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次分房
从二零零二年底到第二年上半年，在中国发生了“非典事件”。一种叫SARS的病毒突然出现，以极快的传播速度和高死亡率牵动了每个人的心。虽然也波及到了世界各国，但主要还是发生在中国大陆。国内出现了五千多个病例，其中医务人员九百多人，死亡二百多人。事后回忆，觉得跟美国大片《极度恐慌》差不多。人们这才醒悟过来：原来这种事还真的会在我们周围发生。也有点像前苏联的电影《非常事件》。叫人看到了好多平时看不到的人和事：对疫情的封锁甚至追查“谣言”；一边病人越来越多，一边在宣传“形势已基本控制”；为了“保卫首都”而用专列把民工从北京送出去，然后其它省份开始出现SARS病人……。
全国人民都被动员起来抗击“SARS”，形势终于开始好转。从五月开始，新出现的病人数量逐渐减少，六月初终于停了下来。这就像一场战争，有开始，一定就有结束的一天。二零零三年六月十五日， SARS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在中国首次均为零。六月二十四日，WHO正式把中国大陆从SARS疫区除名。虽然它的消失跟出现一样莫名其妙，但人们还是松了一口气。SARS终于不再威胁每个人的安全了！
人们开始关心自己的日常生活。月底，小高一早到实验室就笑着对我说：“深圳局发通知了。打算进行最后一次分房。听说局里出钱在香榭里花园和黄埔雅苑买了几十套新房，打算分给职工，然后剩下的旧房子也参与分配。你可以分到这新房子了啊！”
我对分房子不是太感兴趣，不以为然地说：“又要分房子了？我至少已经搬过十次家了。现在住的这套房子不是很好吗？还搬个什么家啊？”大家听了愕然。小高解释说：“那里的房子比和平路的这套要值钱多了呀，将来还会更贵。” 我不解地问：“这房价涨了或者跌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吗？如果涨了，我把房子卖掉后住那里呢？”小杨瞪了我一眼说：“江老师，你完全搞不懂啊！不管是哪里的房子，分给你时的价格都是一样的。当然买好房子要划算，将来一定会值很多钱呀！”
原来，深圳市决定从二零零四年起不再执行分房的政策，全部改为房补和商品房的政策。所以深圳局才打算最后再分一次房。过了这个村可就再没有这个店了！听说这样，我有些动心了。毕竟换套大一些好一些的房子总是一件好事。于是，我也报名加入了申请分房的队伍。
这里分房子跟武汉水生所一样，也是采用打分制，按照得分的高低顺序排队挑房。由于这里的领导从部队转业的人较多，局里打分的标准比较偏重军龄和连续工龄，其它的分值则较低。有些人觉得不公平，就下面嘀嘀咕咕。我不以为然地说：“这个标准啊，就是人定的，没有绝对的公平可言。总会对一部分人有利，而对另外一部分人不利。叫谁来定标准都一样。”
不久，排队的结果公布了，大家都跑去看公布的名单。前几十名基本上都是局长、处长等高中层管理干部。出乎意料的是，我居然排到了第五名，是唯一一个排名非常靠前的技术人员。大家都感到很吃惊：“江老师怎么会排在那么前面啊？”。其实仔细一看，虽然我没有军龄，也不是在这里连续工作的，但我的工龄很长，职称龄也很长。其它像什么获国家级奖啊，国务院政府津贴啊，独生子女啊，等等，凡是能够得上加分的条件我几乎都有。这样一点点的加起来，总分就超过了大部分人。在这份长长的名单中，我一个技术人员排在那些领导干部前面，看起来特别显眼。
既然肯定能够挑到新房子，我和小樊也开始关心起那些新房子来。我们在周末去看过几次。黄埔雅苑小区在市民中心北面，靠着莲花山。地理位置倒不错，但是房子面积小。扣掉公摊面积再换成使用面积不到一百平米，还没有我现在住的房子大。香榭里花园小区的房子则比那边要大很多，都在一百五十平米以上，周围环境也很优雅。我们很快就看中了这里，决定在这个小区里挑一套。但很多人却对黄埔雅苑非常看好。他们告诉我：“黄埔雅苑的房子位置好，有很大的升值空间。很划算啊！”我这时才明白，他们不是以是否居住舒适为标准，而是以价值高低为标准进行评估的。我不禁摇摇头：我要这房子可不是为了买卖，而是为自己居住的呀！
然而，真到开始挑选房子时，却把我们难住了。香榭里花园有二十多套房子可供挑选。大小倒都差不多，但随便看哪一套，都有优点，同时也有不足之处：五号楼低层的房子用玻璃封了阳台，可以当房间用。屋子看起来大了不少，但四周有大树遮挡阳光，光线不好。高层的几套光线倒不错，左边的一套客厅很气派，但厨房稍嫌小了一点。而右边的那一套虽然厨房挺大，但客厅没有阳台，给人一种很封闭的感觉。九号楼是二期新建的，但房间都不是矩形，形状不规则。而有一套房子什么都好，但靠路边很近，晚上睡觉时会有噪声干扰……。看来看去，真的不知道该挑哪一套才好。我把这些情况告诉同事们，大家都笑了：“十全十美的房子只有天堂里才有。江老师，不能太挑剔了啊！”我不禁想起文革时从小报上看到的一句话：“小毛驴站在两捆草之间，不知道该吃哪捆好，结果活活地饿死了……”
看了几次，终于看中了五号楼十二层有阳台的那套。大大的客厅，有三个房间，四个阳台。除了厨房稍小点，其它没什么不满意的。就是它了。
分房那天，所有申请要房子的人都集中在皇岗的大会议室里，按照顺序一个个上去选房。我前面的四个人中居然有两个人弃权，另外两人都是选的黄埔雅苑。所以实际上我是在香榭里花园选房的第一个人。顺利地拿到了我想要的那套房。
接下来就是交钱。根据规定，每个人按照自己的职称和职务，可以享受一定面积的经济实用房价，即每平米二千二百元，而超过这个面积的部分则要按照当时的市场价，即每平米六千六百元来交款。我选中的那套房子面积有一百六十一平米。我查了一下深圳市的文件，研究员是按照副厅级待遇，可以有一百五十平米按每平米二千二百元交款。只有多出来的十一平米需要按照每平米六千六百元交款。这样，加上各种手续费等，我要付四十一万元。不过原来的住房退掉后可以根据“以（利）息养租（金）”的政策把买房子的钱全额退还我们，以抵这次买房的钱，实际上只要再交二十几万就够了。
后勤的同事问我：“江老师，你可以办理按揭啊。十年、二十年还清都可以的。你需要吗？”我想了想说：“我回去看看存折里有多少钱。如果够了就不用按揭了。”同事好心地告诉我：“按揭多好，能把自己的钱留下做其它用啊。”我嘻嘻地笑着说：“我一不会炒股，二不会做生意。留下钱放在银行里做什么呢？如果按揭的利息比存款利息高的话，我不亏死了？”
回到家里，我和小樊清点了一晚上的存折。第二天上午，我拿出其中五本存折，取光了四本存折里的钱，第五本只剩下八千元，再加上现住房先交的十几万，凑够了要转到局后勤的四十一万元。
办完手续后，我拿着那几本空存折回到办公室，笑着对大家说：“还行，可以一次付清啊。正好把存折清理一下，不用的都销户啦。再重新开始存钱吧！”小史问我：“你这几十年就只攒了这么多钱吗？”我说：“是啊。我们国家长期以来一直是执行低工资，低物价的政策。参加工作六、七年，工资才突破一百，到深圳后才突破一千，到现在还没有超过一万。即便我们两个把所有的工资全部加起来不吃不喝也才刚好这么多。但还要吃饭和零用啊。好在我在德国那两年积蓄了一些，才能够一次付清来买这套房子啊。我一不炒股，二不做生意，如果还剩下很多钱，我怎么解释这些钱从哪里来的？”大家听了都没有出声。快到吃中饭的时候，小史走过来，悄悄对我说：“大概全局那么多人里，就你一个是完全靠工资过日子的吧？”我不解的看着她。她是说我没有去炒股做生意，还是说我没有去搞“其它的收入”呢？
国庆后拿到钥匙，我们兴冲冲地来到新屋。这次分到的房子也是完全的毛坯房。客厅虽然大，但形状不规则，有好几条弯弯曲曲的折线。我们打算修面墙把它拉直，围进去的三角形正好做个储物柜。三个房间也是大小不一，要把墙往大房间移动两米。还打算在墙里做一排衣柜……。看来要装修的内容不少。
于是，一切都跟上次在和平路装修新房一样，我们开始到处找装修公司和施工队，到装饰材料店里挑选材料。由于我工作很忙，还要忙着出差讲课，基本上是小樊独自在安排。我只能在有空时陪她到处打听，既累人又令人不胜烦恼。在那个年代，深圳装修一套一百多平米的房子通常要花十几万甚至几十万元，要用一个半甚至两个月才能搞好。而我们的装修非常简单，连装修带安装地板和买家具一共才用了十万元。施工队大概也觉得没有什么油水，就在那里慢吞吞地做。他们同时还包了其它的工程，只是在有空时才过来做几下。就这样拖拖拉拉的做也只用了二十九天，到临近元旦时就完工了。小樊看看离春节还有将近一个月，就说：“干脆让它透透气，春节前再住进去吧。”直到春节前夕，我们才请了搬家公司的两辆大卡车把家搬了过去。
到了新家，我一头扎在新铺好的床上，深深地吐了一口气。我看着天花板，最先想到的就是：“真累啊，这辈子再也不要搬家了！”
春节过后，实验室的同事们都来这个新家给我们贺喜。大家惊讶地说：“这么大个客厅，恐怕能容几十个人在这里跳舞吧？”小杨说：“江老师，你赚了啊。这房子现在如果在市场上买，就是九千多一平米，要值一百多万哪！”我点点头说：“嗯，不过想当年辛辛苦苦干一个月，工资才几十块钱。拿了几十年的低工资。这也算是对我们在低工资时期工作了几十年所给我们的一点点补偿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