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五十七年（1793年）的上谕中提到：“生之者寡，食之者众， 于闾阎生计诚有关系。若再因岁事屡丰，粒米狼戾，民情游惰，田亩荒芜，势必至日食不继，益形拮据。朕甚忧之。”
更多的人口的衣食住行等基本需求，是清政府必须优先满足的。尤其是粮食，从康熙朝开始；就是施政的重中之重。饥饿的百姓无疑是帝国的安全的隐忧。
贫穷的广大百姓笃信：“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多子多福”。即使在贫穷、饥饿的生活状态下，还是不断地生育子女。但穷人们更深层次的驱动力是：“养儿防老。”和：“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只要众多子女中一人致富或显贵，则全家都可以摆脱贫穷。今日的低收入家庭也持有同样的逻辑，所谓越穷越生。众人拾柴火焰高，中华大地上越来越响亮的新生儿的啼声将帝国推向动乱的边缘。盛世已经摇摇欲坠。
雄心万丈的康熙雍正乾隆怎肯向勤勤恳恳地生儿育女的子民们低头。他们“焦劳宵旰”地处理人口激增带来的“民间谷价，有增无减”、贫民无地无以为生等巨大的社会问题。主要的措施如下。
一 鼓励垦荒。
康雍乾盛世期间，全国开垦荒地超四十万亩。康熙二十二年，收复台湾。闽、广两省只人到台湾垦荒者众多。雍正五年，允许各地无地之户到云贵开荒种田。乾隆五年，谕令：“各省生齿日繁，地不加广，穷民资生无策。向闻边省山多田少之区，其山头地角，闲土尚多，或宜禾稼，或宜杂植”，“嗣后悉听该地民夷垦种，免其升科，并严禁豪强首告争夺，俾民有鼓舞之心，而野无荒芜之壤。”乾隆三十八年，还鼓励各地百姓入新疆开垦土地。“内地之民争趋之，村落连属，烟火相望，巷陌间牛马成群，皮、角、毡、褐之所出，商贾辐辏。至于绍兴之酒、昆腔之戏，莫不坌至”。“字号店铺，鳞次栉比，市街宽敞，人民杂辏”。内地汉人拥入蒙古地区，所谓口外谋生。乾隆甚至放松了对大清“龙兴之地“的关禁。“盛京可耕之土甚多，畿辅山左，无业穷氓，挈侣至者，咸耕艺安居，久之悉成土著，日积日多。虽于本地淳朴古风有碍，然太平日久，户口繁孳，借此以养无数穷黎，故向有禁之之例，而未曾严饬也。”
二 推广红薯、玉米等高产作物
乾隆为解决粮食危机而大力推广红薯、玉米等高产作物。红薯生命力强。耐干旱，在水涝、盐碱地区也能生长。最重要的是产量极高。在山东、直隶、陕西的大量种植，一时间解决了粮食危机。
玉米更是遍地开花。“延山漫谷，皆种玉米”，“土 人称为六谷”，“舂煮为粮，无异米谷”，“特此为终岁之粮”。
三 是治理黄河、淮河等水灾严重的河流。
疏浚河道、防灾利农、保证漕运。清朝设有河道总督。康熙皇帝将治河作为与平“三藩”同等重要的国务大事。他曾讲：“朕听政以来，以三藩、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廑念，曾书而悬之宫中柱上，至今尚存。”乾隆皇帝曾告诫大臣们：“河工关系民命。” 康雍乾盛世期间，在治理水患方面可以说是卓有成效。
但是以上种种无法根治人口飞速增长的压力，更无法阻止土地兼并。下图可以看出从康熙朝开始，清朝人口就是一路上扬、不可抑制。直到太平天国之乱，人口才在顶峰下降。也就是说白莲教起义等就是小打小闹、无法改变大局。
道光年间的举人汪士铎深有感触，“天下人丁三十年加一倍”，“国家人浮于地者数倍” 。他痛心地指出：“人多之害，山顶已殖黍稷，江中已有洲田，苗洞已开深箐，犹不足养，天地之力穷矣；种植之法既精，糠核亦所吝惜，蔬果尽以助食，草木几无孑遗，犹不足养，人事之权殚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