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云南沙甸事件
辑录者言：1975年冬，笔者到贵州水城出差，在招待所的火炉旁听一位旅客讲，云南个旧附近回民闹事，解放军动用了军队和大炮镇压，结果双方都死伤不少人……当时文革初期那种到处都有的红卫兵小报已经消失，道听途说的小道消息，引起心中不少血腥的联想，但事实真相难以获得，这个流血事件，只能深埋在记忆深处。
几十年后来到多伦多，从网上逐渐了解到云南这个屠杀回民血案的始末。下面先用维基百科整理的沙甸事件概述作为开头，然后全文辑录网上一篇题为《父亲往事：沙甸事件》的文章。据该文作者马黑所述，他是根据父亲的讲述，以及他掌握的一些文字资料，对沙甸事件发生的来龙去脉做了介绍。文章叙述真实亲切，很有说服力。后一部分则辑录《沙甸回族史料》一文最后四节，该文作者没有署名，声称史料来源一是周康先生在2007年《炎黄春秋》第11期上发表的《骇人听闻的云南沙甸惨案》一文，二是根据同名的《沙甸回族史料》整理。由于该文作者是沙甸事件的亲历者，文章对镇压过程叙述较为具体详实，结尾还向读者介绍了沙甸回民立碑纪念的内容，很有价值。据笔者所知，这是文革中被害群体唯一被允许立碑纪念的一个特例，说明沙甸回族人民用鲜血和生命换回他们一些应有的权力和尊严。
一、沙甸事件简介。
维基百科称，沙甸事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发生在中国云南省的回民大规模起义事件，最终以解放军的屠杀镇压结束。大屠杀于1975年7月29日至8月4日发生在云南省的7个县区，其中以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个旧市的沙甸镇为主，共造成了约1600名平民的死亡（866人来自沙甸）、包括300名儿童，伤残近1000人，损毁房屋4400余间。改革开放后，沙甸事件获得平反，不再被定义为“武装叛乱”，当地政府对错误进行了检讨。
二、马黑《父亲往事：沙甸事件》
沙甸事件，是父亲工作生涯中，惊心动魄刻骨铭心的一页。
1973年父亲从四川三线工厂调回云南工作。1974年底中央来电，指名父亲带领沙甸回民代表赴京办学习班，并参加当时以王洪文为首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三次见面会。1975年沙甸事件武力镇压前，他被省革委会指派，到沙甸做调查，和沙甸回民代表对话，协商。武力镇压之后，又参加了对回民的安抚善后工作，父亲亲身经历见证了沙甸事件的发展过程。
1976年春天，我从青海回昆明探亲期间，听父亲讲述过他经历的沙甸事件。以后和父亲相处的日子里，又多次听他讲述有关事件的一些回忆。现在觉得有必要把父亲的讲述写下来，发表在自己的博客里，算是个历史记录。
历史背景。沙甸是位于滇南个旧地区的一个有7、8千人左右的回民聚居村庄。沙甸事件，是由文革中派性斗争发展最后导致严重的民族冲突。
文革初期，云南的造反派分成两派，“八派”和“炮派”。1968年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八派”上台“炮派”受压。沙甸回民大部分属于“炮派”，因为人多势重，比较顽固强悍，不买“八派”控制的当地革委会的帐，当时滇南地区同属“炮派”，受到打击迫害的500多人，跑到沙甸来避难，当地“八派”主导的革委会随即派出以军人为主，一个加强营编制的庞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沙甸，号称“捅马蜂窝”，搞所谓”划线站队“，批判”反军乱军黑干将“。
军宣队进村后，就直接住在清真寺内。 这本来只是文革中常见的派性斗争，但因为沙甸“炮派”都是回民，这种斗争发展到极端时，“八派”开始以侮辱民族侮辱宗教的方式进行，比如强迫被批斗者学猪叫，学猪拱，甚至把工作队吃过的猪骨头丢到水井里等等，派性斗争开始朝民族冲突转变。
沙甸事件中，革委会和沙甸回民冲突焦点是清真寺是否开放的问题。从文革初期破四旧开始，沙甸的清真寺就被关闭了。1971年“913”事件后，沙甸回民开始上访，要求落实民族宗教政策，开放清真寺，让回民进入清真寺做礼拜，但没有得到解决。
1973年10月，沙甸回民自行打开被封闭的清真寺做礼拜。消息传出，红河州和蒙自县的革委会，立即派出有部队和地方干部组成的近百人工作队进驻沙甸搞“反复辟”，封锁道路，不准回民到清真寺做礼拜。回民绕道进去，工作队即用高音喇叭进行干扰，并说“打开清真寺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
1974年，全国开始“批林批孔”运动。“批林批孔”运动联系当地实际，沙甸这样的回民地区就变成了批判《可兰经》，关闭清真寺。
父亲回忆：“当时省革委负责人派大批工作队到沙甸搞‘批林批孔’，实际上是批宗教，粗暴干涉回民宗教活动，强行关闭清真寺。省革委主任周兴讲：‘他们（回民）打开一万次，你们（指工作队）要关闭一万零一次。’ 由于强行阻止回民进清真寺，引起了冲突。有人上京告状。王洪文批示：‘云南此类事件不少，希望周兴同志亲自抓一抓。’”
北京来电。为了镇压遏制沙甸回民的反抗，当地革委会在临近沙甸的鸡街建立了专门对付沙甸的“民兵指挥部”，沙甸也以原有的民兵武装为基础，并抢夺附近武装部的枪支，相应建立了“民兵团”以对抗。两边冲突不断，互有死伤。
1974年底，中央来电，点名由父亲带领沙甸回民代表上北京解决问题。这封电报被省革委印成传单，在昆明市及全省到处张贴散发。我记得母亲当年这样讲过：“你爸爸在云南工作这么多年，从来没这样出名，他的名字随着中央来电被到处张贴散发。”
1975年元旦之夜，父亲和另外一个汉族干部带领沙甸回民10个代表，登上中央派来接人的三叉戟专机，当夜飞到北京，住进国务院招待所。中央来电上面，父亲的名字排在同去的那个汉族干部前面。到北京后，带队干部的名字做调整，父亲的名字被排在那个汉族干部后面。大家都知道，在共产党的体制里，排名顺序非常重要。父亲说：“我知道，他们对我犯疑心了。” 父亲还说，时任省革委会主任的周兴问过父亲多次：“你是哪里的回民啊？” 父亲回答是滇东北昭通的（沙甸是滇南）。从周的多次问话中，父亲感觉到一种不信任，好像是在探寻父亲和滇南那边的回民有无什么关联
云南回民分为滇东北，滇西，滇南3块，历史上大多是作为军人从北方而来。 第一次，元朝时期随蒙古军队进入云南。第二次，明朝初年随蓝玉沐英征战云南，剿灭元末残余小梁王。根据家乡石碑记载，我的祖先就是第二次时，征战云南明王朝军队中的一员。回民一般比较彪悍，而云南回民因为先祖的军人历史传统，更加彪悍，最有名的就是清朝咸丰年间的杜文秀造反。那次造反主力是滇西回民。有意思的是，沙甸所在的滇南回民在那次造反中，被清王朝招安，是镇压杜文秀为首的滇西造反回民的急先锋。滇东北回民也参加造反，老家那个村子因为造反被屠村，死了上千人，不过并没有和杜文秀的造反回民连成一片。
因为名字排序调整和周兴多次问话，父亲开始很小心了，所有和回民代表的交涉开会，父亲一定等到那位汉族干部在场才做，自己绝不敢单独和回民代表接触。
父亲虽是抗战初期参加共党的干部，一直也自认为对党忠心， 但在这种民族关系高度敏感紧张时刻，中国传统文化中那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在共产党内还是起作用。虽然同为共产党人，少数民族的共产党人在党内的政治斗争中，要比汉族共产党人多一个小心：要时刻提防被戴上“地方民族主义”的帽子。
父亲回忆：“1974年12月，接到中央通知，要我和XX带领10个回民代表上京，在飞机上看到省州有关负责人和两派头头都来了。到北京后一起开会学习，中央领导人三次接见，参加的人有王洪文、吴桂贤、苏振华、陈锡联、纪登奎。中央宣布派红河州委书记冯治国和回民代表马绍美回红河收缴枪支。王洪文在会上讲：“如果不听，就要打土围子”。到第三次传达26号文件精神，就说要“实行军事包围，如不欢迎解放军进村，就采取军事解决。”
父亲回忆：“中央工作组组长袁木（注：就是64后那个国务院发言人）找我谈话，我给他讲了回族全民信仰伊斯兰教的特点，还讲了伊斯兰教的五功等，希望他正确理解回族和伊斯兰教，他问我对宗教的态度，我用马克思和毛主席对宗教的论述来回答他，意在说明信教或不信教是人民群众自己的事，应由人民群众自已去决定，别人不能代疱”。他说：“那么你是反对他们的做法（指关闭清真寺，不让回民做礼拜）？”即然他已挑明，我就不作解释了。
武装镇压。回民代表回到云南后，他们提出的大部分要求省里都同意了，最后最大的一个争议集中在清真寺的关闭问题。沙甸回民要求政府答应，解放军进驻沙甸后不要关闭清真寺，但政府对此事不表态。父亲说，周兴很多问题都让步了，但就是对此事不表态，而此事也正是沙甸回民最在乎的问题。因为政府不答应，沙甸回民就不让军队进村，最后就是武力解决了。
1975年7月29日凌晨突然开打。那是从中央军委，总参，到军区，再到14军的军事行动命令，邓小平时任总参谋长。
镇压过程非常惨烈。解放军开始采用穿插分割传统战法，凌晨先派一支精干部队（当时听说是个侦察连，最近听有人说是一个侦察排。）在一个副团长亲自带领下，偷偷潜入村子，想把沙甸分割成几块，再一块一块吃掉。但是沙甸回民武装警惕性非常高，发现部队进村偷袭，立即全民动员，打起人民战争。部队因为在文革中搞政治学习太多，战斗素质不强，加上地形不熟，穿插分割失败，副团长被打死，偷袭部队几乎被全歼。这一下子震动了沙甸前线指挥部。最后为了最大限度保护部队避免牺牲，尽快结束军事行动，采取了最极端最容易的方法：调集炮兵部队（据说是个炮兵师），用炮地毯式轰平整个沙甸村。沙甸回民武装赖以抵抗的工事，只是普通农村民房建筑，勉强挡得住子弹，在炮火攻击面前，完全不堪一击，整个村子被炮火夷为平地，战死的沙甸回民绝大部分丧生于炮火之中。
周兴在沙甸前线目睹部队和回民都死了很多人，心中着急，自认为责任重大，当场病倒不起，当年10月病逝于北京。
炮火轰平村子后，回民武装完全丧失抵抗力，剩下没死的也都身受重伤。部队进村后，开始施行优待俘虏政策。有个战士看见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腿被炮火打断躺在地上，就把孩子背起来，想把他送到战地医院去救治。这个孩子在战士背上一声不吭，拉响了战士屁股后面挂着的手榴弹，两个人同归于尽。其二是，军事行动结束后，逃到村外避难的一些老弱妇幼，被允许回来收拾处理亲人遗体和成为废墟的家园，据说她们没有哭泣，脸上毫无表情。在场观望者说：“这些人太可怕了，她们要是哭泣，倒还不害怕，居然面无表情，冷漠以对，让人不寒而栗。”
父亲说过多次，当时如果采取围而不打的办法，结局可能会比较好。滇南有好几个回民村落，就是采用围而不打的办法，耐心做工作，最后让解放军进了村，避免了双方的流血。对沙甸进行军事镇压的决策者们可能这样想：堂堂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的地界上，没有进不去的地方，小小沙甸居然胆敢不让解放军进村，反了！再等下去就是示弱，不狠狠镇压，军威何在？
可是从沙甸回民的角度看，他们捍卫的是宪法保障的宗教信仰权。即使是中国1975年年初通过的最左的宪法也有这样的规定：“第二十八条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和不信仰宗教、宣传无神论的自由。”打开清真寺做礼拜，是最基本的信仰宗教的自由。当然在中国，党从来都高于宪法，军队是党的军队，以宪法来对抗解放军，是反党反军，必遭镇压。
沙甸镇压后政府进行的宣传中，沙甸回民有条罪状是企图建立伊斯兰共和国。我当时问过父亲，他说那不是事实。父亲说他们就是拿了沙甸村里发现的一面有可兰经文在上面的旗子作为证据，其实那只是个宗教含义的旗子，根本没有什么独立建国的意思。想想也是不可能，那么一个小村子，周围都是汉族村庄，想独立建国？简直是笑话。如果想独立建国，那他们为什么还一直不断地上访，最后到北京去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回过头去看看10个沙甸回民代表在北京的合照，那是在天安门广场上，在毛泽东像前照的。说明什么？说明他们自认为是这个国家的一部分，信赖并寄希望中央政府帮助解决问题。为什么当时政府要如此宣传，原因很简单，死了这么多人，必须最大限度使军事镇压合理化正义化。只要被戴上叛国分裂祖国的帽子，就罪该万死，没有任何人会同情。
关于军队这方的死亡人数，维基百科说，军方死亡人数为130多人，这正好是一个连的兵力人数。猛烈炮火攻击后，沙甸回民武装基本没有抵抗，军队自此以后应该没有更多伤亡，所以军队战死的人员，应该是凌晨潜入村子，被回民武装歼灭的那支打穿插分割的小分队。这么看来，我当时听到小分队是一个连的可能性很大。
安抚平反和后续影响。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沙甸事件被平反。关于沙甸事件的责任，中央下发平反文件中归咎于四人帮，其实邓小平也牵涉其中负有责任。他当时是总参谋长，沙甸军事镇压的命令一定是他下达。他当时大力提倡“整顿”， “打土围子”，这种镇压符合他的主张。父亲说过多次，“邓小平怎么不知道？他当然知道，他还讲了‘不打不足以平民愤’的话，我都记在笔记本上里。”
沙甸事件平反后，政府给与很多特殊优惠政策和巨大的资金扶持，帮助重建家园，沙甸经济发展很快，在当地成为一个相当富裕的村子。每届省政协副主席中，必定有一个来自沙甸。因为那是一个曾公然武装对抗政府和解放军，并为此付出上千人生命的村子，沙甸这个名字在云南有点让人生畏。
（来源：2014.3.8.万维读者网博客，2014年8月9日《明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