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柯庆施
常言道：“盖棺论定。”柯庆施虽然早在1965年病逝，时至今日却尚未“论定”。柯庆施病逝时，身兼一系列显赫职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南京军区第一政委、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对于这么一个已去世45年的“大人物”，官方一直没给他一个明确的说法。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们对柯庆施的议论比较多。党内开始审查康生、谢富治的问题，有人提出应审查一下柯庆施的问题。胡耀邦曾就此事专门请示过邓小平，邓小平说：现在顾不上这个问题，先审查康生、谢富治的问题，柯庆施的问题以后再解决。
后来，依然“顾不上这个问题”。所以在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只字未提柯庆施。迄今，在中共八大20名政治局委员中，唯一没有出版传记的，就只有柯庆施了——倒是柯庆施本人在1940年写过一份自传，原存于中共中央组织部文档处，现存于中央档案馆。
在民间，对柯庆施争议颇大：柯离世后，很多纪念文章称他为“毛主席的好学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文革”后，“好学生”一词成了柯庆施的代称。在各种各样的文章中只要一提到“好学生”，人人皆知是柯庆施。此外，陈丕显之子陈小津对笔者说，倘若柯庆施不是在“文革”前夕死去，那么“四人帮”将成为“五人帮”。（2003年11月6日中午，笔者在上海浦东大道船舶大厦三楼采访陈小津）“文革”后人们对柯庆施的评价大都是负面的。
不同的声音终于公开出现。那是在2002年柯庆施诞辰100周年之际，《随笔》杂志发表冯锡刚的《“好学生”的最后十年》一文，继续负面评价柯庆施，遭到了金平的批驳。金平在《随笔》杂志发表关于《柯庆施几件事的真相——评〈“好学生”的最后十年〉》。紧接着，邓伟志在《党史纵览》发表长篇文章《如何评价柯庆施》，除了就冯文逐一为柯庆施辩护之外，认为：“‘文革’前的上海建设，从领导角度讲，归功于以柯庆施为班长的一班领头人领得好。”
从1954年柯庆施主政上海，到1965年去世，这十余年间柯庆施是道道地地的“上海王”，是说一不二的“第一书记”。
笔者向来主张用事实说话。在这里，向读者诸君讲述我所了解的柯庆施。
1963年从北京大学毕业之后，我被分配到上海工作。一到上海，听到上上下下皆称“柯老”，当时柯庆施不过61岁而已。其实，早在1958年，毛泽东就已经称当时才56岁的柯庆施为“柯老”——毛泽东年长柯庆施9岁。
柯庆施年纪不大就被尊称为“柯老”，原因在于其资格老。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柯庆施是“我们党最早见过列宁的同志”。
柯庆施，原名柯尚惠，又名思敬、怪君，号立本，生于1902年，安徽歙县南乡竹溪村人氏。1920年18岁的柯庆施开始与陈独秀通信。陈独秀喜欢这位比他小20多岁的小同乡。不久陈给柯写信，让他来上海。这年经杨明斋、俞秀松介绍柯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0年11月出版的《新青年》八卷第三期上，刊登了柯庆施写给陈独秀的有关讨论劳动专政问题的信。
来到上海之后，柯庆施常去陈独秀家。1921年10月4日下午2时，巡警突然包围了陈独秀住所，除了陈独秀被捕之外，同时被捕的还有陈独秀夫人高君曼以及包惠僧（中共一大代表）、杨明斋（中共早期著名活动家，当时与张太雷刚从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归来）、柯庆施，共五人。上海报纸纷载陈独秀被捕的消息，柯庆施的名字也曝光于媒体。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花了很多钱营救五人（保金达500两白银），10月26日五人出狱。
1922年1月，20岁的柯庆施与张国焘、邓培前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受到列宁接见，并同列宁握过手。后来由于邓培在1927年牺牲，张国焘叛党，柯庆施成了中共党内唯一见过列宁的人。周子健（曾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在2000年5月28日回忆说：“1939年初在延安，调我到刚成立不久的中共中央统战部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明任部长。副部长是柯庆施同志。听王明说，党内现在只有柯庆施见过列宁。”
从莫斯科回到上海之后，柯庆施“团转党”，由张秋人介绍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早年，柯庆施有两个雅号：因长了个大鼻子，人称“柯大鼻子”；还有个雅号叫“柯怪”。这个“柯怪”源于柯庆施在1919年3月10日为自己取的笔名“怪君”。柯庆施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古者恒以喜事而名于他物，以示不忘之意。余则因时势之多奇而生无穷之悲惧，然己又乏除怪之能，故以‘怪’哉为吾名，以示不忘，而思以扫除之也。”
丁玲写的《我所认识的瞿秋白》一文中，曾顺便写及“柯怪”。寥寥数笔，可谓传神。那是1923年，“柯怪”不过是个21岁的毛头小伙：
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柯庆施由林伯渠介绍参加了国民党。后来柯庆施担任了一系列重要的职务：1927年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1930年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政治部主任，1931年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33年任中共河北省委前委书记、组织部长，1935年与高文华、李大章共同主持中共河北省委工作。
抗战爆发后，柯前往延安，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延安女子大学副校长。电影演员张瑞芳曾经回忆：
1947年11月12日石门（石家庄市）解放，成为解放军从国民党军队手中夺取的第一个大城市。柯庆施被任命为石门市市长（石门12月改称石家庄市）；1949年冬，出任南京市市长；1952年11月，出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1954年9月，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毅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柯庆施接替陈毅出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
值得一提的是，柯庆施的升迁并非一帆风顺。在延安，他曾蒙受政治和家庭的双重打击。
柯庆施18岁时在安徽老家有过一次婚姻，进入延安之后，又有过一次短暂的婚姻——与小他20来岁的李锦结婚。李锦原本与王若望相恋，正在谈婚论嫁时，被柯庆施插了一脚。不过，李锦与柯庆施结合不久，便告离婚。
接着，柯庆施在担任延安女子大学副校长时，与该校政治处女干部曾淡如（曾化名李蜀君、李淑云）相爱，于1941年结婚。曾淡如是四川邻水县人，小柯庆施4岁，于1926年在四川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5月担任中共遂安临时县委书记，1940年春来到延安。
延安整风期间，柯庆施受到审查，主要问题是1933年中央派他从上海赴满洲省委执行任务时，携带大量经费，因敌情紧张，他不敢去，把经费在天津花掉。然而他却向组织报告说，火车不通满洲，后来又改口说已去过满洲，写出假报告。这一欺骗行为，直至1935年中共满洲省委向中央汇报工作时才被戳穿。这件事作为柯庆施历史上的污点，在延安整风中受到审查，并就这一问题作出组织结论是“犯有在危险时刻动摇并欺骗组织的错误”。柯庆施在1921年4月的家信中，曾对父亲说过：“儿的性子非常爽直，这是儿的好处；却也是儿的差处。但是儿始终总是情愿做一个爽直的男儿，不愿学那滑头滑脑的样子。”其实柯庆施并非那么“爽直”。他对组织的欺骗行为，完全是一副“滑头滑脑的样子”。
接着，柯庆施的问题被扩大化，甚至被诬指为“国民党特务”。有人在延安中央大礼堂墙上写了标语：“柯庆施是大特务！”在柯遭到围斗时，他请一位熟悉自己的同志证明，那人竟然大喊：“我证明你是特务！”受柯庆施“特务案”波及，柯新婚才一年多的妻子曾淡如因所谓“四川红旗党”（即外红内白的假党）问题而于1943年1月在延安跳井自杀。
受到延安整风审查的影响，此后柯庆施没有得到重用。
1949年冬，当柯庆施从石家庄调往南京任市长、市委书记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聂荣臻等联名向当时的华东局发过一份电报，提示注意柯庆施在政治上的不成熟，称他“在团结干部及履行工作任务方面是有缺点的”，望华东局“随时注意加以帮助”。
柯庆施自从妻子自杀于延安之后，一直没有重组家庭，直至1948年，46岁的柯庆施再度成为新郎。
我于1994年12月24日在北京访问了柯庆施家，见到柯庆施夫人于文兰。1948年5月于柯两人在石家庄结婚，这是柯庆施的第四次婚姻。当时柯庆施是石家庄市市长，而于文兰是石家庄市政府政策研究室的年轻干部，新来的大学生。两人育有三女一子。长女柯六六，次女柯五四，三女柯友宁，儿子柯友京。儿媳是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邹家华的女儿。
到了上海之后，我不断听到关于柯庆施这位第一书记的传闻：第一是要求严格，办事雷厉风行。他平日是个神情严肃的人，性格有点急躁，有时候会拍桌子。他手下的干部，差不多都曾挨过他的批评；第二是艰苦朴素，节俭清廉，总是穿圆口布鞋，衣服也很普通，而且不大喜欢在媒体抛头露面……这两点作风，至今仍是应当肯定的。据上海《文汇报》一位编辑回忆，他有一次送审社论清样到康平路65号柯庆施家中，柯正在吃中饭，餐桌上除一条小鱼之外，便是一盆青菜，一碗米饭。
柯庆施当时把上海警备区某团“南京路上好八连”、献身边疆的科学家彭加木、小扁担不离手的轮船服务员杨怀远、勤恳工作的纺织女工杨富珍等树为上海的“十大标兵”，方向也是对的。柯庆施当时抓上海工业的“新、高、精、尖”，是从上海这一城市拥有众多科技人才和雄厚的工业基础这两大特点出发，是正确的。柯庆施主政上海十余年间，上海的工业生产确实得到了相当大的发展。
不过，我惊讶的是，当时在北京大学每逢周末都有舞会，这在北京很普通。可是上海居然禁止舞会，禁止交谊舞，这“禁令”就是柯庆施发的！据说，柯庆施以为跳交谊舞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柯庆施紧跟毛泽东。他的办公桌玻璃板下压着毛泽东语录，床头放着毛泽东著作，笔记本里写着“学习毛主席著作计划”。他对儿女的话是：“要好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只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坚强可靠的红色接班人。”
柯庆施的座右铭是四句话：
坚定的革命意志，顽强的战斗精神；
火热的阶级感情，严格的科学态度。
当时我在电影制片厂当编导。在上海美琪电影院给我们文艺界作报告的，是柯庆施的政治秘书、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张春桥。张春桥思路清楚，口才不错，说话要言不烦，当时他开口闭口，要求我们“大写十三年”——这是柯庆施提出来的口号。1963年1月4日柯庆施在会见上海文艺界人士时这样阐述道：“解放十三年来的巨大变化是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在这样伟大的时代、丰富的生活里，文艺工作者应该创作更多更好的反映伟大时代的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绘画和其他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这话原本不错，可是他又提出：“今后在创作上，作为领导思想，一定要提倡和坚持‘厚今薄古’，要着重提倡写解放十三年，要写活人，不要写古人、死人。我们要大力提倡写十三年——大写十三年！”
柯庆施的“大写十三年”，遭到来自北京的抵制。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林默涵，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兼党组书记邵荃麟尖锐地指出，“大写十三年”这个口号带有很大的片面性，妨害文艺创作，不符合党的“百花齐放”的文艺方针。所谓“只有写社会主义时期的生活才是社会主义文艺”是错误的。然而，柯庆施却坚持说，“只要是写十三年的，我就带老婆孩子买票来看，不是写十三年的，请我看我也不看”。
我在上海工作没几个月就听了重要文件传达，那是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宣部编印的《文艺情况汇报》第 116号《柯庆施同志抓曲艺工作》上作了批示：
此件可以一看。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抓起来。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这一批示，成为上海文艺界“反复学习，深刻领会”的文件，成为那场“既不是文化的又不是革命的更不是无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前奏。
所以当时柯庆施给我的印象，那就是“左”，是“左家庄”人士。柯庆施受到非议最多的，也就是一个“左”字。
后来，我才慢慢知道柯庆施以“左”起家的历史。
柯庆施虽然资格老，但他与毛泽东的关系一般。博得毛的好感，是在1956年柯主持上海工作不久。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著名讲话。柯庆施非常用心地研究了毛的讲话，特别是其中的第二段“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注意到毛泽东对沿海工业的新观点：“认为原子弹已经在我们头上，几秒钟就要掉下来，这种形势估计是不合乎事实的，由此而对沿海工业采取消极态度是不对的。”
1956年10月鲁迅迁墓，柯庆施与许广平、宋庆龄、茅盾等为鲁迅扶灵。
柯庆施领会了毛泽东的意图，在上海加以贯彻。政治秘书张春桥又立即领会了柯庆施的意图，在为柯庆施起草中共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报告时，把毛泽东的那一段话，作为主旋律。1956年7月11日，中共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柯庆施步上讲台，作了长长的报告，题为《调动一切力量，积极发挥上海工业的作用，为加速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而斗争》，提出以“充分地利用上海工业潜力，合理地发展上海工业生产”作为上海工业的新方针。
1961年5月1日，毛泽东在上海出席各界庆祝五一劳动节联欢晚会，右二为柯庆施
柯庆施不客气地批评了“前届市委”：“在方针政策方面……对上海的工业方针，由于对上海具体情况作具体的分析研究不够，把一些暂时的、局部的困难扩大化，因而在实际工作中，对上海工业从发展方面打算少，维持方面考虑多，这显然是不妥当的。”所谓“前届市委”，当然是指以陈毅为首的原中共上海市委。“这显然是不妥的”，不言而喻在批评陈毅。
毛泽东正在杭州。听到从上海传来的消息，派了秘书田家英前往上海，取来了柯庆施的报告。毛泽东看毕，大加赞赏，说了几句夸奖柯庆施的话。经过毛泽东亲笔修改，《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柯庆施的报告。
于是，柯庆施声名鹊起，从此在上海站稳了脚跟——因为毛泽东表扬他在上海实行了正确的方针。柯庆施也从中深切领会：紧跟毛泽东，无往而不胜！
从此，柯庆施特别留神毛的言论，特别是毛在各种会议上讲的，没有见诸报端的“最新指示”，他总是不断往本子上记，揣测着毛泽东那深邃的思想大海中正在翻腾着什么样的波浪。柯庆施养成一个习惯：刚从毛泽东身边归来，一下飞机或者火车，便立即召集核心人员开小会。他掏出小本本，传达来自毛泽东那里的最新信息。
最注意柯庆施传达毛泽东最新思想动向的，是柯庆施的政治秘书张春桥。
张春桥来上海工作比柯庆施早。1950年6月，张春桥在上海任新华通讯社华东总分社社长。1951年11月起任上海《解放日报》副总编辑，后来成为社长兼总编辑。
1954年秋，张春桥和妻子文静正在上海香山路9号家里收拾行李，因为中宣部已下达调令，调张进北京，担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据《解放日报》副总编辑王维告诉笔者，在解放日报社连欢送张的宴会都已举行过了。就在这时，张春桥突然被留下来了！
张春桥是被柯庆施留下来的。此时柯庆施调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他跟中宣部打招呼，取消了对张春桥的调令。
柯庆施这么看重张春桥，是因为他与张春桥有旧：1947年11月当柯庆施出任石家庄市市长的时候，张春桥担任市政府的喉舌——石家庄日报社社长。头脑灵活、善于出点子的张春桥很受柯庆施的喜欢，被提升为石家庄市政府秘书长，同时仍兼任石家庄日报社社长。眼下柯庆施刚刚受命掌管上海，毕竟人事生疏，亟须张春桥这样能干的故旧。从此张春桥依然坐在解放日报社四楼的总编办公室，同时兼任柯庆施政治秘书，专为柯庆施起草重要文稿。张成了柯庆施在上海的爱将、心腹。
1957年暮秋，在柯庆施的办公室里，柯与张春桥在苦苦思索：上次中共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报告受到毛泽东的表彰，而年底第二次会议即将召开，报告的主题应该是什么呢?怎样才能摸准毛的政治脉搏呢？
张春桥细细倾听来自柯庆施的重要信息：毛泽东对1956年6月开始的“反冒进”，似乎颇为反感，正在准备“反对保守主义”。张春桥为柯庆施起草了洋洋数万言的长篇报告，标题为《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柯庆施的报告，飞快地送到毛泽东那里审阅。那时候，毛泽东住在杭州西子湖畔。一看标题，毛就发出了赞赏之声：“乘风破浪，好！”毛泽东还亲自动笔，修改了这一报告。
果真，柯庆施的报告又一次打响。1958年《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便是从柯庆施报告的题目借用了四个字：《乘风破浪》！
1958年1月，毛泽东在广西南宁召开了有部分中共中央领导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会议，史称“南宁会议”。
那时，毛泽东正着手发动“大跃进”，所以他在会上猛烈抨击“反冒进”。毛泽东说，“反冒进”使全国人民泄了气，还说那些主张“反冒进”的同志离右派只有50米了！毛泽东所批评的那些主张“反冒进”的同志，是指周恩来和陈云。
1958年1月15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表扬了《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以为“乘风破浪”提得好。《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出席会议。据他回忆，当天晚上毛泽东找他和胡乔木谈话，说道：
紧接着，在1月16日的会议上，毛泽东称赞了柯庆施的报告。
力平著的《开国总理周恩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一书，这么写及：
（1958年1月）16日上午，毛泽东还在会上拿着柯庆施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一文，说：恩来，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不写得出来？上海有一百万无产阶级，又是资产阶级集中的地方，工业总产值占全国五分之一，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的文章。“
从南宁会议上的这段话，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柯庆施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极为欣赏。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毛泽东还说，“北京不出真理，真理出在上海”。
毛在南宁会议的讲话中，多次称56岁的柯庆施为“柯老”。从此上上下下都称柯庆施为“柯老”。众所周知，在中共党内，徐老特立、林老伯渠、董老必武，皆年长于毛泽东，被尊为老，而柯庆施是个特例，可见毛对柯的推崇。
由于受到毛泽东的肯定，1958年1月25日的《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柯庆施的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
毛泽东如此当面称赞柯庆施，而且当众质问周恩来，内中的“潜台词”是准备以柯庆施代替周恩来，出任国务院总理！
力平在《开国总理周恩来》中这么写道：
但是此后，周恩来遇事发表意见就比较少了。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金冲及主编的《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也有这样的记载：“八大二次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提出‘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的问题’。与此同时，彭德怀也向中央提出‘不担任国防部长的工作’。6月9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他们提出的请求。会议决定：‘他们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
有人对“以柯代周”提出质疑，认为是“伪证”。柯庆施的女儿柯六六陈述了3条理由：
且不说这三人都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证据力微弱，更何况政治是极其微妙的，“以柯代周”不可能在会议上明言。在南宁会议上遭到批判的周恩来，已正式提出“请考虑自己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而毛泽东在会上又一而再、再而三表彰柯庆施治理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有方，“以柯代周”之势呼之欲出。与会的政治局委员们心知肚明，但在毛没开口前，谁都不会捅破这层窗户纸，因为这毕竟是当时甚为敏感而又重大的政治话题。
1958年3月8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史称“成都会议”。
毛泽东在会上讲话，谈及个人崇拜问题，提出了“两种崇拜”的观点。他说：
其实，马克思主义是反对一切个人崇拜的，根本不存在所谓“正确”的“个人崇拜”。“两种崇拜”观本身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
然而，就在这次会议上，“凡事‘左’三分”的柯庆施“紧跟”毛泽东，说出了这么一段“名言”：“我们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我们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
正可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柯庆施如此献媚取宠的话，居然博得了毛的欢心。曾任毛泽东通讯秘书的李锐告诉笔者，当时他听了柯庆施的话，感到非常震惊。（2010年5月13日笔者在北京采访毛泽东秘书、94岁的李锐老。）
就吹捧毛而言，柯庆施其实比林彪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时，正处于“大跃进”岁月，柯庆施还有一句“名言”：“共产党员不说三分大话不算数，有三分大话，七分可靠就行了。”正是这一类“大话”，刮起了1958年的浮夸风。
就在成都会议之后两个月── 195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举行八届五中全会，经毛泽东提议，增选林彪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增选柯庆施为政治局委员。
也就在这一年，张春桥经柯庆施提议，晋升为中共上海市委常委。
柯庆施陪同毛泽东考察
据陈丕显之子陈小津告诉笔者，柯庆施那句“名言”，其实是当年陈公博对汪精卫说的，周佛海在抗战前曾吹捧汪精卫说：“相信主义要做到迷信的程度，服从领袖要做到盲从的程度。”柯庆施只是把“汪主席”换成了“毛主席”而已。陈小津以为，这样的话只有张春桥才可能知道，提供给柯庆施。
柯庆施千方百计取悦于毛，陈云敏锐地觉察到这一点。1980年11月，陈云两次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的胡乔木等人谈起毛泽东，提到了柯庆施：
柯庆施不仅尽力取悦毛泽东，而且还尽力为“女客人”提供基地。
就在柯庆施提出“大写十三年”之后，引起了“女客人”的注意。1963年2月下旬，“女客人”又一次南下，来到上海。所谓“女客人”，是上海市政府交际处给第一夫人江青的代号。江青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演艺界活跃过一阵子，对上海非常熟悉。她喜欢住进上海市中心的锦江饭店。她把柯庆施请到了锦江饭店。
“我支持‘大写十三年’！”江青当面恭维柯庆施，“柯老，我们对文艺界的看法，可以说完全一致！”
“我们的见解一致，是因为我们都是以主席的思想作为准则。”柯庆施说了一句非常得体的话。
江青说：“我来到上海，觉得非常亲切。上海的‘气氛’比北京好多了！我要把上海当作‘基地’！”
在柯庆施的支持下，江青在上海建立了“基地”——“大批判”基地和“样板戏”基地。
1966年11月28日，江青在首都文艺界大会上讲话时，说及自己的“认识过程”，强调了“柯庆施同志的支持”：
我的认识过程是这样的：几年前，由于生病，医生建议要我过文化生活，恢复听觉、视觉的功能，这样，我比较系统地接触了一部分文学艺术。首先我感到，为什么在社会主义中国的舞台上，又有鬼戏呢？然后，我感到很奇怪，京剧反映现实从来是不敏感的，但是，却出现了《海瑞罢官》、《李慧娘》等这样严重的反动政治倾向的戏，还有美其名曰“挖掘传统”，搞了很多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东西。在整个文艺界，大谈大演“名”、“洋”、“古”，充满了厚古薄今，崇洋非中，厚死薄生的一片恶浊的空气。
我开始感觉到，我们的文学艺术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那它就必然要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个阶段，我只想争取到批评的权利，但是很难。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是在上海柯庆施同志的支持下，由他组织人写的。
江青所说的“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发表于1963年5月6日、7日上海《文汇报》，题为《“有鬼无害”论》。作者的名字是完全陌生的“梁壁辉”。显然，这是一个笔名，据柯庆施秘书吴云溥及《“有鬼无害”论》责任编辑唐振常向笔者透露，笔名源于“大笔一挥”，写此文时颇费思索，“挥了两笔”，“梁壁辉”亦即“两笔挥”的谐音。
“梁壁辉”是谁的笔名？华东局宣传部部长俞铭璜也！俞铭璜在发表了《“有鬼无害”论》之后半年，便病逝了，年仅47岁。吴云溥告诉笔者：“俞铭璜瘦而干瘪，但极有文才。”
又据柯庆施另一位秘书蒋文杰回忆：“（1958年5月）在去北京开会之前，柯庆施的发言稿已写好。这一稿是张春桥的手笔。（主题是批判经济建设领域里的‘少慢差费’—— 作者注）到北京后，柯庆施改变主意，放弃张春桥起草的发言稿。从江苏代表团找来俞铭璜，另起炉灶，重写一稿。题目是《劳动人民一定要做文化的主人》。俞铭璜确是快手、高手，仅用三四天时间，就赶出来了。”从蒋文杰的回忆中可以看出，当时俞铭璜与张春桥同为柯庆施手下的“两支笔”。
在俞铭璜病重、去世期间，柯庆施让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张春桥接替俞铭璜。从此江青倚重张春桥，帮助她抓“样板戏”。就连西皮、二黄也分不清楚的张春桥，只好“临时抱佛脚”，成天守在电唱机、录音机旁，闭着双眼，歪着脑袋，用手在膝盖上打着拍子，听京剧录音，人称“京剧书记”。
1964年6月5日至7月31日，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期间，江青大出风头，在大会上发表了主旨演讲《谈京剧革命》，一句也不提北京市委，却三次表扬了上海市委，亦即表扬柯庆施：“上海市委抓创作，柯庆施同志亲自抓。各地都要派强的干部抓创作。”“上海的《智取威虎山》，原来剧中的反面人物很嚣张，正面人物则干瘪瘪。领导上亲自抓，这个戏肯定是改好了。”“有的同志对于搞出来的成品不愿意再改，这就很难取得较大的成就。在这方面，上海是好的典型，他们愿意一改再改，所以把《智取威虎山》搞成今天这个样子。”
后来在“文革”中，张春桥当着红卫兵的面，也曾这样谈及：“1963年在上海举行的华东地区话剧观摩演出，是与京剧革命相呼应的。那次汇演，是在柯庆施同志的领导下、江青同志的关怀下举行的。”
在上海“基地”抓“样板戏”的同时，江青抓“大批判”——批判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早在1962年7月6日，她在北京看了京剧《海瑞罢官》，就认为问题严重。不久，在跟中宣部、文化部四位正副部长谈话时，她提到了要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部长们竟充耳不闻，仿佛没有听见似的。她向来是个一不做、二不休的女人。她看准了《海瑞罢官》，那就绝不会轻易放过。遗憾的是，她只能靠嘴巴进行“批判”。她必须物色“笔杆子”作为她的刀笔吏，替她捉刀。
江青继续求助上海。柯庆施依然推荐张春桥。张春桥对京剧是外行，对“大批判”却是行家里手。照理，这位宣传部长完全可以独力承担江青交给的重任。不过，张春桥心眼颇多，不像俞铭璜那般直来直去。张春桥知道这次交办的任务来头不小，牵涉颇广颇深，他宁可退居幕后指挥，向江青另荐上海一位“青年文艺评论家”姚文元。江、张、姚就这样开始秘密“合作”，炮制那篇揭开“文革”大幕的“宏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就在江、张、姚秘密“合作”《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时候，柯庆施已经病重。1964年4月20日柯在上海华东医院做了手术，切除了有癌灶的那一叶肺。当时周恩来专程来上海，柯庆施做手术时在医院守候了3个小时。9月，柯庆施由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陪同去北戴河养病。天气渐冷，10月23日起去广州养病，逐渐复原。1965年3月，柯庆施在广州经过仔细的体检，确认手术治疗是成功的，准备回上海主持工作。
然而，1965年4月10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报“柯庆施同志患重病治疗无效，于1965年4月9日下午六时三十分在成都逝世，享年六十三岁”。
当天，《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柯庆施遗照和中共中央讣告。
柯庆施死在成都，是因为他在广州疗养时，应西南局书记李井泉的邀请，于1965年3月23日与贺龙元帅、聂荣臻元帅同机飞往成都，视察三线工作，住在金牛坝招待所。不料半个月后在成都病逝。
柯庆施毕竟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给予很高的礼遇。柯庆施秘书吴云溥回忆，柯庆施在成都病逝之后，国务院当即派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前往成都。守灵3天之后，柯庆施遗体在成都火化。火化时吴云溥守候在侧，在骨灰中发现金属碎片，可能是假牙。骨灰盒由陈丕显捧着，前往成都军区灵堂。吴云溥和另一位柯庆施秘书先期飞往北京，在南苑机场降落。
新华社连日报道为柯庆施举行的隆重的追悼仪式：
11日中午，一架专机载着柯庆施的骨灰盒，由成都飞抵北京。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亲自前往机场迎灵。灵堂设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
13日上午，首都各界13000多人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公祭柯庆施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主祭。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宣读悼词。公祭之后，柯庆施骨灰盒被运往八宝山第一室。
同日下午，上海万人追悼柯庆施大会在文化广场举行。大会照片上，最醒目的位置站着当时正在上海的林彪。在林彪右边，隔着好几个人，站着满脸哀容的张春桥。华东六省也各自在省会为柯庆施举行追悼会。可以说，柯庆施的追悼仪式够隆重的了。
柯庆施追悼大会
对于柯庆施突然离世，江青非常悲痛。江青说：“我们应该永远纪念柯庆施同志。他始终是站在第一线上的。上海，多亏有了他，才抓起了话剧汇演和京剧革命……”
1965年5月8日，柯庆施之女柯六六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忆爸爸，学爸爸，做坚强的革命接班人》一文，是当时报刊上唯一透露了柯庆施之死点滴情况的文章：“您这次得病，来势非常厉害。当您处在昏迷状态时，说话已很不清楚了，但您还是关心着国家大事，还在断断续续地询问工作情况……”
那“来势非常厉害”的病，是什么病？在当时，不仅柯庆施患肺癌属于“绝密”，就连死于什么病，也是“绝密”的。随着时间的流逝，柯庆施之死渐渐被人们淡忘。但是，当报刊上提及他的时候，他的形象是十分高大的，总是称他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毛主席的好学生柯庆施同志”。
1967年酷暑，“如火如荼”的“文革”使人喘不过气儿来。就在这时，一条爆炸性的“新闻”通过传单、大字报、红卫兵小报、造反派“战报”，传遍了全国。如同火上浇油，使“文革”顿时升温。惊心动魄的标题：《谁是谋害柯庆施的凶手?》、《揭开柯老被害的内幕》、《柯老被害之谜》……略摘几段原文，便可以闻见浓烈的火药味儿：“柯老是被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害死的。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成都、华东等地的革命造反派根据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证明，柯老的死是严重的政治陷害。”“初步调查材料完全证明，柯老之死是刘少奇、贺龙、李井泉、彭真反革命集团的政治阴谋……在我国进入伟大的文化大革命前夕，刘少奇之流就对柯老下毒手，他们突然‘邀请’柯老，进行暗害，这完全是预谋的反革命事件……”
这一连串“完全证明”、“完全是预谋”，斩钉截铁一般，毫不含糊。
我两度采访了当时参加抢救柯庆施的上海高干保健医生方兆麟，终于厘清柯庆施之死的真相。（1986年6月1日、1992年1月4日，笔者两度采访方兆麟于上海。）我曾经写了报告文学《柯庆施之死》，请当时在柯庆施身边的秘书吴云溥审阅全文。1994年10月14日吴云溥再度接受我的采访，认为我写的《柯庆施之死》符合史实，而且补充谈了他所了解的柯庆施以及柯庆施之死。吴云溥说，当时他曾奉命写过柯庆施病逝的大事记，交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档案室保存……
柯庆施并非死于肺癌。
1965年4月5日，正值清明节。四川省委的李井泉、李大章、廖志高等人晚上设宴招待正在成都的朱德、董必武、贺龙、聂荣臻、柯庆施。席间，有人提议男宾、女宾分桌，夫人们另开一桌。于是，柯庆施夫人于文兰坐到女宾桌那边去了。柯庆施大笑：“今天解放了！”本来，柯庆施有病，只能吃清淡饮食，忌油腻，夫人遵医嘱，很注意“管制”他的饮食。那天，柯庆施一“解放”，尽兴而食，从晚六时入宴，至晚九时才回招待所卧室。
柯庆施回屋后，看了些文件。临睡前又吃了一把炒花生米。夜十二点多，柯庆施腹痛，保健医生胡允平马上前来诊治。
凌晨二时多，胡允平报告柯庆施的两位秘书，即吴云溥和陈文。据吴云溥告诉笔者，他当时挂长途电话给上海市委办公厅，电话是办公厅副主任舒超接的，报告了市委书记处书记王一平；陈文给北京中央办公厅挂电话，报告了彭真；胡允平打电话给上海高干医院——华东医院院长薛邦祺。他们都在电话中通报了柯庆施的病情。据吴云溥回忆，当时“女客人”正在上海，王一平通报了“女客人”，“女客人”马上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很关心柯庆施的病况。
清晨六时，因柯庆施病情加重，柯庆施秘书打长途电话给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陈丕显，要求火速派上海医护小组前来诊治——虽然四川医生已守候在柯庆施床前，但柯庆施宁肯相信上海医生。当天中午，一架专机载着第一流的上海医疗小组，由书记王一平、华东医院院长薛邦祺率队，飞往成都。作为上海高干保健医生，方兆麟也随机前往。鉴于保密，上飞机时方兆麟还不知道飞往哪里，给谁治病。方兆麟是麻醉师。此外还有崔之义、林兆耆、荣独山、董方中等来自上海各医院的著名医师。
到达成都之后，医生们发现治疗对象是“老病号”。四川医生的诊断结果为“胆囊炎并发胰腺炎”。上海医生经过仔细诊查，认为：“第一为胆囊炎，第二为胰腺炎。”因为柯庆施在1964年曾患胆囊炎，是由他们诊治的，当时的症状跟这一次相似。于是，这一次主要按照胆囊炎来医治，也虑及胰腺炎。
4月7日下午，于文兰向上海医生反映，柯庆施由于连日无法入眠，情绪烦躁不安。上海医生经过讨论，决定注射镇静剂。下午3点，方兆麟给柯庆施注射镇静剂“硫苯妥钠”之后，薛邦祺守候在柯庆施床前。柯安然入眠，发出轻微鼾声。一直守候在外间的上海医生们，轻轻地舒了一口气。
入夜，柯庆施的病情陡然转危：呼吸急促，呈喘息状，立即输氧，蓦地，柯庆施心跳停止。医生立即做胸外心脏按摩，渐渐地，柯恢复呼吸和心跳。医生们通宵不眠，不断为柯庆施做人工呼吸、胸外心脏按摩。
8日，在紧张的抢救中度过。9日上午，柯庆施病情又转危。中午，柯庆施心跳停止——出现了最危险的讯号。医生和护士们排成一队，轮流为柯做胸外心脏按摩。每人做几分钟，就累得直喘气，赶紧由另一人接替。柯庆施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而抢救仍在继续中。连续不断的胸外心脏按摩，使柯庆施的肋骨压断好几根。直到下午6时30分，柯庆施已毫无起死回生的希望，抢救工作这才歇手。正在成都的朱德闻讯赶来，贺龙也赶来，表示深切悼念。朱德还写了一首悼诗。
匆匆从上海赶来的陈丕显，代表中共上海市委，感谢医护人员尽了最大的努力……
根据彭真电话指示，对柯庆施遗体要进行解剖，以查明死因。当晚，柯庆施的遗体被运往成都医学院病理解剖室，做了仔细的解剖。著名泌尿科专家、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吴阶平主持了讨论。北京、上海、四川的医生根据柯庆施病症及尸体解剖结果，一致认定：柯庆施死于急性出血性胰腺炎。
没有任何“政治陷害”、“谋杀”的迹象。没有一个参加治疗、抢救的医护人员提出一丝疑问。“文革”中权重一时的张春桥曾派专人调查过柯庆施之死，也因查不到任何疑点而罢休。那一针镇静剂是方兆麟打的，注射之后柯庆施病情转危，为此方兆麟受到严厉的审查，也未查出任何“谋害”的证据，倒是我从上海一大堆“文革”档案中查到方兆麟当时写的“交代”，成为记录柯庆施之死最翔实的历史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