄帅一起跑的人立场站错了”。
班里还出了板报，点名批判我的日记。最近，班里同学在老师的率领下，不断对我嘲笑讽刺，大轰大哄地进行围攻，甚至个别同学提出把我“批倒批臭”的口号。
我是红小兵，热爱党和毛主席，只不过把自己的心里话写在日记上，也表示了日记中是有缺点的，如个别用词不当影响了老师的尊严，可是近两月老师一直抓住不放。最近许多天，我吃不下饭，晚上做梦惊哭，但我没有被压服，一次又一次地提出意见。
究竟我犯了啥严重错误？难道还要我们毛泽东时代的青少年，再做旧教育制度“师道尊严”奴役下的奴隶吗？
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二班学生，黄帅。1973年10月21日
如果认真分析一下，一个12岁的小学生，写出这样政治概念很强的信，似乎有点不可思议。像“压制民主”、“师道尊严”这样的政治概念，12岁的孩子能理解多少？特别是一个小学生，受到老师的“欺负”之后，按常理应该是向父母求援，向父母哭诉，怎么会想到给报社写信呢？
再看看黄帅的日记摘抄：
1973年9月7日。今天，××没有遵守课堂纪律，做了些小动作，老师把他叫到前面，说：“我真想拿教鞭敲你的头。”这句话你说得不够确切吧，教鞭是让你来教学，而不是让你用来打同学脑袋的。我觉得你对同学严厉批评很多，耐心帮助较少，拍桌子，瞪眼睛，能解决思想问题吗？希望你对同学的错误耐心帮助，说话多注意些。
（87）
1973年9月28日。今天，老师批评我不该给他提意见。对不起，以后我有意见，还是要提的。像今天老师骂我装病，这就是唯心主义。
1973年10月13日。今天，××在课上向老师提了意见，老师说是我起的头，说我提意见纯粹是为了拆老师的台，降低老师的威信。同学应该正确接受老师批评，老师应该冷静考虑同学的意见。
1973年10月18日。今天，老师在全班又批判我。我对老师的意见有些是能够接受的，但不能接受的很多。如“黄帅你也真表帅，从小就表帅，太帅了”，这不是讽刺是什么？你还说：“黄帅从现在起不许打篮球”，……我感到这更是报复行为。
1973年10月19日。最近我是天天受老师和同学的训，以下就是老师对我批评中的语言：“听校外群众说：中关村一小出了一个反潮流者，好家伙，这事儿都传到社会中去了”；“你在这次斗争中，当不了张铁生那样的人物”；“直到现在我还是号召同学对黄帅的错误要批判，不要跟着她跑，要和她划清界限”；“黄帅你这样折腾，也是没有好结果的”。
据黄帅的语文老师齐鸿儒回忆说：“在我的记忆中，当年的黄帅是个开朗的学生，但不怎么爱说话，也不是学生干部。在她给报社的信公开发表之前，她在学生中并不特别惹眼。”
黄帅之所以要写的日记，是因为语文老师齐鸿儒要求学生们每天写日记，并且把每天写的日记给他看。齐鸿儒说：“其实我的目的主要是训练学生作文，并不特别看重内容。每天看完后只是批个‘阅’字。但我也注意到黄帅在日记里向我提了意见。她后来给报社写信，可能是觉得自己受了委屈，其实我并不是在‘报复’她。自己当时年轻气盛，批评方式简单粗暴了一些。”
黄帅在日记中写了批评齐鸿儒的话，又把这个日记给齐鸿儒看，引起齐鸿儒对她的批评，以至于打击报复，完全可以理解。按照中国的传统思维，下级批评上级是不可以的，学生批评老师当然也是不可以的。所以黄帅作为学生却敢批评老师，被认为是反潮流的英雄。
1973年12月12日，《北京日报》发表了黄帅的来信和日记摘抄；12月28日《人民日报》转载了黄帅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并加编者按：这个12岁的小学生以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提出了教育革命中的一个大问题。黄帅同学提出的问题虽然直接涉及到的主要是“师道尊严”的问题，但在教育战线上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远不止于此，旧的传统观念还是很顽强的。黄帅敢于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流毒开火，生动地反映出毛泽东思想哺育的新一代的革命精神面貌。像她这样的青少年，在我国何止成千上万。
（88）
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黄帅在1979年考上北京工业大学。当时学校对是不是录取黄帅有顾虑，事情反映到时任中宣部领导的胡耀邦那里，胡耀邦发话说：“小孩子犯错误，能让她自己负责吗？”于是北京工业大学录取了黄帅。1984年黄帅毕业后，分配到北京计算机研究所工作。1986年黄帅赴日本留学，1998年黄帅回国，在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工作。
在“反潮流”运动中还有两个人不像上述三个人那么有名，但也值得一提。一个是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初中二年级的女学生张玉勤，时年15岁。1973年7月10日，张玉勤在期末考试英语考卷背面，写了一个顺口溜：“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会ABC，也当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
第二天校长罗天奇批评张玉勤说：“你这个妮儿，考不好算了，还写顺口溜顶撞老师。老师让你写检查，你也不写。如果没有外文这个工具，怎能让毛泽东思想传播到全世界？”校长又在会上批评了张玉勤，要求各班对此事进行批判。7月14日，在附近水库里发现了张玉勤的尸体，系自杀身亡。
事后，校长罗天奇和班主任杨天成被开除公职，张玉勤被追认为“革命小将”，并给她立了碑，碑文是“胸怀朝阳战恶浪，敢把青春献给党”。1977年张玉勤自杀事件被平反，撤销对罗天奇、杨天成的处分，恢复他们的职务和原工资待遇。
另一个反潮流的风云人物是主动申请退学的钟志民。钟志民的父亲钟学林是福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是参加过长征的行政九级老干部，母亲也是正处级干部，是典型的高干家庭，住独栋的房子，配有专车。
1968年钟志民中学毕业后，上山下乡到江西瑞金县沙洲坝公社插队。不过钟志民插队不到三个月，他就通过“走后门”参军入伍了。1972年，在部队当步兵班长的钟志民，请求父亲帮他上大学。于是通过“走后门”，20岁的钟志民很顺利地进入南京大学。
开学前，钟志民的父亲问他想读什么专业，钟志民说想学哲学，于是钟志民成为南京大学政治系哲学专业的一名学生。
然而在一年后的1973年9月，钟志民却向学校提交了一份退学申请报告。钟志民在退学申请报告中说：
敬爱的校党委：我是一个通过“走后门”来上大学的学员。去年大学招生的时候，在我自己的多次要求下，爸爸打电话给军区有关部门指名调我，把我送上了大学。
（89）
来到学校以后，通过一年多来的学习，我开始感觉到自己过去的很多想法都是不正确的，逐渐地认识到“走后门”并不是无关紧要的小事，而是涉及到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这就是把人民给予的职权，用来为人民服务，还是用来为自己的私利服务的问题。
“走后门”这种做法，是利用人民所给的职权，为自己的私利服务。为了让自己的子女上大学，不经过群众推荐、选拔，不经过党组织的正当手续，而凭着自己的职权和势力，凭着私人之间的感情和关系来解决问题。有的甚至把大学的招生名额当“礼品”，送来送去，拉拉扯扯，却把真正的工农兵的优秀代表关在大学门外。
这种做法难道是为人民服务吗？不，这是资产阶级的东西！这种不正之风像瘟疫一样地侵蚀着我们的党，它破坏党和人民的联系，损害党的优良传统，它是同无产阶级的党性根本不相容的！
“立党为公”还是“立党为私”，这是一切真假共产党员的试金石。为什么总是想着把自己的孩子往大学里送，而不是想到让他们去农村、去工厂、去部队呢？无非是以为社会主义的新型大学还跟过去一样，是成名成家的阶梯，上大学可以“有出息，有知识”罢了。
过去我总感到自己家庭出身好，爸爸从井冈山时期就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参加过长征，参加过抗战……，出身在这样一个对革命有“功劳”的家庭，受到一点特殊照顾有什么不应该的呢？
不，这种想法错了！我们为人民做了一些什么呢？我们有什么权利去享受照顾？凭着一个电话就来上大学，这是不合理的。特别是那种以为出身好，好像在人格上就比别人高贵，享受“特殊化”理所当然的人，思想更危险，发展下去，很容易走向“特权阶层”，很容易成为修正主义。
人民给予的权力，只能用来为人民服务，而绝不能用来谋自己或少数人的私利。只有遵循了这些原则，才能保证我们的国家不改变颜色，才能保证我们的干部不变成修正主义，才能够将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我说这些话当然是包括我自己的，首先是对我自己而言的。在我们身上出现修正主义，这是多么危险的事情啊！父亲、母亲，革命的前辈用鲜血打来的江山，难道就在我们面前断送掉吗？不，决不能！我们在生活上不应该依靠父亲、母亲，在政治上却一定要继承他们的事业，把他们没有完成的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
（90）
要做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就要有决心彻底地改造自己。“走后门”这种做法，对我们的世界观改造是不利的，它帮助我们逃避火热的斗争，它引导我们去走个人主义的道路，它的的确确是一个误人不浅的、通向资本主义的“鬼门关”。
敬爱的校党委，以上就是我对于自己“走后门”上大学的认识。这些想法，暑假以前就逐步形成了，假期我把自己的想法跟爸爸、妈妈都谈过了，他们都支持我的想法，都同意我对问题的认识。我没有经过推荐，也没有经过选拔，没有按照招生手续入学。所以，我向校党委申请，把我退回部队去。我决心回到部队去，虚心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努力改造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在三大革命运动中锻炼自己，改造自己，做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顺致革命敬礼！政治系哲学专业二年级学员，钟志民。1973年9月28日
1974年1月18日《人民日报》以《一份退学申请报告》为题，刊登了钟志民的退学申请报告，马上引起一阵轰动，钟志民的名字立即传遍全国。很多人出于感动，纷纷给钟志民写信，写信人中间有一位南京的女医生，非常赞赏钟志民的行为，后来她成为钟志民的妻子。
钟志民本想在退学之后回部队，可是在部队当兵也是通过“走后门”的，最后钟志民决定一退到底，退回到插队的农村去当农民。钟志民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父母，震动了全家。父母认为他的想法是好的，但不一定退到农村去。钟志民则说：“干部子弟不去农村，说明马列主义都是说给别人听的。” 钟志民父亲无言以对，最后表示：“家里出一个农民也好。”
1974年春节后，钟志民回到当年插队的江西瑞金沙洲坝公社百花园生产队。据钟志民说：一开始，他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就像油和水，完全融不到一起，有点想念南大的生活，觉得读书真好。但一年多之后，情况就改变了。他学会了犁地，能挑重担，一个月能挣几百个工分。
1974年暑假，南京大学组织学生会干部去看望钟志民，钟志民的同学谷嘉旺回忆说：“眼前的钟志民，晒得很黑，剃了平头，非常瘦。穿着一件破军装，一只裤腿挽到小腿上，脚下都是泥。他已经一口土话，和当地人交流顺畅。但和我们说话的时候，还是会说普通话。”
粉碎“四人帮”后，有人要把钟志民打成“四人帮”的人，但村里的人都为他说好话，最后安全过了关。1977年，钟志民成为生产队长，1978年成为支部书记，之后又成为南康县委副书记。1987年钟志民被任命为江西省驻深圳办事处主任，负责招商引资。1997年，钟志民辞去公职，下海经商，如今是某集团公司的总经理。
钟志民说：经历了这么多，他才能说，对于自己当初的选择，他无悔。
（91）
前面用较大的篇幅介绍了“反潮流”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几个“典型”人物，实际上反映了毛泽东对“榜样”的态度变化。
在战争年代，毛泽东提倡人们学习的榜样，是“老三篇”《为人民服务》中的张思德、《纪念白求恩》中的白求恩那样奉献型的人物。他们的特征是“不为名，不为利，甘当人民的勤务员”。在文革前，毛泽东树立的“榜样”是雷锋，1963年3月毛泽东亲笔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在全国开展“学雷锋”活动，号召人们学习“雷锋精神”。
所谓“雷锋精神”主要有两点：奉献和服从。体现雷锋“奉献”的是“做好事”，热心公益、乐于助人；体现雷锋“服从”的是“螺丝钉”精神，服从革命的需要和组织的安排，党叫干啥就干啥，雷锋说他愿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然而“反潮流”的三大典型李庆霖、张铁生、黄帅，都是“不服从”的典型，不是“党叫干啥就干啥”，而是敢于和上级抗争。毛泽东提倡的这种“反潮流精神”，显然与“雷锋精神”有相悖之处，某些地方甚至是相反的。从提倡“雷锋精神”到提倡“反潮流精神”，体现出毛泽东想法的根本性变化。
毛泽东的这种思想变化，早在文革前就表现出来。刘少奇曾提出党员要无条件服从党组织的“驯服工具论”，毛泽东当时对此虽然没有明确表示反对，但也没有支持这种做法。在文革中，毛泽东专门组织人批判刘少奇的“驯服工具论”，《人民日报》上刊登了不少批判“驯服工具论”的文章。
当时的《人民日报》上刊登了一篇全国劳动模范山秀珍批判“驯服工具论”的文章：
大叛徒刘少奇在黑《修养》中，大肆贩卖“驯服工具论”，用奴隶主义的“组织观念”和“绝对服从”来禁锢党员的思想，用什么“委曲求全”来麻痹党员的革命斗志，成为他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
1963年我县调来一个县委书记，我提出不同的意见，他就搬出刘少奇的“驯服工具论”来压我，说什么：“你是全国劳动模范，就应该是驯服工具的模范。就是上级错了，你也要执行！”
我对他的话很反感。毛主席教导我们：“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
毛主席的教导给我撑了腰，我斩钉截铁地回答说：“我不能盲从错误的决定！”
从此他对我怀恨在心，经常寻机打击我。1966年4月，这个县委书记派人到我村，不问青红皂白，就让我靠边站，还污蔑我是“阶级敌人”。我气愤地质问他们：“你们凭什么把我当成敌人？”
他们说：“这是上级的决定，就是错了，你也得忍受。”……
（92）
毛泽东提出的“反潮流精神”，颠覆了过去宣传的那种“奉献”、“服从”等党员的美德，否定了“党叫干啥就干啥”的观念，提倡党员要“经过自己头脑思考，绝对不应盲从”。
当时有一个顺口溜“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雷锋也是“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毛泽东认为这种听话服从的人，最容易成为别人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所以毛泽东晚年不再提倡雷锋精神，而是提倡反潮流精神。
在毛泽东提倡“雷锋精神”的时候，党内是一致赞同，除了毛泽东给雷锋题词之外，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也给雷锋提了词。
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
刘少奇题词：“学习雷锋同志平凡而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
周恩来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
林彪题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邓小平题词：“谁愿当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就应该向雷锋同志的品德和风格学习。”
而毛泽东提倡“反潮流精神”，党内赞同的意见就不多了。周恩来除了应景的话之外，并没有发表赞扬上述三位“反潮流战士”的讲话。
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来看，“雷锋精神”与儒家文化是相通的。儒家特别强调“服从”，提倡所谓“三纲五常”的道德规范。
“三纲”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要求为臣、为子、为妻的人，必须绝对服从于君、父、夫。这点与“党员”绝对服从于“党组织”，基本上是一致的。近代以后，儒家“三纲五常”的道德规范遭到不少有识之士的质疑，比如鲁迅批评说：“孔子提出三纲五常，硬要民众当奴才。”
但文人学者对儒家的批判，只是停留在口头上，而毛泽东对儒家的批判，则是落到了行动上。毛泽东提倡“反潮流精神”，提倡下级敢于怀疑上级，敢于反对上级，甚至提倡学生敢于反对老师，这无疑是从根本上颠覆了儒家的学说。
由于千年来儒家思想的熏陶，中国人形成一种比较温和顺从的民族性，而毛泽东却试图改变中国人的民族性，试图把中国人培养成敢于反抗，敢于抗争，桀骜不驯的民族。
（93）
“师道尊严”在儒家学说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形成中国尊师重教的传统。以前中国的学校，是老师坐着讲课，学生站着听课；现在的老师站着讲课，学生坐着听课，是学习西洋的结果。毛泽东对“师道尊严”是非常不满的，所以对黄帅敢于反抗老师的行动颇为赞赏。
1973年12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福建李庆霖的那一封信，我看了相当好啊！有人说那里头有刺，就是要有刺呢！我摆在这里几个月，经常看，看了三遍半，这才下决心给李庆霖写回信。辽宁发表了张铁生的一封信，也有人发议论，说是不对的。后头不是在《人民日报》登了吗？我看，在北京要把八大学院的教授集中起来，出一批题目，要考考他们。他们总是看不起学生。
有了毛泽东的这句话，1973年12月30日，国务院科教组和北京市革委会科教组来了一个突然袭击，对北京地区17所高校的600多名教授、副教授进行数理化考试，考题的水平是初中水平。考试前工宣队告诉教授们：“大家不要有心理负担。考试成绩不入档案，不公开，只是让大家体验一下学生考试的苦处。”
早在1964年，毛泽东就《关于教育革命的谈话》说：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成天看书，并不好，可以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活动。
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才，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
参加这次参加考试的正、副教授共613名，及格者只有53名，90%以上的人都不及格，平均分数为20分。其中理科教授，特别是物理教授考的最好，做初中数理化题目基本没有问题。而文科教授考的最差，基本交了白卷。一些教授抱怨说：如果有时间复习看看书，他们肯定能得满分。这正好与张铁生的抱怨一样，因为张铁生声称自己忙于生产劳动，没有时间看书复习，所以考不好。当然这次“考教授”，只是意在给他们一次“体验”，考试成绩对教授们并没有任何影响。
从1973年下半年开始的“批林批孔”运动，到1974年7月，已经进行了大半年，但对毛泽东来说，对“批林批孔”运动并不满意。这当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来自江青的干扰。江青干扰毛泽东的原因，前面已经分析过。为此，毛泽东在1974年7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首次点名批评了江青，并在会上两次郑重宣布：“她(江青)并不代表我，她只代表她自己。”
（94）
江青看出毛泽东的后事安排中，她是不包括在内的。但江青并没有放弃，她还要争取。既然毛泽东不支持她，江青就试图靠自己的力量，干出一番令人瞩目的成绩，造成既成事实，使毛泽东不得不承认她有接班的能力，最后让她接班。
江青把着眼点放在党内第二号大树周恩来身上，向周恩来发起攻势。江青认为，即使她不能打倒周恩来，只要把周恩来打个遍体鳞伤，退避三舍，那么不仅毛泽东要承认江青的政治才能，就是党内的老干部们，也不得不“服气”，这样江青就可以抢到接班人的位置了。江青的政治战略还是不错的，因为她要想接班的话，也只有这一条路可走。
但江青的政治战术就不行了。如果是毛泽东真要打倒周恩来，他会用“剥笋”战术，各个击破，先不动周恩来，而是发起向周恩来外围的攻势。等到把周恩来的外围拿掉，把周恩来孤立起来，最后才向周恩来开刀。然而江青却是单刀直入，直接放火烧向周恩来，结果周恩来没烧起来，却烧了自己。江青的性格是过于胆大而缺少谨慎，过于自负而缺少谦虚，当冲锋陷阵的大将很合适，当运筹帷幄的元帅就不行了。
本来毛泽东发动“批林批孔”，只是意在批判周恩来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并非意在批判周恩来个人。而江青却借着“批林批孔”运动，塞入自己的“私货”，这就是批“周公”，试图把“批林批孔”的大方向转移到批“周公”上，也就是转移到对周恩来个人的批判上。为此江青动用她的小集团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掌握的宣传工具，大搞“影射史学”。
“影射史学”的代表作之一，是“批周公”。他们从孔子提倡“克己复礼”，把孔子联系到周朝的“周礼”，而周礼的制定者，相传是周朝的开国元勋周公，从而进一步从“孔子”联系到“周公”，最后把“批孔”联系到“批周公”，影射周恩来。其实历史上的周公并不姓周，而是姓姬名旦，周公是对姬旦的尊称。不过周公当时的地位类似于宰相，与周恩来的地位相近，所以正好用“周公”影射周恩来。
“影射史学”的代表作之二，是把孔子描写成“宰相”。因为周恩来的总理一职，相当于过去的宰相，所以就用“宰相”来影射周恩来。1974年 4月，在江青授意下，《人民日报》发表《孔丘其人》，把孔子说成是“代理宰相”。
（95）
其实孔子当时的职位是“司寇”，也就是后来的“刑部尚书”，相当于现在的公安部长。《孔丘其人》把孔子描述成“言必称仁义，口不离中庸”、“重病在床”的鲁国“代理宰相”，让人联想到周恩来。
《从篇看孔老二》一文，更加形象地描写道：“此人极端虚伪奸诈，是一个可恶的政治骗子。你看他为了骗取到‘正人君子’的名声，在大庭广众之中，是如何装模作样的吧。他在国君面前，小心翼翼，局促不安，举止恭顺。孔老二这一套‘君君臣臣’表演，真是丑态百出，令人作呕。”
“影射史学”的代表作之三，是批判所谓的“宰相儒”，也就是担任宰相职位的儒家。在批判秦国宰相吕不韦的时候，特别提出批判吕不韦的“中跆之道”。《评》一文说：“所谓‘中跆之道’，就是折衷主义的一种表现。他们常常摆出一付平正、公允的面孔，用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态度，来掩盖自己的极右本质。表面上不偏不袒，实质上千方百计保护反动派，对革命派则是力图置之死地而后快。历史现象常常会有相似之处，《吕氏春秋》这种以折衷主义形式表现出的反动思潮，在今天仍还可以看到。”
在批判汉朝宰相霍光的文章中，把霍光描写为：“他是一个相当圆滑的老官僚，他善于摆平关系，模棱两可，始终不表态，最后各方面都不得罪。”
“影射史学”的代表作之四，是批判改变秦朝历史进程的人物赵高。《红旗》杂志1974年8月发表《论秦汉之际的阶级斗争》，该文讲述了所谓赵高“复辟”的故事。该文说：秦朝之所以灭亡，是因为秦始皇对奴隶主复辟派镇压得不够彻底，以致让奴隶主阶级的阴谋家野心家、地地道道的儒，赵高，钻进了秦王朝的心脏，还兼管皇帝的印玺和起草机要文件。在秦始皇病重死后，赵高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乘机发动政变，篡夺了秦王朝的政权。在赵高发动政变之时，身居丞相要职的法家李斯，本来有可能粉碎赵高复辟势力的政变阴谋。但是他妥协动摇，铸成了大错。
赵高篡权后，以复辟的儒家路线代替了秦始皇的法家路线，并对秦始皇的法家领导集团进行血腥的阶级报复。秦始皇时代的法家几乎一网打尽，无一幸免。
除此之外，江青还进一步提出要批“现代的儒”。1974年6月12日，江青在召集“梁效”等写作组开会时，用露骨的话说：“难道现在没有‘儒’了吗？如果没有，为什么要批孔？为什么要搞这样大的运动？现在还有人要复辟，不能说没有，要复辟必然要抬出儒家。”
（96）
1974年6月14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批林批孔”座谈会上，江青再次提出要批“现代大儒”，说：“现在的文章有个毛病，很少提现在的儒。现在有很大的儒，蒋介石就是，苏修也是，还有。中国长期伴随着儒法斗争，前期一定有儒，后期一定有儒，现在也一定有儒，不然搞这么长的‘批林批孔’干什么？”
1974年6月19日江青在“天津市儒法斗争史报告会”上，发表关于儒法斗争的长篇讲话，从先秦谈到明清。江青特别说：“你们不要以为社会主义没有儒了，我们党内就出了不少的儒，同志们都有材料，都可以看。”
1974年6月23日，江青去天津市小靳庄参观时，听说小靳庄的妇女主任叫周福兰，江青说：“‘福兰’这两个字太封建了嘛，我给你改个名字，你就叫周克周吧。克周就是用咱们这个周，克他那个周。”
江青这种露骨地批“现代大儒”的企图，由于没有毛泽东的支持，只能停留在个人讲话的阶段，无法在报刊上公开发表。
江青除了搞“影射史学”暗批周恩来之外，也抓机会向周恩来发难。比较典型的是“蜗牛事件。
随着中美关系的缓和，1972年国务院批准从美国引进一条彩色电视机生产线。1973年11月，四机部派人前往美国进行实地考察，生产玻璃显像管的美国康宁公司，送给中方每人一个玻璃蜗牛工艺品。江青得知后，认为这是美方讽刺挖苦中国“爬行主义”，于是江青亲自到四机部发表讲话，说：“这是美方在污蔑我们，说我们‘爬行’，我们绝不能屈服帝国主义的压力。我们要向美国驻京联络处提抗议，要把蜗牛退回去。这条彩电生产线我们不要了！中国人民在毛主席领导的领导下，站起来了，绝不能再受帝国主义的屈辱。”
周恩来顶住了江青的进攻，他派外交部进行调查，调查结果称：蜗牛在美国被视为一种吉祥物，赠送蜗牛并非含有恶意，而是一种友好的表示。周恩来把调查报告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圈阅表示同意。然后，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蜗牛事件”，会议决定，江青在四机部的讲话是错误的，不印发，不传达，已印发的立即收回。这样，江青的这次发难失败了。
（97）
江青对周恩来的另一次发难，是批判“黑画”。从1972年开始，周恩来多次指示，宾馆的布置画要有民族风格，并指示：工艺美术品只要不是反动的、丑恶的、黄色的东西，都可以组织生产和出口。当时有关部门集中了一批中国画作者，突击创作了二千余幅中国画，作为宾馆的布置画和外贸出口画，这个工作是周恩来亲自过问和亲自抓的。
于是江青等人就试图在这批中国画里，找出什么把柄来向周恩来发难。1974年2月15日，根据江青的指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一次“黑画”展，展出18位画家的215幅作品。其中一幅画上，画了一幅一只眼睁一只眼闭的猫头鹰，于是被认为是表示对社会主义的不满；一幅画上画了一只伏在石头上的鸡，于是被认为是用“危机四伏”来攻击社会主义的大好形势；一幅风景画上，画了一座五孔桥，桥上有七个行人，于是被认为是攻击“五七干校”；一幅画上画有3只虎，3只虎构成一个“彪”字，于是被认为是为林彪翻案；一幅画了8朵残花，于是被认为是影射8个“样板戏”没人看，等等。
《黑画展前言》写道：这批黑画严重歪曲了社会主义新面貌，丑化了工农兵形象。有些不断含沙射影，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有的甚至公开为叛徒林彪翻案，而它们的产生，是得到某些人公开鼓励和支持的。这一切是发生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今天，特别值得我们深思。
1974年3月20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刊登了题为《一本地地道道的“复礼”翻案的画册》的文章，批判周恩来主持搞出来的这批中国画。文章说：最近，我们看到一本题为《中国画》的画册，是由轻工业进出口公司某些人新编的，其中大部分作品就是‘野、乱、怪、黑’的典型代表。这里只字不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好像建国以来，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我们不禁要问这本画册的编印者，你们到底承认不承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些原来是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作品，在文化大革命中曾受到革命群众的严肃批判。画册的编印者又在今天抛了出来，究竟想干什么？岂不发人深省吗？
江青搞这种捕风捉影的小动作，让人感到荒谬至极，不但起不到攻击周恩来的作用，反而引起人们对江青集团的反感。江青还把一系列“黑画”的照片，送给毛泽东过目，准备得到毛泽东的同意之后，立即在“两报一刊”发表重磅批判文章。毛泽东翻看了这些照片，却称赞这些“黑画”画得不错。江青自讨没趣，只得草草收场了。
（98）
1974年7月，毛泽东感到自己身体还可以，再次准备外巡，另一方面也算是休养。这是毛泽东自从1972年大病之后，第一次离开北京去外地。毛泽东在临行前，要对政治局作一些重要的交代，于是他在7月17日，召集在京政治局成员在中南海游泳池他的住处开会。
在这次会上，毛泽东罕见地点名批评了江青。与其说毛泽东“批评”江青，更应该说毛泽东是在“提醒”江青。因为江青在这一段“批林批孔”运动中，拉着她自己的“班子”，擅自另搞一套。江青的做法让毛泽东很不满意，因此毛泽东当着众人的面说：“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有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
毛泽东还对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三人说：“她算上海帮。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在政治局会议上点名批评江青，并点出“四人小宗派”的问题。但毛泽东在这次会上也说：“对她(江青)也要一分为二，一部分是好的，一部分不大好呢！”
这次毛泽东对江青点名批评，主要目的还是要“挽救”她，因为话说轻了，江青是听不进去的。尽管如此，江青还是我行我素，以至于到1975年5月，毛泽东让政治局开会批评江青，并让江青做出书面检讨。这是江青第一次向党中央写书面检讨，对她的威信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些都是后话了。
就在毛泽东这次离开北京之前，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医生们发现毛泽东得了绝症，最多还能活两年。关于毛泽东的病情，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志绥有比较详细的回忆。尽管李志绥《回忆录》的内容，在政治和生活方面，被毛泽东身边的许多工作人员批驳，但李志绥关于毛泽东病情的叙述，至今未有人提出异议，这说明李志绥对毛泽东病情的描述，还是可信的。因此。这里摘录一段李志绥对毛泽东病情的描述。
在谈到毛泽东的病情之前，先摘录一段李志绥讲述的毛泽东得知康生患癌症后的反应。这对于理解毛泽东的性格，特别是理解毛泽东对周恩来得病后的态度，具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李志绥说：1972年5月中旬，周恩来告诉我，康生照了爱克斯光片，怀疑有肺癌。接着康生作了膀胱镜检查，确诊为膀胱癌，医生的意见是手术切除。
（99）
有一条不成文规定，政治局常委都得经过毛泽东的同意才能开刀。康生的医疗，也得由毛泽东批准手术。毛泽东说：“得了癌是治不好的，越治，死得越快。不要告诉他(康生)本人，本人知道了，精神紧张，死得也快。不告诉，不要开刀，还会活得长久一些，还可以多做些工作。”
但康生已经知道他患有癌症，医生也劝他马上动手术。在康生一再催促下，只做了膀胱镜局部烧灼治疗。
由李志绥的回忆可见，毛泽东对康生得癌症的态度，也是“不要告诉本人，不要开刀”。这样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态度“不要告诉本人，不要开刀”，也就容易理解了。
关于毛泽东对周恩来病情的态度，李志绥也回忆说：周恩来因此也做了身体检查，周恩来照了一次爱克斯光肺片，并劝毛泽东也照一张，毛泽东不肯。我们只替毛泽东做了尿细胞检查，经过反复多次的尿细胞检查，毛泽东的尿液没有不正常的细胞，但周恩来的尿液中确定有癌细胞存在。
周恩来的病情是由汪东兴和张春桥向毛泽东报告。开始时毛泽东并不完全相信，他认为好多病情是医生吃饱了饭，没有事情干，找来的麻烦。正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毛泽东曾问我：“为什么查尿可以看出癌来呢？而且那么肯定是膀胱癌？”他又认为，周恩来外表上看来丝毫没有病容，怎么可能得了癌症？
后来经过多次解释，毛泽东似乎同意了周恩来患癌症的这个诊断，但对于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仍然抱着不赞成的态度。毛泽东说：“既然是癌，那就无法可治了，何必再检查？再治疗，给病人增加精神上和肉休体上的痛苦。不如听之任之，倒可以活得愉快些。”毛泽东说：“我得了癌，绝不治疗。”
毛泽东坚持不再做检查，说：“以后不要多查了。查这里，查那里，无非查出一些新的病。谁晓得查得准不准？你们医生，就是喜欢大动干戈，闹得鸡犬不安。我是不要你们的检查，一般看看就可以了。”
此后毛泽东一直拒绝检查身体，心电图、爱克斯光胸片这些最简单的检查，都没有做成。
周恩来生病后，毛泽东对医生的敌意更加深了。周恩来的膀胱癌8月又有反复，又做了第二次手术。毛泽东引以为证说：“我说不能开刀嘛，一定要开，现在还不是又开第二次？我看还会有第三次、第四次，不到呜呼哀哉不止。老百姓有病，还不是拖，拖拖就好了。拖不好的病，也治不好。”
（100）
根据李志绥的回忆，毛泽东自己拒绝做身体检查，甚至连最简单的心电图、爱克斯光片也不肯作。毛泽东对医生，对治病的态度，许多人无法理解。不过这也说明另外一点，就是毛泽东不是说一套、做一套，毛泽东不让周恩来开刀，他自己也是不肯检查，更不肯开刀。
对毛泽东的病，李志绥回忆说：1974年7月，我们得知毛泽东活在世上的时日不多了。
进入1974年以后，毛泽东两眼的视力已下降到只能分辨光亮与黑暗，手指放在眼前都看不见了。说话不清楚，舌头似乎运转不灵，即使相当熟的人，也听不清他在讲什么。嘴经常半张着，口唇很少闭拢。两手两腿，特别是右侧，更加无力，手掌的肌肉和小腿肌肉明显萎缩。
经过多次向毛泽东建议，毛泽东同意检查眼科，也查神经内科。在这期间，毛泽东先检查了神经内科，由解放军总医院神经内科主任黄克维和北京医院神经内科主任王新德检查。检查结束，毛泽东问他们是什么病。他们踌躇了一下说，要先讨论，再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让他们讨论以后，写一个报告。
我同他们回到三零五医院以后，他们都觉得毛泽东的病很不好办。在检查以前，他们设想可能是帕金森氏症，但检查以后，他们共同认为是一种罕见的运动神经元病，在西方称之为肌肉萎缩症，也就是大脑延髓和脊髓内，主宰喉、咽、舌、右手、右腿运动的细胞逐渐变质死亡。
他们为了确诊，提出最好请上海第一医院的脑神经内科主任张沅昌来共同研究。张沅昌来了以后，同意运动神经元病的这一诊断。在中国人中，得这种病的人极少，张沅昌的临床经验已经有三十年，只见过两个得这种病的人。我问张沅昌：“这种病的预后如何?”
张沅昌说：“因为我自己对这个病的经验有限，在国外文献报告上的统计，这种病如已侵犯到喉、咽、舌的运动神经细胞，最多只能活两年。毛泽东的右侧持续瘫痪，他目前的病情已到前述阶段。这种病没有任何有效的医治方法，只能稍微延长病人的生命。”
张沅昌的这些话，使我、吴洁、胡旭东都愣住了，这时的问题是怎么向毛泽东写文字报告了。如何用通俗的语言，说清楚病的所在和性质，使不懂医的领导人也能够明白。最重要的是，如何跟毛泽东说他只能再活两年。
我们先向江东兴报告检查结果，只是病的名字，就解释了半个多小时;再说到病的位置和性质，他完全不懂了。讲到预后可能只活两年，汪东兴不相信，说：“他现在还能吃能喝，怎么会只再活两年?”
（101）
第二天我们向叶剑英报告结果。叶剑英对医生一向十分信任，也比其他大部分领导理解医学，他说：“眼睛如果是白内障，好治。但这个运动神经元病，可是大问题了。”
叶剑英主张在几个大城市里，分设治疗组，专门收治这种病的病人，总结出比较好的治疗方法。
隔了一天，周恩来听取我们的医疗汇报，很快知道了毛泽东疾患后果。周恩来对毛泽东很关心，他提出可以让在纽约的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收集西方对这种病症的治疗办法。当他知道这种病美国至今也没有办法时，周恩来说：“这就是说绝症了？”
我们都默不做声。最后周恩来说：“你们还是抓紧时间，研究些办法。不能治好，也要想法延长生命。”
根据李志绥的回忆，早在1974年7月，周恩来、叶剑英等人，就已经知道毛泽东在世的日子最多两年，这对于后来的政治走向，是非常重要的信息。毛泽东本人并不知道自己最多还有两年，如果他知道的话，也许会干出什么事情，中国的政治走向也许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对此，李志绥的继续回忆是：1974年7月17日，我到三零五医院和医疗组讨论下一步的办法。我们一方面从内科和神经内科定出治疗和急救方案，另一方面又请了北京同仁医院院长徐祥和耳鼻喉科主任李春福参加进来，由他们拟出喉肌麻痹，特别是呼吸肌麻痹后的应急措施，最后医生们都同意最好马上安装胃管。
医疗组开会的同时，政治局会议也在举行。我稍后得知，就是在这个会上，毛泽东批评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个人搞小宗派，这也是“四人帮”一词的起源。
政治局会议结束时，我们正在全力制定治疗和急救方案。张耀词突然通知：毛泽东要到外地视察，立刻准备好，两个小时以后出发。
汪东兴说：只同意我、吴洁、胡旭东和两位眼科医生一同随行，其他医生回原来的医院待命。
我愣住了，毛泽东的情况随时可能危急。毛泽东要走是谁也阻止不了，但专家们应该随行。当前主要的病是神经内科方面的，所以神经内科医生应该去。我跟张耀词费尽唇舌解释。
张耀词说：“汪东兴主任说了，停止研究。谁去谁不去，都已经定下来了。再需要，也没有用。就按领导上的决定去执行。”
我看再讲无益，便通知了吴洁和胡旭东，用车将他们接来，又让两位眼科医生打点行装，带上必要的眼科检查器具，一同出发。
我们随同毛泽东乘专列前往武汉。在武汉一住两个月，症状更加明显。毛泽东的喉、咽部肌肉麻痹加重，吞咽困难，已经完全靠张玉凤喂饭，只能左侧斜卧才能让食物进入食管。有些食物吸入气管，引起肺炎。
（102）
但毛泽东不肯让我们替他治病，不肯见任何医生。吴旭君每天见得到毛泽东，转告我毛泽东的情况，她也代我向毛泽东传话，请毛泽东见见医生，接受治疗。毛泽东说什么也不肯。
最后我写了一个详细报告，将毛泽东的病讲清楚，并附有图表解说。我请张耀词交给毛泽东，但我没有指出运动神经元病的预后情形，中国医生很少跟病人说他患了绝症，医生们相信对死亡的焦虑会缩短病人的生命。给病人一丝希望，也许反而能延长生命，没有医生愿意跟毛泽东说他患了绝症。
毛泽东看到我的报告十分不高兴，他说：“医生只看到黑暗面，看不到光明面。吓唬别人，也吓唬自己，起不了好作用。”
毛泽东认为自己没有大的毛病，他只同意眼科检查。眼科医生诊断毛泽东得了白内障，毛泽东问他们：“除了白内障，里面就没有别的病了吧？”
他们回答要动手术将眼内已经混浊的水晶体拿掉，才能看出眼底和视网膜有没有病。毛泽东听了以后，很不高兴。两位医生退出去以后，毛泽东说：“让他们走，看来医生们没有什么好主意。”
从此以后，毛泽东不再叫我们检查，连我也见不到他的面了。
1974年9月，毛泽东离开武汉到长沙。毛泽东要游泳，他决定加强锻炼身体。毛泽东说：“这样可能会好，用不着检查，也用不着治。在武汉那次说不出话来，还不是游泳治好的。”
这引起我们极大的恐慌，因为喉、咽肌肉麻痹，很容易呛水。手、腿本来无力，一旦呛水，控制不住肢体，是很危险的。
毛泽东一贯的性格，决定要办一件事，非办不可，谁要阻拦的话，他不但大发脾气，而且办得更加坚决。最后汪东兴说：“劝不得，一劝，准僵。只能准备好救护器具。”
毛泽东开始在室内游泳池游泳，医生们立在水池旁准备随时急救。但毛泽东下水时间不长，因为只要他的头没入水中以后，立刻咳呛不止，脸胀得通红，由陪游水的警卫挽扶上来。后来毛泽东在长沙又试游了两次，结果一样，以后毛泽东没有再试着锻炼了。
这次游泳锻炼后，毛泽东活动量更少了，大部分时间都躺在床上。因为躺的时间长，而且只能左侧向下卧，否则就会呼吸困难，左边骨盆凸出的光皮压破了，成了褥疮。每每一处愈合了，另一处又破损。这些褥疮到毛泽东去世时，都没消失。
（103）
毛泽东生病的消息，作为国家的最高机密，没有公布出来，报刊上报道毛泽东的消息时，依旧用“红光满面、神采奕奕”来形容毛泽东。人们只是从一些毛泽东接见外宾的纪录片中，看到毛泽东的身体大不如前，不过这也是老年人的自然现象，人们并没有特别在意。
在毛泽东身体每况愈下的时候，周恩来的病情也越来越严重。1972年5月，74岁的周恩来被确诊患膀胱癌；1973年3月，周恩来做了第一次膀胱电灼术治疗。这次发现周恩来的膀胱肿瘤直径只有0.5公分，很表浅，电灼术治疗效果非常显著。
然而到1973年10月，周恩来的膀胱癌再次复发，又出现血尿;1974年3月，周恩来做第二次膀胱电灼术治疗。第二次治疗的效果不理想，手术后不到一个月肿瘤就复发，血尿更加厉害，每天出血达到100多毫升，不得不依靠输血维持身体。
1974年6月1日，周恩来经中央政治局批准，进行住院治疗，住进解放军305医院。在住院的当天，周恩来就作了第一次大手术：膀胱癌切除手术。这次手术结果不是太满意，两个月后，周恩来再次出现血尿，医疗组决定进行第二次手术。8月9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说：“在上次手术后，体力虽较弱，但自信尚能经受这次治疗。”
毛泽东很快批准了周恩来做手术，1974年8月10日，周恩来做第二次大手术治疗。这次手术比较成熟，手术后血尿基本消失，身体有所恢复，于是周恩来从8月16日开始会客、参加会议和批阅文件。
从1974年8月到1975年3月约半年的时间中，周恩来的病情基本稳定，这是周恩来发病以来，状况最好的一段时间。在此之前，周恩来因为膀胱肿瘤大量出血，导致身体十分虚弱，不得不依靠输血维持。而1974年8月这次手术中，切除了膀胱肿瘤，基本上控制住了出血，使得周恩来的身体有所恢复。
前面提到，在1974年7月，周恩来已经知道毛泽东得了绝症，最多还能活两年。那么从周恩来当时的情况来看，他的病状似乎比毛泽东好一些，特别是不像毛泽东那样，说不清楚话，眼睛看不清东西。谈话和看文件，对于政治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周恩来身体虽然虚弱，但还可以谈话，可以看文件，这点比毛泽东具有很大的优势。
在1974年下半年，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在考虑一件大事，这就是召开第四届全国人大。本来四届人大早在1970年就准备召开的，但1970年8月的庐山会议上，林彪发动“突然袭击”，不仅使政治局势急转直下，也导致四届人大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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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1971年9月又发生了林彪事件，再次使四届人大延期。之后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很差，所以召开四届人大的事也就一拖再拖。到1974年下半年，毛泽东感到自己的健康状况还行，就想趁着身体尚可的时候，把四届人大召开了。此时正好周恩来的身体状况也可以，所以召开四届人大召的事，就再次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要召开四届人大，必须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气氛，因此毛泽东在1974年8月做出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了。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这也就是后来称之为“安定团结”的重要指示。
毛泽东这里所谓的“安定”，就是不搞政治运动了。1974年7月以后，“批林批孔”运动明显降温，而且这场“批林批孔”运动，并没有打倒什么人。
毛泽东这里所谓的“团结”，即“全党全军要团结”，这主要是要团结老干部。当时，除了上海等少数地方，大部分地区文革中成立起来的“三结合”领导班子，都已被老干部掌握了实权。文革中新上来的造反派干部，基本上被边缘化，成为有名无实的摆设。可以说，此时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们，已经基本上重新掌权了。这样一来，毛泽东和周恩来都要团结和争取老干部的支持，因为他们已经变成新的实权派了。
显然，团结军队的老干部更为重要。1974年“八一”建军节前，视察在外的毛泽东在武汉提出：“要把吕正操、杨成武等放出来，让他们出席庆祝八一建军节招待会，名单见报。”这样，杨成武等军队老干部，以受林彪的迫害为由，纷纷被“解放”出来工作。1974年7月31日，周恩来抱病出院参加中央政治局接见被“解放”的军队干部，周恩来对杨成武说：“你出来工作的事，我写了三次报告都不行。最后一次，主席发了脾气，才让你出来的。”
1974年8月1日，在国防部举行纪念八一建军节盛大招待会，周恩来、朱德等出席，叶剑英致祝酒词。杨成武等一批文革中被打倒或者靠边站的军队老干部，又重新露面，标志着他们已经被“解放”，恢复名誉了。对于已经死去的贺龙，毛泽东早在1973年12月接见中央军委人员时，就说过：我看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当时我对他讲了：“你呢，不同，你是一个方面军的旗帜，要保护你。”总理也保护他呢。不过这个人经常身上有武器。(周恩来：一支小手枪，后来交了。)要翻案少了贺龙不好。杨、余、傅也要翻案，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我也是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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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9月，毛泽东进一步提出“贺龙要恢复名誉”。为此，中共中央于9月29日发出《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同时杨、余、傅和罗瑞卿也恢复了名誉，重新出来工作。这样一来，文革中被打倒的军队干部，除了林彪“死党”之外，基本上都平反了。
1974年10月的国庆节，是新中国诞生25周年。根据当时的规定，逢十周年要大庆，逢五周年要小庆。1969年的20周年国庆，由于与苏联的关系极度紧张，战争气氛浓厚，所以没有搞大型庆祝活动。因此1974年的25周年庆祝活动比往年隆重，除组织游园活动外，还增加了放焰火。只是此时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身体状况都不行，上天安门城楼肯定是不行了，所以9月30日晚的国庆节招待会，就成为最为隆重的仪式了。
这次国庆招待会，是文革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国庆招待会，有四千五百多人参加。更引人注目的是，将有一大批文革中被“打倒”或“靠边站”的老干部们重新露面。9月27日，中央政治局将参加国庆招待会的两千多老干部的名单送报毛泽东，毛泽东不仅同意了这一大批老干部出来露面，而且又提出增加在文革中被打倒的著名人物：原总政治部部长萧华，原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刘志坚，甚至毛泽东还提出让高岗夫人李力群也出席这次国庆招待会。由此看来，如果高岗还活着的话，大概也会出来了。
至此，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除了刘少奇集团的嫡系人物彭真、陆定一等，以及林彪集团的嫡系人物，其他与刘少奇、林彪集团联系不深的著名老干部：邓小平、贺龙、萧华、刘志坚、杨成武等人，基本上都恢复了名誉。邓小平并不是刘少奇集团的人，他只是在思想上支持刘少奇，并不属于刘少奇集团。这样一来，文革的对象就只剩下刘少奇集团和林彪集团的少数人了。
自从1949年以来，每年一度的国庆招待会由周恩来主持，毛泽东不参加，这已经成为惯例。1974年7月6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消息：“周恩来总理今天上午在医院会见了美国民主党参议员杰克逊和夫人。”在这篇报道旁边，还刊登了周恩来和美国客人的合影，照片上的周恩来面容憔悴。这样一来，就等于把周恩来得病住院的消息，向全中国公布了。因此，这次的国庆招待会，人们担心周恩来有可能因为身体情况而不能出席。当周恩来出现在国庆招待会会场上，到场的数千人立即站起身来，以非常热烈的鼓掌欢迎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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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参加这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恽仁祥回忆说：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主席台正中悬挂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画像两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出席招待会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有：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朱德、张春桥、董必武、江青、姚文元、李先念、邓小平、华国锋、陈云……，本人有幸以英雄模范人物代表，应邀出席了这次招待会。
晚7 点30分招待会开始时，周总理穿着那套人们很熟悉的深灰色中山装，刚到宴会厅入口处，几千人同时站了起来，大家使劲鼓掌，有人激动地流下热泪，不少人“周总理！周总理！”喊了起来。后排的人们一下拥到前边，都想离总理近点；不少外国客人忘了礼仪，而激动地站在椅子上，以便更清楚地看一看周总理。
周总理向大家招手致意，热烈的掌声响彻全场，经久不息。在周总理的一再示意下，人们才渐渐地平静下来。乐队奏过《国歌》之后，周总理致祝酒词，全场又一次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周总理被掌声送上了讲台，用人们耳熟的清脆声音，宣读着祝酒词：“贵宾们，朋友们，同志们：二十五年前，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代表伟大领袖毛主席、代表中共中央、中国政府向全国各族人民表示热烈祝贺，向全世界人民和各国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你们给予我们的支持和援助。现在请大家为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为世界各国人民大团结，干杯！”
周总理每讲一句话，人们都报以热烈的掌声。周总理的祝酒词不到四百字，人们的掌声远远超过了他致词的时间。当总理提议“为中国各民族大团结、为世界各国人民大团结干杯”时，会场的气氛达到了最高潮。人们举起酒杯目送总理回到主宾席的座位上，遥向总理祝酒，祝愿总理健康。！
周恩来因为身体原因，未等到宴会结束就提前离开了。不过周恩来在宴会开始前，专门召见了在文革中被打倒的著名人物：傅崇碧、萧华、刘志坚等人，周恩来对他们说：“你们受苦了，我没有保护好你们……”。这几人听后都激动不已，紧紧握着周恩来的手，说不出话来。
如此热烈的欢迎场面，一般来说只有毛泽东出场时，才会出现的。这次周恩来受到人们如此热烈的欢迎，这表示周恩来在党内和群众中的个人威信上，已经逼近毛泽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