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攸关的遵义会议
中共党史上把1935年1月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称为“伟大的历史转折”。事情确是这样。正是从那时起，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山沟里的马列主义”，开始为全党全军所认识和接受；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内受到了批判和纠正。这个胜利是毛泽东长期深入细致和艰苦工作的结果。鉴于对遵义会议本身的记述研究已有不少，我想从另一方面作些补充，即毛泽东如何在组织上和方法上保证会议取得成功的。
博古和李德决定撤出苏区开始转移时，最初打算将毛泽东和瞿秋白、何叔衡等一起留在江西，不让他们随军出征。幸亏这事没有成为现实，不然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的进程肯定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了。好在当时由于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声望，又还挂着中华苏维埃主席的名义，党内许多人不同意把他留下，博古等才勉强地带上他，但是只让他跟着军委二队的休养连，作为病号躺在担架上随军行动。正好当时的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因重伤未愈，也在军委二队坐担架，二人的担架经常走在一起，毛泽东就抓紧时机将自己长期思考的问题，一路和王稼祥边走边谈，把他的思想主张对王稼祥作了深入详尽的阐述解释。
王稼祥与博古、张闻天和王明同为“从莫斯科回来的”最受共产国际信任、重用的“四大金刚”之一。但是他为人正直坦诚，到苏区以后越来越为毛泽东的丰富知识和实践经验所吸引，早在宁都会议时就曾力排众议为毛泽东辩护。长征以后他和毛泽东的多次长谈，使他们进一步相互了解和尊重了，王稼祥完全同意并信服毛泽东的一系列主张。毛泽东又通过他争取到张闻天的支持，长征途中他们三人索性一起行军和宿营。日夜反复交谈，对反“围剿”失败的原因，面临的危险局势，解脱困境的办法，取得了一致的认识。直到进了遵义，他们三人都住在遵义新城同一座楼上。当时中央的领导核心是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由于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在长征途中形影不离，人们就把他们叫成了“新三人团”，这意味着党内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核心。博古、李德对此虽然很为不满，认为他们在搞“非组织活动”和“小团体”，但因当时敌情紧迫，内外交困，早已自顾不暇，也只能对他们听之任之了。周恩来本来就很敬重毛泽东，实际上支持着他们的活动。这样除了远在莫斯科的王明，在苏区的博古、张闻天和王稼祥三人中有二人转向了毛泽东，加上周恩来的实际支持，博古完全被架空了，李德更成了“孤家寡人”，朱德等红军领导人更是尊重和拥护毛泽东的，毛泽东的意见这才开始被中央采纳。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改变了原定的长征路线，转兵贵州，突破乌江，占领了遵义，使奔波苦战几个月、损兵折将一大半的中央红军，终于有了个难得的喘息机会。正是这一切，为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创造了良好的前提条件和适宜环境。
毛泽东通过王稼祥等向中央提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会议，总结检查前一阶段的工作，特别是反“围剿”的失败问题，讨论解决面临的严重局势。毛泽东考虑到政治局委员中有近半数人不在遵义，在遵义的又未必都能支持他的主张，又建议将会议扩大到红军军团指挥员一级，红军将领中许多是从井冈山到历次反“围剿”都和毛泽东一起战斗的，他们早对李德、博古的瞎指挥不满，他们的参加会议，使毛泽东增加了一批天然的支持者，这就保证了他的正确主张，能在会议上得到多数的支持。
李德也被通知列席了会议，我作为他的翻译，也有幸参加了会议的全过程。中央和军委以往的会议，李德一向以“太上皇”自居，一切都是他或博古说了算。这次会议却一反往常，不仅取消了李德的特权，会前的酝酿准备，就完全排除了他的干与，开会时更把他摆到了实际是受审的位置上，别人都围桌而坐，他却被指定坐在门口一张独凳上。会议还是由博古主持并由他作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但由于明显地失去了多数人特别是张闻天、王稼祥和周恩来等主要人物的支持，不得不丧气地承认失败，只是力图把失败原因推诿到客观上。周恩来作为博古、李德指示的主要贯彻执行者，主动承担责任，认真地作了自我批评，大家马上对他表示了谅解。
许多人都以为，遵义会议讨论时的主要发言，是由毛泽东作的。其实讨论发言时的第一发重炮，是由张闻天发出的。正是他的发言，不仅第一个旗帜鲜明地批评和否定了博古的总结报告，更严厉指责了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他的发言使博古、李德感到震惊，也使不少参加会议者感到意外。事后我了解到，所以由张闻天首先发言，正是出于毛泽东的计划安排。会前他就和张闻天、王稼祥共同研究好发言的内容，最初的发言提纲实际是由毛泽东执笔起草的，主要的观点论据也都是由他提出的。但是他却执意不首先发难，再三推举张闻天在会上放第一炮。因为张闻天当时在党内的地位虽然略低于博古，其学识影响实际却超过了博古，他与博古同样受到共产国际的器重，由他来带头批评博古，就显得更公正和有分量，别人听来也更有说服力。
张闻天发言以后，毛泽东才发表了自己的意见，看来是对张闻天发言的补充和发挥，实际却是作了归纳概括和结论定性。具体的话我记不清了，几条结论性的话我却一直难忘。他说反“围剿”军事上的错误，主要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守时的保守主义和退却时的逃跑主义。其根本原因又是完全脱离实际的“本本主义”，即“左”倾教条主义。他在发言中又举了许多实例来说明他的论点。心里本来不太服气的博古，这时也只得低头接受批评，一向“老子说了算”的李德，除了干生气也无言以对。别的同志更觉得毛泽东说出了大家早已要说只是还没有说出的话。正是在毛泽东和张闻天发言的基础上，才形成了后来的遵义会议决议。还是由于毛泽东的推举，这一决议是由张闻天执笔写出的。
在遵义会议以及毛泽东和张闻天的发言中，对博古和李德的批评有着明显的不同。对李德可说毫不留情，措词十分尖锐严厉，多处直接指责了他个人。对博古则留有余地，并且对事不对人。毛泽东会下还曾向参加会议的红军将领打了招呼，让他们将博古和李德区别对待，对博古这个才20多岁的中央负责人，尽量予以爱护和照顾。毛泽东这样做，使李德完全孤立了，他对此感到十分恼火和委屈，认为许多事原来是中共中央推给他干的，现在出了问题却集中火力攻他，弄得他一肚子气无处发。但是毛泽东的处理方法实际效果很好，会议团结和争取了博古，使他冷静地听取了批评意见，开始认识并逐步改正了自己的错误。从这里我体会到了毛泽东努力缩小打击面，尽量团结大多数的策略思想和政治胸怀。
遵义会议决定撤消了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接受了毛泽东的一系列建议，实际上实现了他的意图，但是在后来的党内分工时，他却又极力推举由张闻天来接替博古在中央“负总责”。会议还决定朱德为“军事指挥者”和“最高军事首长”，周恩来是党内对于军事指挥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毛泽东本人开始只是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后来由于战事需要，才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和王稼祥三人组成的军事指挥小组，毛泽东这才开始成为党和红军实际上的负责人。这个不短的过程，都表明毛泽东为了党的事业，善于等待和因势利导地稳步前进。正如他当时指挥的“四渡赤水”一样，为了达到目标，不惜迂回曲折。
在遵义会议以前，还曾经有人提出，当时的军事路线是错误的，政治路线同样有着严重问题，也应该加以检查批判和纠正。毛泽东不仅马上劝阻别人这样做，而且在自己的发言和最后的决议中，特意加上了“政治路线无疑是正确的”之类的话。他这一着也是十分高明的。因为当时的政治路线不仅是中央的既定方针，也是得到共产国际批准和支持的。如果轻易批评甚至否定其政治路线，不仅牵动太大，并且将失去许多人的理解和支持，连一直受共产国际和王明、博古信任的张闻天、王稼祥也可能会难以接受和转不过弯来。所以在遵义会议前和会议上，毛泽东一开始就绕开了政治路线问题，只集中力量解决了当时最迫切的军事路线问题。直到中共“七大”前夕延安整风时，共产国际已宣告解散，王明失去了后台，其政治主张也被批判否定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地位得到了确认并日益巩固，这才对遵义会议以前那一段的政治路线，作出了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结论。毛泽东为此等待了将近十年。在这一方面，他是把原则性和灵活性有机统一起来的典范。
遵义会议使长征红军反败为胜，转危为安，扭转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历史命运。也正是从那时起，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才开始为全党全军所接受，他也才逐步取得了全党全军的领袖地位。如果当年他只凭意气，急于求成，不讲究策略步骤，不仅难以取得遵义会议的成功，长征红军以至党和革命的道路，很可能不是后来这样，中国人民又不知要付出多大代价才能走上正轨和取得胜利。毛泽东在这一关键时刻的历史作用和伟大功勋，确是永远不能抹煞的!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