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堂馆所烂尾楼
在改革开放以来以市场经济、官僚主义、封建迷信联手搞出的楼堂馆所遍布全中国每一个角落。一个西南的小县城，独山县，这个县城用400亿，造出了一系列奇伟瑰怪的建筑烂尾楼，令人叹为观止。一个小小的县城，却花了400亿，欠下了巨额的地方债......400亿，再造一个航母都绰绰有余。对于社会民生来说，这些是浪费，对民众的不负责任，是糟蹋民脂民膏，滥用金融和工业生产力。但对于某些特殊爱好的地方走资派和资本家来说，这就是他们的追求，他们本来就是不问苍生问鬼神、只求奇观不顾劳动人民的一群人。独山县并不是独一份，河北石家庄有霍格沃兹魔法学院，三河有天子大酒店，重庆有魔幻城堡，邯郸有超级大白菜.......。这些个贪官污吏走资派、官僚主义者、搞封建迷信的资本家要不要反? 在今天的社会环境下反得了吗? 就是在新中国建国初那些混进共产党内的、或是怀着私念加入共产党的同路人、亦或是留用的国民党旧部各路人员、以及社会上的三教九流人员混进共产党胜利后参加建设新中国的队伍中, 这些人就是如同改革开放以来走资派、官僚主义者、封建迷信者们。要不要反?
新中国建立后暴露出各级党政机关内部存在着许多惊人的贪污、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问题。东北局向中央报告，列举沈阳市部分单位揭发出有贪污行为人员的事例，认为反贪污蜕化斗争是一个复杂尖锐的斗争。华北局向中央报告了河北省揭发出刘青山、张子善二人在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天津行署专员期间堕落成为大贪污犯的严重情况。各中央局报告的情况，引起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中央在批发华北局报告的批语中指出，刘青山、张子善被揭露这件事，向全党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并把反腐蚀当作一场大斗争来抓。
1951年，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决定》指出：进城两年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七届二中全会所提出的防止和克服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正确性。现在是切实执行这一方针的时候了，否则就会犯大错误。《决定》向全党提出警告：“一切从事国家工作、党务工作和人民团体工作的党员，利用职权实行贪污和实行浪费，都是严重的犯罪行为。”中央决定，在党的领导下，分党政军三个系统成立各级增产节约检查委员会，由首长负责，亲自动手，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法，检查贪污浪费现象，开展这场斗争。党的方针是：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采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
1952年元旦，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举行的团拜会上致祝词，号召全国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行动起来，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党中央下达限期发动“三反”运动的指示。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省市区党委、各大军区党委、中央人民政府各部，基本上都作了动员和部署。全国县级以上的机关单位，动员干部和全体工作人员学习文件，学习各级领导人的讲话和报告，统一思想，统一认识，自我坦白，检举贪污行为。一些典型的贪污案件被揭发出来，公之于众，对贪污分子造成内外夹击的形势。一场群众性的“三反”运动很快在全国形成高潮。
为了推动运动发展，党中央及时抓住典型重大案件严肃处理。北京市召开公判大会，由最高人民法院对七名大贪污犯进行宣判，其中两人被判处死刑。河北省在保定召开影响更大的对刘青山、张子善的公判大会。刘、张二人都是入党多年、经历过革命战争考验的领导干部，但进城以后，却在剥削阶级思想的腐蚀下，利用职权，盗用公款171万元，进行倒买倒卖的非法经营活动，并且盘剥治河民工款22万元，从国家资财中贪污、挥霍37万元，生活腐化堕落，蜕变成人民的罪人。尽管他们在民主革命时期有过功劳，但党决不姑息。考虑到作为执掌着全国政权的党，如果对党内极端腐化堕落分子不严加惩处，“我党将无词以对人民群众，国法将不能绳他人，对党损害异常严重”，党中央、毛泽东批准了华北局关于对刘青山、张子善判处死刑的建议。河北省人民法院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判决，对刘、张二人执行枪决。
“三反”运动的深入开展，暴露出党政军机关中存在着严重问题。“三反”运动，是党在全国执政以后保持党政机关的廉洁，反对贪污腐败的初战。“三反”运动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决定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历史经验。但许多地方和部门曾发生过火斗争的偏差。党中央察觉后及时作了纠正。毛泽东提出必须注意防止逼供信；在法庭审判、追赃定案阶段，提出必须实事求是，是者定之，错者改之，嫌疑难定者暂不处理。中央人民政府公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明确规定了有关贪污问题的处理方针、办法、步骤及批准权限等，使有关的处理工作进入法庭审判程序。毛泽东要求法庭审判、追赃定案工作，必须做到如实地解决问题，必须克服主观主义的思想和怕麻烦的情绪，指出“这是共产党人统治国家的一次很好的学习，对全党和全国人民都具有很大的意义”。根据“三反”中发现的问题，中央总结和强调要加强制度建设，主要是建立和健全财政、基建等各种制度，以防止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的重新生长。
在“三反”运动中，暴露出大量的贪污盗窃与社会上不法资本家的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毒”行为密切相联，要彻底铲除“三害”，就必须反掉“五毒”。为此，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向违法资本家开展一场大规模的“五反”运动。“五反”运动从各大城市开始，很快在全国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政务院批准公布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在“五反”运动中关于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方法》，把私营工商户分为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完全违法户5类进行定案处理。定案处理的结果是：守法户占总户数的10—15%；基本守法户占50—60%；半守法半违法户占20—30%；严重违法户约占4%；完全违法户约占1%。公布了《关于结束“五反”运动中几个问题指示》。党中央批准了安子文、廖鲁言关于结束“三反”、“五反”运动的两个报告，“三反”和“五反”运动胜利结束。“三反”运动教育了干部的大多数，挽救了犯错误的同志，清除了党和国家干部队伍中的贪污腐败分子。同时，“三反”还是一场群众性的社会改革运动，有力地抵制了旧社会遗留的恶习和资产阶级的腐蚀，树立了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朴素、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作风。同时，社会各界群众的广泛参与，使厉行节约、艰苦奋斗、爱护国家财产等新的社会风气进一步形成。
1952年6月30日，全国范围"三反""五反"运动已经胜利结束。据统计，全国有共850万到900万人参加"三反""五反"运动，其中总人数的4.5%经最后核实定案并给各种处分；全国"五反"运动以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沈阳、武汉等9大城市为例，处理结果：守法户占总户数的10%一15%，基本守法户占50% 一 60%，半守法户半违法户占25% 一 30%，严重违法户占4%，完全违法户占1%。三反五反运动的胜利，打退了不法资本家的进攻，巩固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在私营企业中建立了工人监督，并实行民主改革，对工商业者普遍进行了守法经营教育，创造了对私营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有利条件；同时也挽救了一批国家干部，起了清除旧社会污毒和移风易俗的作用。 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资产阶级进一步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
“文革”期间，毛泽东针对各级政府产生的铺张浪费、财政失控的状况，发出了“节约闹革命”的号召。196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保护国家财产，节约闹革命的通知》。1968年2月18日，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实行节约闹革命，坚决节约开支的紧急通知》。但有些单位乱建楼堂馆所，大肆请客送礼，挥霍浪费国家资金。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1970年2月5日，中共中央为遏制“文革”以来干部腐败的势头，发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及《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严禁新建、扩建和改建楼堂馆所，已施工的要一律暂停下来；任何地方不许兴建高标准的城市建设工程；一切机关、部队、团体、学校、企业、事业单位一律停止添置非生产性设备。开始了“一打三反”运动。
有些单位乱建楼堂馆所是怎么回事? 楼堂馆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机关、人民团体、财政给予经费保障的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以外的其他团体、军队单位等的办公用房以及培训中心等各类具有住宿、会议、餐饮等接待功能的场所和设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楼堂馆所的兴建一直是影响党和政府同群众关系的重点问题之一，贫弱的民生与奢侈的楼堂馆所形成鲜明对比，很容易引发群众不满。但是，机关、团体等往往将楼堂馆所视为自身的颜面，并且有相互攀比的风气。这背后是投资失控、行为失范，还有楼堂馆所项目审批、资金来源和建设过程中存在的违规情况，这也为权力寻租和腐败提供了温床。虽然中央三令五申限制楼堂馆所建设，但各地区各部门违规超标建设楼堂馆所的情况一直屡禁不绝，浪费了大量的公共财政资金，并受到民众痛恨。中共中央、国务院历次反浪费举措中，严格控制楼堂馆所的兴建都是主要措施之一。
因此在文革期间人民群众有“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四大武器, 这“四大”在1957年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中人民群众发明的针对官员的武器。曾经被当作社会主义民主的独创形式，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全国人民广泛使用，因此不管山高皇帝远的山沟和农村, 大小官员都不会成为村霸官霸恶霸的, 也不怕老百姓提意见送不上去又受打击报复, 因为直接写大字报公告天下民众。文革中被中共中央写入197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里。毛泽东肯定“四大”是群众的创造，指出“1957年中国革命创造了一个最革命最生动最民主的群众斗争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和大字报”，多次强调要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方法。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四大”成为向“走资派”造反夺权的主要武器。1975年1月召开的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把“四大”当作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规定人民群众有运用“四大”的权利。明确将“四大”列为人民的民主权利。
然而走资派篡权后的1980年被走资派特色政府废除掉“四大”为人民的民主权利。而今天从村官就是村霸到走资派就是恶霸的时代, 别说乱建楼堂馆所, 就是用劳动人民的血汗钱建私人豪宅也无人管、也管不了。成立的纪委监委都在党委的领导下工作, 能不官官相护, 反了的只是权斗的对手而己。还是共产党的官员吗? 还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吗? 今天的走资派特色政府的腐败官员与当年的国民党民国政府的腐败官员是不是同母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