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险的泰国之旅
九三年初，亚洲水产学会就通知我，今年十月二十四号到二十九号，在泰国的普吉岛将举行第二届亚洲水产养殖病害大会。希望我能参加，做一个大会专题发言，题目是《中国鱼类病毒学研究进展》，并在那天做小组执行主席。第一届大会是一九九零年在印尼的巴厘岛举行的。当时也邀请了我去开会，并希望能介绍水生所在鱼病研究方面的进展。可惜当时中国跟印尼还没有建交，只有通过外交部去联系。等到批文下来同意我去开会，大会已经是第二天了。没有中国代表，他们感到非常遗憾。因此希望我这次一定要参加。
由于是他们给我提供参加会议的费用，出国申请比较容易批准。很快我就办好了手续，会议方也给我寄来了从广州经香港去泰国的机票。这是我第一次去亚洲国家，一切似乎都安排得非常完美。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我的旅途后来竟然那样充满了曲折和艰难。
十月二十二号我从武汉出发去广州。第二天清早赶到白云机场准备登去香港的飞机，然后从那里转去曼谷的航班。谁知在过边检时，检查证件的官员抬起头来问我：“你有去香港的介绍信吗？”我莫名其妙：“我只是到香港机场，几个小时后就要转乘去曼谷的航班，要什么介绍信？”那官员把护照从窗口扔了出来，冷冷地说：“不行，按照规定，必须有省级以上的赴港介绍信才能过去。”我楞住了。过一会我醒悟过来，赶快又找到他，再三解释这不过是转机而已，我要去曼谷开会，不需要出机场进香港。但边检官员根本不理睬。眼睁睁地，我看着飞机起飞了。
无奈之下，我只好去南航售票处重新买了一张从广州直飞曼谷的机票。但是这个航班隔天才一班，我只好买张二十五号的机票。这意味着将要迟到一天。
二十四号对我来说是灾难的一天。下午，我的钱包被偷走了，里面有我刚买的机票和钱。幸亏我向来就有把护照和钱包分开放的习惯，护照被幸运地留了下来。
那一夜我彻夜未眠。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我不停地想：该怎么办？清早，我昏头昏脑地跑到机场。机场服务人员很客气地告诉我：机票掉了只能重新购买，如果别人没把你的机票用掉的话，一年半后可以把钱退给你，但现在你不能登机。我又跑到南航售票处。在那里仅仅是给我办理了机票挂失的手续，仅此而已！我彻底失望了，坐在南航售票处门口的台阶上，全身已被汗水湿透。怎么办？难到只有返回武汉了吗？我真的不甘心啊。我摸摸胸前的护照，还在那里。我现在缺的就是钱啊。只要有钱，不是就可以解决了吗？可是，到哪里去搞钱呢？
突然，我想到了深圳的沙头角。夏天，沙头角动植物检疫局的彭景新和王侃曾经来水生所学习鱼病检测技术，在武汉停留过几天，还到我家吃过饭。找他们借钱行吗？我思来想去，只有这一条路了，去试试看吧！我赶到火车站，掏出身上所有剩下的钱，买了一张去深圳的火车票后还剩下五块钱。我还没有吃早饭，而现在已经快到吃中饭的时间了。我又饥又渴，但不知道从深圳火车站到沙头角还有多远，这钱还是留着吧。
我忍着饥渴踏上去深圳的火车。果然，火车到了深圳罗湖，还得花三块钱坐大巴才能到沙头角。我不禁出了一身冷汗，好险啊！坐在大巴里我心里直打鼓：如果在沙头角找不到他们，我连回家的钱都没有了啊。我已经没有退路了！
怀着最后的希望，我来到沙头角动植物检疫局。没想到他们正在会议室开会。大家看到我来到这里，都围了上来。我告诉他们：我要去泰国开会，机票被偷了，想来借点钱。
彭锦新一听，拍着胸脯说：“借钱，没问题！你要多少万？”我没心思开玩笑，算了一下说：“有三千就足够了。到那里会务组会给我钱的。”他们都笑了起来：“三千块钱？这里随便找个人都能拿得出来，放心吧。”随后，他们把我带到他们的黄在胜局长那里。黄局长很热情地说：“江老师啊，我们都希望你有空来这里给我们指导鱼病检疫的工作，没想到你自己跑过来了。这样吧，等你开完会后，再来这里住两天，给我们讲讲课。好吗？”
我的一颗心放下来了。顿时感到又累，又饿，又困。彭锦新见状，赶紧把我带回家，吃完饭后早早就休息了。第二天早上，他拿出一个信封递给我：“这里面是五千元，还有一些港币。你多带些，不要搞得太紧张了。”还把我送到深圳火车站。
从深圳到广州倒挺顺利。但是当我挤上公共汽车，想去南航售票处时，才真正体会到广州的“混乱”和“黑暗”。我不知道那辆大巴上来了几个小偷，反正仅在我身边就有三个。左右两边的小偷公开地把手朝我衣袋里摸，好在一巴掌打过去还知道缩回去，因此还不能算是抢劫。我把皮包夹在两腿之间，站在我正前面的小偷居然就这样蹲下来摸我的皮包。我只好一只手拎着包，用脚来踢他。直到快下车了，他才失望地站起来，嘴里还嘘了一口气。
等我下车后，才发现皮包被割开了一个大口子。里面的毛巾被拉出来一半。我一看头就炸了：钱又被偷啦？赶紧把包打开一看，还好，钱在信封里。小偷不知道，没有找到。我松了一口气，几乎要瘫在路边。今天已经是二十六号了，所以只有买二十七号的机票。拿到机票，我叫了一辆出租车，直奔机场。找到离机场最近的酒店住了下来，发誓不出酒店一步。
第二天，我从酒店直奔机场，这次终于成行了。到曼谷转机，再到普吉岛坐上去酒店的专车，等我筋疲力尽地赶到开会的那个酒店，天已经黑了。
大会的会务组听说我来了，惊讶的合不拢嘴。会议上几乎所有的头都来了。他们围着我，听我解释为什么迟到了三天才到这里。我把被割破的包包给他们看，他们听着我讲，仿佛在听一个惊险的传奇故事。大会主席Shariff立刻先拿出两百美元给我救急，台湾来的几个学者带着我去餐馆吃饭，并介绍这几天会议的情况。
二十八号下午，我做了个专题报告。这是大陆来的人第一次在这样的会议上介绍情况，每一点信息对他们而言都是新鲜的。
一九九三年十月在泰国做学术报告
这次会议有亚太地区二十二个国家的一百五十多人参加，主题是《水生动物健康和环境》，主要讨论如何持续发展水产养殖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在这次会议中提出“健康养殖和健康管理”的概念。其实这个概念在前几年有人提出过，但总是含含糊糊的。这次是非常清楚地指出了生病和环境的关系，特别提出不要光想着用药治病和防病。重要的是，要从开始养殖就要让他们生活在舒适的环境中，这样病自然就少了。这些看法在这里形成了一个系统的观点。
由于东南亚的水域大多是海洋，这里对虾养殖很普遍，会议上报道了几种新出现的虾病毒病。会议的信息量很大，我收集了很多资料，也照了很多照片。更重要的是，跟好多个国家同行建立了联系。那几天我一面不停的记录，一面暗暗地想：这次幸亏来了，收获颇丰啊！如果那时就这么回了武汉，会后悔一辈子的。
会议结束后，由于没有合适的航班，会务组仍然给我买的是经香港转机去广州的机票。在香港停留时，我小心翼翼地问那里的官员：“我可以从香港去深圳吗？”他看了一眼我的护照，点点头说：“没问题，大陆护照可以在香港停留七天。” 嘿嘿，那我直接去深圳吧！从香港去广州的机票就不要算了。我连忙提着行李走出机场。那个官员在我身后大声说：“你们政府有神经病！我们都不嫌人多，你们还怕人来多了把香港挤破了。穷操心！”我回头看了他一眼，不由得笑了起来。
那时香港是用的还是启德机场，几乎就在香港市中心。我很快就穿过香港，回到了深圳。
呵呵，回来时顺利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