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界认为导致精神病的主要原因是遗传和生理因素。个性内向孤僻和外界刺激也会引起各种心理障碍，导致精神病。不像其他疾病，精神病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很高，表现的症状也不同。现在普遍关注的忧郁症也是精神病的一种。50年代回国的1600老海归中，太多人经历了各种运动后都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精神病，以至于自杀。不说那段悲剧，下面仅介绍4位回国前就患有精神病的老海归。
黄有稜，1947年刚生完孩子，就告别丈夫自费去英国读林业。1951年1月回国，并没有安规定到北京报到，而是回老家上海。为了工作安排曾多次写信给中央人事部，都没有回信。10个月后亲自到北京要求分配工作，条件很高，要在科学院或其他研究所或林学院工作。除此以外，还提出调动丈夫工作。丈夫杨立州在上海浦江机械厂工作，黄有稜称他教书教得很好，可以到北京院校教书。中央政府人事部的回应是，“关于你的工作问题，由多次谈话及来信中可以看出你的精神有时候还不太健全，所以我们认为目前你仍以休养为宜。”
黄有稜留在北京母亲家养病，两年后又给人事部写信，汇报自己恢复的情况。“已在母亲家二年，多借读书来集中思想，但有时仍胡思乱想，头昏颠倒，心神不安，又说不出何原因。1953年1月进入协和医院治疗，住院四个月，共打胰岛素70针，5月出院后思想已较集中，人也较规矩，一切均在正常化。希望贵部早日代为安排工作为祷。以本人之想法为前提，如因工作机会有困难而不易分配至适当处时，有其他工作亦愿热心参加。病好后，我愿尽自己之最大努力为人民服一点务。”
以后，黄有稜回到上海又二进宫，入住普慈疗养院，曾在一家锅炉厂上过班，还不断给中央写信，表示“我已痛下决心要来北京工作”。到底是什么原因，在英国发生了什么，让黄有稜回国时精神不正常，大概只有她自己知道。
朱佛恩，1946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经济系，1949年只身去台湾谋生，但只找到教英文的工作。1957年考取德国政府留学奖学金，读新闻学。两年后到瑞士中国大使馆要求回国，但奖学金已经用完，又没有工作，手头没有钱，请求大使馆补助路费。大使馆请示北京，认为“此人是台湾留欧学生中第一个要求回国的，对其他学生可起一些影响，故拟补助其回国路费，请速电示。”
北京同意补助路费，朱佛恩于1959年路经莫斯科回到北京，由科学技术专家局接待。据专家局记录，朱佛恩交待了留学前参加国民党，但“在招待所表现很不正常，怀疑有人要抓他，常说胡话，觉得我们在审问他，与从美国回来的郑友揆来往密切。”（郑友揆，曾任国民党驻美大使馆商务办事处副参事，普鲁金斯研究所研究员，1959年回国。）技术专家局认为，“他为了不交代自己的历史材料，装疯装傻。是否郑友揆对他说了什么刺激的话，就不了解了。”
专家局建议朱佛恩回老家上海检查一下。据上海接待单位上海留学生联谊会记录，朱佛恩的弟弟朱佛细找到联谊会负责人反映，朱佛恩精神不正常，常说胡话，好像有满腹的委屈和心事，有时一个人在房间哭泣。经神经科专家栗宗华诊断，朱佛恩患神经分裂症，入住上海神经病防治院。
刘时中，1945年告别妻子和两个孩子赴美，在加州大学学习农业。1956年回国，在广州入境后向政府汇报在美学习情况时自己主动反映，在校期间曾遭同学怀疑精神有问题，结果被学校送进加州Mendocino医院治疗。广东教育厅向北京高教部打了一份报告，说刘时中交代“1949年被美国政府关进神经病院，遭毒打，被强迫拖地、挑水、锄地”，“用电气刺激迫他口供，但本人说没有与进步组织党派联系”。到了北京，他要求能回老家云南省工作。高教部给云南人事厅的调函中写道，“为了照顾他患有轻微精神病，可一方面工作，一方面修养。”“因他的精神不够正常，有时胡言乱语，故以安置在离城市较远的农场或有关单位较为适宜。”
据刘时中自述，1949年他只差两个学分就可以拿到硕士学位，然而却进了精神病院，住了5年之久，最后被联邦调查局驱逐出境。可是他的成绩单和护照被美国没收，他到英国领事馆拿到发给他的回国证才得以回国，还带了一份当地华人组织发给他的“为国献身牺牲之证明”。尽管神经不够正常，高教部对他还是仁至义尽，批示“工资不要低于大学讲师待遇”。
以上三位老海归的精神状况是回国以后才了解到的。另一位老海归刘永铭还在美国的时候，中国政府就得知他被送进精神病院。原来，他的妻子桂琼华1955年写信给政府，“我的爱人刘永铭五月要求回国，被美国政府认为是神经失常，送入密苏里医院医治”，“ 我的爱人刘永铭是因为要求回国甚切而遭到美国政府的迫害软禁于医院当中的”，希望政府帮助他“早日脱离苦海，回到祖国的怀抱”。
外交部收到桂琼华的来信后很重视，首先查询了留学生名单，结果却查无此人。通过红十字会正式了解到，刘永铭确实在医院治疗。于是，政府展开了一场宣传攻势，《人民日报》不断以大量篇幅报道刘永铭，组织已回国的老海归们写文章抗议，揭露美国政府的无耻，把中国留学生抓起来关在精神病院，阻拦留学生回国。
中国在日内瓦会议上与美国交涉，美国政府承认此事，但坚持刘永铭精神不正常，出于人道应该在精神病院接受治疗。另外，香港方面不发给他入境证，医院方面表示如果刘永铭出院必须离境，不能在美国居住，因为没有自理能力。
1956年，在精神病院治疗6年后，刘永铭离开了美国。离竟前记者采访了他，美国报纸予以报道。他乘坐的“威尔逊总统号”到达香港，立刻有记者对他进行采访。他语无伦次，说他不想去大陆，也不想去台湾，一会儿说他是中国人，一会儿说自己是生在墨西哥的土耳其人。他弟弟刘永錩是一名医生，看到哥哥后说，“他的身心已经被几年来的折磨和这几星期以来的恐怖毁坏了”“ 我们在谈家常时，他显得有点惊慌，眼睛经常注意房门外的人。”当他问刘永铭在美国的情况时，刘永铭说“在美国住的是病院，但也不是病院，是堡垒，是地狱，很恐怖。他们是希特勒，是墨索里尼…”
刘永铭的妻子和女儿获准去香港接他，下面照片是他们一起过罗湖桥步入广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