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在一个充满功利实用主义的社会，在一个价值观分裂的世界，像刘平宇先生那样具有一颗纯粹的心，为探索科学和真理倾其一生的科学家，他们的精神更显得难能可贵，令人敬佩。
我被研究所从私设的监狱中放出来了，但是我并没有成为研究所里和大家平等的一员，因为没有平反，这给我留下一条长长的“尾巴”。
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在北京召开，“科学的春天”来到祖国大地。无数有志的青年知识分子响应国家号召，踊跃报考研究生。这是十几年来中国第一次恢复高考后招考研究生，十几年积压的各种各样的人才纷纷出笼，人人争当“科学状元”。竞争之激烈，在中国教育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当我准备报考研究生时，没想到竟受到无人能够想象的巨大阻力。我每前进一步都好像掉入了更深的绝望和深渊。
当时报考研究生的第一关，就是要有单位介绍信。报名者拿着所在单位的介绍信才能到招生办公室报名。你没有介绍信就报不上名，连名都报不上，一切就免谈了。为了这张介绍信，我找人事科，不批准；找政工组，不批准，找党委书记，还是不批准。眼看着报名截止日期已近，连张介绍信也开不出来，我感到真是走投无路了。
一天，正当我觉得毫无希望，有气无力走在路上的时候，恰巧遇到了同事许礼深，他就是带头给我平反的那位党员大学生。许礼深见我心事重重，一脸茫然的样子，问我“怎么了？” 我把拿不到介绍信无法报考研究生的事告诉了他。
他稍微沉思了一下，对我说：“你去找省建委主任任军试一下。”
我犹豫地问：“能行吗？”
许礼深不置可否地说了一句：“他爱才。”
第二天上午，我骑自行车直奔省建院，找到了建委主任任军的办公室，直接就敲门进去了。我既不认识他，也没预约时间，任军主任还是很和气地接待了我。他没打任何官腔，直接听取了我的当面陈述。当听出要点是“研究所不让报考研究生”时，他就叫我去找建工政委组长谈。我一听说又是找政委组的人，心里就发怵。
“管用吗？” 我不放心地问。
“管用。” 任军主任笑着说。他指给我看政委组长办公室就在隔壁第几个房间，并当着我的面打了电话给政工组长，说有研究所的同志要找他谈关于报考研究生的事。
由于时间久了，我已经忘记了那位给我极大帮助的政工组长的名字。他好像姓李，是个军人。我走进李组长的办公室，向他反映了我的处境：报考研究生的报名截止日期快到了，所里不给开介绍信，不让我报名。
他问是怎么回事，我把所里强加给我的那些似是而非，牵强附会，捕风捉影的“罪状”说了一遍。李组长听了以后说：“你保证说的都是真的？” 我肯定地说：“是真的。”
他又说：“我听了你讲的。你现在先回去，我还要听听你们所里怎么讲。” 一听他说还要到所里调查，我就急了，说：“报名就要截止了。” 他说：“你不要急嘛。”
我回到研究所，心里老想着李组长讲的话，看他是否真的会把事情办好。下午刚上班，我从二楼正对着研究所大门的窗户里，果然看到主管政工的党委书记和一个政工组的人带了一大包材料，上了北京吉普出去了。
我心里想李组长行动真快。下午快下班时，我接到李组长打来的电话，他说：“小刘，你的事还真不那么简单。明天上午有没有时间，再来一趟？” 我立刻说：“我一定来。”
第二天上午，我又到李组长办公室，按照他的记录，一条一条给予解释和答辩。时间拖得蛮长的。到了中午吃饭的时间，李组长还给我买了午餐，就在他办公室吃了。最后他觉得基本满意了，让我回到所里好好工作，不要再找领导，就等通知吧。
到了研究生报名的最后一天下午，我仍在办公室里焦虑地等待。忽然办公室的电话响了。一位同事接了电话，然后他对我说：“刘平宇，你的电话。”
我接过电话说：“我是刘平宇。” 对方只说了七个字：“到政工组来一趟。”
我放下电话，飞也似地跑到政工组。政工组副组长一脸铁青，他很不情愿的指着桌上的一张纸，对我说：“这是介绍信。”
我拿着介绍信，一看表，只有一个钟头招生办就要关门了。我说了一声“谢谢”，就飞跑下楼，跳上自行车，直奔西安市莲湖区招生办公室。
我终于在最后一天的最后一个小时里把名给报上了！
我回到所里，找到许礼深，告诉他我报上名了，并谢谢他的指点。许礼深平静又稍带赞许意味地点了点头，没有讲话。大概我们都知道，更大的困难还在后面呢！
许礼深，是一个我应该好好感谢的人。在我走投无路之时，他给我指出了一条生路，恩重如山。他为我平反所作的努力被工宣队多次批判，因此还受了处分。他在W*G的黑暗中敢说真话，为此他无辜代我受苦。我对他的歉意和敬意，无法用语言所能表达。他在我心中的祟高地位犹如基督徒心中的耶稣一样。
我多么希望能在研究所里对这些良心尚未泯灭的人说，请你们还他以清白，他不仅无辜而且伟大。但是在研究所那种随时准备再次置我于死地的环境里，我是根本没有权利说那种话的。
在我离开研究所不久，许礼深也离开了那块伤心地，从此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我希望有一天，他能够读到我的这些文字。
在这段为报名而烦恼的日子里，虽然我连报上的把握都没有，但是“苦中作乐”，把想要学的专业和指导教授也选好了。我选的专业是近代物理学史，专业指导老师是中国科学院理论研究所的所长何祚庥先生。
批准我考研究生的事，在研究所像一个爆炸性的新闻传开了。同情我的人纷纷暗地里对我说些鼓励的话，以把我打成“反革命”而起家的“左派们”则恨得咬牙切齿，“反革命分子怎么可以去考研究生？” 他们随时准备找我的麻烦，看我的笑话。
我的研究室主任很同情我，他尽可能地给予照顾，多给我一点复习功课的时间。
1978年，我已经远离物理学十五年，当了多年的“反革命分子”，我所在的研究所的业务和物理理论也毫不搭界。但是十五年的荒废并没有让我气馁，我仍然满怀求知的欲望，投身于理论物理的学习之中。中国已经有十几年没有招考研究生了。在既无老师可以请教，也没有学习资料可买，也无考题可做参考的情况下，我找出残存的书和笔记，重新学起来，并很快地进入状况。那种感觉真好，于是不由自主地喃喃出“物理，物理，万物之根本道理！”
我又一次为理论物理中的数学之美妙而感叹，为十九世纪物理学家的精辟思维而折服。当一个人把一门枯燥无味的理论课学得能欣赏其中之“美”的时候，那学习就是一种享受，考试也就不再会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了。
我参加的初试是在西安市举行的，我在初试中各门功课都考得很好，不久就收到了复试通知。
复试是在北京的中科院举行的。我提前一个星期到了北京，住在老同学家，他们给我安排了非常安静和舒适的学习环境。在考场上，我的口试和笔试都发挥得很好，复试也顺利地通过了。
我信心十足地回到了西安的研究所，开始耐心的等待。等了一个月，两个月，录取通知还没有来。研究所里另一位考研究生的同事，被录取后已经去报到了，我还在苦等。
九月底，我终于收到了科学院寄来的信，战战兢兢地把信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封不录取通知书！看着白纸黑字的不录取通知书，我心里一下子全凉了。我对自己说：“天哪！我真要在这呆上一辈子吗？” 但是我内心深处还没有死心，因为我相信自己考得很好。
当时我母亲知道了这件事情以后，就猜想我的落榜是不是因为和省公安厅没有给我彻底平反有关。她有个好朋友是上海老公安，于是托她到省公安厅问问我的案子。
那位阿姨了解了我的案子后告诉我母亲，“你儿子什么都敢说，还有在毛主席著作上乱写，旁人不好说话。” 简单的几句话，足以让我母亲明白我的“问题的严重性”，因为在那个年代任何对毛主席和毛主席著作的态度问题，其严重性都足以置人于死地。
那个周末我回家，母亲都没有正面看过我一眼。我一下子就明白了，母亲大概知道了，这些年把我整得死去活来，把一家人搞得家无宁日的我的那些“罪状”了。
我为自己又一次让母亲难过而惭愧得无地自容了，在家只呆了一会儿就悄悄地回研究所了。
正当我又一次陷入走投无路的绝境时，国家建委的一纸通知给我开了一条活路。国家建委通知下属研究设计院10月在哈尔滨召开一次学术会议，我要求去，而且不要住宿补贴，所里答应了。这给了我一个机会，我可以用多出一天的时间到中科院去问一问为什么我没有被录取。
到了北京，一下火车，我就直奔三里河科学院院部，找到了教育局。当我走进教育局办公室，报出我的名字是刘平宇时，办公室的几个人几乎同时抬起了头来对我说：“我们知道你。”
我有些胆怯地对他们说：“我考了科学院的研究生，可是没被录取。”
他们毫不犹豫地说：“你被录取了。” 还加了一句：“你考得很好，我们知道。”
我还是说：“没录取。”
他们显然以为我是在开玩笑，竟然问我：“你有什么证据说你没被录取?”
我拿出来那张“不录取通知书”来。他们都围上来看，然后收下那纸条，对我说：“你回去吧，我们来处理这件事。”
看来我的录取与否一事早已惊动了科学院教育局。教育局知道在录取我的过程中颇有周折，但是以为最后我还是被录取了。但是他们不知道下面的研究所招生办公室在录取过程中，在陕西省碰到的难以逾越的困难，不得不在最后关头，把我的名字拿掉了。
得到科学院教育局这几位同志的承诺，我以难得的轻松心情离开了北京到哈尔滨参加了国家建委关于计算机应用的学术会议。会议结束回到西安后，我的脑袋好像清醒了一些，不断地告诫自己，不要高兴得太早，还不知会发生什么事呢！
就这样又等了大约一个月，1978年11月的一天，我终于收到了，科学院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我拿着印有大红标志的中国科学院研究生录取通知书给我的父亲和母亲看，他们露出了难得的笑容。
我知道在那个时代，研究所强加给我的“反革命罪行”给全家每个人都带了灾难性的影响，我亏欠父母甚多，现在终于看到他们的笑容了。我也怀着感激的心情想起一路帮助过我的人，想起中科院教育局那几位我素不相识的工作人员，是他们认真负责的工作精神，让我重新得到的录取通知书。
11月下旬，我到科学研究生院报到。我是研究生院1978年录取的八百多名研究生中，唯一的一个收到了“不录取通知书”后又收到录取通知书的人。我到自然科学研究所办手续的时候，该所负责招生的同志，拉着我的手说：“刘平宇，你终于来了。不是我们不要你，我们早就决定要录取你，可是陕西省不肯通过你的政审，我们为了录取你，三次到陕西去要你。”
我也是研究生院最后报道的一个，但我总算来了。我马上投入了来之不易的，紧张的研究生院的学习生活。
没想到刚开学不久，西安那个研究所又派出政工组的新人同省公安厅的人一起到中科院研究生院要找我落实什么事实，搞什么复查。
“刘平宇有严重的组织问题，我们有什么事让他回陕西，他就得回陕西交代问题。” 他们来势汹汹，中科院研究生院办公室的老孙不卑不亢，来人发现省公安厅的牌子在北京不怎么管用，于是从开始的蛮横转变到合作，希望客观地了解情况。
不久原研究所又通知我，由于“问题没有全部搞清”，因此不能给我补发被关押期间扣发的全部工资，只能按照困难补助给我发钱，让我写困难申请。我知道他们是要继续刁难我，于是不予理睬，告诉研究所：“我没有困难。”
正好我父亲很快就要“解放”[1]了，并补发了多年扣发的数万元工资，那时是个天文数字。父母亲给我们每个孩子分得一份，让我的生活没有落空。后来原研究所主动找我去领发扣发的工资，说“回来晚了，只发一半。”
1978年的科学院研究生院几乎是白手起家，连自己的房子都没有，我们借住在林学院宿舍，离城里很远。这些从全国各地精选出来的有志从事科学研究的青年才俊，聚集在一起，我们迎来了当时中国最自由宽松的政治环境和学习环境。
研究生院经常请国外的著名科学家给我们作报告，我们不想错过这样最直接的接触世界最新科学成就的机会，经常搭乘公共汽车从北郊的林学院到西郊的中科院会堂去听课，这种报告打开了我们的眼界。诺贝尔物理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李政道先生这时候来到中国招物理研究生[2]，允许公开报名，我就报了名。
在这场公开公平的全国性考试中，我有幸进入了前十名。
李政道博士建议中科院把前十名[3]都送到美国去深造，并给安排了学校。当征求我的个人意见时，我还能说什么意见呢？一个曾被工宣队当作死刑犯的人，现在作为国家最优秀的物理研究生被国家送出去留学，这是何等不可思议的变化啊！我知道自己有幸赶上了一个新时代。
中国科学院的副院长严济慈先生， 他也是著名的物理学家，他亲自参与安排我们的留学事宜，随后李政道先生在科学会堂，请我们十个人一起吃饭，对我们每个人做了英文面试。这位大物理学家平易近人的亲切作风给我们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按照规定，我没有档案就不能通过政审，就拿不到护照，出不了国。中科院领导知道了我的情况后又一次给我开绿灯。严济慈副院长说：“没档案，就不用政审了，直接给他办护照出国吧。”
出国前夕，妈妈在大弟弟的陪同下到北京为我送行，同时拜访了父母的老朋友杜聿明夫妇。在杜先生家宴时，适逢他们的女儿杜致礼女士从美国回来探亲，她是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先生的夫人。杨振宁和李政道一起发现了宇称不守恒定律而获得1957年的诺贝尔奖。我感恩命运的安排，让我有机会出国深造。
在美国开学不久，我收到哥哥寄来的一份中国科学院的《科学报》的剪纸，上面有一篇文章《发现人才，保护人才：排斥干扰被录取入学的研究生刘平宇出国深造》，报道了我的经历。
当我在美国，坐在学生宿舍的书桌旁，读到这份剪报时，读着读着我的眼睛就模糊了，眼泪止不住地流淌出来。中国科学院是代表祖国的。祖国，你终于接受你的忠诚儿子！我等了十几年，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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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tnotes:
[1] 刘平宇的父亲，刘史瓒，1933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与钱学森先后同校毕业，并且先后考取清华大学庚子公款留美学习。赴美后先后在密歇根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学习，分别获得这两所学校的机械工程硕士和航空工程硕士学位。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他与许多爱国青年一起主动提前结束学业，回国参加抗战。曾任陆军第五军兵工厂上校，兵工厂厂长，解放后曾任第一机械工业部下属设计院的总工程师。他在W*G中受到迫害长达十年，1978年平反。
[2) 1979年，Pre-CUSPEA 第二次试点考试。
【作者简介】刘平宇，浙江宁波人。应用物理专业本科，毕业后在陕西省某研究所工作。1978 年考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1980年由李政道先生推荐通过CUSPEA 项目赴美攻读物理博士学位，1984年获博士学位。此后历任高级航空工程师，医学院放射科副教授，法算研究部主任，高级科学家等职。居住旧金山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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