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死囚-张郎郎的血色浪漫

十几年前有一部电视剧《血色浪漫》在大陆风靡一时。最近利用在家上班的机会看了20集传记纪录片《文革死囚——張郎郎》，有两集讲了张朗朗在监狱中的爱情故事，这是一个比《血色浪漫》要血色得多，也浪漫得多的爱情故事。张朗朗讲述的是年青一代不知道的被刻意抹去的历史，是段不堪回首的历史。他是那个时代的亲历者，也是那个时代的旁观者。他的口述，构成了那个时代的一个侧影。

1 张郎郎是谁  

张郎郎1943年11月生于延安中共中央医院，父亲张仃，曾作为主要设计者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设计。他在“马背摇篮”里长大，是根红苗正的“红二代”。50年代初在北京大雅宝胡同甲二号--这座中央美院教授先生齐聚的四合院宿舍里生活，与中国著名的艺术家李可染、董希文、黄永玉都有近距离的接触。1968年5月1日张郎郎在杭州龙井村和蒋定粤姑娘定婚。蒋定粤是抗日名将、淞沪抗战中方指挥官蒋光鼐之女，张郎郎被捕后嫁给万里之子万仲翔。

2 张郎郎的“现行反革命”罪

张郎郎的一生每一个阶段都是一部电影。文革初期，他亲历了5.16通知下达后北京的变化，文革武斗，也曾因言获罪深陷囹圄十年，两次被判死刑。“文化大革命”初期，张郎郎因为组织文学沙龙“太阳纵队”，被当局定为“现行反革命”。

1968年张郎郎因为传播了“小道消息”（“江青和毛主席结婚时组织不同意”）之类的故事，遭到通缉。附有张郎郎照片的几百张通缉令在北京大街小巷张贴出来后，一夜间照片便被张郎郎的追随者（用现在的话就是粉丝）全部撕毁，令当局非常愤怒。这种古典的情义，现在这个物质社会是不会发生了。1968年6月14日张郎郎在杭州龙井村被捕。

3 张郎郎的血色浪漫

1969年6月，张郎郎被转押到犯人“学习班”。在狱中他与一位温柔美丽的囚犯孙秀珍相识相恋，两人冒著生命危险互通情书，唯一的方式就是趁倒垃圾时将情书钉在土箱底下交换。在张郎郎的回忆中，当时他们俩人都是死刑犯，已经告别了社会生活，也告别了社会身份，这种柏拉图式的情书让彼此愉悦，是他们在黑暗惨淡的日子里最艳丽的一道晨光。

下面的段落摘自张郎郎“宁静的地平线”：

有一天，我们被拉出死牢，送到外面去批斗。卡车两边坐满了警察，我就坐在中间的地下。这时候我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也被架上车来，那就是我心中的库里娃——孙秀珍。她今天比那天的状态好多了，大概她也想开了。好像自己好好地梳洗打扮了一番。她比在学习班的时候消瘦了不少，似乎更清秀了。原来这辆大卡车，只拉我们两个人。我想，大概今儿就是我们的大限了。最后的日子，还有一个心仪的伴侣，还不错嘛。

队长叫她和我背对背坐下，临坐下来，她假装看落座地方的时候，和我在百分只一秒中交换了深深的一瞥。不知道她如何电击了我。我心里一个微小的金色火苗，被她的目光点燃。

我穿着一个蓝色的棉大衣，她穿着一件碎花小棉袄。我们温柔地靠在了一起。四面的警察互相打招呼，开着玩笑。他们和我们是两类人。这会儿，他们眼里没有我们，我们也对他们视而不见。此刻，整个世界上我心里只有她，优雅的库里娃。车开动起来了，我用自己的肩胛骨紧紧地靠着她。她也在尽量在靠近我，我们的生物电和热量通过后背在无形中浓度交换。在那段时间里，我心里慨叹不已，没想到在死刑号，我还能和她有一次真正的零距离接触。两个死囚，这样紧靠在一起，在那些日子里，今天是唯一的甜蜜。

晚上，我们在回死牢的路上，俩人还是背靠背坐在车厢里地面上。我们运气不错，回来的车是个大轿车。穿过长安街的时候，灯火辉煌，灯光穿过车窗闪烁在车厢里。投下斑斑光影，给我们最后的浪漫，抹上几道光彩。我们一会儿轻柔、一会儿紧密地靠在一起。心想，要是这样天天出来批斗，也就值了。我心里也明白，没那么多时间了，也就这几天了。我们都已经是死囚了。大概那几批死囚中，也就我们俩，还在坚持着最后的浪漫。

人的生命力有多强，在生命都没有保障的地方居然还向往爱情，爱是一种本能,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生命失去了爱, 就枯萎了。

孙秀珍后来被关进死刑号，1970年3月5日与遇罗克同日被枪毙。当时中央枪毙张郎郎等人的决议已经通过了两次，但周恩来说要留下活口，张郎郎才捡了一条命。

《血色浪漫》电视剧跟张郎郎的故事比差远了。只是张郎郎的故事还不能拍成电视剧，期待我们在不久的将来能够看到《张郎郎的血色浪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