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
四届人大的最关键之处，就是人事安排。毛泽东作为党主席，他有绝对的提名权，这是别人无法相比的。可是毛泽东也有难处，就是没有合适的人才可用，因为他要满足两个条件：“政治立场”和“工作能力”。
衡量“工作能力”的高低，标准都是一样的，而衡量“政治立场”的标准，就因人而异了。毛泽东要求的政治立场，第一是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是要坚持继续革命，也就是对文革要持肯定的态度。在毛泽东看来，王洪文、江青、张春桥等人的政治立场是坚定，可是这些人的“工作能力”，或者说“执政能力”都比较薄弱，无法满足毛泽东的要求。所以毛泽东就想出一个“搭配”方案，让“政治立场强”的王洪文和“工作能力强”的邓小平，两个人搭配起来，王洪文负责把握大方向，邓小平负责执行具体的工作。
1974年10月3日，毛泽东让秘书打电话给王洪文，提议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并要王洪文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他的意见。这本来表现出毛泽东对王洪文的信任，而王洪文却没有理解毛泽东的意思。据王洪文被捕后的交待材料说，他没有向周恩来、叶剑英等政治局成员及时传达毛泽东的意见，却在当晚先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三人进行了通报。
江青对毛泽东的这个决定感到震惊，因为她知道周恩来身患癌症，日子已经不多了。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也就挑明了邓小平是周恩来的接班人，周恩来死后邓小平自然升任实权最大的国务院总理。这对于江青集团来说，几乎就是意味着被排挤出实权圈子之外了。
这种事情江青是难于接受的，另一方面江青也怀疑：毛泽东是不是糊涂了？怎么能让邓小平当总理呢？江青认为让邓小平当第一副总理，很可能是周恩来的意思，毛泽东被周恩来欺骗了，于是后来江青让王洪文去长沙向毛泽东当面告周恩来的状。王洪文的这次告状，不仅没有帮了江青的忙，反而毁了王洪文自己的前程。
其实毛泽东的这个布局，对王洪文是有利的。当时王洪文在党内排名第三，周恩来去世后，王洪文就升到排名第二，毛泽东去世后，王洪文就可以接毛泽东的班，而邓小平接周恩来的班。这个布局，当然对江青、张春桥他们都是不利的，王洪文没看出这一点，反而被江青利用了。
江青准备去向毛泽东告周恩来的状，但总要有点告状的材料。10月14日，江青看到内部刊物《国内动态清样》上有关国产“风庆”号远洋货轮的报道，感到这是一个机会。
（108）
于是江青在该报道上做了大段批示，并致信中央政治局成员，写道：该报道引起我满腔的无产阶级义愤！试问，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一个部？但是交通部确有少数崇洋迷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这种洋奴思想、爬行哲学，不向它斗争可以吗？江青还提出：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
江青为什么要揪住“风庆轮”大做文章呢？因为它与周恩来密切相关。新中国成立后，需要一批远洋货轮。周恩来认为中国自己的造船能力还不行，有必要购买外国轮船。1970年代初，由于石油危机运输业萧条，远洋货轮大降价，于是周恩来指示外贸部门廉价购买了一批外轮。
当时中国本身的造船业也在进步，1973年上海江南造船厂建造成一艘万吨货轮“风庆轮”。当时该货轮的设计是近海航行用，所以中国远洋运输公司规定“风庆轮”只能在近海航行。然而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一些船厂工人和海员贴出了《远洋公司还是崇洋公司》的大字报，认为不让国产万吨轮远航是保守思想，要求打破框框，让“风庆轮”远航。当时这种意见是很难反对的，谁反对不免被扣上“崇洋媚外”的帽子，所以最后中国远洋运输公司同意“风庆轮”远航。
1974年5月9日，风庆轮从上海启航远航罗马尼亚，中途虽然出现了一些故障，但还是远航到了罗马尼亚，并于1974年9月30日国庆前夕返回上海。这时，江青集团控制的报刊上，马上掀起《自力更生的凯歌》为主题的宣传报道。
10月14日江青给政治局成员写信，指责国务院，说国产万吨巨轮早就该远航，就因为修正主义路线造成的阻力，致使万吨级巨轮没有及早远航。江青的信发出后，王洪文在江青信上批示：完全同意江青同志的意见。我已在10月12日告诉交通部、上海市委，先发动风庆轮职工进行彻底的揭发批判，然后再搞回交通部进行揭发批判。
张春桥跟着批示道：同意江青同志的批示意见。在造船工业上的两条路线斗争，已经进行多年了。发生在“风庆号”上的事是这个斗争的继续。
姚文元也做出批示：同意江青、洪文、春桥同志的意见。建议交通部和其他经济部门，在批林批孔运动中，通过这件事进行路线教育，批判修正主义路线，使我国造船工业和整个社会主义工业能够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多快好省地发展。
周恩来则对江青的信批“已阅”二字，不做任何表态。邓小平对此信只是圈阅，也无任何表态。1974年10月17日政治局会议上，江青以“风庆轮”事件为借口，向周恩来发难。这次会议周恩来因病没有参加，江青先讲了她的意见后，急着让其他政治局委员表态支持她。
（109）
江青先让邓小平表态，没想到邓小平把江青的话顶了回去，两人吵了一架。《邓小平文选》记录有邓小平曾说到：文化大革命时有个“风庆轮事件”，我跟“四人帮”吵过架。
关于这次会议的情况，邓小平的女儿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中写道：10月17日晚，江青一伙有预谋地在政治局会议上挑起事端，提出“风庆轮事件”是“崇洋媚外、卖国”的问题，逼着参会政治局成员当场对此表态。江青挑衅性地问邓小平：“你对这个问题是什么态度？”
面对这一突然袭击，邓小平从容地回答：“我已经圈阅了。对这个材料还要调查一下。”
江青见邓小平胆敢这样对抗，便进一步逼问：“你对批判洋奴哲学，究竟抱什么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
邓小平忍无可忍，厉声对江青说：“政治局开会讨论问题，要平等嘛，不能用这样的态度对人呀。这样政治局还能合作？强加于人一定要写出赞成你的意见吗？”
江青一向骄横跋扈惯了，而今天，在全体政治局成员面前，邓小平竟然这样顶她，使她不禁怔了一下，接着，她便大叫大闹了起来。
看见江青如此泼皮嚣张，邓小平站了起来严肃而气愤地说：“问题还没有了解清楚，就戴了这么大的帽子，这会怎么开？”
说完，邓小平即离席走出了会场。邓小平走后，张春桥狠狠地说：“邓小平又跳出来了。”
当天晚上，江青召集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到钓鱼台十七号楼内紧急密谋。江青说：“邓小平所以这样吵架，就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反对文化大革命。”
张春桥说：“邓小平所以跳出来，可能是与四届人大人事安排及对总参谋长的提名有关，这是一次总爆发。”
王洪文说：“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有气，不支持新生事物。”
姚文元则在日记中写道：“斗争形势突然地变化了！邓小平同志在昨天会议结束时站起来骂江青同志，已有1970年庐山会议的气息。”
他们一直研究到午夜后，决定抓住这一事件，精心组织说词，派王洪文去长沙向毛泽东告状。
邓小平的性格与周恩来不同，不会那么让着和宽容江青。如果当时周恩来在场，还可以“和稀泥”，把问题化解掉。而周恩来不在场，江青和邓小平就必然要吵架了。不过江青本来就想闹出点什么事来，作为告状的借口。这次与邓小平的争吵，正好给了他们一个口实，去毛泽东那里告状。
江青不久前刚挨过毛泽东的批评，所以江青去告状不合适；张春桥是与邓小平争夺第一副总理的人，所以也不合适去告状，而王洪文是最恰当的人选。不过江青他们没想到，聪明反被聪明误，这次告状反而让他们栽了一个大跟头。
（110）
1980年11月王洪文在特别法庭上供认说：1974年10月17日晚上，在钓鱼台十七号楼，江青召集我和张春桥、姚文元一起，主要是密谋告邓小平的状，议论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不支持新生事物，说邓小平对四届人大提名人选上可能有不同意见，还议论了姚文元提出的“北京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我去长沙，实际上是一次阴谋活动，是背着周恩来总理和政治局去的。江青提出要赶在毛泽东主席接见外宾之前去，是怕邓小平陪同外宾先到毛主席那里说明事实的真相。
王洪文说的“邓小平陪外宾”，是基于以下的情况。1974年6月周恩来住院治病，不能继续主持国务院的日常工作，于是对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做了分工：邓小平负责主管外交外事，张春桥负责主管文化教育，李先念负责主管财政贸易，纪登奎负责主管干部人事，华国锋负责主管政法。因为邓小平负责外事，所以高级别的外宾来访时，都由邓小平出面陪同。
当时恰好丹麦首相哈特林访华，由邓小平负责接待。而哈特林提出要见毛泽东，所以将由邓小平陪同哈特林从北京前往长沙见毛泽东。因为这次邓小平要见面毛泽东，所以江青担心邓小平把政治局吵架这件事先向毛泽东汇报了，这样江青自己就被动了。于是江青让王洪文赶在邓小平之前，先到长沙去见毛泽东。
1974年10月18日一早，王洪文给毛泽东写信，求见毛泽东。王洪文在信中说：最近在筹备召开四届人大的工作中碰到了一些问题。首先是在筹备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上，政治局内部有争论，这些争论也未公开化，但在别的问题上已经表现出来，矛盾已经表面化。我们几个同志商量，是否能当面向主席汇报，听取主席的指示。因为书面一时谈不清楚，汇报时由我一人来，以免惊动别人。
毛泽东答应见王洪文，于是王洪文与1974年10月18日上午9时飞离北京，下午2时到长沙见了毛泽东，并于当天傍晚回到北京。王洪文这次去见毛泽东，是一次秘密行动，周恩来、邓小平以及其他政治局成员都不知道。所以后来王洪文在法庭上供认说：我去长沙，实际上是一次阴谋活动，是背着周总理和政治局去的。去的时候没有报告政治局，也没有报告总理。
王洪文见到毛泽东后，根据事先商量好的口径，先简要汇报邓小平和江青在政治局会上争吵的情况，然后王洪文把话锋一转，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我是冒着危险来的。”
（111）
据当时在场的张玉凤在法庭上作证说：1974年10月，王洪文背着周总理和政治局到长沙毛主席驻地，向毛主席告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状。王洪文把周总理等同志比作在庐山会议上的林彪一伙要抢班夺权。王洪文说：“在政治局会议上，为了这件事，江青同志和邓小平同志发生了争吵，吵得很厉害。邓小平有那样大的情绪，是因最近在酝酿总参谋长人选一事有关。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我来长沙没有告诉总理和政治局其他同志。我们四个人(王、张、江、姚)开了一夜会，商定派我来汇报，趁总理休息的时候就走。我是冒着危险来的。”
王洪文别有用心地说：“总理虽然有病住在医院，还忙着找人谈话到深夜，几乎每天都有人去。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小平、剑英、先念等同志。他们这些人在这个时候来往这样频繁，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
王洪文到长沙的目的，实际上是“四人帮”阴谋要搞掉周总理，向毛主席要权。王洪文还在毛主席面前吹捧张春桥怎样有能力，姚文元又怎样读书，对江青也作了一番吹捧。毛主席当即严厉批评了王洪文，主席说：“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你回去后找总理、剑英同志谈谈。你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她搞在一起。”
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江青带着张春桥等人去毛泽东那里告状，结果告状成功，并且导了致林彪的倒台。这次江青以为还能像庐山会议上那样告状成功，从而导致周恩来的倒台。但这次江青错误地估计了形势，王洪文的“告状”不但没成功，反而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
毛泽东对江青的所作所为并不意外，但王洪文陷入江青集团那么深，帮江青来告状，却让毛泽东感到意外。毛泽东尽管对王洪文的表现有所失望，但还是给他留了改正的机会，毛泽东给王洪文三条忠告。第一条忠告是：“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当时毛泽东计划在自己身后让王洪文当主席，邓小平当总理，所以王洪文与邓小平搞好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毛泽东给王洪文的第二条忠告是“你回去后找总理、剑英同志谈谈”，这其实是让王洪文向周恩来做自我检讨。因为王洪文是背着周恩来等人来告状的，这样必然引起周恩来等为首的一批老干部们对王洪文的反感，造成王洪文在中央的孤立。所以毛泽东让王洪文主动去向周恩来自我检讨，取得他们的原谅，团结好中央的大多数人。
毛泽东给王洪文的第三条忠告是“你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她搞在一起。”这是最至关重要的一条忠告。毛泽东当初之所以不让江青集团接班，是因为江青得罪人太多，在中央太孤立，站不住脚。所以毛泽东选拔了王洪文这个与江青集团联系不深的人当接班人。如果王洪文与江青搞在一起，成为江青集团的一员，那么毛泽东扶王洪文就没有意义了。
毛泽东希望王洪文理解他的心思，回去后与江青一刀两断，不再跟江青搞在一起，这样王洪文以后才有可能接班。然而王洪文却依旧不理解毛泽东的苦心，回到北京后依然和江青等人搞在一起，于是毛泽东就对王洪文彻底失望了。
（112）
王洪文回到北京后，立即向江青汇报了毛泽东的态度。但江青仍不死心，她想到两天后王海容和唐闻生两位翻译，要和邓小平一起陪外宾去长沙见毛泽东，所以就想到让王海容和唐闻生再次传话给毛泽东，请毛泽东再次考虑。
10月18日晚，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在钓鱼台集体召见王海容和唐闻生。江青说：“政治局会上，邓小平和我发生争吵后扬长而去，使得政治局会开不下去。”江青着重说：“最近国务院的领导同志经常借谈工作搞串连，总理在医院也很忙，并不是全在养病。邓小平，叶剑英和总理是一起的，总理是后台。”
张春桥说：“国内财政收支和对外贸易出现了逆差，这是国务院‘崇洋媚外’所造成的结果。邓小平在风庆轮问题上跳出来，不是偶然的。文化大革命以前他就主张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张春桥还把江青与邓小平的争吵，比作1967年大闹怀仁堂的“二月逆流”。
江青让王海容和唐闻生再次把这些情况汇报给毛泽东，并托王、唐向毛泽东转达说：她提议让王洪文出任人大副委员长。
江青本来是托王海容和唐闻生把此事私下向毛泽东汇报，但王海容和唐闻生听了江青等人的话之后，感到事关重大，于是在第二天10月19日，王、唐二人到医院见周恩来，把江青等人的谈话内容先向周恩来做了汇报。后来公审“四人帮”，当王海容和唐闻生出庭作证时，江青大骂说：“王海容、唐闻生两只耗子，看到毛主席的船要沉了，就往邓小平的船上跳。”
周恩来听了王海容和唐闻生的汇报，说：“这件事我也了解到一些情况。经我向参加会议的同志了解，邓小平并非像江青宣传的那样扬长而去，而是李先念把他劝止的。看来他们事先准备好了要整邓，邓小平已经忍耐很久了。”
在王海容和唐闻生向周恩来汇报之前，邓小平就已经向周恩来汇报了17日政治局会议上有关“风庆轮”的争吵。周恩来给邓小平建议说：这次他在陪外宾见毛泽东时，不要为此事干扰毛泽东，回来后再慢慢解决。
10月20日，邓小平、王海容、唐闻生等人陪丹麦首相及夫人来到长沙见毛泽东。邓小平接受周恩来的建议，没有向毛泽东提起他与江青吵架之事，邓小平在陪外宾见完毛泽东之后就走了，没有留下来与毛泽东谈话。从事后的结果来看，邓小平这么做的效果是很好的。因为他是当事人，此事由他来谈，效果不一定好，不如由第三者来向毛泽东汇报此事。
接待完外宾后，王海容和唐闻生向毛泽东转达了江青的话。毛泽东听后很不高兴，他已经让王洪文给江青回话了，江青还不肯死心。毛泽东说：“风庆轮的问题本来是一件小事，且李先念已在解决，但江青还这么闹。”
当王海容和唐闻生向毛泽东转达江青提议让王洪文当人大副委员长时，毛泽东生气地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
毛泽东在批评江青的同时，又让王海容和唐闻生回北京传话给周恩来和王洪文。毛泽东说：“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如果他身体可以，由他和洪文同志一起和各方商量，提出一个人事安排的名单。开人大的时间，除了看准备情况外，还要视总理的病情而定。建议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113）
毛泽东怕江青还有幻想，所以他要堵死江青的幻想，特别声明说：“王洪文来的时候没有这样明确，再明确一下。”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四届人大的各项筹备工作和具体人事安排，由周恩来和王洪文负责，其实主要是由周恩来负责。于是周恩来就在医院里召集在京的政治局成员开会、谈话，部署四届人大的各项筹备工作。1974年11月6日，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信，汇报筹备工作的进展情况。周恩来在信中说：
主席：海容、闻生两同志传达的主席的指示，我当坚决执行，决不违反。人事名单估计11月下旬可搞出几个较满意的人选，呈主席选择批准，关键在于中青干部。
我积极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同志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如打起仗来，第一副总理与总参谋长还不是一回事，在主席领导下配合工作。据洪文、春桥、小平同志估计，代表名单，宪法草案和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均可在11月搞出呈批。
我的身体精神比7月17日见主席时好多了，只是弱了些；如果12月能开人大，定能吃得消，因为我只参加会议的一头一尾就可以。我的疗养情况已托王、唐两同志面报，即使照膀胱镜下烧不成，我还受得起再开刀，务请主席放心。
我最希望主席健康日好，这一过渡时期，只有主席健在，才能领导好。其他托王、唐面谈。
周恩来，1974年11月6日
毛泽东看了周恩来的信，当天在信上批示：“已阅。同意。”
也在11月6日这一天，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陪同外宾去长沙，毛泽东招他谈话。李先念说到邓小平与江青的争吵时，说：“小平的问题解决了，没有问题了。我们坚决不动摇地执行主席要安定、团结的方针。”
毛泽东却说：“王母娘娘就不听呢！”
李先念说：“她(江青)的帽子公司多一点。”
毛泽东又说：“钢铁公司厉害呢，又开帽子店。她这个人，别人心里不高兴她，非跟好多人闹翻不可，她是目中无人。她的话不能全信，她只能代表她自己。我三年来只请她吃了一顿饭，现在又是四年了，一顿饭都没有请她吃。总之，我在政治局交待了，政治局都知道，清楚了。叫她不要搞上海帮，她偏要搞。”
1974年11月12日，邓小平又陪同也门共和国总统鲁巴伊去长沙见毛泽东，这次毛泽东召见邓小平。毛泽东问起邓小平与江青争吵的那次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对邓小平说：“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
邓小平说：“主席也知道了。我实在忍不住了，不只一次了。”
毛泽东说：“我赞成你！”
邓小平说：“她(江青)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了。”
毛泽东说：“强加于人，我也是不高兴的。她们(指在场的王海容、唐闻生)都不高兴。”
邓小平说：“我主要是感觉政治局的生活不正常。最后我到她那里去讲了一下，‘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
毛泽东：“这个好。”
邓小平：“最近关于我的工作的决定，主席已经讲了，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但是看来责任是太重了一点。”
毛泽东说：“没办法呢，只好担起来喽。”
（114）
邓小平的性格强硬，号称“钢铁公司”;而江青的性格也强硬，号称“钢铁工厂”。邓小平的“钢铁公司”的绰号，还是来自毛泽东。前面提到，1974年11月12日，毛泽东对邓小平说：“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
邓小平也当仁不让地承认说：“主席也知道了。”
而江青“钢铁工厂”的绰号，也是来自毛泽东。1974年7月17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批评江青说：“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你那个工厂不要了吧。”
江青表示接受毛泽东的批评，表态说：“那个工厂不要了，钢铁工厂送给小平同志吧！”
毛泽东追问说：“当众说的。”
江青干脆地回答：“说了算！”
毛泽东对参会的众人说：“孔老二讲的，言必信，行必果。听到没有，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对她要一分为二，一部分是好的，一部分不大好。”
江青说：“不大好的就改。”
毛泽东说：“你也是难改呢。”
江青说：“我现在钢铁工厂不开了。”
毛泽东说：“不开就好。”
江青说：“我一定特别注意，请主席放心。”
1974年7月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曾当众表示“钢铁工厂”不开了，并保证“说了算”。可是四个月之后的1974年11月，江青的“钢铁工厂”再次开张，与邓小平在会上大吵，可见毛泽东预言江青“你也是难改”，的确是一语中的。江青和邓小平是“钢铁工厂”对“钢铁公司”，两人根本无法合作，这就让毛泽东头痛了。
以前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尽管与江青有很大矛盾，但至少在表面上还是团结的，不会出现开会时争吵的现象。毛泽东以后准备让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那么江青就必须“拿下”，否则两人不停争吵，中央工作无法进行。因此这次邓小平和江青关于“风庆轮”问题的争吵，毛泽东完全站在邓小平一边，江青败北，这件事情似乎结束了。
不过两年后的1976年，“风庆轮”问题又被再次提起，因为这时邓小平作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被再次打倒，江青又出来批评邓小平。江青说：1974年10月有关‘风庆轮’的报道，引起我满腔的无产阶级义愤。为了‘风庆轮’，前年我就跟邓小平斗了一场。他骂我，政治局会不欢而散，一个多月开不起会来。后来邓小平不得已到我那儿道歉说：两个钢铁公司碰到一块，我说话走火了。
这时江青反败为胜，成为胜利者，“风庆轮”事件也作为江青敢于斗争的“事迹”。然而好景不长，四年后的1980年，“风庆轮”事件又再次被提起，不过这次却成为了江青的“罪证”。江青的《起诉书》中写道：江青在1974年10月1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借“风庆轮”问题发难，把矛头对准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及国务院其他领导人，阻挠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为他们篡党夺权创造条件。
我们再转回到1974年底“四届人大”召前的情况。“四届人大”是数年一次的权力再分配，时机不可错过。江青尽管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但她还是继续争取，不愿错过这个机会。
（115）
就在毛泽东召见邓小平的同一天，江青又托王海容和唐闻生带给毛泽东一封信。江青在信中提出：建议谢静宜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迟群任教育部长，乔冠华任副总理，毛远新、迟群、谢静宜、金祖敏列席政治局，作为“接班人”来培养。
毛泽东对江青试图插手“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非常不高兴，他给江青回信说：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毛泽东。1974年11月12日
毛泽东的回信明确告诉江青，希望她退居二线，即“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毛泽东告还告戒江青“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并把这句话称为“至嘱”，希望江青想一想“积怨甚多”的后果。最后毛泽东再次提醒江青“人贵有自知之明”，指明她没有接班人的才能。
江青看到毛泽东的信，依然不死心。11月19日，江青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名义上是自我检讨，实际上是向毛泽东“要官”。江青的信写道：我愧对主席的期望，因为我缺乏自知之明，自我欣赏，头脑昏昏，对客观现实不能唯物的正确对待，对自己也就不能恰当的“一分为二”的分析。一些咄咄怪事，触目惊心，使我悚然惊悟。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江青。1974年11月19日
江青在信中自称“闲人”，希望毛泽东给她分配工作，其实是向毛泽东“要官”。因为毛泽东这次给了邓小平三个的要职，却没有分配给江青任何职务。毛泽东对江青的“要官”当然不满，第二天他立即给江青回信说：可读《李固给黄琼书》，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毛泽东。1974年11月19日
李固和黄琼是东汉人，李固写给黄琼的信，其中最有名的是以下几句：“峣峣者易折，皦皦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几句话，早在1966年毛泽东写给江青的《滴水洞家信》中，就曾经提到过。这里毛泽东是想借古人的话，告诉江青，她就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要江青有自知之明，不要再争当接班人了。
毛泽东给江青的信，彻底打碎了江青试图争当接班人的“野心”，江青当然非常不痛快。据王海容和唐闻生在粉碎“四人帮”后的揭发材料说：1975年初的“四届人大”之后，江青又把我们找去，情绪十分激动地把几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大骂了一遍，并一定要我们把她的意见报告毛主席。我们报告毛主席说：“江青对几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很有意见。”
毛主席听了以后说：“她看得起的人没有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
我们又问：“你呢？”
主席说：“不在她眼里。”
主席又说：“将来她会跟所有的人闹翻，现在人家也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
毛泽东对江青的看法和预见，的确是准确的。毛泽东虽然相信江青政治立场的坚定性，但江青的“自大”、“自以为能干”的性格，却承担不了接班人重任的。
（116）
所以毛泽东对江青的期待，是把她作为一个“革命的火种”保留下来，让江青“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在中央当一个闲职，少惹人、少得罪人，在关键时刻才发挥作用。可是江青却“偏要多露面，偏要批文件”，这也算是辜负了毛泽东的一片苦心吧。
关于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毛泽东让王海容和唐闻生把他的意见转告周恩来。毛泽东的意见是：人大委员长朱德，第一副委员长董必武，第二副委员长宋庆龄；国务院第一副总理邓小平，第二副总理张春桥，第三副总理李先念，其它人事则由周恩来主持安排。这样一来，就给了周恩来相当大的人事权，四届人大的主要人事安排，基本是由周恩来决定的。周恩来当然把重要的职务都给了老干部，新上来的中青年干部和工农兵干部，没有拿到多大的实权。
据副总理纪登奎回忆说：总理在动了两次手术后身体很弱。从1974年10月下旬起，他在三零五医院分别找人谈话，征求意见，我去了七次。最后提出一个准备在四届人大上产生的委员长、副委员长和总理、副总理、部长的名单，都是总理亲笔写的。12月20日凌晨，总理叫国务院值班室主任吴庆彤去，把他写的名单送到国务院印刷厂印成清样，然后将原稿交回烧掉。总理为什么要做得如此严密？因为要不留任何痕迹，警惕‘四人帮’插手。
1974年12月21日，周恩来在医院主持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三个方案，并把三个方案送毛泽东参阅。根据政治局的意见，由周恩来和王洪文带着这份人事方案飞往长沙，向毛泽东当面汇报，最后由毛泽东批准。
然而就在此关键时刻，周恩来的病情突然恶化，大便里出现潜血，需要马上检查治疗。因此周恩来的医疗组提出建议，要周恩来放弃长沙之行，留在北京检查治疗。
医疗组的意见送到叶剑英那里，让叶剑英十分着急。如果周恩来不去长沙，而是由王洪文单独去向毛泽东汇报，就给了江青集团可乘之机，就可能影响毛泽东的最后判断。这时叶剑英不得不做出一个决断，他对医疗组说：“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现在不能提及此事。要想尽一切办法，无论如何也要保证总理安全回来。”
周恩来也对医生说：“既然把我推上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
周恩来非常清楚自己这次长沙之行的重要性。因为他已经知道，毛泽东的寿命还有不到两年的时间，因此这次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事实上关系到毛泽东死后的权力格局，关系到今后中国历史的走向。周恩来要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把握住历史在关键时刻的走向。
1974年12月23日中午，身体虚弱的周恩来离开三零五医院，乘飞机去长沙。据周恩来专机的机组人员回忆说：总理跟过去完全不一样了：他明显消瘦，穿了一件灰呢子大衣，戴一顶蓝呢子帽，还围着围巾，戴着口罩。以前我送总理上飞机，他在舷梯上一步一步地走得很有劲。这次登机时，总理走得很慢，很费劲，而且还有点晃。总理脸上、手上有很多老年斑，端杯子时手还微微发抖。看到这种情况，我的心一下就提起来了。
（117）
在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上，毛泽东的让步是较大的，基本上由老干部们掌握了实权，而且一些文革中被打倒、靠边站的人物，也都复出了。比如“二月逆流”中的第一号干将谭震林，当时被撤销了一切职务，1969年的“九大”时连中央委员也没当选，可是在1975年的四届人大上，谭震林当选了人大副委员长。
前面提到，成为四届人大常委的“反潮流英雄”张铁生，就对这次大会很不满意。张铁生说：我认为四届人大开得很不好，开得很不成功，走了两个极端，强调代表性，却让一些走资派进了人大常委会。我是以工农兵代表的身份进人大常委会的，还是一个常委委员，却是和一些走资派一起进常委会的，和他们坐一起。我认为这样做，说明路线上各派政治力量作了让步，没有真正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当时，我感到这样做，气候不对。
为什么毛泽东要让步呢？原因当然有很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应该是军方有情绪，军方不稳。毛泽东虽然在1973年12月搞了一次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但并没有根本解决军方不稳的问题。关于当时军方动向的材料，现在透露出来的不多，但从各种回忆录中隐隐约约可以看出当时的一些情况。说得比较明确的是来自陈永贵的说法，在师东兵写的《晚年陈永贵采访录》中，有如下一节内容：
陈永贵说：“我到中央后，才知道我们这些大老粗并不是搞政治的料，我们抓具体的工作，搞经济和农业还可以，搞那些歪门邪道不行，根本不是人家的对手。华国锋也不行，我几次看到他在中央的会议上气得手在发抖，嘴唇哆嗦，连话都说不出来了。譬如给刘少奇平反的前几天，我到了他家，他当着我的面给毛主席的画像鞠躬，说：‘主席，我对不起你，你原谅我吧！’他处于紧张的为难状态。”
师东兵问：“你参加了讨论抓江青这些人的会议吗？”
陈永贵说：“我哪里有资格参加那样的会议呢！其实并没有召开任何会议，完全是华国锋、汪东兴他们自己决定的。他们研究以后，通知了叶剑英，叶剑英早就想动手了。叶剑英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这样讲过：‘抓四人帮是顺乎民心和天意的。早在毛主席病重期间，许多人就和我商量，也和小平同志研究，乘毛主席不在京的时候把江青、张春桥这些人抓起来，然后再和主席商量。我们考虑再三，觉得没有把握，除非周总理和我们配合。我曾经试探过周总理的口气，可总理对毛主席忠心耿耿，我只要一提起江青，总理就断断续续地说：“要听毛主席的话，相信毛主席。”总理很厌烦和我讨论江青的问题。总理是好人，好人呀！’这些话都是在政治局会议上讲的，我亲耳听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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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东兵写的采访录，往往不经被采访者本人过目就发表了，而且还会加入自己的一些东西。因此一些前中央领导人的亲属，对师东兵写的政要访谈录提出强烈质疑，指责他编造访谈情节，虚构历史内情，影响了这些前领导人的形象。其中有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之子胡德平、中央副主席叶剑英侄儿叶选基、中央副主席汪东兴之女汪延群、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之子纪坡民等。
当然也不能说师东兵的采访录全是假的，就像一位研究者说的：“师东兵的东西，学界普遍不敢引，要是有人引用了他的东西，历史学的价值就要打折扣。我不敢说师东兵的东西都不可信，可能有一两个不可信，你就不知道哪个可信，哪个不可信，因为无法辨别。”
因此，我们这里引用师东兵上述一段内容的可信性，请读者自己考虑。
关于当时军队的动向，代表性的还有2011年10月10日《北京日报》发表署名李乔的《1975年，小平同志被停职以后》，该文说：我党生命力极顽强，原因之一是每当我党危难之时，党内总会有正义耿直之士挺身而出，力挽狂澜。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抓捕了“四人帮”，再举鲜为人知的几例。
1975年底，小平同志被停职。王震将军与叶飞、李强、王诤等将军聚谈，王将军怒目奋臂说：“我要上山打游击，你们敢不敢跟我去？”
王震又说：“你们能带多少队伍？能带多少枝枪？”王将军后来还找到叶帅，建议把江青等四人“抓起来”。
1976年夏，毛泽东病重，“四人帮”猖獗，邓小平下落不明。宋时轮将军忧心如焚，与军队诸将领商讨局势时，扼腕奋臂说：“万不得已时，我们要实行兵谏！”真是一语惊天地，大有当年张杨二将军的伟大气概。王震、宋时轮两位将军的逸事，见吴东峰著《开国将军轶事》(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
1976年天安门事件后，福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将军也曾向下属说：“现在形势很严峻，我是做了充分准备的，如果形势继续恶化，我就上山打游击！”(《岁月纪实：宋清渭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9年)。
当时，伤腿的罗瑞卿正在福州治病，皮将军又对罗瑞卿说：“罗总长你腿不好，我们抬着你，你告诉我们怎么打，我们就怎么打。”(《文史参考》2010年第14期)。
王、宋、皮三将军所言，产生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烙着时代的印痕，虽然都未曾实行(抓捕“四人帮”的建议后来实现了)，但他们为了民族最高利益的赤心和壮思，足可光耀千秋。
（119）
根据上面的情况，1976年邓小平下台后，一些军队将领曾试图“兵谏”。由此看来，毛泽东在四届人大上重新启用邓小平，作为重新启用老干部的象征，起到了安抚老干部(特别是军队老干部)的作用。毛泽东凭着他的政治敏感性，感觉到军队的不稳，因此在四届人大上，对周恩来为首的老干部们做出较大的让步，起到稳定局势的作用。
还有一件事，体现了毛泽东担心军队不稳而做的防范性布置，这就是中央警卫团政委杨德中的调离。中央警卫团是红军时期成立的中央机关警卫部队，当时称“总前委特务营”；红军长征到陕北后，改称“中央军委警卫营”；1942年改称“中央警备团”。新中国建国后，成立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隶属于公安部，亦称公安部九局。
中央警卫局是一个极其特殊的机构，下设中央警卫团，它在编制上属于解放军总参谋部，编号为八三四一部队。但八三四一部队并不属于总参谋部管辖，而是隶属于公安部管辖，由公安部长罗瑞卿直接领导。但同时中央警卫局又接受中央办公厅的领导，成为双重领导体制。
中央警卫局成立后，从1953年开始汪东兴任中央警卫局局长。1958年汪东兴调任江西省副省长，由赖祖烈接任中央警卫局局长。赖祖烈长期在中央办公厅工作，建国后曾担任过一段周恩来的秘书，可视为周恩来派系的人。1964年4月汪东兴重新出任中央警卫局局长，赖祖烈改任中央办公厅会计室主任。1966年文革开始后，赖祖烈被下放到江西，粉碎“四人帮”后重回北京，任全国政协委员。
中央警卫局下设的中央警卫团，直接负责高级政要的警卫工作。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政委杨德中，副团长张宏。中央警卫团名义上是团的编制，但实际人数大大超过团的编制，最多时有8000多人，下辖8个大队，34个中队。其中一大队一中队负责保卫毛泽东，一大队二中队负责保卫刘少奇、朱德，一大队三中队负责保卫周恩来，二大队一中队负责保卫林彪。因为林彪不住在中南海，所以警卫体制属于二大队。至于具体的分工，团长张耀祠负责毛泽东的警卫，政委杨德中负责周恩来的警卫，副团长张宏负责林彪的警卫。
中央警卫团政委杨德中，可以说是周恩来的亲信，不仅负责周恩来的警卫工作，还兼周恩来办公室主任。
（120）
中央警卫团基本上是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势力内，林彪因为进入中央高层比较晚，在中央警卫团里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势力。林彪虽为国防部长，但对中央警卫团的事情，却没有一点发言权。如果林彪在中央警卫团里有自己的势力的话，那么“九一三”事件可能就会有另外的结局了。
中央警卫团的上级领导原来是罗瑞卿，但1965年底罗瑞卿被打倒后，中央警卫团的上级领导就成为汪东兴。杨德中从1953年组建中央警卫团开始，就一直担任中央警卫团政委，他可以说是周恩来在中央警卫团里的代表。然而在1974年初，杨德中突然被调离中央警卫团，安排为陕西咸阳军分区第二政委。
1978年，周恩来夫人邓颖超要求把杨德中调回中南海，杨德中作为受“四人帮”迫害的干部重新重用。1978年底，汪东兴离开中央警卫局，由杨德中继任中央警卫局局长，而张耀祠被调到成都军区任副参谋长。此后，中央警卫局一直由杨德中领导，他在这个职位上一直干到1994年退休，并被授予上将军衔，按大军区司令员待遇。
关于杨德中1974年调离中央警卫团的情况，原中央警卫局副局长邬吉成回忆说：杨德中可能会有变动的事，在1973年底就有苗头，但我并没有察觉到。1973年11月，毛主席因为听了两位翻译不太准确的汇报，认为周总理在同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的谈判中说了错话，屈从于美方，要政治局开会批评负责对美事务的周总理和叶剑英元帅。结果从1973年11月下旬到12月上旬，政治局连续开会，批评周总理和叶剑英。
杨德中调离中央警卫局和中央警卫团的事，也就发生在那段日子里。我正式得知消息，是1974年1月9日。在中南海东八所召开的一次党委学习会议上，汪东兴传达了毛主席关于加强学习的指示，还提到毛主席近期说：“对内要团结，不搞阴谋诡计；对外要反对帝修反，要坚持原则，又要有灵活性。”
讲完了学习的问题，汪东兴又说：“杨德中同志提出要求下到基层锻炼一下，报告了主席、总理，他们都同意。另外在改进工作作风上也是需要的，他到陕西做个军分区的政委就可以了。”
杨德中随后在会上表态说：“要离开了，心情是很矛盾的。在中央、主席身边工作这么多年，以后会经常想到。最近学习了毛主席指示后，我考虑有必要下去锻炼。我下去一定会好好工作，职务越小越好，好好学习。”
（121）
会议结束后，我听见杨德中问汪东兴，下去以后按什么安排职务。汪东兴当即答道：“师政委，按师职算。”
杨德中接着还和汪东兴说了些什么，我没有听清楚，但我记得最后汪东兴似乎很不高兴，气咻咻的，声音也大了。
后来，我从汪东兴那里听说：杨德中下放是因“四人帮”要抓他，说他是坏人。汪东兴说他为此曾向毛主席做了汇报，毛主席说：“我的部队的政委能是反革命吗？”但毛主席接着又说：“下放锻炼一下也好。”汪东兴将此向周总理做了报告，得到同意。
许多年后才得知周总理那段时间，正在中央政治局挨批，江青、张春桥等为扳倒周总理，无所不用其极。但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中央办公厅的一些老人中，仍传说着汪、杨之间恩怨相报的事。如今这些都已成往事，我真希望我们所有曾经在警卫战线摸爬滚打过的老人，能心平气和地摈弃前嫌，重温战友的情谊。
关于汪东兴提到“四人帮”要抓杨德中之事，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南海往事追踪报告》一书中，有如下叙述：有一次，江青不知是发了什么神经，突然说中央警卫团政委杨德中是坏人，要汪东兴把他抓起来。汪东兴听后感到不好办，急忙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回答说：“我的部队的政委能是反革命吗？”不过，他接着又说：“下放锻炼一下也好。”于是杨德中便被派到下面部队当了师政委，用这种办法避开了江青。
另据周恩来的秘书纪东回忆说：我到总理身边的时候，西花厅党支部书记由杨德中兼任，总理和大姐都是支部成员。杨德中主要在中央警卫局工作，分管西花厅。同时，总理还交给他一些特殊任务，如首长医疗保健等，杨德中是总理信任和得力的助手。
1974年，杨德中被调离中央警卫局，到陕西省咸阳军分区任第二政委。离京前，总理同他谈了几个小时的话。此后，就由张树迎代理西花厅党支部书记，直到总理去世。
由上述材料可见，1974年1月杨德中调离中央警卫局，是来自毛泽东的意思。前面曾说到，毛泽东与周恩来关于中美谈判之事，在1974年12月中旬就“和解”了。毛泽东在与周恩来“和解”后，才提出调离杨德中，这是想给周恩来一个明确的信息：他这么做不是要对周恩来采取什么措施，仅仅是要做一些防范。因为杨德中任中央警卫团政委二十多年，在警卫团中有相当的影响力。周恩来同意调走杨德中，其实周恩来并没有想过动用中央警卫团来解决问题。
（122）
这次周恩来和王洪文去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本来周恩来请王洪文与他同乘一架飞机去，王洪文却托词，自己乘另外一架专机去了长沙。王洪文这么做，主要是江青要王洪文制造一个单独见毛泽东的机会，最后再努力一次。江青让王洪文借汇报工作的机会，向毛泽东说出她想要说的关键的话：周恩来病重，已不适宜再当总理，因此四届人大需要另外任命新总理。既然毛泽东已经定下来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那么江青就希望毛泽东任命张春桥或者王洪文为总理，把邓小平压下去。
据负责毛泽东警卫的张耀祠回忆说：江青不肯善罢甘休，再次找到王洪文说：“10月你去长沙虽然碰了钉子，这算什么？1966年你在上海造反时，不是连性命都豁出去了吗？地位权力是争来的，不是谁恩赐的，你再进行一次拼搏。干我们这一行的，就是不能怕这个三长两短，关键时刻连死都不怕，你还怕什么？快到嘴的东西你不去争，不去抢，难道还要别人喂到你嘴里来吗？我为你当委员长，费了多少脑子，采取了多少措施，你知道吗？只有你再去一次，你不去谁去呢？”
王洪文说：“江青同志，我知道你对我的一片好心，我辜负了你的一片期望。船到码头，车到站，官当大了，就怕失去位置。现在我们还要斗争，要拼搏，不然我们所得的一切，也可能被人家抢去。哪怕是百丈深渊我也要跳，一不做二不休，豁出去。我去长沙向主席面谈，再力争一次。”
江青高兴地说：“这才是好样的，就是要有这种精神。怕什么，顶多挨几句批评。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要抓住，就不能放弃，这叫‘寸权不让，寸权必争’，必须要争。”
正好12月23日，周总理约王洪文一起去长沙，同乘一架飞机给国家节约一点经费，而王洪文心怀鬼胎，他既不吭声，也不与总理同行，独自乘坐一架飞机去长沙。
这天，王洪文按江青的意见去找主席谈，讲着讲着，主席生气了：“你上次来我是怎样批评你的？我几次劝你，不要几个人搞在一起，你总是听不进去！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跛的。你要作深刻的检讨。这一次，你既然来了，就多住三天，好好想一想，写个书面检查给我。”
王洪文说：“主席，我是有错误，我一定作深刻的检讨。”
王洪文唯唯诺诺说罢，向主席告辞回到了住所，写了一个通宵，也没有写出一个像样的检讨。就是这个不像样的检讨，也没有交给主席。
（123）
到1976年10月6日王洪文被捕，才在他的抽屉里发现了检讨。王洪文的检查写道：
“主席：这次来长沙向主席汇报工作，又一次聆听了主席的教导，受到了深刻的教育。特别是主席对我的批评‘你不要搞四人帮’，主席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我诚肯(恳)的接受主席的批评教育。这次主席批准在这里住三天，我应借这个机会来回忆，总结自己犯错误的经验和教训。
两天来我认真的回忆了自己所犯的主要错误。主席曾多次指示：“你们不要几个人搞在一起，你们不要搞上海帮”。我没有坚决的按主席的指示办事，当工作中遇有问题时，不是和政治局多数同志商量，而是只找少数几个同志。虽经主席多次指示，我仍然不觉悟，脱离不开小圈子。主席在离京前的政治局会议上，又指示“你们不要搞上海帮”。以后有同志来找议事，我仍然顶不住，因此就继续犯错误。
10月17日来长沙向主席汇报关于江青同志和小平同志为“风庆号”批示发生争吵一事，我是犯了严重错误的。小平同志有不同意见，这本来是党内生活中允许的。但我只听了少数同志的意见，错误的把江青同志批示‘风庆轮’问题，同小平同志争吵联系在一起，并且乱加猜测，因此我就提意(议)向主席报告。
在这个问题上的是(事)实是：小平同志并不错，而是我犯了严重错误。因为总理身体不好要我主持工作，而我不是全面的听取各方不同意见，而是只听少数同志意见，又不加分析就错误的向主席报告，干扰了主席。我的错误是严重的。”
以第一手史料纪实领袖人物的《世纪风采》2013年第三期刊登《1974年秋冬毛泽东在长沙休养的日子》中这样写：本来，周恩来在医院与王洪文约好，二人同乘一架飞机去长沙，可以给国家节约一些费用。然而，王洪文心怀鬼胎，不愿和周恩来同机，便单独乘飞机提前飞往长沙。
周恩来飞到长沙后，稍事休息，就和王洪文一起去见毛泽东。毛泽东见了王洪文，头一句便说：“不要搞‘四人帮’！团结起来，四个人搞在一起不好。”
王洪文脸涨得通红，不好意思地赶紧说：“以后不搞了。”
接着，毛泽东向周恩来和王洪文说他自己的身体情况：“明年1月起，外宾我不见了。要求见，我也不见了。我吃饭、睡觉还好，游了5次泳。就是讲话，肺、腿不行了。”
细心的周恩来俯下身子，轻轻拉开毛泽东的裤脚，按摩着他的下肢，说：“有没有浮肿啊？”
“坐久了难免。”毛泽东若无其事地说。他打量着面容憔悴的周恩来，同样关切地问道：“你的病情怎样？”
周恩来答道：“不要紧，开四届人大没有什么大问题。”
（124）
毛泽东叮嘱说：“你身体不好，四届人大召开之后，你安心养病吧！你可以到外面走走，像汉口、长沙，国务院工作让小平同志去顶吧！”
当话题转移到邓小平身上时，毛泽东露出极为欣赏的神情。毛泽东用手指了指脑袋，又用手指王洪文，对周恩来说：“邓小平Politics比他强。”(邓小平的政治比王洪文强)
毛泽东又补充道：“他(王洪文)没有邓小平强。”毛泽东一边说着，还一边在纸上写了个“强”字。
王洪文十分尴尬，也很紧张，摆出一副洗耳恭听的神情。
接下来，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四届人大”人事安排，当总理说到叶剑英任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时，毛泽东打断了他的话：“我看小平做个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
毛泽东又拿笔在纸上写了“人才难”三个字，写到此处，周恩来马上说出来：“人材难得。”毛泽东就把笔放下了。
毛泽东要周恩来、王洪文留下来，多住些日子。他说：“你们留在这里谈谈，告诉小平在京主持工作。”
这样，毛泽东在12月23日、24日、25日、27日跟周恩来、王洪文两人进行了四次谈话，定下了四届人大人事安排名单。毛泽东对王洪文进行了好几次批评，并要他在长沙写出了书面检查。
12月26日那天，是毛泽东81岁生日，毛泽东打发王洪文到韶山参观，当夜王洪文就宿在韶山。那天晚饭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单独促膝长谈。
毛泽东首先谈江青、王洪文搞宗派的问题。毛泽东说：“江青有野心。我正在做江青的工作，劝她三不要：一不要乱批东西，二不要出风头，三不要参加政府(组阁)。当然对江青可以一分为二，她在批刘、林问题上是对的，说总理的错误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就不对了。”
周恩来说：“这一条只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谈，在政治局就不提了。”
接着毛泽东说：“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成了三个主题，搞乱了，也不告诉我。”
周恩来说：“在今年一、二月份，江青下达那些指示，开那样的大会，我也有责任，政治局也没有认真讨论。”
毛泽东说：“说‘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对的。”
与此同时，毛泽东也意识到国家需要保持安定团结的局面，说：“还是安定团结好。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周恩来认真地听着，记着。
在谈到四届人大和国务院人事安排问题时，毛泽东再次表示：“由总理负责。”并提议由邓小平协助总理起草政府工作报告，总理病重期间，由邓小平主持日常工作。
12月27日，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又一次谈及江青，再一次强调“江青有野心。有没有，我看是有。”
（125）
12月28日，周恩来、王洪文结束了长沙之行，带着毛泽东的重托，带着四届人大和国务院的人事决策返回北京。临别时，王洪文又对毛泽东说：“现在政治局里没有分工的不多了。登奎有国务院，还管组织部、中联部；文元管出版、宣传；春桥管党务、毛选五卷；只有江青同志没有分工了。”
毛泽东回答说：“她的工作是研究国际，读两本《参考》(新华社编印的大、小《参考资料》)。我也是啊。”谈话到此结束。
另据张耀祠回忆说：主席对周总理说：“江青有野心，你看有没有？我看是有的。我比你们了解她，几十年了，我对她作了许多工作，她就是不听。她搞了三件事，‘批林批孔’又夹着批‘走后门’，成了三个主题，就搞乱了，搞乱了也不告诉我。王洪文要见我，江青又打电话要见我，我说不见，要见大家一起来。”总理听后沉默了好长时间。
周恩来12月23日到达长沙，原计划12月25日回北京。12月25日周恩来向毛泽东辞行时，毛泽东又请他再住两天，于是周恩来就在长沙住到了12月27日。而12月26日，恰好是毛泽东81岁生日。按照惯例，毛泽东过生日是不请客的，不搞生日寿宴。毛泽东唯一办的一次生日寿宴，就是10年前，1964年12月26日宴请刘少奇等人的71岁生日寿宴。
1974年12月26日上午，周恩来对身边随行工作人员说：“今天是毛主席的生日，晚上请大家吃顿饭，祝贺一下。”
当然周恩来也从来不为自己过生日，他也不提倡为党内领导人过生日。只有像宋庆龄、何香凝等一些非党员知名人士过生日，他才去祝贺。这次周恩来专门请客为毛泽东祝寿，也是很少见的。
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问：“总理，都要请哪些人呢？”
周恩来说：“就是这栋楼内工作的同志，再请几位省里、军队里的负责人。”
周恩来和北京带来的随员，当地的工作人员等二十几人，开了一个小型的庆祝毛泽东生日的祝宴。虽说毛泽东本人并没有来，参宴的人都举杯祝贺毛泽东健康长寿。
12月26日早上，工作人员悄悄将一束鲜花摆在毛泽东会客厅的桌上，又在沙发前的茶几上，放了盛有几种湖南风味小吃的果盘。毛泽东见了会意地对工作人员点头微笑，也不说什么。中午，毛泽东和工作人员一起吃了祝寿的面条，并喝了一杯祝寿的深红色芙蓉酒。宾馆工作人员还在院子里放了几挂鞭炮，向毛泽东祝福。
12月26日午夜时分，毛泽东的秘书打来电话，请周恩来到他的卧室去谈工作。这两位老战友一直谈到次日凌晨，长达4个小时，这是他们两人生前的最后一次单独谈话。关于这次两人单独谈话的具体内容和细节，并没有透露出来。
（126）
根据后来透露出来的一些情报来看，两人谈话的主要话题有两个：一个是最后决定“四届人大”的人事，另一个是所谓“理论问题”，这个问题后面重点介绍。
另外在这次单独谈话中，周恩来向毛泽东提到张春桥有历史问题。前面说过，早在“九大”之前，林彪集团的人就搞到了张春桥曾经“叛变”过的材料。这个材料送到周恩来手里，周恩来却没有往毛泽东那里送。周恩来知道毛泽东不想追查张春桥的历史问题，所以就把这件事压了下来。
而在这次，周恩来看到毛泽东严厉批评江青，批评“四人帮”，感到是拿出张春桥“叛徒”材料的时候了，于是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了张春桥的历史问题，并表示他对张春秋的历史问题很不放心。不过周恩来对这件事也没有说太多，只是点到为此，请毛泽东考虑。
毛泽东知道周恩来的用意，是想借他批评“四人帮”之机，顺势把张春桥也拿下。毛泽东没有对张春桥的历史问题表态，反而称赞张春桥有才干，并提议张春桥兼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这样一来，周恩来试图拿掉张春桥没有成功。邓小平女儿邓榕讲了邓小平和夫人卓琳一起去医院探望周恩来的情景，邓榕说：看着总理消瘦的面容，父亲和母亲心中说不出的悲伤。见了邓小平，周恩来很高兴。周恩来为人向来严谨，对事物从不妄加评论，更不会随便议论他人。不过这次是和他最信任的邓小平谈话，他要把积蓄在心中多年没有说出的话讲出来。周恩来没有谈他的病，也没有谈今后的工作，他对邓小平说的，是埋藏在心里多年的话。他说：“张春桥是叛徒，但主席不让说。”讲完后，周恩来对卓琳特别嘱咐：“卓琳，你不要说出去啊。”
周恩来回到北京后，在政治局常委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在长沙谈话的要点。周恩来说：传达主席在1974年12月23、24、25、27日四次谈话要点：
—、主席23日说：留三天谈谈。24日又说：你们留在这里谈谈，告诉小平在京主持工作。25日说：你们还可再留两天。27日见面时说：现在没有什么要谈的了。
二、“四人帮”不要搞了。中央就这么多人，要团结。在24日谈话中，主席又说：(四人帮)在批刘、批林运动中立了功，但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摔了跤，能爬起来就好，并举党内斗争历史为例。
三、在23日谈到小平同志时，主席写了“人材难”三字和“强”一字，并指指脑袋，说小平是难得人材，政治思想强。在报告剑英任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小平任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时，主席说小平要担任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三个职务。讲到副总理名单时，主席在听到我念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时，又加了一个陈(锡联)字，念为邓、张、李、陈。并说张有才干，李较软弱。
（127）
四、主席说他自己也在做江青同志的工作，劝她三不要：一不要乱批东西，二不要出风头，三不要参加组织政府(组阁)。江青同志说她没有工作做，主席说看资料，研究国际国内问题，然后提意见。主席他自己多少年来就是这样做的。对江青同志，主席说：当然要一分为二，她在批刘、批林问题上是对的，说总理的错误是第十一次路线错误就不对了。这一条，我们报告主席，只在政治局常委会上一谈，在政治局就不提了。
五、主席说：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成了三个主题，就搞乱了。搞乱了，也不告诉我。说“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对的。我们说，在一、二月份，下达那些指示，开了那样大会，我们也有责任，政治局也没有认真讨论。
六、主席说：说批林容易，批孔难。世界上的事，说起来难，做起来并不难。现在“五经四书”也批了，孔夫子是文圣打倒了，关云长是武圣也打倒了。
毛泽东在长沙与周恩来和王洪文在12月23、24、25、27日进行了四次谈话，在12月26日与周恩来进行了单独谈话。周恩来在政治局常委会上，传达了毛泽东与他和王洪文的四次谈话内容，却没有传达他与毛泽东在26日单独谈话的内容。不过后来周恩来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传达了他与毛泽东谈话的大致内容。
1975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重要指示的通知》。该《通知》说：毛主席在听取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的汇报后说，这次谈两个问题：一个人事安排，一个理论问题。
关于理论问题，毛主席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都知道。
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
毛主席说：我同丹麦首相谈过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
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毛泽东为什么要特别提出“理论问题”呢？这个问题在后面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