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拆墓情结和后新冠的中国神权社会
十年拆墓
1955年11月到第2年的2月，毛泽东大部分时间都住在杭州的刘庄今天的西湖国宾馆。一天毛忽然对陪同的浙江省委书记江华说：“西湖边的坟墓太多了，这些坟墓可以拆迁一下埋到郊区去，让死人也过集体生活不好吗？”于是江华立即组织拆墓。首先把刘庄附近的墓地全部拆走。然而进一步的拆墓行动却受到杭州市的很大的抵触。杭州西湖边自古以来名人墓葬众多，都是宝贵的历史遗产。当时许多民主党派人士纷纷向周恩来提意见，周随即制止了这场运动。已拆的墓又迁了回来。
1964年，胡乔木因为严重的精神衰弱症来到杭州休养，在西湖的汪庄住了一年又三个月。64年秋，胡写了十六首词，其中一首“习作”即《沁园春·杭州感事》，鼓动阶级斗争，具有强烈的政治性。胡被称为党内才子，似乎在1964年敏感的嗅到了什么。这一年年底他专门将沁园春词作给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林乎加、省委常委兼秘书长陈冰看。胡告林陈，主席在西湖刘庄眺望，见古人坟墓，与鬼为邻，很不高兴！
江华对胡乔木的指示不敢轻怠，随即召开书记处办公会议正式决定拆墓，命省有关部门和杭州市委书记王平夷、李元贞、陈侠及市长王子达火速执行。12月2日夜，浙江省、市党委组织和政府，发动有关部门人力和器械设备，并责成省委政法委员会书记王芳、公安厅厅长吕剑光调用大批劳改犯人，在探照灯下，先在西湖孤山、西泠桥、白堤附近平毁古墓三十座。
12月2日，胡乔木将三首沁园春词和一封信送到北京呈送毛泽东。信中胡报告毛，他已就词沁园春与浙江省委领导交谈，称“省委决定对西湖风景区进行改造……把苏小小墓等毒害群众的东西加以清理”，胡信中又说“这是您多年以前就提出的主张，在现在的社会主义高潮中总算有希望实现了。毛泽东在此批注：这只是一个开始而已。
1964年中国的政治气氛与1955已经完全不同了。
1965年1月1日，经毛主席指示，《人民日报》发表胡乔木词十六首，《红旗》杂志也于1965年第一期同期发表。《沁园春·杭州感事》送毛润正时，毛将胡的原词末句“土偶欺山，妖骸祸水，西子犹污半面妆。天共我，吼风奇剑，扫汝生光”改定为“谁共我，舞倚天长剑，扫此荒唐”。毛泽东在旁注称：“杭州及别处，行近郊原，处处与鬼为邻，几百年犹难扫尽。今日仅仅挖了几堆朽骨，便以为问题解决，太轻敌了，且与事实不合，故不宜加上那个说明。至于庙，连一个也未动。”中共浙江省委知道胡词来龙去脉，吃透上方精神，决定加快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广度与深度。此前，于12月下旬起已发起第二波行动，并于1965年元旦后掀起第三波拆墓拆庙的革命高潮。
历时十年，毛泽东为了的拆墓情结终于解开了。
1966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中国大量的佛庙、古墓和文化古迹被红卫兵小将捣毁。
1955年的合作化运动
然而，毛泽东并不是一个任性胡来的人。他一直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深远思考和宏大的战略格局。他许多貌似不经意的谈话实际上都是内心思考的反应。如果我们仔细体味，毛泽东1955年的话中似乎有一股怨气。这样就需要我们回顾一下1955年。1955年是中国农业合作社运动的关键一年。新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自1953年至1956年对生产资料所有制进行了的社会主义改造，它包括“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其目的是改变生产关系的性质。
私有制的改造，公有制的建立是新中国历史意义最为深远的一件事情了。它不仅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公有制的国家，更重要的是它为中国人建立了公有制的概念。从此中国人的概念公有制成为了一种解决的选项。今天遇到某些社会问题时，中国会有人想到公有制，但是在美国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人们根本不会考虑公有制这样选项。对于他们，公有制是一种天生邪恶的制度，他们很难想象人放弃私有制放弃占有地球土地的生活会美好甚至更美好。如果客观分析当年新中国的公有制，它并非一无是处。实际上，公有制具有许多合理性、独特性和积极的意义，而公有制的失败也是有着许多复杂的原因。人们往往忽略的是，今天中国经济的腾飞仍然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而非完全的西方自由市场经济。今天中国的自由市场经济并不完全等同于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甚至它们有着深刻的本质的不同。如果同质竞争中国很多如此快的赶超，并且在接近西方时，他就应该出现同样的问题而减速。同时，未来随着科技的进一步的革命性发展，公有制仍然有复兴的可能性，尤其当机器替代人类工作，社会出现日益增长的结构性终身失去工作机会的人群，即生产活动逐渐与人分离的情况下，公有制可能就会成为人类的必然选择，而那时可能人们才会完全理解新中国1950年代所有制改造的社会实践意义。当然在1950年代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潮中的人们，并不会知道这些，他们面临的是现实和理想间的种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与危机。而今天人类私有制也并未终结。
但是，在1955年初，各地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纷纷出现了冒进的现象，为原本生产力水平及其低下的新中国的农业带来很大问题，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因此，中央内部出现了反对的声音。在这一年的1月2日夜，毛泽东乘专列下河南调研合作化问题。6日返京。然而，在他离京后中央政治局举行了会议讨论农业合作化的发展。从组织制度来看，这毫无问题，也是合情合理。但是，考虑到新中国的具体语境，这一事件就变得有些难以言说的微妙。
1月4日，中央农村工作部的负责人邓子恢向周恩来和中共中央报告了发展农业合作社计划的执行情况，并向中央建议：一，制定一个全国性运动的指导性章程；二，建议将合作化运动转入控制发展、着重巩固阶段。当时周恩来主持了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整理了《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于1月10日由刘少奇签署发出。这时的毛泽东已回到北京，但没有对此通知进行批示和评论。因为浙江省是中央合作化整顿的重点，3月下旬，江华在北京出席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期间，邓子恢和谭震林邀请他对浙江的合作化进行了讨论，之后写成《对浙江省目前合作化工作的意见》，于3月25日，以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名义，电报发往浙江省委。对于这个报告，陈伯达回忆毛当时并不赞成。并在1955年7月31日批评此文件：“浙江由于采取所谓‘坚决收缩’方针（不是浙江省委决定的），一下子就从53万个合作社中解散了1.5万个包括40万户的合作社，引起群众和干部很大不满，这是很不妥当的。这种‘坚决收缩’的方针，是在一种惊慌失措的情绪支配下定出来的。这样一件大事不经中央同意就去做，也是不妥当的。”
1955年11月1日晚9时25分，毛泽东再次乘火车南下，到杭州等南方地区调查农业合作化运动和农业生产的情况。显然，这样的调查仍然难以发现问题的真相。12月底，毛泽东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了序言，在序言里毛泽东说农村合作社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这一年里他提出要反对右倾保守主义，加快社会主义改造，工业化和各项事业的发展速度。于是，进入1956年，合作化运动没有缩、减，反而更红火的发展起来，到1956年底参加初级社的农户已经达到总农户的96.3%，基本上实现了完全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由农民个体所有制到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转变。当然，以当时中国的生产水平和生产管理水平，这样的人为急剧的改造造成了农业生产的巨大破坏。
即便到新中国的年代，对于毛泽东而言，要了解真相一直是非常困难的。这里有一个信息技术、科学评价体系、开放的舆论等一些技术的原因。也有毛泽东是以诗人的文学思维治理国家的原因，这使他看问题时很难客观。同时，新中国又没有建立起现代化的社会体系，是一群从没有经历过现代化城市生活的农民突然间要把一个有着5000农耕历史数亿农民的极其贫困的农业化国家改变成一个与美帝国主义和苏修抗争的城市化的现代国家。
新中国的1964年
60年代对于整个世界是动荡的十年，也一个影响深远的十年，对于新中国是一个关键时期。而1964年又是整个60年代的一个关键点。
1964年，从2月开始中国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农业学大寨的活动。活动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2月9日、29日，毛泽东分别在谈话中批评了“三和一少”、“三自一包”。他说：我们党内有少数人主张三和一少。三和就是对帝国主义和、对修正主义和、对各国反动派和，一少就是少援助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党。另一个部是统战部，它是同国内资产阶级打交道的，但是里面却有人不讲阶级斗争，要把资产阶级的政党变成社会主义的政党。每个部都找得出这样的人。例如农村工作部里就有一个邓子恢，他是中央委员，还是副总理，却主张单干，实际上不要社会主义农业。这些人在国内也主张“三自一包”。三自是：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一包是包产到户。目的是要解散社会主义的农村集体经济，要搞垮社会主义制度。“三和一少”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国内纲领。这些搞修正主义的人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除此以外，每个部都有，每个省都有，支部书记里头更多。
了解毛的这段话对于理解邓小平日后的改革开放非常有意义。邓小平的改革的思想和实践不是凭空突然而来的，早在新中国的60年代中国就开始了最初的改革的尝试。而在苏联，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即开始了全面的改革，但之后被保守派政变推翻。中国的改革中1964年后，被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给否定了。了解毛泽东在这十年间与反对的力量一直在博弈，其对立没有消解反而持续加强，终于在1964年由于国内外的压力而激化。
2月13日，毛泽东谈到了教育改革问题。毛泽东在座谈会上说，“教育的方针、路线是正确的，但是方法不对。我看教育要改变，现在这样还不行”。“学制可以缩短”、“课程多，压的太重是很摧残人的。学制、课程、教学方式、考试方法都要改”。“我看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要有娱乐、游泳、打球、课外自由阅读的时间”。“现在的考试办法是用对付敌人的办法，实行突然袭击，题目出的很古怪，使学生难以捉摸，还是考八股文章的办法，这种作法是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毛泽东还举了孔夫子、李时珍，富兰克林、瓦特、高尔基等自学的事例，提倡自学的精神。
3月3日，林彪在日记中记载：毛泽东与林彪密谈：是福还是祸？毛嘱：要我关注政局在变化，要我多参与领导工作。又问：上层也在学苏联，搞修正主义，怎么办？中国会不会出赫鲁晓夫搞清算，搞了怎么办？毛认为被人架空，这个人是谁？我吃了一惊，冒了一身冷汗。一场大的政治斗争要来临。
4月12日，首颗原子弹试爆方案细节决定后的第二天，毛泽东亲自修改了给赫鲁晓夫七十寿辰的贺电。贺电原来准备写上分歧和争论，毛泽东改成“〔分歧〕只是暂时的，一旦世界发生重大事变，”他就会跟赫鲁晓夫“共同对敌”。对赫鲁晓夫，毛泽东亲笔加上“亲爱的同志”几个字，结尾处还着意使用中苏友谊鼎盛时的套语：“让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在我们的团结面前颤抖吧，他们总是会失败的。”然而，在中国原子弹爆炸前两天，苏联政变赫鲁晓夫下台了。但是，接下来的勃列日涅夫是一个守旧僵化的官员，后来对中国更加强硬，一度曾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部署上千枚原子弹。
5月10日、11日、13日，毛泽东连续三天听取国家计委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编制汇报。这个计划是由刘少奇、邓小平主导，以解决吃饭、穿衣和日用百货为第一位的。那时的中国还处于极度贫穷的阶段。但毛泽东否定了这个计划，提出了一个新的大战略构想：三线建设。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时毛泽东提出：农业是一个拳头，国防工业是一个拳头。会议期间，6月6日毛又强调指出，农业、国防是拳头，基础工业是屁股，“要使拳头有劲，屁股就要坐稳。”5月中到6月中，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在会上提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问题。
5月，《毛主席语录》出版。这是一件对中国意义极为深刻的事件，其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
6月8日，在中央高层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使用“中国的赫鲁晓夫”这个字眼用指刘少奇。 6月27日，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又一次提到裴多菲俱乐部。6月23日，中共中央批转甘肃省委和冶金部党组《关于夺回白银有色金属公司领导权的报告》。1963年3月，冶金部和甘肃省工交部派人率领工作组进厂开展“五反”运动和夺权斗争。最终结果是，对总公司3名主要领导人分别给予开除党籍、厂籍、留党察看或逮捕法办等处置。对另外两名领导干部判处长期徒刑或死刑。夺权的单位有总公司、8个矿、22个车间。这是“五反”运动中在大型企业中开展“夺权斗争”的先声。6月29日，中国自行研制的中近程火箭继1962年3月21日首次试验失败之后再次发射试验，获得成功。
7月10日，毛泽东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代表团时，突然发表讲话，称：“苏联占的地方太多了。”“一百多年以前，把贝加尔湖以东，包括伯力、海参崴、堪察加半岛都划过去了。那个帐是算不清的。我们还没跟他们算这个。”“外蒙古的领土，比你们千岛的面积要大得多。”7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的重要文章《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7月30日，召开的中苏第七次谈判全体大会上，中方再度从商谈转入控诉“150万平方公里领土”和要求苏联承认不平等条约，再次成为会谈唯一主题。
7月的一天，毛泽东汪东兴说：“摆设盆花是旧社会留下来的东西，这是封建士大夫阶级、资产阶级公子哥儿提笼架鸟的人玩的。”“现在要改变。”“你们花窖要取消，大部分花工要减掉。” 1964年夏季，文艺界的批判运动开始扩大到学术界，包括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教育学、医药卫生学等各个领域。“左”倾思想的发展愈来愈严重，但是这种政治批判当时还没有占全局性的地位。
8月29日，美军1架DC-130型运输机从冲绳嘉手纳基地起飞，翼下挂载BQM-147G型无人机，飞抵南海上空投放。随后，无人机高度上升至1.75万米，时速750千米，从海南岛海口首次入侵中国领空，穿越雷州半岛，经广西南宁、梧州、广东兴宁、福建漳州，从厦门出海，到台湾北部湖口上空伞降回收。随后，从9月初至10月上旬，美军又连续在中国南部诸省入侵侦察6架次。
10月13日，1架美军BQM-147G从广西友谊关上空入侵中国领空，中国空军驻遂溪航空兵第1师作战分队起飞1架歼-6进行截击。飞行员在地面指挥所引导下，在1.76万米高度上发现美军，3次开炮，未命中目标。飞行员不甘心，朝无人机冲去试图撞毁敌无人机，但没有撞到，自己飞机却进入了螺旋，急剧地旋转下降，飞行员几次试图摆脱螺旋均未成功，最后弃机跳伞，平安生还。今天普京仍然说：今天世界上拥有完整主权的国家并不多。而没有主权就没有尊严，也没有安全。当年，中国人对于美国的任意入侵中国领空的屈辱和愤怒，从这次撞机事件中也可以体会到一些。当然，对于美国人他们至今也不会体会这些的。
10月16日，中国第一次试爆原子弹成功。美国政府认为这是人类的黑暗的时刻。中国人威胁了世界和平。在此之前，美国曾经4次考虑对中国进行核打击。毛泽东一度轻视原子弹，但后来法共党员也是法国著名物理学家的法国居里夫人的女婿，托人给毛泽东捎口信说：为了世界和平，中国就要发展自己的核武器。
11月15日，美军1架BQM-147G再次入侵中国领空。中国空军空1师作战分队徐开通立即奉命驾驶歼-6起飞拦截，在与美军军机作战中，两次开炮均未命中。徐第三次开炮后以为仍未击中，正准备趁两机距离较近的机会，撞击美国军机，这时发现敌机中弹冒烟，一团火球从上方几米的高度一掠而过。当时场面十分惊险。徐开通向指挥所报告“击中目标”、“敌机反扣急旋下坠”。11月26日，美国U-2飞机飞入中国领空，中国发射三发导弹未击中目标。
12月20日，在中共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与刘少奇第一次发生公开分歧。在分析当时农村的主要矛盾问题上，刘少奇认为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泽东对刘少奇的说法很不满意，他不高兴地说：“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什么性质？主要矛盾是敌我矛盾，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2月25日，毛泽东在常委扩大会议上一开始就大发雷霆。他进入会场时，一手拿着《党章》，一手拿着《宪法》，上来就声色俱厉地责问：“我是党员，我是公民。你们（他指着邓小平和刘少奇）一个不让我参加党的会议，违反《党章》；一个不让我发言，违反《宪法》。据我看，我们这个党至少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后来，国家主席刘少奇在文革中死去时手中拿着一本新中国《宪法》。
12月27日，林彪在日记中记载：好不寻常！我、伯达、康生，成了毛生日的座上客，还有婆娘（林彪私下对江青的称呼）。毛喝了一瓶白沙液（按：湖南第一酒），翻来覆去问：“中央有人要抢班夺权，怎么办？要搞修正主义，怎么办？” 12月26日是毛泽东七十一岁生日。建国后，毛泽东从来不公开为自己过生日，这次破例。席问在满座鸦雀无声，毛泽东一个人嬉笑怒骂，大讲“有人搞独立王国”，搞“修正主义”。
12月31日，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做《政府工作报告》。报告中初次提出“四个现代化”的主张。
新中国的1964年就这样过去了。
晚年毛泽东的危机
1964年，中国的政治形势错综复杂，已经达到矛盾爆发的临界点。这时的毛泽东面临着来自国内、国外的强大的压力。国际方面，中国受到美国和苏联入侵的威胁，尤其是苏联。8月30日，公安部长罗瑞卿交给毛泽东的一份报告称苏联赫鲁晓夫很可能对中国进行大、中、小规模的战争。于是毛泽东决定在西南实施三线建设的第一份文件——《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正式出台，并开始在北方平原地带启动大规模的“人造山”工程，以阻止苏联的坦克入侵，可见1964年与苏共关系的恶化使中国直接面临战争的危机，此时的毛泽东在非常严肃的考虑中国受到苏联全面入侵甚至受到核打击，并紧迫的准备应对这场实力相差极为悬殊的大战。
赫鲁晓夫是二战后最重要的政治家，但他往往被忽略了，被认为只是一个滑稽的政客。其实，他对于二战后的世界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其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他既是第一个揭露出斯大林的错误和暴行的人，也是对于斯大林妖魔化的始作俑者。他当年的秘密报告对于80年代苏东解体，世界社会主义的终结起到深远的影响。同时，赫鲁晓夫对中国的影响也是难以估量的。斯大林死后，毛泽东彻底失去了抑制的力量。一方面赫鲁晓夫在毛泽东的面前根本不是对手，但是，他又使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产生了神经质的警惕和恐惧。当年这个毛泽东颇为轻视这个粗鲁冲动的赫鲁晓夫同志，他们在中南海游泳池的碧波中一同戏水时，毛泽东同志就曾不太尊重的调笑了不会游泳的赫鲁晓夫同志，后在餐桌上还曾对他骂过脏话，曾经评价说“我跟斯大林只打个平手，我跟赫鲁晓夫较量还是略占上风”，但这个的举止有些轻浮夸张样子有些滑稽的小个子政客，最终却成为了毛泽东晚年无法驱散的恐惧，成为了他的一个噩梦。这这些毛泽东或许从来也没有意识到。
赫鲁晓夫真正让毛泽东感到恐惧的或许是他使毛泽东意识到，即使在生前没有人能战胜他、打败他，但在他死后，如果选择了错误的接班人，选择了赫鲁晓夫式的接班人，那么他的个人的全部功绩也会被轻易的推倒。然后，当意识到这一点后，毛就越来越多的发现自己身边的人有变成赫鲁晓夫的危险，甚至已经是中国的赫鲁晓夫了。更重要的，这样一来新中国的共产主义事业就会被修正，甚至使共和国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这对于一个一生充满斗争激情，绝不妥协的，共产主义的极端的信仰者，坚定的追求者，是其绝对不能接受的。所以，自从出现了赫鲁晓夫之后，毛泽东可能到死也没有对身边的这些人放心过，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对于共和国一定是充满了源自赫鲁晓夫的忧虑。而他又是从来都不无敏锐，不无远见的。
斯大林在世时，毛泽东一直遵从斯大林，认为他是共产国际的领袖。斯大林去世后，毛泽东具有的某种使命感，他可能认为从此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要由他来领导了。而反对苏联修正主义也是他获得领导合理性的一个重要的理由。这时的毛泽东开始步入政治生命的晚年。
毛泽东的拆墓情结
毛泽东拆墓的心愿历时十年终于实现了。我认为探讨毛泽东的拆墓情结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它非常独特，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所以，深入分析有助于真正了解毛泽东，也有助于深刻认识新中国以及文革的实质。拆墓同时具有纯粹性。今天的毛泽东或许过于官方性质的神话，毛泽东仍然在神坛上，或者过于戏剧化，尤其把人类历史上不可避免一直存在的权利斗争过于单纯片面强调。而毛泽东的十年拆墓不涉及权力斗争，是一种长久的心愿。这勾显出毛泽东作为新中国的领袖的极端理想主义色彩。这是毛最本质的特点，第一，理想主义，第二，极端性。
毛泽东的拆墓的心愿既非一时的奇思异想，也不是精神的病态改变，它是一种深层的思考。拆墓只是一个开始。在随后的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开始了全面系统的摧毁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各级的权威的狂飙突进式的运动，包括毁庙，摧毁精神上的孔家店，破坏法治，打倒各级领导、专家、权威和老师，废弃教育。摧毁教育对于中国传统文明具有根本性的毁灭。它与中国传统历史相违背，所以中国历史上的统治者从来没有出现过类似举动。自从汉代中华文明便深深根植于儒家文明之上，逐渐发展为高度尊重传统和权威的社会，重视历史，强调社会发展的延续性与和谐。毛泽东的这种思想和行为放在中国历史中似乎是难以理解的。而且，毛的这些行为、思维放在现实也难以被理解。因为，他的那些战友虽然也坚定的信仰共产主义，但他们在精神的本底是儒家文明。
毛泽东不是儒家文明的继承者，他具有某种宗教人格。
新中国的历史可以说处处显示着毛泽东的独特个性，我们从他的两个个人怪癖的小习惯就可窥见一斑。一个小怪癖是毛泽东从大约延安时代起就不再摸钱，据警卫回忆有一次他误把一个装钱的牛皮袋当成文件袋伸手去掏文件，当知道里面装的是钱，毛吓的竟然一下子把牛皮袋扔了出去，并严肃的告诉警卫再也不可以犯这样的错误。另一个是毛泽东虽然指挥了无数战争，但从来不摸枪。这两个例子非常有意思。第一个小怪癖反映出毛泽东对于金钱的极度厌恶，达到常人难以想象的程度。毛泽东在生活中对于物质享受极度鄙视，不喜欢新衣服，所有的用具都是陈旧的，饮食也相当简单，生活近乎一种宗教的苦修者。第二个习惯并不能说明毛是一个和平主义者，相反从他的论述和中国革命的历史可知，毛极端崇尚暴力和暴力革命。毛的终极理想是要消灭反动派，消灭封建主义，消灭美帝。这是他的极端斗争性的表现。毛对枪的抵触反映出的仍然是他对物质的抵触和对精神力量的迷信。毛并不传统的宗教人物，即相信传统的宗教教义，相信神迹，对于神迹有时产生幻觉，但他的确对于精神力量已经达到迷信的程度，相信精神能够战胜物质和客观规律。所以，毛泽东的宗教性导致他具有反科学的倾向。他信仰人民战争和群众运动。这是他的宗教人格的重要基础。有趣的是毛的这些特点与伊朗的宗教领袖霍梅尼颇为相似，霍梅尼一生也是极度轻视金钱，生活非常简朴，从来不摸枪，但他领导圣战，依靠人民战争领导，对抗伊拉克的侵略和美帝的霸。同时，霍梅尼也是一名诗人，出版过厚厚的诗集。
但是，如果我们把毛泽东的行为放到一神教的历史中，就会发现它变得相当容易理解。无论是犹太教、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在其极端时期都曾发生过拆墓，毁庙，炸佛，摧毁异端文明，对于异端的人身攻击、折磨、迫害，直至发动圣战。这些在本质乃至形式上与文革有着惊人的相似。所以，由此我们可以发现，毛的精神和思维并非中国的儒释道，而是西方式的，它极端，强调对立和斗争，而非和谐通融，它具有叛逆性，有些俄狄浦斯式的杀父娶母的特点，即对于文化反叛，并且深深具有西方一神教的原教旨主义色彩。
毛泽东的性格的形成与时代关系密切。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正值西方文明汹涌涌入中国，那个时代是中国思想最开放最活跃的黄金时代，这个时代中各种思想自由争鸣，人的个性苏醒而张扬，社会上斗争激烈，残酷，推动着中国发生显著、深刻且疾遽的变化。新文化运动的思潮主流是全片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接受西方文化。
这种在精神和性格上的深刻不同，导致了毛泽东在新中国的建设过程中越来越孤独。他与他的战友、同志们的分歧深刻，其对立和斗争无法消解，反而逐渐激烈，最终达到残忍的程度。这导致了毛泽东与战友的斗争不是简单的权利之争。
他的那些战友的思维最终要落入世俗，在新中国贫困落后的情况下，他们总是急于改善人民的生活，解决吃穿用的实际问题，他们并不绝对的排斥商品经济，市场和私有制。而毛泽东对于共产主义的态度是宗教性的，而且是西方一神教的原教旨的极端化的，所以他不怕贫困，不怕饥饿，可以完全放弃世俗享乐甚至生命而追求共产主义。毛极端反对私有化和市场经济，每当经济发展他就会担心人们沉湎于享受，灵魂被资产阶级腐蚀，放弃了主义，放弃了理想。所以，他不能容忍人民的富裕，每当经济发展时，他就要发动运动。这具有典型的原教之主义的特点。这时的毛泽东简直就像是冲进教堂掀翻市场的桌子的耶稣。所以，对于毛泽东，资本主义和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权威，都是异端，是异教的神，他要将它们彻底的毁灭。这才是他的心愿。
而个人权利对于毛泽东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但我认为它始终是第二位的。即毛泽东并不是一个以权力来思考的人物，而是以主义来思考。权力对于毛更多的只是下意识的本能冲动。很难想象当年长征路上毛在担架上思考的不是中国革命的前途和未来，而是如何纵横腾挪攫取中央的最高权力，虽然以毛泽东的性格不可能久居人下做一个执行者。今天有俄罗斯的历史学家从解密的大量前苏联档案中研究毛泽东发现，毛一直严格执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因为中国的共产主义来源于马克思、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他们对于毛泽东就是上帝，所以这时毛就显示出了忠诚性，这时一种宗教性的情感。毛的一生从来没有想要过背叛或放弃马克思的这些主义。但是，非常可能的是当毛的权力受到威胁，与人发生严重分歧时，他会下意识的将观念上的不同上升为主义上的对立，而毛在主义之争时就显示出极端性，极端的坚决，极端的冷酷。新中国的革命中凡是涉及到主义之争一概显露出极端坚决、极端残忍、极端彻底和极端冷酷的特性。这与今天的原教旨主义的极端宗教组织的行为非常相似，其原因就在于它们的本质有相似性。
然而，毛泽东的宗教性，一方面源于他的极端的个性，理想主义的色彩，但更重要的是，它源于解马克思和社会主义运动在精神上本身就深具有基督教一神教的特点。
一神教和一神教思维
一神教的思维的产生和形成对于人类影响非常深刻，它塑造出今天的现代世界。
一神教的精神实质就是，强调绝对、唯一的真理（或神），强调真理的绝对正确，排除其他一切异端思想，强调对于真理的绝对服从，强调牺牲的价值。
这种思想并不是简单的、单纯的宗教思想，古希腊的哲学和现代科学也是强调绝对真理以及绝对真理的不可被人类主观违背，因此也是一神教的思维的产物。尤其，今天的科学可以视为最严厉的一神教。人类必须服从科学，不然必将受到惩罚，这个惩罚比上帝的审判更真实可靠。
作为宗教，一神教的思维既具有普遍性，又非常独特。首先，人类都有趋向绝对真理和排他的倾向。但是，在远古，绝大多数民族的思维都是多神的，并没有非常清晰绝对的真理的观念和极端的排斥异端信仰的行为。而一神教是犹太民族创造的。我认为它的本质是人类生存竞争中催生进化策略。不同思想本质上都是进化的策略，相互竞争，促进自主进化的胜出。犹太人属于古老而复杂的闪族的一支，他们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早期来到美索不达米亚的迦南，和当地的哈比鲁人混合，过半游牧的生活。两河地理，四通八达，游牧农耕混杂，商业在远古即极其发达，同时战争频繁残酷，竞争激烈，许多曾经强大或弱小的民族后来都被同化消失。犹太民族一直比较封闭，不太与人交往。在这一地区属于孱弱的民族，缺乏战斗力，而且，他们不事生产更喜欢通过做商贸金融获利。开始他们的信仰混杂，屡次迁徙，然后被奴役，犹太民族自身也不团结，相互争斗，后来分裂为两国，其中没有发展出一神的犹太教的一只最终即消失了，史称失去的十一支。而另一部分迁徙至埃及被埃及人奴役的犹太人，终于在走出埃及后，发展出严厉的犹太一神教，使得弱小的犹太人在残酷的环境中保持了极其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生存力，他们的文明和民族延续至今，并且在近代复国，而当年近东许多强大的民族和帝国今天都消失了。然而，犹太教是极其封闭、保守的民族，通过信仰维持其民族种的纯洁，在神的指引下回归。其宗教并没有强烈的扩张性和攻击性。所以，犹太教在人类进化的竞争中具有很大的局限。其实，近代在科学文化做出杰出贡献的犹太人多是走出封闭的犹太社群融入西方文化环境的犹太人。而今天的以色列的文化科学的发展也无特别的优势，宗教反而成为一种制约。而耶稣对犹太教进行了一次革命，耶稣的基督教从封闭走向开放。这与罗马帝国的统治是不无关系的。当时犹太人中出现过不少类似耶稣的伪先知，改革犹太教。最终耶稣的教义更具生命力而胜出。但耶稣的教义仍然不是后来的基督教，它仍然缺乏攻击性的，只有当被罗马皇帝采用，才发生又一次革命，随后，它又被西方无数宗教思想家改造发展，它与集体暴力结合，将一神教作为扩张的精神手段后，这时的基督教具有了强烈的扩张性、攻击性。它激发出强大的进化优势，罗马帝国持续了千年。这一进化策略的优势很快被阿拉伯人发现并山寨，随后穆罕默德原始落后的圣战大军立刻席卷旧世界，更加迅猛快速的发展，在极短时间里，欧亚大陆过半数人都归属了伊斯兰教，之后它与西方基督教世界进行了持续千年的圣战。但因为，二者是同质竞争所以历经千年不分上下。
西方的基督教与教会的组织结构、已经朝拜仪式密不可分。教义，组织和仪式是基督教的根本，它深入到西方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深入人心。基督教的思想成为西方世界的一种基本的思维，直到今天仍然产生影响。
因此，可以理解无论资本主义还是马克思都不可能完全摆脱基督教思维的影响。资本主义的兴起是反宗教的，但在它形成发展过程中深刻的受到基督教思维的影响、制约和塑造，这已经有过很多研究。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实践则更具基督教一神教的特点。这里面是具有必然性的。因为，马克思创立学说是针对资本主义的弊端，但他并没有更先进的科学技术的革命为支持，他是通过单纯的思考，所以思维必然会受到传统基督教的影响，而依据他的理论的西方的革命者更是只能依靠传统社会的基督教的社会结构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构建，而不是依据新科学的需要构建新的社会结构与之适应。
我们仅从共产党精神实质考察，共产党强调自己即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主义的绝对正确性，道德的崇高性，和自身正义性，先进性，这些都属于自我撰写神经自我神化的特点，因为，至少在当时年代，共产党代表的是落后生产力，缺乏科技和现代理念，而它同时定义出异端（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邪恶性，强调对于组织的绝对服从，强调集体，强调忠诚、牺牲和奉献，强调最终消灭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圣战。它继承由苏联传来的组织结构，具有明显的教会特点，党的组织深入社会各个角落。党具有绝对的领导权，置于法之上。党总是趋向控制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培养公民的感恩、服从和牺牲的精神与情感。这些都是与基督教非常相似的。
马克思虽然也是反基督教的，但有意思的是，恰恰是在西方资本主义摧毁基督教，宣布上帝已死，建立世俗的法制宪政体制，提倡民主自由的时候，作为对资本主义弊端批评的马克思理论指导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实践变成了一次基督教改头换面的现代复兴。他的学说的建立是批评当时社会的，由天才的个人思考、撰写和宣扬形成，而非像资本主义是随着科技的革命在长期自发的社会实践基础上逐步形成的，因此马克思更像是一个基督式的创建新宗教的神学人物。
到二战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冷战从一神教的视角来观察就很像当年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圣战，冷战思维的本质就是一神教的圣战思维。
共产党的一神教属性
前文已经探讨了共产党的基督教一神教属性。中国共产党本质上不是一个民族复兴的政党。基于驱除鞑虏的孙中山主义的国民党是一个民族复兴的政党，而共产党是一个完全西化的政党。它的理论完全来自西方，甚至在组织上它都不属于中国，不属于中国人民，而是共产国际的一个分支，接受共产国际的指挥进行社会主义暴力革命，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部分。共产党和新中国的本质具有宗教性，这对于理解新中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新中国其实是西方基督教向世界扩张的大趋势的结果和一个重要部分。基督教在唐朝、明朝曾两次进入中国，当时的中国社会对其都没有排斥、打压，但它们都没有能在中国存活下来。值得注意的是，在共产党兴起，新中国成立之前，清末的太平天国是名副其实的一次基督教对于中国的入侵，导致的一场宗教极端化的暴力运动，它与新中国以及文化大革命有相似之处，都具有原教旨主义的本质。只不过前者是原始的，后者是在新时代的基础上发生的。但是，这种相似不是偶然的，是一种必然趋势。它属于人类从传统文学感性文明转向现代科学理性文明的大转型。在这场转型中，所有的传统的文明都将被替代，它们或如巴米扬大佛被极端的炸掉，或如巴黎圣母院的大火缓慢自然的消失。而中国的传统文明是以一种疾风暴雨和深重的灾难的方式被摧毁的。
中国回归神权社会的必然性和困境
客观来说，新中国成立时，当时的毛泽东和共产党的中央领导人普遍认同并重视民主建设和言论自由，但后来新中国最终形成了极权的神权社会。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和全国人民都意识到民主和自由的重要，大部分人倾向西方民主，并且进行了相当程度的尝试，但是今天我们又一次回归神权社会。我认为这里有多种原因，有其必然性。比如，中国一直面临政权危机和国家崩溃的危机，而犹太教和基督教都是在应对危机时产生的，它能赋予民族极大的稳定性和斗争力。同时，中国历史上的儒家其实其本质也具有一神教的属性，只不过是世俗性质的一神教。历史上，儒释道并存并非儒家不排除异端，而是道教和佛教不参与社会政治。中国尤其是宋明理教兴起后，儒教相当严厉，反儒教则是大逆不道，必须被清除。我认为儒教是中华文明在当年四大轴心文明中唯一持续至今的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柱。近东两河当年产生过许多宗教后来都在进化中被淘汰了，印度有400多种宗教，即便像佛教广泛传播，但也不具有进化上的强势力量。只有严厉的一神教和中国的儒教在进化中最具优势。
西方近代产生的民主自由的理念，一方面是近代的商业所需要，一方面有古希腊的传统。而古希腊原始的民主与自由的精神也与商业和游牧民族的传统有关。人类农耕后开始定居，开始有条件建筑更复杂和仪式化的祭坛和神庙，这促进了从原始的图腾崇拜、迷信转向神权和宗教。城市就是由大型祭坛和神庙扩展而成，进而农耕文明建立的是稳定、等级神权的社会，最早祭祀掌握极大的权力，后来国王也与祭祀和神祗相结合。原始的农耕神权社会，在没有游牧民族的冲击下极其稳定，像埃及历经3000年其社会制度和文化没有改变。但两河地域开阔，且四方相连，多民族混杂，尤其不断承受游牧和半游牧民族的攻击，战乱频仍，这催生出了商业和暴力掠夺财富的思维。商人和游牧战士与农民不同，农民是生产者，商人和游牧民族是通过非生产方式获利，商人通过非暴力的交换，游牧战士通过暴力掠夺。商业社会重视法制，游牧战士重视自由，他们的社会的等级化与分工远低于农耕文明。农耕民族的等级化和专制是生产分工和大型复杂社会的内在要求导致。希腊诸岛最早的文明是米诺斯和后来的迈锡尼文明，其居住民和创造者现在都不清楚，但在公元前2500至前1450年间，那里通过海上贸易而极其富有，创造出极为璀璨的文明。之后，欧亚的雅利安游牧民族大迁移，这些游牧民族并非野蛮，只不过是另一种文明，他们掌握当时最先进的技术马和金属冶炼，所以依靠掠夺农耕的城市文明为获得资源的方式，其中先进的其中一支进入爱琴地区，摧毁了迈锡尼文明，《伊利亚特》其实就是游牧匪帮抢劫城市的叙事，又经过300年，希腊城邦文明建立起来。但其本质仍然继承了海上商贸和游牧战士的血统，这种希腊文明构成了欧洲《圣经》外另一个思想的本底。再之后，罗马日耳曼蛮族在残酷的战争竞争压力下，终于选择了耶稣的基督教，从而摧毁了希腊文明，开始了一神教的基督教中世纪。欧洲中世纪并不是黑暗的时代，相反它的文明极为璀璨，只不过是以一神教统治。即便如此，西方文化中仍然流淌着商业和游牧战士的血液。再之后，欧洲文艺复兴，古希腊文明复活，欧洲进入了科学、工业化和商业市场经济的时代，由古希腊的原始民主制度建立起现代的民主宪政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制度。然而，欧洲又出了一个马克思，新时代的耶稣，提出了推翻商业化私有制的资本主义文明的思想，今天中国选择了马克思，并且极其坚韧的进行一神教的神权社会的复兴崛起。
所以，今天的很多矛盾都是在人类进入农耕文化后面临的长久的矛盾。而在进入未来科学理性的社会所需要解决的。
后新冠时代的中西竞争
今天中国对于共产党和领袖的神话仍然停留于传统的时代，具有荒唐和非理性的本质。神权社会中人的存在状态与资本主义社会非常不同。在神权社会中个体的基本思维是信仰与服从，而非资本主义社会的怀疑、批判和斗争，人民的基本情绪是感恩、感动，它强调绝对的相信、服从，排斥异端，强调集体主义，和谐，奉献和牺牲。
但是，它提示的意义却是值得深思，即科学摧毁的传统神学，但科学本身不提供价值观、信仰和伦理。宗教、神学本身给社会个体带来内心信仰，心理的和谐平衡，现代社会随着科技革命消费文化兴起，宗教崩溃，从而使现代人面临信仰，欲望泛滥，内心和谐失衡的问题。本身就是科学时代现代社会所需要解决的问题。然而，传统的神学本质上是构建神话，是一种愚民的教育。今天中国的神学建设不仅很大程度上还是传统的，而且非常浅薄，缺乏像过去的基督教或儒教的深邃完整的思想。
今天，科学已经具备最严厉的一神教本质，是极端的极权主义。凡是科学规定的必须服从，否则就要受到惩罚。今天美国的抗疫就是一个例子。如果传统价值观，自由、民主与科学冲突则必须放弃传统价值服从科学。人创造了科学，但人不是科学的主人，而是科学的仆从、奴隶。这又是今天中国的一个更深的本质。今天中国党凌驾于法之上，但科学又凌驾于党之上。即党也不行按科学办事。这是中国今天的神权与过去最大的不同。中国今天的体制非常复杂。它本质上是科学至上的科学发展原教旨主义，它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和公有制的体系，同时残留了中国传统社会的许多元素和思维，并极大程度上了接受了商品市场经济和消费文化。中国目前虽然重新对共产党和领袖人物进行神话，但同时科学的思维方法科学发展观也深入人心。所以，今天的中国人在呈现一种既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传统的新的状态。尤其随着未来对于新生代的从头教育的积累，这种差别将更加显著。
所以，今天中国对于共产党执政的神话与科学发展是否能够最终调和，或者最终不可避免将产生冲突仍然是一个疑问。这涉及在未来科学理性主义的时代是否依然需要信仰。
然而，未来中西效率竞争的胜负无法改变价值观的冲突。因此，双方必然要经历一个长期的不断自我神话和将对方妖魔化的过程。
但在这样的价值观冲突中，中国目前并不认为西方制度邪恶，只是认为民主体制是低效和不真实的，然而，西方对于中国制度的认知是邪恶。这会为未来中西的制度竞争带来很大风险。今天中国的体制仍然是开放性的。理论上如果西方体制未来更为有效，中国的实践遭受重大挫折，中国仍然可以重启改革，采纳西方体质。但即便在与中国竞争失利，中国呈现明显的更有效率的良性发展，西方仍然难以认同中国的价值观，并且其自身制度也难以改变，难以有效地模仿中国制度。这才是今天西方面临的最深刻的危机。因为，今天不仅西方体制已经显示出明的弊端，在和中国的竞争中并未占有优势，同时，今天的时代有着明确的需要重新建立新的体制的要求。而中国的体制建设是依循于科技的发展而在逐步构建的。今天中国采取的是科技原教旨主义。一切服从科学以可持续发展为目的。从而排除了意识形态的价值观的追求。比如，未来如果机器大量就业，人类高度的数字化和网络化生存时，公有制更有效率，更加合理，中国可以无痛的转化过度，而对于西方则意味着一场巨大的痛苦的动荡。
中西体制竞争的关键并不仅仅是效率，我认为有两个关键：一，体制的发展效率；二，体制的可塑性；三，体制的稳定性；四，体制的纠错能力。对于前三者中国一直高度重视，也显示出某种优势；对于后者似乎今天仍然重视不足，同时具有潜在的危机。今天中国体制能办大事，但也要警惕能办大事的制度有时也是能出大事的制度。今天在抗疫胜利后，我们陶醉于成绩，进行庆功和神话，但并没有对于疫情之初的严重问题，政府透明度的欠缺，等等进行反省。同时，今天对于个人神话仍然值得警惕。就像当年毛泽东个人极权的建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长期的极权专制导致盲目性，加之系统的纠错能力有缺陷，最终则有可能不可逆转的引发社会灾难。
西方资本主义的根本是维护商业市场的交易，所以它强调私有制的神圣，个人利益不可侵犯。而中国强调的是社会终极的公平和幸福，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代表了人类终极的幸福，所以当下个人利益的牺牲，甚至社会公平正义的牺牲都是可以接受的。这种思想根本上还是商业世俗的思想与神学思绪的对立。商业世俗的思维只注重现时个人的利益，而神学强调终极幸福和牺牲的价值。
随着人类的发展，我认为私有制是原始狭隘的。未来随着机器的工作，人类从事生产的权力被剥夺，不仅要公有制，而且，财富的观念会非常淡漠。未来对于财富就像今天在发达国家的公共场所使用手纸，没有人关心手纸是否属于自己，人们只是使用它而已。而就手纸而已，在几十年前的中国，人们对于可以在公共场所随便使用如此洁白干净的高级手纸的说法是无论如何难以相信的。
立
2020/03-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