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兵知道为什么要去打仗吗?
作者: 金宝瑜 简介：台湾著名学者, Bryn Mawr College 经济系博士学位。曾任台湾东海大学经济系和世新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的客座教授，是台湾著名的进步学者，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批判论述颇多，对美国社会有较深的了解，对大陆的社会主义革命亦有研究。近年来，她的较有影响的著作和文章是《全球化与资本主义危机》、《中国农业的发展和问题》、《美国民主政治六讲》等。
金宝瑜, 女, 1936年在北平出生，她从出生到小学四年级都住在北平，抗战胜利之前的那些年北平被日本占领，她父亲因为不要给日本人做事所以闲待在家里。她父亲是满清皇族的后裔，她的祖父曾经做过清朝的户部尚书和热河的总督，也曾是大清银行的行长。祖父家在1911年革命后就没落了。她的外祖父家里非常富有，满人进关时非常凶悍地骑马打仗，但是进关统治中国两百年后，大多数满洲人都失去了之前的战斗力，皇族更是如此。每个皇族生下来就领皇饷，所以他们不用从事生产，住在宫里的皇族请老师教他们写诗和画画，或者拿着鸟笼各处溜达。（当然满洲平民不能过着这种生活。）长期不事生产的结果，是皇族的后裔丧失了基本的生活能力，就连日常生活上的事都无法处理。你看过溥仪写的《我的前半生》吗？这本书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在接受改造之后写的，在他改造的过程中，第一步先学自己系鞋带。在1911年革命之前她的祖父母就都过世了，她的父亲最小排行第六，就跟着他的大哥过日子，她祖父留下的一些古董和值钱的东西都被管家拿走了，他们兄弟六人，只有她的四伯父和后来她父亲作过正式的工作，因此过着很贫困的生活。她父亲考上清华大学后，学费和生活费是靠远方亲戚来接济的。1950年她的父母申请离开大陆，她母亲家里太有钱，她很怕共产党。他们离开中国大陆到香港。后去了台湾。
金宝瑜：关于美国民主问题的讲座（一）
中国的民主有待改进，这是事实。在外地，底层民众想到北京上访，申诉一下不法官员给他们带来的冤屈和困扰，也都会被阻挡而不能成行。跟一些工人接触，他们也不认为中国民主。特别美国之音这样的广播总是在说中国没有民主。可是，民主能解决什么问题呢？美国民主到底是怎么回事？好像了解的人不是很多。
这次西藏事件发生，美国媒体就说中国是集权政府，所以压迫西藏，压迫少数民族，也压迫汉人。这次西藏事件，美国媒体的宣传很厉害，把照片拿出来，说中国怎么样压迫西藏，西藏的文化怎么样被损毁。Google上有很多资料讲西藏要求独立，美国情报局怎样帮助达赖喇嘛和他的兄弟，怎样拿CIA的钱帮助西藏独立。最近看到好几篇英文文章很确定地说，西藏从来没有独立过，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承认过西藏是独立的，西藏一直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而且还很清楚地讲，当初中国解放以后，并没有将西藏政权强夺回来，而是逐渐地一步一步地将其收回，整个西藏的解放是农奴的解放。这些文章把事实都说出来了。可是一般情况下，美国的大众完全不知道这些事情。
和我的那篇文章（即《美国“民主政治”六讲》）相联系，以前美国很多媒体舆论是中央情报局给钱的，现在是国家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简称NED），但美国大众根本不知道有这样一个组织。
为什么把美国的政治称作民主政治呢？因为每个人都有一张选票。可是，选出来的人是否能代表你的利益才是最重要的，假如不行，你就不能达到自己参与政治的目的。所以，选票的意义正是我们应当仔细考虑的。著名经济学家熊彼得很坦白地说，美国的选举制度就像卖商品一样，大量的“广告”贴出去，你只是在候选人里选出一个人来，但这个人是否能代表你的利益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为什么说不能代表大众的利益呢？我举几个例子。例如大豆等转基因食品，美国80%的人希望其包装上能贴出是否有转基因的标识，但政府却做不到。一些大的食品公司对政府行为有很大的影响，因为威胁到自身利益，这些大公司就尽量使政府不要去做这样的规定。比如MonSanto这个公司，他生产一种很有名的杀虫剂（除虫除杂草），叫RoundUp，这种杀虫剂对大豆生长有影响。结果MonSanto后来把大豆基因改了，这个转基因的大豆不怕杀虫剂，它的种子就可以卖好价钱。本来农业多年来都是经过大家的知识累积、培育、选择好的种子，这叫做common property，即“大家所有的财产”，不是你有或者我有的关系，而是所有人的辛苦培育出来的种子。但MonSanto把它的种子每包卖到5块钱，渐渐的变成如果你不再买它的种子就没办法继续种，因为这种种子只能繁殖一代。它的目的就是怎样能赚钱，这种子果然卖得很好，MonSanto的股票大涨。但MonSanto这样的大公司它不希望食品消费品包装上写有“转基因”这样的标识，因为一般消费者还是不喜欢买这类产品的，MonSanto有能力使政府不要规定在包装上标明“转基因”。
如此，很多对老百姓生活上有益的政策就完全没办法推行，又比如医疗保险。美国没有实行全民健康保险，美国1/3左右的人没有健康保险。如果大家看过Michael Moore（即《华氏911》的导演）的新电影叫《Sicko》，讲的是在美国，很多人没有保险，而有保险的人自己却又要支付很多钱，要把自己房子卖掉才能看得起病。911的时候有一个人自愿去救人，吸入很多灰尘结果他的肺就坏了，没有氧气就不能维持呼吸，但他没有保险所以不能看病，这个Michael Moore就带着他还有其他有病不能治的人到古巴去了，古巴很好的帮助他们治病。这在美国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最近连《华尔街报》都说了，有一个妇女得了癌症需要治疗，但必须自己先拿出4万3千块的现金，太不合理了。如今困扰许多美国家庭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如何负担他们的医药费用，美国这样一个富有的国家有近五千万人没有健康保险，他们生了病无法看医生，小病拖久了变成大病，最后只有等死。另外，有保险的家庭中有很大一部份，如果生了大病，保险公司多半不负责， 就连中等收入的家庭都会因为生了大病而倾家荡产，有时连住房都得卖掉来还欠医院的债。还有就是一些人长期生病，保险公司认为医药费过多了，就将他们退保。保险公司只保健康的和不生大病的人，因此是赚钱的好生意，但是却苦了一般老百姓。美国的游说公司，在华盛顿注册的就有4万个，他们受雇于美国的大医疗公司，就去说服政府使它不照顾老百姓的医疗保险。再比如这次国会有人提议，想通过法律使老人买药能够省钱，结果那些大的医药商就派游说团，说有政府的保险，我们不能要求消费者继续向其买药、去向政府报销，于是药价依然高居不下。美国这么富有，又花了这么多的钱在医疗上——像日本GDP的6%是花在健康、医疗上的——而美国有百分之十几，却还有这么多人看不起病。在所有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美国是唯一没有全民健保的国家，为什么美国那么富裕，花10%以上的钱在医疗上，还是有那么多人看不起病。这么多年来，美国国会不能通过立法建立一个大家都可以去、又有预防性的的健康医疗制度，使人不要等到大病又花不起钱，美国国会甚至通不过一项益于国民健康的法案。这就说明一般人的利益没有办法通过法律过程来实现。其实美国的立法过程相当民主，这是很有意思的，他们有民主党、共和党，每个议员都能提出法案，再经过多数通过，通过了总统又可以进行否决，但议会如有2/3的人支持的话仍然可以通过。其实美国是相当注重不要一党专政、不要总统专政、不要一个部门的权力太大，但它就是没有办法选出能够代表老百姓的人、能通过法律实现老百姓的利益。所以在美国一般人的政治参与率非常低。总统4年选举一次，参议员每6年，众议院是每2年选一次，总统选举每次投票率只有1/2，参议员的选举投票率只有1/3。一般人认为，投不投票实在是没有意义。2006年民主党胜，其实主要是因为伊拉克战争花钱太多，又死了很多美国人，大家反对得不得了。开始打的时候是谎称伊拉克有杀伤性武器，跟911有关系，实际上完全不是这样。于是，大家现在就反对战争，选民主党，希望民主党改变政策。但民主党上台以后一点用都没有，反而是一上台就征兵、增加预算，现在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事，一个月的花销就要110亿美元。
所以在美国，没有钱的人说话就像是在嗡嗡的说悄悄话，而有钱的人则是大吼大嚷，因为有很多渠道让它说话，电视、电台、报纸都反对医疗社会主义化。这些说明，只要经济上不平等的话，就不可能有政治上的平等。
伊拉克战争谁赚钱呢？像美国陆军包给哈里伯顿的子公司KBR为士兵建军地的住房、供给士兵伙食、给士兵洗衣服等等。因此一旦打仗，哈里伯顿的生意就兴隆起来。在美国对伊拉克开战后，KBR的收入从2003年的第二季度的三亿美元增加到第四季的二十亿美元，上升了快七倍。随着战争不断的延续，哈里伯顿的收入也继续增加，至今已经超过八十亿，还可能再升到一百八十亿美元。在美国入侵伊拉克的第一年中，KBR建了六十四座食堂，供给了四千万顿伙食，洗了一百万捆衣服。处理了一百五十万立方公尺的垃圾，和递送了八百万包的邮件。KBR在伊拉克有七百辆大卡车专门为美国军队运送这些供给。所以哈里伯顿在政治上就有影响力，而一般士兵却没有。
士兵回来以后却是好惨的。中国去援朝，去的人都知道为什么要去打仗，但去打伊拉克的士兵就不清楚，他们回来后精神上都很错乱，比越战老兵的情况还要糟糕。但这些人也根本找不到代表替他们说话。这次有个有利于他们的法案就被否决了。穷人的声音很微弱，有钱人的声音很大，影响很大。今天的中国也是一样，大家看是谁有声音呢，谁可以去改变政府的政策呢？是农民有，民工有，还是下岗的工人有声音？有没有选票并不是最重要的，如何影响政治才是最需要关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