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说一生（十三、杀人魔王夏曦）
红卫兵的事就先说到这儿，我不打算再回到师院附中了，将来是否正式分配工作我根本不在乎，反正我已经下定决心，文革结束（人们都以为一两年就结束了）我就去农村。所以从1966年11月到1967年11月我大部分的时间在全国各地串连，外面的一切都在吸引着我，引导我从一个地方走向一个地方，我的主导思想始终是要全身心地投入这个千载难逢的大革命之中。下面我们将走入一个个社会大画面中，我自认为清醒地参加着每一次社会大变动，尽管我一直对这场革命稀里糊涂。
学校的老师学生们都去串连了，我当然不能放过这个机会，不得不再一次和学校红卫兵打交道——开串连介绍信。火车票不要钱，但是没有单位介绍信是领不到火车票的。我硬着头皮去找红卫兵要介绍信，毫无悬念的，不仅没得到介绍信，还受到一番羞辱：“红卫兵串连是点革命之风扇革命之火，你出去只能扇阴风点鬼火”。死了张屠户，不吃混毛猪。我不信我就出不去！
我花了十几天时间找在北京上大学的同学帮我开介绍信。差不多都去串连了，终于找到了小姣还没走，她拿了一沓空白介绍信，我们得到了去武汉的火车票。到了北京站，才知道串连已经成了多么伟大的创举。候车室早已进不去，北京站前偌大的广场，挤满了全国各地的青少年。虽然都是人，但是队伍排得严严实实，针插不进。天黑了，人们就席地而睡。已是十一月中旬，寒流已至，气温已经在零度以下。广场上歌声口号此起彼伏借以取暖，更有无法无天的孩子竟然点起一堆堆篝火。我和小姣排好了位置，裹紧了大衣和棉被躺在地上一直睡到天亮。
第二天上午十点钟终于乘上了火车。和以后每次的串连一样，上下车都是一场战斗。火车到任何一站，车门都会立刻被围得水泄不通，车上的人下不去，下面的人上不来。每个窗口都有人在爬窗户上下。有一次我正在爬窗户上车，被下面的列车员拉住双腿拽下地。他骂骂咧咧道：“这么大姑娘扒窗户也不嫌害臊。”我知道我的姿势是非常不雅的，我胖，上半身挤进窗子，留下一个硕大的臀部在窗口扭动，但是为了能上车顾不得面子了，反正谁也不认识谁。
车厢里全是人，位子上过道里两节车厢中间洗脸池厕所都被人占领。我们坐在地上。列车员无法通行，根本不打扫，连水也不送，索性钻进自己的休息室坐着，什么也不管。
晚上太困了，坐着睡不着觉，就干脆钻进椅子底下，躺在地上睡，顾不上满地的果皮烂纸粘痰瓜子壳。能占这么一席之地已经非常不错了，可以躺着，还可以把窝了一天的腿伸展开来。在后来的串连中，我一上车就爬上行李架，那时候学生串连都没有什么行李，一人背一个军用书包就走南闯北了。行李架空荡荡，一尺多宽，够睡了。躺在架上也曾担心过，架子塌下来怎么办，遭难的首先是下面的人，那不等于我杀了人？不过太困太累又实在不愿意放弃那块地方。车厢的行李架上头顶头脚对脚躺满了人，我也就心安理得了。偶尔被挤过来的列车员看见，吆喝着：“下来！下来！”等他一走，人们又纷纷爬上架子。要不然去哪儿？下面已经没有你的立足之地了。后来我也曾听说有个列车的行李架塌下来，砸死了人。
火车到了武昌，我们被安排住在药检学校，然后立刻去各大院校看大字报，抄大字报。那时真单纯，出来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了解和参加全国的文化革命。大字报无非是打倒湖北省委书记张体学或保卫张体学两派观点，更多的是从北京各大院校抄来的大字报。
一个下午，看罢大字报返回驻地时，看见药检学校所在的那一条街全部烧光。武汉的居民房多是木板房，歪歪斜斜，挤挤挨挨连成一片。一家失火，立即蔓延到一整条街，木屋全部化为焦炭。我们到时，焦黑的木板还在冒烟。流离失所的居民坐在街上，守着抢救出来的一点家当，湿漉漉的烧了半边的被褥、几只板凳椅子、锅碗瓢盆几棵瓜菜……孩子和女人在哭泣，人们眼里是呆滞无望的神情。
早就听说红卫兵又翻出了新花样——步行串连。《人民日报》在社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中赞扬了这种串连形式，说他们发扬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革命精神，沿途宣传了文化大革命散布了革命的火种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云云，号召学生们采取这种串连形式。到了武昌的第二天我就做了决定，也要步行串连。我们在驻地找到一支西北工业大学十一个男生组成的长征队要和他们搭伴，他们爽快地同意我们加入他们的长征队，我们俩极其欢欣鼓舞。
1966年12月1日的清晨，“西北工业大学长征队”迎着太阳，高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唱着他们自编的歌曲《我们是革命的硬骨头》出发了。我和小姣头戴绿军帽，打着绑腿，背着背包（我们出来时一人带了一件大衣，两件大衣打一个背包，小姣和她武汉的亲戚借了一床被子，打了另一个背包），一副土八路的样子，开始踏上征程。
晚上落脚汉阳县，住在县城红卫兵接待站。这天我们走了六十五里地，我的脚底打起了乒乓球大小的水泡。疼得钻心，不过那天我们都非常愉快。接待站里挤挤哄哄的都是徒步串连的学生。有几十个木盆给大家洗脸洗脚用。盆少人多，一个人用完，马上就有人接过去，不管别人洗过脸还是洗过脚或屁股，有一个盆用就已经是很不错了。
还有一件巧事，隔壁床上的学生问我：“你认识刘海燕吗？你说话的声音和她一模一样。”我说：“刘海燕是我姐姐。”她们是海燕的高中同学。想不到在这个小地方人们竟可以凭声音找到关系。在以后的串连中还多次巧遇像克朗微粒一样无序游走的熟人。
走了四天,已经进入了洪湖县。夜宿新滩口中学，学校放假了，学生的集体宿舍是一间大屋子，十几张上下床铺，任我们两个人睡觉。串连以来，如果接待站不提供被子，我们俩只能一人盖被子，一人盖大衣。这回有足够的床和被子让我们挑选，一定可以睡个好觉了。我特地选了一床好看的被子，被面是家织的土布，深蓝浅蓝白色和棕色条纹纵横交织，粗犷中透着清雅。哪知道被子盖在身上全不是那么回事了，潮湿得可以拧出水来，一会儿全身就湿乎乎的，还散发着霉湿、汗油的怪味（由此我判断，这是男生宿舍），难受得不行，一宿没睡着。心想，这真是对你小资情调的嘲弄。
凡经过村落，必有农村小孩和婆婆妈妈们出来看热闹。我想象着三十五年前还是姑娘小媳妇的她们就是一样地站在门口看“过红”（过红军的队伍）吧。老婆婆们嘴里啧啧着，说着大概和当年一样的话：“咦哟，好可怜哪。咦哟，好苦哇。”
最怕的一是老乡的狗。我们一身泥泞，手拖拐杖，俨然是沿街乞讨的叫花子的模样，狗看见就要追着吠。有经验的人说你越跑它越咬，只要做弯腰捡石头状，它一定躲开。我试了一下果然很灵，但多数情况下，遇到狗本能的反应是逃跑，被狗追得上气不接下气。
洪湖地区到处是水塘河叉，三五步便有一座桥。有石桥木桥竹桥水泥桥。桥有宽有窄有长有短有高有低，我一辈子也没走过那么多桥。多数桥窄小没有扶手，我最怕的就是这种桥，走在上面，脚下颤颤巍巍，看着下面，流水忽忽悠悠，再加上天阴雨湿路滑，心都提到嘴上来了。最恐怖的是有一次碰上一个梯形竹桥。高架在水面上，而且水面挺宽，桥身不短，由竹子搭成梯形。可怕的是桥面，仅由三四根粗竹子捆绑而成，宽不过四五十公分，圆滚滚的不平，加上天又小雨，得有十二分的胆量才能过得去。桥两边聚集了很多等待过桥的长征队。人们过桥速度非常慢，有的人横握着队旗或持一根长杆以保持平衡，像走钢丝一样小心翼翼地走过去，有的平卧在桥上爬过去，我呢，和多数人一样坐在桥上，双腿挎着桥面一屁股一屁股蹭过去的。
连续几天行军，有时穿过村庄，有时在泥泞的田间小道行走，有时在荒无人烟的草坝子上行走。湖北的冬天阴湿阴湿的，总是下着毛毛雨。地上泥泞粘滑，我不断地摔跤，常常弄得一身泥浆。一路上我不断想着红军当年过雪山草地的艰难，解放军日夜兼程打三大战役的紧张。又想着自己肩上的重担是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民，绝不能从我们这一代产生修正主义（不要觉得好笑，这就是那个时代青年的理想和动力，听到这个“三分之二”，总是热血沸腾的），于是勇气凭空而生。
路上经常碰见一队队的“长征”队伍，见了面，就像兄弟部队见面一样，挥舞红旗，大声给对方念语录或唱语录歌，互相鼓舞士气，我非常喜欢这种气氛。一次我和小姣远远落后在队伍后面，又累又乏几乎走不动路，这时迎面来了一支队伍，举着“中国二万五千里长征队”大旗，他们满腔热情地给我和小姣唱歌念语录打快板说顺口溜，我俩士气大振，大步流星就赶上了队伍。这种特殊环境下的人际关系真好，真单纯。
有一天我们在大同湖八一农场的地界里行走，这是解放军的农场。中午吃饭农场的人边给我们添饭边和我们聊天，他们接待南来北往的红卫兵，听到的小道消息比我们还多。他们说走红军长征路线的红卫兵在困难的当口儿，如飞渡金沙江，过乌江天险，强渡大渡河时，有解放军接送。过雪山草地时有解放军的直升飞机运载。到了1968年，毛主席将亲自大检阅长征红卫兵，云云。我非常受鼓舞，更坚定了走完长征路的决心。下午走起路来，劲头特别大，竟然不觉得累。当然，也听到这样的小道消息，一支红卫兵长征队在贵州大深山里行进时，被狼群包围，吃掉。
晚上在一个军营居住，军属大嫂们对我们的招待非常热情，送来几大捆稻草保暖，又送来两床干净的大棉被，又送热水又送盆，让我们好好烫脚。晚上军营竟然还给长征队演了一场电影《无名岛》。
在洪湖地区的行政中心新堤镇停留了三天，参观了烈士陵园、革命历史展览馆，听老红军讲了长征故事，看了《洪湖赤卫队》的电影以及“长征队”演出的节目。下一个目标是瞿家湾，需要跨越浩浩荡荡的洪湖。是冬天，湖水很浅，船经常搁浅，但是这并没减少我们坐在船上的好心情。芦苇荡一个接一个，船儿所到之处，野鸭扑簌簌惊飞。一时间，绿色的棕色的的芦苇像屏障挡住了视线，前面似乎无路可走，走到头，船夫轻轻一拨，前面豁然出现开阔的水面，一望无际。我们不断地唱着：“洪湖水浪打浪……”惬意，畅快，新鲜，同时也为不必双腿赶路而高兴。
又经过一天的急行军，终于到达湘鄂西根据地的心脏——瞿家湾。我们住的那条街上都是当年共产党湘鄂西省委的各种机关的遗址，有省政府、组织部、武装部、红旗报社、苏维埃政府、军事委员会、列宁饭店、列宁小学。可惜都是年久失修墙皮脱落，保存得非常不好。放下背包我就去参观湘鄂西省委会遗址。我像发现了革命的宝藏，以极大的兴趣追踪革命者的遗迹。洪湖的故事三天三夜也讲不完，听不完，抄不完。那几天几乎所有的时间我都泡在这里。
我抄录了“工农革命军歌”（用的是“苏武牧羊”的曲调）。抄录了第一次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标语、十大纪律、士兵十愿、革命条令、当地流行的革命歌谣，还有一份革命老人崔声棋写的珍贵的革命回忆录。有一首宣传诗是我从来没见过的形式，叫宝塔诗，第一行一个字，第二行两个字，如此类推，整首诗形成一个宝塔状。
各路在此停留的“长征队”请老赤卫队员黄小炎和长征老红军蔡必伍给我们讲革命故事。我们还去参观当年贺龙的队伍打了胜仗举行庆功会的场子。带路人告诉我们：这就是当年贺龙讲演的台子，这就是摆放缴获的三千支枪的地方。我们又被带到当年白军屠杀革命者的刑场。这是一片稻田，稻苗已经绿油油的，田埂上头罩兰帕，腰系花围裙的妇女挑着担子来来往往。就在这片稻田里，三十多年前，在一个早上就有七十多个革命者被白军杀害，有本乡的，也有外乡不知名的革命者。他们被白军推进稻田，然后被残忍地用牛拉犁耕过他们的身体。他们牺牲前怒视白军刽子手喊道：“二十年以后再见！”鲜血染红了整个稻田，整个山坡。革命失败了，根据地被彻底摧毁。
为什么湘鄂西根据地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瞿家湾的人们印象最深的，还不是洪湖地区人民与白军的斗争，而是极左路线。在瞿家湾听到最多的一个名字不是贺龙，而是“夏曦”——不是英雄，没有赞扬，有的只是同仇敌忾的谴责——一个杀人魔王，一个共产党杀人狂。就是他导致了红军和洪湖根据地的覆灭。老红军们至今谈起当年的左倾主义路线还是痛彻心腑。
夏曦是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一个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忠实的执行者。从1931年到1933年间他在湘鄂西地区以清除“改组派”（所谓的混入共产党内的国民党反动派）为名，在红军内疯狂地发动了四次“肃反”。他们半夜里偷偷摸进革命者的家，一个黑口袋套在头上，不由分说，拉出去就给干掉，拿石头砸，大刀砍或者活着就石沉洪湖。一时间从苏区中央的领导到红三军中排长以上的干部数万人全部都被当作“改组派”杀死，换上了一批没有战斗经验的新人，白军乘机进攻时，这些干部毫无经验，一打仗就吃败仗，很快革命惨遭失败，红三军断送在夏曦的手中，湘鄂西苏维埃根据地落入国民党之手。
我为这些事情深深震惊，震撼。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到斗争不仅仅是和敌人，还有一种斗争在革命队伍中进行，叫做路线斗争，其严峻性甚至不亚于和敌人的斗争，而且一旦错误路线占上风，它对革命的破坏力比敌人的进攻要大上几倍几十倍。过去学党史时也知道王明路线给共产党组织造成的损失，但是远没有在洪湖地区听到的那么具体，那么详细，那么血淋淋。
我当时在日记上记下了感想：“战争时期多少优秀的人民的儿子牺牲于错误路线之下，今天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依然存在，一旦错误路线占上风，它对革命的破坏力比敌人的进攻要大上几倍几十倍。如不彻底批判，二十年后迟早要出现人头落地的现象。”但是什么是“当前的错误路线”，全国人民都蒙在鼓里。我怎么会想到，报纸上天天口口声声批判的所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其中最大最粗的一条正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从头至尾就是在这条错误路线中蹚浑水呢。
若干年后翻看历史，当时正是斯大林在苏共党内进行大清洗的时候，中国的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当仁不让地紧跟上，“大清洗”不仅仅在湘鄂西根据地进行，事实上中共成立后不久，就开始了对自己人的清剿，1930年，毛泽东亲自领导的“肃反”（富田事件），导致几万名红军和根据地内的革命群众被当做“AB团”惨遭杀害。1931年闽西革命根据地六千多红军被当做“社会民主党分子”杀害……据1991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记载：因“AB团”被害七万多人、“社会民主党”六千三百五十二人，“改组派”两万多人。这可能还是缩减了的数字，据萧克将军回忆录记载，中央苏区肃反累计屠杀了十万红军。罪孽啊！
在瞿家湾，地方政府招待全体串连红卫兵吃了一顿红烧洪湖野鸭。接待站前面的街上摆了长长一溜桌椅，排坐着串连的学生，一人一盘红烧野鸭。几个当地的青年一边热情地给我们添饭添菜，一边站在桌旁高诵毛主席语录，表演湖北渔鼓，眼睛里流露出发自内心的热情和真诚。这种眼神在文革以后再也找不到看不见了。
在瞿家湾又遇到了一件巧事，那天下了一天雨，晚上我和小姣在厅堂烤火，进来一个像外国人的美男子，高个，像个长脚鹭鸶。我觉得他眼熟，仔细一看竟是托儿所的小朋友萧铁柱，他是萧乾和英国太太的孩子。我们的父亲在一个单位工作，所以他也还记得我。他告我他已经独自步行了去了福建江西的红军根据地，正准备步行到越南参加抗美援越。我羡慕不已，暗下决心我的下一步计划也是去越南。
又一天中午到达朱河公社，受到了贵客般的招待。当地领导摆了一桌桌丰盛的菜肴，有鱼有肉有鸡鸭。好多天没有吃这么好的东西了，坐在桌边已经馋得涎水暗暗直流，可是刚刚拿起筷子，有一个红卫兵头头站起来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严防走资派用糖衣炮弹拉拢腐蚀红卫兵的警告。 “走资派”尴尴尬尬地赔笑点头，真让人同情。警告是警告，并不妨碍大家包括红卫兵头头把盛宴席卷一空。
还有几十里地就到达岳阳，前面是波澜壮阔的长江。我们坐着木船，由艄公把我们摆渡过江，在船上想象着“百万雄师过大江”的豪迈场面，不禁高颂“钟山风雨起苍黄……”。
到达湖南省的岳阳后，见街上街上贴满了公告，要求大学生回校“复课闹革命”，大学毕业生听候分配，我们的长征队宣告解散。 我们和西北工业大学的长征队员开了话别会，感谢他们一路上对我们的照顾。
第二天我和小姣出门去看岳阳楼。一出门竟然遇上了小姣的弟弟！原来小姣的妈妈在北京始终得不到我们的消息，急坏了，就让小姣的弟弟出来寻找我们。她弟弟在沿着京广铁路线的几个大中小城市的接待站一一寻找，刚刚到达岳阳，就在这个接待站门口碰上了我们。简直是不可思议，中国这么大地方，人海茫茫，竟能在这个陌生的小地方的这一个时刻把针捞上来了！早晚半分钟都会错过碰面的机会，这只能说是上天的安排。我们三人又惊又喜，一起去参观了岳阳楼。到了岳阳，由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而出名的岳阳楼是一定要看的。
四五十年后，小姣还在说，我弟弟对你印象可深了，每次见面都要提到那次岳阳偶遇：“刘海鸥破衣拉撒，拄着一根拐杖，像个叫化子。”我们那时就是这个形象，没有人觉得奇怪。
我们在车站等了近一天，登上了去北京的列车。
2019年6月，由当年的长征队长傅瑞亭召集，6个长征队员在傅队长的家乡鄠邑县会面，在傅队长的热情款待下度过了愉快的两天，还和几个未能到场的同学视频通话。这是五十三年来我们第一次聚会，完全是出于机缘巧合，傅队长已经是知名书法家，一次在我和他在网上偶然相见，就有了这次会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