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
此时的小灰楼，周围巳由民兵和卫戍区警卫战士围成了警戒线，不让群众靠近。为了维持秩序，群众一致同意选派代表进小灰楼去谈判。最后，水电部工程二局侯玉良、北京特艺机修厂工人赵世坚、北京八十六中学生孙庆柱和北京化工学院学生陈子明被推选为代表。
他们商定，如果10分钟后代表们不出来，就是被抓了，群众就要冲进去营救。楼外的群众有的爬在树上，有的站在车上，所有的人都翘首待望，希望通过谈判能解决一部分问题。“三联指挥部”经过请示，以“一谈，就等于承认他们(指群众)是合法的了”，拒绝谈判。
等候在外的群众心急如焚地度过了10分钟，正要冲进小楼前厅时，4位代表返回了。没有结果的谈判，使本来已怒火胸中烧的群众更加愤怒，他们冲进小灰楼，找出了几个花圏。群众高唱《国际歌》，再一次举行了游行，此时是4月5日中午12时43分。
在群众举行游行不久，人们注意到停在小灰楼前的一辆小汽车。当群众弄清它是“三联指挥部”的头头乘坐的车，并确知头头就在小灰楼里时，一种由于知道受愚弄而无法遏抑的怒火，都集中在了这辆小汽车上。人们把它推翻，把车厢里的东西抛出来，点火烧着了汽车。此时，大约是4月5日下午1点钟。不一会儿，开来两辆救火车，一辆被群众堵住，没能进天安门广场；另一辆在离烧车地点不远的地方也被群众堵住了。
下午2点55分，为被困在小灰楼里的民兵送饭的二辆面包车，开到了小灰楼跟前。群众知道后怒吼着：“我们从早晨到现在什么也没有吃，倒让他们吃饱肚子镇压我们！不行！不行！”
群众把面包车里的食品抛了出来，把车掀翻了，点着了火。停在小灰楼前“三联指挥部”的两辆吉普也被点燃了。停放在那里的民兵的几十辆自行车，则被投入了浓烟滚滚的火舌中。下午5时15分左右，小灰楼里的人员从南窗口撤走，躲在三楼的指挥部头头也从窗口爬出去了。
晚上6时30分，天安门广场上的全部扩音器同时开放，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着吴德的讲话：“今天，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的蒙蔽。”
这是下班时间，广场上的人不但没减，反而越增越多，群众的注意力则逐渐从小灰楼移向纪念碑。4月5日这一天白天，纪念碑周围虽然没有发生什么壮观的事件，斗争却也从来没有停息过。继清晨敬献给周总理的两个花圈后，纪念碑上又出现了三、四个群众新送来的花圈，纪念碑四周还增添了不少新的诗词。人们颂读着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最后一批诗词，继续高唱《国际歌》。
（50）
晚上9点多钟，广场上的人渐渐减少，纪念碑四周只剩下二、三百名群众。连同从小灰楼搜缴出来的花圏，纪念碑上共有11个花圈，一幅镶在镜框里的周恩来遗像。
就在群众聚集在纪念碑四周时，“四人帮”一伙也在抓紧时间进行镇压的准备。晚上9时30分左右，发出了镇压的命令。天安门广场上所有的灯全部熄灭，忽地又全部打开，广场一片通明。晚9时35分，隐蔽在广场四周的641名警察一齐冲向纪念碑，将在场的群众围住。
警察穿着制服，戴着大沿帽，抡着皮带、棍棒，喝斥着，驱打着无辜的群众。晚9点45分左右，大规模的殴打结束了。纪念碑旁的地上滩滩鲜血，躺着被打得鼻青脸肿的二百多名群众。他们分别被押送到中山公园等地，每个人都被仔细地搜身审问，有的还被带上手铐投入监狱。
这天晚上，“四人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会议。会上，江青、王洪文表现得特别得意，张春桥、姚文元则充作谋士。他们决定由《人民日报》负责写一篇有关天安门事件的报道，同中央决议同时见报。就这样，一篇精心捏造，颠倒是非，署名“工农兵通讯员”的《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一文匆匆写成了。
4月7日晚上8时，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同时播出中共中央4月7日作出的两个决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关于中央高层对天安门事件的处理经过，吴德回忆说：“四人帮”对周总理逝世后的悼念活动，压制得很厉害，要求不准设灵堂，不准戴黑纱，不准送花圈，激起人民群众的强烈反抗。
从3月30日至4月3日，到天安门广场的人次超过了一百万。群情激愤，但秩序井然。4月4日，天安门广场人群中发生争执殴斗，公安局也有很多同志受伤，冲击得很厉害，事态严重起来。
当晚，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叶帅、先念同志好像没有参加，毛远新列席了，华国锋同志主持会议。作为北京市的负责人，我汇报了情况。当时，政治局的同志并没有人说这是一个反革命事件。
会议还没有散，《人民日报》负责人鲁瑛给姚文元送来一张纸条，说在纪念碑西南侧有人发表演讲骂江青。江青暴跳如雷，用手指着我质问：“你知道不知道这个情况？为什么允许反革命讲演？这个反革命分子要马上抓起来。”
（51）
我当时只好站起来检讨了几句，然后我就出去打电话给分管政法工作的吴忠。吴忠说的确有人演讲骂江青，现在围听的群众很多，不好处理。我向政治局汇报了吴忠的意见，但没有获得同意，而是要求立即抓人。不久吴忠来电话说，那个演讲的人已抓起来了。
会议继续，午夜12时过后，江青说：“清明节已经过去，清明节的悼念活动应该结束，你们完全有理由向群众解释清楚。现在就动手，天亮前必须把花圈全部送八宝山。”
4月5日凌晨，大部分花圈被运走了，只有一小部分放至中山公园。这就激怒了广大群众，十余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高喊“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愤怒的群众冲击了人民大会堂，接着发生烧汽车、砸自行车、烧指挥部小楼等情况。
4月5日下午，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开会，邓小平同志也参加了，以后我才知道，这是“四人帮”特地安排的。大家目睹了广场发生的事情，张春桥竟劈头盖脸地大骂邓小平同志，说：“你看看，你就是纳吉。”邓小平同志一言不发。
开会中，毛远新拿着毛主席的几个批示的条子传达。我记得毛主席说：“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变了。”
王洪文听了毛主席的指示后提出：“要调十万民兵。”
我说：“现在工人已经下班回家了，调不来这么多。”我又说：“广场上的人比能调动的民兵多得多，搞不好广场情况会更加混乱。”
张春桥说：“用广播的办法动员群众离开现场，可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
江青用手指着我说：“你是北京市革委会主任，你怕什么群众？应由你出面讲话，动员群众离开，把你的讲话录音，放录音带。”
根据政治局的意见，我写成了《吴德同志在天安门广场广播讲话》。政治局会议决定：5日下午6时广播，8时出动民兵。
我和倪志福同志离开会场到卫戍区，同吴忠同志商量出动民兵的事。我们三个人都很怕发生流血事件，吴忠更明确提出了要采取“拖”的办法。
晚上8点钟，华国锋、陈锡联不停地打电话催问我：“为什么还不出动民兵？”他们当时都在人民大会堂观察形势。
我与吴忠在电话中商量怎么办，吴忠还是坚持说：“广场上有几万人，现在不能出动。”我们商量好几条不能马上出动民兵的理由。
晚上10点半，华国锋、陈锡联又打电话催问。吴忠命令把天安门广场的灯突然全部打开，并再次广播我的录音讲话，催群众迅速离开广场。
晚11点，广场上的群众大都散去，剩下的人大概在一千人左右。吴忠打电话给我说：“现在可以出动清场了。”
（52）
清场时，先由卫戍区的徒手部队把广场包围起来，然后是民兵出动清场。整个清场过程，免不了发生暴力，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没有死一个人。
据粉碎“四人帮”后公布出来的毛远新笔记，记录了中央政治局4月4日会议的讨论情况，以及他写给毛泽东的报告。毛远新的4月4日会议记录如下：
华国锋：今天晚上研究一下。一批坏人跳出来了，很恶毒的，写的东西有的直接攻击主席，很多攻击中央，煽动群众打架。
吴德：在纪念碑前送花圈的2073个，单位1400多个单位次，有的不写单位，有的冒充某单位。花圈大的有6米直径。送花圈最多的单位是七机部、科学院，其次是四机部、铁道部、外贸部。送花圈比较多的单位，都是问题比较多的单位。这次利用清明节跳出来搞，是阶级斗争的表现。要追查谣言，深入进行批判。
毛远新写给毛泽东的报告如下：主席：4月4日晚，政治局分析了当前北京的情况。
几天来，向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送了两千多个花圈，大的有6米。去的人每天有几万人，4月3日达二十万人次。最多的单位是七机部、科学院，其次是四机部、铁道部、外贸部。多数是悼念总理，少部分有隐射攻击中央的，个别是非常恶毒的。
4月2日起，有不少人当场致悼词，读诗词；有的帖小字报，标语、传单。其中不少内容是以悼念总理为名，攻击中央，有的直接攻击毛主席。还有人发表煽动性演说，宣读十分反动的传单，语言极为恶毒。下面有人组织鼓掌，要求再读一遍。
有的人上去读反动材料，周围有一帮打手，谁去干涉就挨打。4月4日晚有人公开读一个传单，说：“邓小平上台是决定性胜利，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一小撮人搞的”。大群人围着听（还有外国人），有人帮助照明，他连读五遍，完全是攻击中央，攻击主席的。
北京组织民兵、公安人员在现场，这几天已发生五十多起反动的案件，民兵去干涉，结果被挨打，已打伤多人。这样在天安门前集中那么多群众场合下，公开发表反革命的演说，直接攻击毛主席，是建国以来没有的。
很显然，这是有计划有组织的，不仅北京，全国不少地方都有。这也是去年以来大量散布反革命谣言，造反革命舆论准备的继续和发展。去年邓小平说‘批林批孔’就是反总理，‘批经验主义’就是揪总理（上海马老的揭发）。邓小平带头散布了大量谣言，社会上吹得更凶，去年一直未认真追查和辟谣。
（53）
今年邓小平的名声不好了，就抬出总理作文章，说‘反击右倾翻案风’是反总理，利用死人压活人，利用总理在群众中的威望，来为邓小平效劳，编造大量所谓《遗嘱》、《诗词》、《谈话》等等东西，美化邓小平。于是谁要批邓，谁就是反总理了，这种手法颇有些煽动性。
这次敌人活动地如此猖狂，不足为怪。主席的重要指示，打中了资产阶级（主要是党内资产阶级）的要害，这次是反革命性质的反扑。
当然，送花圈的人多数是受人挑拨煽动，出于对总理的怀念，有的工厂的工人可以把《总理遗嘱》背下来，边读边流泪，是上当受骗的。但在清明节（这也是孔老二的一套）这样大规模地集中搞，显然有人在策划。
政治局的同志分析，阶级敌人猖狂跳出来是件好事。他们只能靠谣言、靠死人来煽动不明真相的人，说明他们日子实在不好过，也没什么了不起。但也要提高警惕，防止挑起更大的事端。这次看出存在一个地下的“裴多菲俱乐部”，有计划地在组织活动。
因此地要防止万一，采取一些必要措施：
第一、在北京，继续发动各级党组织作好群众的工作，揭穿谣言，教育群众不要上当。在全国揭露敌人的阴谋，并发动群众追查政治谣言，在“五一节”前搞一次大的反击；
第二、首都工人民兵组织好（目前已准备了五千人），向广大群众做宣传、教育，打击暴露的反革命活动。公安机关密切配合破案，目前已抓了十几个在天安门搞反革命宣传的人；
第三、卫戍部队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向干部战士讲清当前斗争的实质，防止敌人挑起更大事端。特别是八三四一部队，应向全体战士传达主席的重要指示，讲清当前天安门前是什么事，不能只看成是群众悼念总理的活动，而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借此反对主席，反对中央，干扰破坏斗争的大方向。否则一旦有事，战士可能同情闹事的人，甚至出现匈牙利事件那样，部队不愿意向反革命进攻；
第四，北京军区要稳定，指定一定的机动部队，以防万一。 政治局决定，鉴于纪念碑前反革命活动越来越猖狂，从今晚（4月4日）开始，清理花圈和标语，估计会有人捣乱，已调了三千民兵在广场周围，卫戍区一个营在二线准备，尽量不用部队出面。明天开始，布置民兵围绕纪念碑，劝说阻止群众去送花圈和集会，不再允许进入这个范围。
（54）
截止目前（4月5日晨五时），在五千民兵和三千公安人员的包围下，抓住了当众宣读反革命传单的人及其保镖，把周围保护那个反革命分子的一百多人集中起来，进行教育，肃清流毒。其中二十多人身上都有反革命的传单、材料。群众基本走散，现场正在清理，花圈都送到八宝山，进行得还顺利。
估计下一步会出现两个可能：一是暂时地平息下去；一是挑起新的事端。敌人会利用“中央有人反总理，连送花圈悼念活动都不许”的借口去煽动，以致导致武斗。
这样安排如有不当，请主席指示。
毛泽东看了毛远新报告后，圈阅表示同意。4月5日政治局继续开会，毛远新的会议记录如下：
刘传新(北京市公安局长)：
这次看，有组织的是两百来人，有四、五千人是凑在一起的。
今天提出“一要花圈”、“二要战友”，说卫戍区抓了人，只要碰见战士民兵、公安人员就打。打伤168人，重伤15人，砸了两辆车，烧了四辆汽车，放火烧房子。
他们利用战士打不还手，伤了些人。下午决定：只要歹徒动手打人，民兵可以还手，并配备了短木棍，敌人的气焰马上就下来了。
在市委用天安门广场的喇叭广播后，多数看热闹的群众就散开了，一万民兵带着短木棍包围上去，分批清理后，今天抓了38个人。以前三天捉了39个，大部分都有证据。这么多讲话文章，不提走资派，不提主席，除了攻击的手法多样，诗词、诗歌、演讲，不是青年人写的，恶毒隐晦。
今天这个疯狂性看得更清了，杀人、放火，无所不为，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事件。整个活动来看，早有预谋，有组织、有计划。
今天来的这么猛反扑，出于我们的意外。昨晚搞了一夜，原以为他们要喘息一下，没料到早上6点就开始了。今天这么一搞，还要防止新的反扑，这不是一天两天可以弄清的。
明天，组织三万民兵，九个营的卫戍区。只要允许挨打还手，民兵公安完全可以对付。
吴忠：
我估计不足，准备也仓促了。上午搞得不好，以为他们想喘息一下，没想到他们真敢烧，教训比较多。
从抓到的文字、语言、行为来看，恶毒得很。纪念碑上贴了一些诗词：“天颜未明心澎湃，滚滚泪水洒襟怀。为保总理青松挺，准备热血喷体外。”
华国锋：
今天这件事开始估计不足，暴露了很多漏洞，总结经验教训。
敌人今天充分进行了暴露，烧了汽车、房子，打了人，进行反革命的宣传。这是蓄谋已久的，全国搞的。
这几天是在大造舆论，煽动，下一步真正搞什么，是不是在广场不一定。明天指挥要沉着，要看准，轻易不动，一出就要取胜。注意摸索线索，找司令部。
今天的事情是否要向全国发个通报。
（55）
毛远新4月6日向毛泽东写了政治局讨论天安门事件的汇报报告。该《报告》如下：
主席：4月6日凌晨，政治局部分同志听取了北京市汇报，并研究下一步怎么办。
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新同志介绍情况，要点如下：
今天敌人闹得这么凶，我们估计不足，上午很被动，下午才扭转过来。
从现场来看，有组织地活动的约有200来人，跟着起哄或表示同情支持的有4000多人，其中有十几岁的学生、社会流氓，其他是看热闹和过路的人。
昨天晚上的行动，捉了十几个，清理了花圈。今天（4月5日）他们早上6点就来了，提出：一、要花圈；二、要战友。碰见民兵、战士、公安人员就打，他们利用战士民兵打不还手的纪律，硬往死打。总计伤168人，重伤15人，已送医院抢救。
烧毁汽车四台，砸毁汽车两台，并放火烧了历史博物馆南侧的小楼（现场市委指挥部）。
下午决定：只要歹徒动手打人，民兵、战士、公安人员可以还手，并配备了短木棍，敌人的气焰马上就下来了，我们的士气大振。
市委通过天安门广场的大喇叭广播以后，多数看热闹的群众都很快走散，一万民兵和五个营战士三千公安人员带着木棍把闹事的人全部包围，分批清理，多数教育释放，捉了最坏的38个人。前三天捉了39个，大部分都有证据。目前天安门前恢复正常。
刘传新同志说：这次有个特别明显的特点，即他们的矛头非常集中，各类演说、诗词、悼词、小字报、传单、字条、口号都集中攻击毛主席、攻击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这么多讲话、文章，就是不批邓（有的公开拥护邓），不提走资派，不正面提毛主席（攻击的提）。手法多样，朗颂诗词的，发表演说的，教唱歌的什么都有。很多不是这些年青人写得出来的，内容既恶毒又隐晦，是白头发的人编写的。
再一个特点是法西斯，不顾后果，疯狂已极。杀人、放火无所不为。不是抢救得快，很多人会被打死。连提出不同意见的看热闹的群众，都往死打，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事件。在天安门广场光天化日下群魔乱舞，是历史上没有的。
此外，从整个行动来看，完全是早有予谋，有组织有计划的。今天这么凶猛的反扑，出我们意外。原以为昨夜打击了他们，他们得喘息一下吧。谁知他们趁我们拂晓调整兵力布署的时机，突然组织反扑，我们过于天真了，看简单了。
今天得了教训，准备明后天新的反扑，已组织了三万民兵，九个营的战士。只要允许民兵挨打还手，不用战士也可以对付。
（56）
卫戍司令吴忠同志说：现已准备了三万民兵，集中在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待命，市区内有九个营的部队随时机动。
今天我们估计不足，准备也差，上午没搞好，没有集中力量。在今天下午烧汽车时就应出动，但调动不灵了，指挥部被包围，冲进去放了火。在一楼浇上汽油点火，要把楼上的人全烧死。楼上有卫戍区两个副司令，市公安局两个副局长，从后门跳窗户才跑出来，教训太大了。
另外，打不还手是指人民内部矛盾。那样的反革命，烧汽车、打人都不还手，吃亏了。他们连外国人也打，想制造事端。我们估计不足，暴露了我们工作中很多弱点。今天最后取得了胜利，但教训太深了。
政治局的同志一起研究分析了一下：不要以为事情完了，天安门前大表演是在造舆论，下一步是不是在广场不一定，防止他们声东击西，准备更大的事件发生。
因此民兵明天不要轻易出动，指挥要从全市着眼，不要只注意广场。遇事要沉着，看准了，不动则已，一动就要取胜。
民兵要进行思想教育，讲清这根本不是什么悼念总理，是反革命暴乱性质。不要把民兵手脚捆得太死，“小人动手，老子也动手”。请吴德同志代表中央去慰问受伤的同志。
公安局要侧重侦察线索，找到地下司令部，只打击了表面这些年轻人不行，要揪出司令部。
部队也要加强教育，防止敌人也拿起武器，包括枪枝。要准备几个方案，徒手、木棍、动枪。
市委要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工作，使全市人民知道天安门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明天《人民日报》要发社论，组织全市人民学习，批邓，提高警惕，准备应付更大的斗争。
国锋同志最后归纳了大家的意见，并建议由北京市立即把这两天的情况、性质，主要罪行，采取的措施写个材料，中央尽快通报全国。
今天的事必然会传到全国，敌人会进一步造谣，制造混乱，挑起更大的事端。各省市不了解情况，准备足不行。大家认为尽快向全国通报很有必要，起草后送主席。主席还有什么指示，望告。
毛泽东在毛远新的报告上批示：“士气大振！好，好，好。”4月7日，毛远新当面向毛泽东汇报情况，毛远新记录的谈话笔记如下：
4月7日上午8时5分至9时15分。
毛远新汇报了4月6日北京市的情况，谈到原来是打不还手，吃了亏。现在性质变了，应还手了，并配备了木棍。
主席：“谁人建议的？陈锡联？”
（57）
毛远新：“好象不是他，他是赞成的，他说战士只能挨打不行。政治局好几个同志一直在大会堂注视广场事态变化，和北京市委一起研究解决的办法。吴德同志去发表演说是大家的主意，动员一般群众离开，人少了才好动手。”
主席：“好。”
毛远新：“目的是区分两类矛盾，一讲事件的性质，好人就离开了，当然也有坏人聪明点的跑了。剩下人少了，我们的力量占优势再下手。”
主席：“嗯。”(点头)
毛远新谈到政治局6日晚上研究的几件事，提到国锋同志建议将北京发生的事通报全国，中央发个文件。
主席：“公开发表。”
毛远新：“登报？”
主席：“是。发表《人民日报》记者现场报导，吴德讲演等。”
毛远新：“市委报告不发了？”
主席：“不发。并据此开除邓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以上待三中全会审议批准。”
毛远新：“太好了。将来召开三中全会时补手续。”
主席：“嗯！”(点头)
毛远新：“由中央作个决议，也公开发表？”
主席：“中央政治局作决议，登报。”
毛远新：“好。上次会议，春桥同志当邓小平面说：‘你看看天安门前的情况，人家要推你出来当纳吉’。”
主席：“是的(点头)。这次，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这三件事，性质变了。据此，赶出去！”(挥手)
毛远新：“应该赶出去了，我马上找国锋同志去。”
主席：“小平不参加，你先约几个人谈一下。不约苏振华，叶(叶剑英)不找。”
毛远新：“除这三人外，其他同志都参加？”
主席：“好。华国锋任总理。”
毛远新：“和上面决议也一起登报？”
主席：“对。”
毛远新：“我马上去通知国锋同志开会传达。”
主席：“快(挥手)，谈完就来。”
1976年4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通告《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同日，中共中央发出通告《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58）
关于政治局开会讨论处理天安门事件之事，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传》记述道：在这期间，毛泽东的病情更加沉重。张玉凤回忆道：“1976年清明节前后，首都人民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当时，主席对外面的情况一点都不知道。他病重，动不了，由我们几个工作人员支撑着他才能走几步，就得赶快坐下或躺下休息，呼吸困难，连讲话的力气也没有，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连我们也不知道。”
张玉凤又说：“主席身体越来越不好，情绪很烦躁，不愿讲话，也不见人。每天都吸氧，讲话更听不清了，吃饭、饮水也十分困难。也就是这期间，主席曾多次意味深长地说：‘我是供展览的偶像。’”
这时能常到毛泽东那里去的，就是毛远新。张玉凤说：“凡是毛远新每次要见他，主席总是很快就见。毛远新反映的问题，主席也喜欢听。
这些天，毛远新随时都来，他说：‘政治局的同志连夜开会，认为天安门发生的事件不是孤立的，是一次匈牙利事件在中国的重演。’政治局还决定将天安门所有的花圈烧掉，还通过吴德同志的那篇讲话稿。这一时期的决定都是政治局议定后报告主席的。主席也无力细问，只能点头，表示知道了。”
4月5日凌晨5时，毛远新给毛泽东写报告说：“这样大量的在天安门前集中那么多群众场合下，公开发表反革命的演说，直接攻击毛主席，是建国以来没有的。很显然，这是有计划有组织的，不仅北京，全国不少地方都有。”毛泽东当天圈阅了这个报告。
4月6日政治局会议后，毛远新给毛泽东送去关于政治局会议情况的报告，毛泽东当天在报告上批示，赞同中央政治局的处理意见。下午，江青也到毛泽东住地，当面向他报告处理天安门广场事件的经过。张玉凤回忆：“她走到主席床前，对主席说：‘我来这里以前，特意到天安门广场绕了一圈，一路上硝烟弥漫，一伙人烧房子，烧汽车。这是以死人压活人，邓小平是他们的总后台，我要控诉。我建议开除邓小平的党籍。’主席看了看她，没有说话。”
召见江青，这对于近年来不断拒见江青的毛泽东来说，是很少有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在全国、尤其是在北京受到如此强烈的抵制，不仅出乎中央政治局的意料，也是毛泽东所没有想到的，使他觉得难以容忍。天安门广场事件的发生，使他更加确信所谓“阶级斗争”仍十分激烈。
4月7日上午，毛泽东再次听取毛远新汇报，肯定了中央政治局对天安门广场事件所采取的措施。毛泽东提议由政治局作出两项决议：一、任命华国锋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二、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毛泽东主张公开发表这两项决议和有关天安门事件的报道。当晚，广播电台全文播放中共中央“两个决议”和《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道。
尽管如此，毛泽东对邓小平“保留党籍”的意见，多少反映出他对邓小平仍留有余地、寄有某种希望的复杂心态。毛泽东还托付汪东兴对邓小平采取措施加以保护，以免遭受不测。
（59）
关于4月7日政治局开会之事，吴德也回忆说：4月7日晚上，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毛远新拿着毛主席写的条子给大家看。毛主席的指示是：“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性质变了。”
毛远新解释说：“毛主席的意思是指在首都天安门广场发生了烧、打事件，天安门广场上的活动，其性质已变为反革命事件了。”
毛远新还传达了毛主席的两项提议：一是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二是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关于华国锋任中央第一副主席的建议，是毛主席不把权力交给“四人帮”的重要措施。那时，上海已经贴出大字标语“拥护张春桥同志当总理”，毛主席批评了这个问题，让上海赶快把这个标语拿掉。
关于4月7日参加政治局会议的人员，毛远新先是传达毛主席的意见，说：“朱老总、叶帅、李先念、苏振华不必参加会议了。”
但其间毛远新出去了一趟，回来后又通知除苏振华外，其他人都到会，朱德、叶剑英、李先念也通知到会。苏振华前几次的会议都参加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不让他出席4月7日的政治局会议。于是，政治局会议直等到朱德、叶剑英、李先念都到达后才开始。
对于毛主席的两项提议，参加政治局会议的同志谁都不说话。政治局当即拟定了文字稿，我还记得朱总司令戴上老花镜，拿起文字稿看了一遍，心情很沉重，一言未发。
政治局通过决议后，由毛远新拿去请毛主席批示。很快，毛远新就回来了，说毛主席已经批准。
虽然群众当时很难被说服，但毛主席还健在，他老人家的威信还很高，市委在机关、厂矿、学校又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样，北京市的社会秩序、状况才稍有平息。
粉碎“四人帮”后，我对在天安门事件中所犯的镇压群众的错误作了多次检讨。我还检查说：“我在天安门广场事件的广播讲话中，诬蔑了邓小平同志。”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由于我所处的地位，我无法不执行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尽管如此，错误总归是错误，只要把它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去参考和认识，是可以做到心悦诚服的。
粉碎“四人帮”后，一些报刊上说在天安门事件中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等等。当时，吴忠曾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言，说：“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一个人。”
结果，吴忠的发言在会场上引起了很多同志的不满。这些同志说：“血都流成河了，怎么能说没有死人呢？”
有的同志说：“当时把天安门广场的血迹都冲冼干净了，把打出来的人脑浆都冲冼掉了。”
还有同志说：“死的人都是外地人。”等等。
（60）
此后，中央曾派小组调查此事，调查得很认真、很仔细。调查了医院、太平间、火葬场和参加清场的很多民兵。一共进行了三次调查，第一次的调查报告我看见了，后边的两次报告我没有看到，但我问过。调查的结果是一样的，都说是没有死人。
吴忠同志在天安门事件中还是用了一番心思的，他想把损失尽可能地减少。我们的处境非常困难，很容易出大的问题，造成流血事件。没有死人，这是不幸中的最大幸事。
据吴德说，毛远新把毛泽东的建议拿到政治局上讨论，在会上“谁都不说话”，也就是说在“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的情况下，通过了毛泽东的建议。有人据此来证明毛泽东个人独裁，一个人说了算，其实这不但不能证明毛泽东一个人说了算，反而证明毛泽东的权力有限。
政治局会上，为什么大家都不说话呢？这是因为周恩来、邓小平集团和江青集团，两大集团心里都不满，所以谁都不说话。
周恩来、邓小平集团所不满的，当然是毛泽东的第二个建议“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而江青集团所不满的，却是毛泽东的第一个建议“华国锋任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以前华国锋只是临时代理国务院总理，暂时主持中央工作，江青集团觉得自己还有希望。可是这次毛泽东让华国锋正式登上接班人的位子，彻底切断了江青集团的希望，因此江青集团非常不满。
中国古代有一个理念“论功行赏”，现代也有一个基本原则“按劳分配”。在打倒邓小平这件事上，江青集团是出力很大的，而华国锋基本上没有出什么力。打倒邓小平的胜利成果怎么分配呢？无论从“论功行赏”的理念，还是“按劳分配”的原则，江青集团都应该是分享最多成果的人，因为他们立功最大。把这次的胜利成果分给基本没有什么贡献的华国锋，江青集团当然不满意。
关于江青集团在打倒邓小平方面的所作所为，原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回忆说：
1975年4、5月份的时候，我们上海的几个市委书记感到政治空气很沉闷，张春桥、姚文元很久没有与上海联络了。毛泽东关于“反经验主义”的批示，通过不同的渠道传到上海，我是从新华社上海分社负责人那里看到批示全文的。
我看毛主席的批示很重要，它直接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有关，马上将情况告诉马天水、王秀珍。我一看就知道是针对张春桥、姚文元有关讲话、文章而发的。因为张春桥在解放军总政治部讲话时，专门讲到过“反经验主义”的问题，现在毛泽东来批评了，是很有针对性的。
（61）
毛泽东在批示里又批评一些人，说：“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明显是批评江青，因为江青经常发脾气、训人。接着毛泽东有关电影《创业》的批示也下达了，这又是批评江青和文化部的。这一连串的批评，都是针对我们阵营的，我们觉得日子比较难过。
毛泽东的这个批语下发给中央后，久经政治风雨，有很强的政治敏锐性的中央领导同志一看就明白，毛泽东是要批一批江青这些人了。与江青、张春桥他们的沉寂相对照，邓小平的日子过得风风火火。周恩来病重后，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不断有重要讲话传达，主要是谈整顿的。
就在这个时刻，在中央工作的王洪文突然从北京来到上海，我们感到很奇怪。王洪文对我和马天水、王秀珍说：“我这次到上海是作调查研究的，恐怕要住一段时间。”但他没有说具体的调查研究的打算。当时，我们觉得在党中央副主席的排名中，王洪文排在邓小平的前面，现在邓主持中央工作，王洪文很失意，所以躲到上海来了。
过了几天，王洪文在锦江小礼堂找我和马天水，王秀珍谈话，他从公文包里拿出很厚的一迭中央军委任命干部的名单给我们看，这是经过毛泽东批准的各军种，各兵种，还有各大军区副司令员、副政委以上干部名单。
王洪文把这些名单放在桌子上面，用手拍拍任命的文件说：“邓小平这个人真厉害，他对军队的干部很熟悉，很多人都是他的老部下，他一当总参谋长，很快就把各总部、各兵种、大军区的领导班子搭起来，安排他自己信得过的人。中央军委讨论这些名单的时候，我和春桥同志都不熟悉这些人，根本不了解这些人的情况，讲不出反对的理由，只好通过。”
王洪文又说：“你们知道春桥同志最近说什么呢？他说：‘我这个总政治部主任，不过是一枚橡皮图章。人家搭好了班子，要总政治部向上报告，报告上盖的就是张春桥的签名章，可是根本不征求我的意见。”
王洪文又问我们：“邓小平和叶剑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你们觉得怎么样？”
我说：“邓的讲话里提到整顿，根本不作阶级分折。什么班子‘软、懒、散’啊，假如推行资产阶级路线，领导班子越‘硬’，那么危害越大。”
王洪文一听，很赞赏我的说法，他说：“老徐说的对！反对‘软、懒、散’，一点阶级分析都没有。全国只有沈阳军区毛远新当了政委，让孙玉国当了副司令，其它地区的领导班子，都是一些老家伙。他们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在军委扩大会议上骂娘。前一时期，社会上的一些政治谣言，都是从军委扩大会议后传出来的。”
（62）
王洪文叹了口气说;“我最担心军队不在我们手里，军队里没有我们的人。这次我把单文忠调到中央读书班（单文忠原是上海警备师干部，与王洪文关系密切）。我把他调到中央读书班，就想派他的用场。他在上海警备区真是个造反派，可是被调到安徽省军区，只担任个副参谋长，级别太低，起不了大作用。”
谈到这时，已是深夜了，服务员请我们吃夜餐。王洪文每次到上海，在锦江小礼堂开会或看电影，吃饭就在锦江饭店二楼一间僻静的小房间里。这里一个圆台子，四周放着四把椅子，只有市委的书记来吃宵夜。锦江饭店的人见王洪文来，知道他的老规矩，一瓶茅台，还有他最喜欢的下酒菜：一碟银蚶（hān 软体动物，介壳厚而坚实，生活在浅海泥沙中。肉可食，味鲜美。），一碟醉蟹，―碟干切牛肉，一碟辣白菜，上面加一点红辣椒丝。王洪文喝了酒后，再来点面条、饺子等。
王洪文是个酒葫芦，有酒必喝，酒量不大但很贪杯，有了几分醉意后，话就多了。这时，我和王秀珍交换了一下眼色，因为我们曾议论过，总理生病以后，中央曾决定由王洪文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现在他跑到上海来，不是把大权让给邓小平了吗？我们埋怨过他。
今天听他这么一说，我也试探着问：“老王，你本来是主持中央工作的，现在你到上海来，中央的工作由谁主持啊？”
王洪文此时已有几分醉意，说话就比较敞开了，他说：“什么主持工作？还不是让我往火坑里跳。”
我们一听，都不便接口。王洪文又说：“现在我有什么权啊？党中央和国务院都是邓小平在抓，军队也是他的，我只能抓抓中央党校的工农兵读书班。”说到这里，他一脸很生气的样子，因为我一问戳到了他的心病。
王洪文又说：“这是主席定的，我有啥办法？”说完，他就往椅子上一靠，他的口气里对毛主席也不太满意，我们三人就更不敢出声了。
王洪文在上海一住就是几个月，“八一建军节”，他没有回北京；“十一国庆节”也在上海过。“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召开时，中央政治局委员都参加，他也没有去。后来，传达了邓小平在这次大会上的讲话，他说要“全面整顿”。我们看来，“全面整顿”就是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问题。邓小平的连续讲话，使我们这些在文革中起来的人，都不满意。
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看到邓小平的一系列讲话后，大有意见。在1975年国庆前后，他到北京后，在中南海向毛泽东当面汇报，他说：“今年以来，感到有一股风，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似乎比1972年批极左还要凶些。”
毛泽东很同意毛远新的看法，他要毛远新当面找邓小平谈一谈。关于毛远新当面找邓谈话的情况，后来在1976年初的“批邓打招呼会议”期间，毛远新在京西宾馆马天水的套间里，向我们作了详细的叙述。
（63）
毛远新找邓小平谈话，把邓小平讲话中的问题都指出来，但邓小平不服。邓小平说：“远新同志啊，照你这么说，我是执行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啰！说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搞了修正主义路线，不好说。”
毛远新说：“不错，你搞的就是修正主义！”
毛远新在向我们叙述这次交锋时，很激动，又显得很神气，讲着讲着站起来，左手插在腰里，右手朝前伸，一个指头做着指向邓小平的样子“你就是修正主义！”，样子非常咄咄逼人。毛远新平时也很傲气，可以想象，那天他和邓小平的谈话，是两个“钢铁公司”碰在一起了。
后来毛远新传达了毛泽东的十二条指示，其中，我们最感兴趣的是毛泽东说：“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有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毛对邓小平的批评越来越尖鋭了。
毛泽东始终把发动文化大革命和反对修正主义，防止和平演变作为千秋大业来看的，从他临终前与政治局成员谈话中也可以看出来，他把发动文化大革命作为毕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另一件是解放全中国，把蒋介石赶到海岛上去，足见文化大革命在毛泽东心目中的位置和份量之重。毛泽东绝不能容忍否定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
邓小平不愿做文革的书面决议后，毛泽东被激怒了，他想通过一个什么突破口，把邓小平的问题揭出来。机会终于给毛抓住了，他借着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的信发难。刘冰的信由邓小平转送给毛，毛在信上批了：“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而且针对邓小平转信这件事，他写下六个字：“小平偏袒刘冰。”
毛泽东问毛远新有关迟群和谢静宜的情况，毛远新汇报说：“迟群和谢静宜在执行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上是比较积极的。”
毛泽东听后说：“迟群不能走。迟群走了，不是又要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吗？”
毛泽东还生气地说：“他们骂迟群，实际上是反对我，可又不敢，就把气发到迟群身上。”
这时正在上海的王洪文看到清华大学给政冶局的汇报材料后，非常兴奋。在北京曾有人问邓小平，王洪文到哪进去了？邓小平鼻子里哼了一声：“蹲点去了。”这话传到王洪文那里，他很恼火。
现在听到这些情况，王洪文感到机会来了，他赶快把我们找到东湖路七号招待所的会客厅，拿出清华大学的汇报材料给我们看，说毛泽东已有批示了。
我们鼓励他回去参加战斗，王洪文说：“再等几天，我还要看一看。”又过了两天，他说政治局要开会“帮助”邓小平了，才正式离开上海。
（64）
在与上海小兄弟们的告别会上，酒过三巡，王洪文说：“你们不知道啊，政治局分成好几派，中央的斗争是复杂、激烈的，从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就可看出问题来了。”
王秀珍怕他说漏嘴，赶快扯扯他的衣角，说：“喝酒，喝酒！干杯，干杯！”
王洪文那天酒喝得多了，恨不得把心里的东西都倒出来，说：“今年七、八，九月，他们造江青同志的谣，造我的谣，可凶啦！这次我回北京就是参加斗争去的。”
第二天，我和马天水、王秀珍把他送上回北京的专机。当天晚上，他就参加了“帮助”邓小平的会议。会后，王洪文打电话给我们，叫我们赶紧给他收集邓小平在各种会议上的讲话材料。这样，上海市委的机器就开动起来了。
当时的“批邓”，按照我的看法，是采取以教育战线为突破口，上挂下联、内外夹攻的打法。在清华、北大以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批示为契机，写大字报，先是批判刘冰，再挂上支持刘冰观点的教育部长周荣鑫，然后提出要挖出右倾翻案风的总代表，总根子邓小平。最后迟群指示在文章中点明“党内至今不背改悔的最大的走资派”，把矛头直指邓小平，这是“上挂”的打法。
政治局高层领导开会“帮助”邓小平的时候，开始并不直接批邓，而是强调刘冰敢于把矛头对准主席，是得到教育部某些人支持的，把教育部长周荣鑫叫到政治局挨批，这就是“下联”。
张春桥在讲到教育战线要搞整顿的时候，有一句名言：“一个是培养有资产阶级觉悟的，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一个是培养有无产阶级觉悟的，没有文化的劳动者。我宁要一个没有文化的劳动者，也不要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
张春桥批判周荣鑫的时候，上纲上线很厉害。实际上，周荣鑫当教育部长一年还不到，他怎么可能刮起那么大的右倾翻案风？所以批判他的人心里都很清楚，周荣鑫自己也很明白，他坐在那里，只不过是一个箭靶子，“下联”他的目的，就是要“揪出”邓小平。
“内外夹攻”形成多层次的攻势，首先是政治局批邓小平需要炮弹。我们赶快把邓小平的言论整理出来，交给上海市委印刷厂印成大字本，直接送给王洪文。马天水急忙写了《邓小平策反我的过程》，也交给了王洪文，由王洪文转发给政治局参加会议的人。我在收集邓小平的材料时也是挖空心思的，我知道这是批判的重要依据。
当时，邓小平在各种场合讲了一些话，有的是在很小范围内讲的，我千方百计要搜集到他的讲话材料。我听说有一次邓小平找四川省委的三代第一书记的谈话，第一代是李井泉，第二代是廖志高，第三代是赵紫阳。邓小平重新出来主持工作以后，把这三代领导人找在一起谈话，邓小平本身是四川人，又长期在西南地区担任领导工作。我认为，这次谈话一定是说了许多心腹话，但苦于打听不到谈话的内容。
（65）
后来我听说江苏省委副书记杨广立，在一次发言中，提到过这次谈话。我想：这是机会。因为杨广立访问上海的时候，我曾热情接待过他，同他有一些交情。我打听到来龙去脉后，经过多方努力，最后终于拿到了这份谈话记录。
又有一次，邓小平找了南方十二省第一书记开会，作了专门讲话。这十二个省中没有上海，所以我们对这次会议的内容不了解。我想了很多办法，也没打听到。正在着急地四处寻找这份讲话的时候，江西省造反派头头涂烈，派专人到上海送给我一份绝密件。我打开一看，是一封用毛笔抄写的有十几页纸张的密件。原来涂烈参加江西省常委会的时候，听到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传达了邓小平的谈话记录。涂烈知道我急需这份材料，连夜派人送过来。我看了以后，非常兴奋，马上叫市委办公室打印出来，一面上报给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一面赶紧把这些材料直送清华、北大的迟群、谢静宜，供他们编辑《邓小平言论摘编》使用。
“内外夹攻”的战术还运用到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马天水、我和王秀珍到北京开会的时候，迟群、谢静宜到京西宾馆看望我们，在我们的房间里谈悄悄话。他们说：“在政治局刚开始‘帮助’邓小平的时候，有一些政治局委员的态度很不积极，有的一言不发，有的在会上打瞌睡，所以整个批帮会的火力不强。根据这个情况，经过毛主席的批准，决定了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从外面调进一些年轻人列席政治局会议，让他们发言，加强火力。”经过充实新生力量的政治局“批判会”，会上的火力自然大大加强。
后来，张春桥也到京西宾馆来，在马天水的套间里，对马天水，我和王秀珍也描述了政治局开会的情况，特别介绍了邓小平当时的神态。张春桥绘声绘色地说：“我们批了邓小平那么多话，可是他从头到底一言不发，就坐在椅子里面，一支接着一支抽烟。他的这种情况，我早就见过了，那是在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时候，政治局和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批他，他也是闷声不响，始至终没有说过一句话。现在，邓小平说他耳朵聋了，听不清楚别人的发言。实际上，他的听觉可好呢。政治局会议结束的时候，华国锋坐在桌子的另外一边主持会议，轻轻地说了声：‘散会’。邓小平马上听到了，哧啦一下站起来就走。你说他耳朵聋？他是装聋！”
政治局开了几次批判邓小平的会议后，决定把“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逐步推向全国，以中央的名义起草一个文件《打招呼会议的讲话要点》，经毛泽东审批后，发到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在中央文件发下来之前，王洪文几乎每隔一两天就和上海通热线电话，把消息通过来，要我们把材料赶快送上去。
（66）
短短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总共搜集了邓小平的43份讲话记录，送给市委印刷厂，印成大字本白头内部文件，每份印二十份，送给王洪文，作为中央政冶局批判用的材料。王洪文选择其中比较重要的，直接发给政治局会议。江青还布置清华，北大两校整理邓小平的材料，由两校编成《邓小平言论摘录》上、下两本，印成小册子散发。
《邓小平言论摘录》刚刚印出，迟群他们立刻就给我送来。我拿到后，又大量翻印。我看到清华，北大的动作很快，上海不甘于落后，便选择复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两校作为上海的窗口，和北京的两校南北呼应，华东师大和复旦大学的大字报贴得最多。
但我觉得上海质量高的大字报不多，十分着急。正在我心急火燎的时候，张春桥帮了我的大忙。当时淸华、北大把学校里的大字报印成《大字报选》，上报给中央政治局委员。张春桥每收到清华、北大的《大字报选》，都在封面上批下几个字：“送景贤同志参阅”。然后以最快的速度转给我，这正是我在上海发动大批判急需的材料。
我想，张春桥为人一贯小心谨慎，过去他从没有把政治局委员收阅的文件直接转给我过，这次却一反常态，说明他的心情和我一样急切。张春桥在封面上写“送景贤同志参阅”，哪里是参阅而已，分明是要我扩散。当然最关键的是抢时间，争分夺秒，把“批邓”之风尽快吹到全国去。
我充分领会张春桥的意图，马上把印有清华、北大《大字报选》的封面撕下来，把里面的重要文章拆开变成散页，然后我带着这些散页的大宇报，专门坐车赶到华东师大，找到党委书记杨希康，把这些单页的铅印大字报当面交给他。他根据我的布置，马上找人用毛笔重新抄写，张贴到华东师大的大字报专栏上。
这一下果然引起轰动效应。那天细雨霏霏，我穿着雨衣，去看他们刚刚抄出来的大字报。大字报栏前人头攒动，年轻的、年老的、本校的、外来的，大家都争着看清华，北大的最新动态，还有些人在雨中认真地抄录。当时我心中很得意，因为这是张春桥和我联合操作的，这件事情果然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从华东师大回来，我觉得这样做还不够。文化大革命初期，就是通过几所大学张贴大字报，相互大串联把刘少奇、邓小平给揪出来的，现在是不是也可以重演这段历史呢。因此，我与马天水商量，决定由市委办公室下发通知：组织群众到复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去看大字报。还通知复旦和华师大两校编印各自的《大字报选》，装订成册，凡是有来参观的单位，或者外地来取经的学校，要主动赠送给他们，扩大影响。甚至连美籍华人扬振宁到上海访问的时候，我告诉复旦大学把《大字报选》赠送给他。这样，不但把“批邓”的信息吹向全国，而且传播到海外去。
（67）
当然，像我们这样内外夹攻、煽风点火，只能制造舆论，形成“批邓”的气候，还不足以把邓小平拉下马。我们很清楚地知道，真正要搞倒邓小平，只有毛主席下决心才能办到。1976年1月21日，毛泽东提议：华国锋出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毛泽东的最后决心一下，邓小平坠入深渊。
《1号文件》下达不久，1976年2月25日，中央召开打招呼会议，把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找到北京。我们特别注意会议开幕那天邓小平会不会来，因为文件没有宣布撤销邓的工作。我对王秀珍说：“今天我们要看看，邓小平出来不出来。出来的话，肯定是一副尴尬相。”
等到会场的灯亮起来，华国锋带头走在前面，所有中央领导人跟在后面走上主席台。后面是王洪文、张春桥，江青，李先念、吴德，纪登奎等，走完了，没有邓小平。我与马天水彼此交换了一下眼色，我觉得邓小平可能要从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华国锋主持会议，正当他要讲话的时候，我看到毛远新，迟群与谢静宜三人从会场的边门走进来，他们坐到后面很高的一级一级升起来的座位上，可以居高临下地看全场的情况。我知道，他们是毛主席身边举足轻重的人，从1975年10月到1976年1月关于“批邓”的谈话，都是毛远新传达的。
今天也是这样，华国锋在台上拿了一份文件，宣读毛泽东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十二条指示。毛远新手里也有一份文本，他当场打开，华国锋念的时候，毛远新遂条对照，边听边笑，有时候还笑出声音来。我也很听得进，毛泽东一条批示非常尖锐地指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与文革开始时我们起来造反一样。那天我扪这些人有点得意忘形。
京西宾馆的大会结束后，就转入小组讨论。在讨论过程中，到上海小组来的人非常多，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当时参加上海小组讨论的有马天水、我、王秀珍和黄涛，马天水住的套间是大家聚会的地方。我印象中，历次中央开会毛远新是不来上海小组的，这次破例，他连续几次来看望我们，与我们聊天，有时聊到半夜一两点钟，然后一起去吃宵夜。除毛远新外，迟群，谢静宜、于会泳、刘庆棠、浩亮他们也来，各省与我们接近的人来串连的也很频繁。
1976年2月“批邓打招呼会议”期间，江靑也破例到我们这里，简直让我们感到荣幸之至。她来了一次，又来一次，谈天说地，因为从组织上解决了邓小平的问题，她兴高采烈。
（68）
会后，江青又让我们几个到钓鱼台去。她先与我们谈话，接着给我们送礼物，礼物是毛泽东看过的全国地图影印本，毛泽东用红笔、黑笔在上面画了很多圈，留有毛泽东的手迹；又送我们毛泽东亲自看过的《词综》，也是一本影印本。我们都说这是很珍贵的礼物。江青还让我们参观她的玻璃暖房，后来又带我们到她放映室里看内部电影。
“批邓打招呼会议”结束的时候，张春桥把马天水、我和王秀珍叫到钓鱼台面谈。张春桥说：“邓的问题总算解决了，毛主席有指示，今后只让他分管外事。”
我们插嘴说：“他已不在中央担任工作了，怎么能分管外事呢？”
张春桥笑笑，接着说：“今后你们要注意，柳宗元有一篇文章叫《敌戒》，里面有两句话：‘敌存灭祸，敌去招过’。”
张春桥解释道：“大敌当前的时候，团结问题往往比较好；而敌人不存在了，内部往往容易发生问题。”
那次谈话的时候，张春桥还要我们研究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社会主义革命对象和任务及现阶段的阶级关系。张春桥说：“真正会颠覆政权的不是老资产阶级，而是党内的走资派。假如荣毅仁到天安门去发号召，没有多少人会听的；假如邓小平到天安门去发号召，会一呼百应的，所以真正要重视的还是党内的走资派。”
根据张春桥的指示，我们回上海后在2月底3月初，召开了一个大型理论工作座谈会，专门讨论党内走资派的问题。4月初召开万人大会，马天水和我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我的讲话《从民主派变成走资派》经张春桥审阅同意，从这个角度狠狠批判了邓小平。
1976年4月7日天安门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做了两项决定：一是宣布天安门事件为反革命事件；二是决定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当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全国联播节目播出了这一消息。当时我在上海大厦接待外宾，外事组工作人员递条子进来说：中央有重要广播。我看到这个消息后，就尽早结束宴请外宾的饭局，赶到康平路。
到那里时，市委常委们正在重新收听中央文件的广播录音。马天水兴高采烈地说：“我们今天在一起，大家拥护中央的决定。”他要我和朱永嘉写一份表态的电报稿。
王秀珍说，她已经布置上海民兵在外滩和人民广场举行武装游行，表示拥护中央的决定，借机显示我们的实力。
当天晚上，我们向中央发了电报，表示拥护中央决定，上海市委常委们在康平路小礼堂频频举杯，庆祝我们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经过艰苦的奋战，终于把邓小平拉下马。
（69）
林彪在著名的1966年“五一八”讲话中说：“笔杆子、枪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林彪不是文人，理论水平不高，但他的话是“话糙理不糙”。要想夺权，的确是要靠“笔杆子”和“枪杆子”这两杆子。1966年6月《红旗》杂志发表社论，其中特别引用了林彪的话：“夺取政权要靠枪杆子、笔杆子，巩固政权也要靠这两杆子”，这是党报对林彪这个理论的公开赞赏。
1976年4月天安门事件后，另一场“夺权”悄悄地展开了，这就是夺毛泽东身后的政权。中央政治局委员级别的高官们，当时都已知道或者看出毛泽东的身体每况愈下，不会坚持很久了。在这种情况下，紧跟或效忠毛泽东的意义已经不大，大家都把目光放在毛泽东的身后，关注毛泽东之后到底谁来接班的问题。
当时江青集团掌握“笔杆子”，周恩来、邓小平集团掌握“枪杆子”。明眼人都看出，在毛泽东身后，即将发生一场“笔杆子”和“枪杆子”的政权争夺战。这个时候，毛泽东作出一个重大决策，让华国锋这个既不属于“笔杆子”，也不属于“枪杆子”的中间人物当接班人，既不支持“笔杆子”，也不支持“枪杆子”，暂时化解了这场“笔杆子”与“枪杆子”的冲突。
但毛泽东此举只能暂时化解“两杆子”之间的矛盾，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然而毛泽东此时能做到的，也只能是暂时化解矛盾，对他的身后之事，已经无力顾及了。
据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传》记述：1976年5月起，毛泽东的病情不断加重，身体极度衰弱。6月初，他突患心肌梗塞，经过及时抢救，才脱离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认为需要交待一下自己的“后事”。
大约是1976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他的住地召见华国锋等人，又一次谈到自己一生中的两件大事。他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
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70）
毛泽东是个从不服输的人，总是充满自信，但他最后在后事交代时，吐出“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这样无可奈何的话，可见毛泽东真的是无法顾及他的身后之事了。
1976年4月7日，中央正式任命华国锋为“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宣布华国锋的接班人地位。尽管华国锋既不掌握枪杆子，也不掌握笔杆子，但他有毛泽东“钦定接班人”的招牌，仗着毛泽东的威望，也有一定的份量。此时的形势，有点像三国时代的“三足鼎立”，周恩来、邓小平集团相当于魏国，江青集团相当于吴国，而华国锋相当于最弱的蜀国。
要想保持“三足鼎立”的局面，吴国和蜀国必须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最强大的魏国。如果吴国和蜀国之间打起来，正好让魏国坐收渔翁之利，把两者各个击破。因此，毛泽东试图在他身后，让华国锋担任一个特殊的角色：华国锋不加入江青集团，但又与江青集团保持盟友关系，共同对抗周恩来、邓小平集团，这是他们唯一的生存之道。因此，毛泽东希望华国锋与江青集团保持盟友式的良好关系。
据毛远新后来回忆说：主席进入1976年后，除了“您好”之类的一些生活用语外，涉及人名、地名和一些专有名词，他讲的确实谁都听不懂了。但主席的头脑还清楚，所以就用手写。关于主席常用手写，我讲几件事情：
一、主席选定华国锋做接班人，他还是希望张春桥做“军师”，安心做副手。主席让我向张春桥传一句话：“遵义会议后，我不就是做了十年的副手吗?”对主席这句话中的“遵义会议”，我根本听不懂，这句话就是他用手写的；
二、关于1976年4月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和对邓小平的处理意见，也都是主席用手写的；
三、1976年4月30日华国锋见主席时，主席对华国锋说的那几句话为什么用手写？还不是因为华国锋听不懂嘛。按理说，华国锋长期在湖南工作，还在湘潭工作过，他应该听懂主席的湖南话。正因为华国锋听不懂，主席才把这几句话极普通的话（“慢慢来，不要着急。你办事我放心”），用手写出来；
四、1976年《4号文件》是我整理的，不能说百分之百，可以说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有主席手写的文字根据，我加的只不过是一些“因此”、“所以”之类的连接词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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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整理好后送主席审阅，他只改了一个字，即把邓小平说的“黄猫、黑猫”中的“黄猫”，改成“白猫”。我为什么整理成“黄猫”呢？因为我查了邓小平的原话是“黄猫”。
我说的这些，在档案中应该都能查到，主席给我用手写的文字有一大摞。因此，我说主席进入1976年后，他虽头脑清楚，但他说的话，绝大部分谁都听不懂了，这确是历史事实。
还有这样一个传闻，传说我在一次同学聚会中，酒后吐真言：“关于接班人，主席说的既不是华国锋，也不是江青，而是我，七名常委中我名列第一。”这完全是瞎编。我从不喝酒，过去在军队时都不喝。我不喝酒，怎么会有酒醉后的胡说八道呢。
据毛远新回忆，毛泽东是希望张春桥安心做华国锋的“军师”，希望华国锋“不要着急，慢慢来”，可是张春桥和华国锋都没有按照毛泽东希望的去做。张春桥不安心做“军师”，华国锋则在毛泽东去世后就急着出手，不肯“慢慢来”，这样就让毛泽东最后的希望泡汤了。
在毛泽东身后的夺权问题上，周恩来、邓小平集团和江青集团采用的策略是不一样的。周恩来、邓小平集团采用不着急，慢慢来的战术，等到毛泽东去世后再动手。因为他们的势力大，等到在毛泽东去世后再动手，胜算更大。
江青集团则不一样，他们的战术是赶在毛泽东逝世前动手。因为他们“笔杆子”的势力，毕竟敌不过“枪杆子”，所以试图抢到毛泽东“钦定接班人”的牌位。如果江青集团拿到“钦定接班人”的牌位，再加上“笔杆子”，那么他们还有可能与“枪杆子”抗衡一下。可是现在毛泽东把“钦定接班人”的牌位已经给了华国锋，于是江青集团就试图抢在毛泽东生前，把华国锋扳倒，迫使毛泽东把“钦定接班人”的牌位交给江青集团。
这样，在对待华国锋的态度上，周恩来、邓小平集团是“争取”，因为他们不急，时间对他们有利；江青集团是“打击”，因为时间对他们不利。这样在客观上，就使华国锋在感情上倾向于周恩来、邓小平集团，这是促成后来粉碎“四人帮”的重要原因。
如果江青集团放弃觊觎最高领导人的宝座，甘心辅佐华国锋，甘心当华国锋的“军师”，历史或许会改写。但最高领导人宝座的诱惑力实在太大的，以江青集团当时的权力和势力，已经到了可以“一争高低”的程度，让他们轻易放弃，实在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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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他们也看不起华国锋，不甘心自己屈居于华国锋的领导下。这就促使江青集团在华国锋上任不久，就开始制造反对华国锋的舆论。
1976年2月3日，华国锋刚出任代总理不久，2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梁效”的文章《坚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有人名为共产党员，却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毫无热情，对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的事情深为反感，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无耻背叛——明显是在影射华国锋。
2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再论孔丘其人》，其中有这样一段：孔丘利用阴谋手段，混上了鲁国的中都宰（中都的行政长官），不久又升为司空（负责建设、规划等事务），接着调任司寇（管理司法、治安工作），最后竟得到了代理宰相的职位。做了代理宰相，孔丘不禁得意洋洋，“有喜色”，他得到可以推行复辟的地盘了。
这些“司寇”相当于公安部长，“代理宰相”相当于“代总理”，这是明显影射当时兼任公安部长的代总理华国锋。最后这篇文章发表时，虽然删去了这些露骨的话，但攻击华国锋的意思一览无遗。
3月6日，《光明日报》刊登“梁效”文章《“克己复礼”再批判》，其中说：孔老二继续大搞‘克己’，靠这种政治骗术，终于蒙蔽了季氏，当上了鲁国的中都宰。三、四年间由中都宰而司空、司寇，最后并担任了三个月‘摄相’的职务。三、四年的时间不算长，三个月的时间就更短了，但是这对复辟派的孔老二来说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他一上台，就立刻大搞反攻倒算，把复辟的希望变成复辟的行动，大搞‘复礼’了。一时妖雾重来，谣言四起，把鲁国搞得乱七八糟。文中“司寇”、“摄相”这些话，也是明显影射华国锋。
4月7日华国锋正式出任总理后，江青集团在报刊上露骨攻击华国锋的事情少了，但在水面下继续做“扳倒华国锋”的文章。在1976年7月的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江青集团对华国锋发难，江青说华国锋也跟邓小平跑（1975年华国锋曾经支持过胡耀邦的一些提法）。华国锋谦虚地表示接受江青的批评，说自己对邓小平也有一个认识过程。1976 年7月28日唐山发生大地震后，华国锋赶去唐山视察，江青则说：“现在有一种倾向，利用抓抗震救灾，转移批邓的大方向。”这是在暗批华国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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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闻报道方面，江青集团也尽可能压低华国锋的形象。后来广播事业局的揭发材料写道：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后，多次陪同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会见外宾。会见前，华国锋同志在毛主席住处门口迎接外宾；会见结束后，华国锋同志送走外宾。按照惯例，这些活动都要编入电视片。可是，姚文元审片时，却下令删去华国锋同志在门口迎接外宾的镜头，蓄意贬低华主席。1976年8月，姚文元在审看华国锋同志率团慰问唐山、天津等地震灾区的电视片时，借口“不要暴露灾情”，砍掉了华主席许多感人的镜头。
1976年6月25日，毛泽东召见华国锋等人，写下“国内问题要注意”几个字。这是毛泽东生前所写的最后一句话，也是他生前作出的最后一个指示。“国内问题”指的是什么呢？毛泽东没有具体说明，也没有体力和精力具体说明，只能让华国锋自己去体会。此后，毛泽东的病情进一步恶化，多数时间处于半昏迷状态，已经无力再作出任何指示了。
1976年7月，中央政治局决定向党内高级干部通报毛泽东的病情，但江青集团不同意，他们要求在通报稿上写：“毛主席健康好转，不久可以恢复工作”的字样。对此叶剑英等人反对，认为这不符合事实，华国锋则一言不发。散会后，这篇通报稿由华国锋最后签署，华国锋删去了“健康好转，可以恢复工作”的字样。因为人们知道毛泽东的身体不好，对江青集团不利，华国锋此举，也是某种对江青集团的“还击”。
由于毛泽东已无力制止或调解江青集团与华国锋之间的矛盾冲突，两者的矛盾越来越扩大了。唐山地震后，1976年8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抗震救灾的社论，写道：解放以来的历史事实证明，每当出现严重自然灾害的时候，也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激烈的时候。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总是妄图利用自然灾害造成的暂时的困难，扭转革命方向，复辟资本主义。
这时，江青集团向华国锋发起新的进攻，给华国锋扣了一个帽子“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暗示华国锋执行毛泽东的路线不坚定，是机会主义者。1976年《学习与批判》第九期发表《山崩地裂视若等闲》，文中再次写道：每当出现严重自然灾害的时候，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就总要跳出来造谣惑众，散布悲观情绪，宣传开历史的倒车，妄图取消革命，复辟资本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