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二年，文化大革命运动虽然没有结束，但风暴似乎减弱了不少。冬天农闲时节，村里搞起了农田基本建设。打乱各小队地块全村统筹整地。通过仪器测量把零碎的小地块进行统一整理，该挖的挖，该填的填，在不破坏土层的前提下把小片地联成大片。
那时村里买了发电机。白天干完活儿了，晚上还拉上电灯打夜班干，推车的推车，挖土的挖土。首先把熟土拨到一边，刨起凸礓上的石碴生土垫到凹处，然后通过测量找平，再垫上熟土，形成连片的梯田。村里还规划了在西礓上薄土层的贫瘠地里挖坑儿，，栽上一片苹果树和葡萄树。那个冬天，全村男女社员都去挖苹果坑儿，一个一立方米的坑是十个工分。测量人员画好方框，大家排着一人一个。用两头带尖的那种大镐头刨开冻层，下面就是灰黄色的石碴，有点像豆饼的样子很硬，但用尖镐头一点儿一点儿的也能刨得动。能干的人一天能挖上一个多，妇女们一天挖一个都挺费劲的。
西礓上栽上了一大片果树，第二年有个别的树竟然结了苹果。虽然个头不大，但那可是自己地里结的。村里决定把这些苹果优先分给老人，说让老人先尝尝自己地里结的果子，就是死了也不冤。记得那年奶奶也吃到了苹果。
我跟社员们在地里一起干活。大家有说有笑，还能大声地唱歌，无拘无束很随便也很热闹。识乐谱的社员学了新歌还教给大家。晚上经常开社员大会，学报纸或传达上级文件精神。会议前总是有啦啦队挑头唱歌，各个队比赛，独唱齐唱，搞得会场好不热闹。最后会议结束了，就齐唱家喻户晓的《大海航行靠舵手》。
那时各家都安了有线小喇叭，每当吃饭的时候就响了：“招远县广播站，现在开始播音”。那声音特别好听，我听得津津有味。有天气预报、新闻、唱歌、唱戏。我总是和母亲晚饭后，一边听广播一边在煤油灯下做针线活儿。“滴、滴、滴，现在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整”，声音是那么悦耳。每当这个时候，我就知道还有一段新闻，最后唱完《国际歌》，播音就要结束了。听到这里心里总是有些恋恋不舍的。
那时我就会哼哼《国际歌》的曲子，后来找到了歌词，立刻有了深入骨髓的理解与共鸣。“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时时激励着我。在生产队干活我经常唱起，还教给大家。党员王玉卿还说我听着是《我地歌》，原来是《国际歌》呀？我到现在还能熟练地唱起前两段的。
父亲和二弟弟从北京治眼睛回来，带了一台半导体收音机。乳白色和黑色相间的塑料盒，有砖头大小。母亲看到后哭丧着脸说父亲奢侈，乱花钱。父亲说：“我真不是想摆阔气，这是治病呀！是心理治疗。你说他什么也看不见，成天忧愁苦闷，心里是什么滋味？医生说心情好，病才能好得快呀！ ”
弟弟的收音机，让我有了机会可以自己调台，选择喜欢听的节目。我非常爱听现代京剧样板戏。不光听还学，样板戏选段大部分都会唱。收音机不能老开着，费电池得节约着用。关上收音机我就开始大声唱起来。母亲总是夸我唱得好，笑盈盈地听着。我想也许在那时母亲能暂时忘记忧愁和焦虑吧。
到了冬天，村里成立了文艺宣传队。文革紧张时期，因为家庭成分问题，我没能加入共青团，就连红卫兵也没当上。后来形势松了，村里人见我歌唱得不错，让我进宣传队。我虽然除了下地干活，空儿里还做针线活儿，但从小喜欢文艺爱好唱歌表演，同时还为了表示我思想积极向上，就参加了。经常排练一些小节目参加演出。
那年冬天，我的缝纫技术越来越熟练了，收的活儿也多了起来，好多人找我做衣服。生产队里的记工员嫌拨工分麻烦，不愿帮忙了，我就改收现钱。一件四个兜的男上衣收七毛钱，一条裤子五毛钱，还要搭上扣子，锁上扣眼。一天连裁带缝一套衣裤得干到深夜。虽然只能挣一块来钱儿，但也乐此不疲。在煤油灯下，我一边唱歌一边做活儿，非常开心。母亲常常陪我到深夜，也忙活着帮我锁扣眼钉扣子。
因为我从不惹母亲生气，愿意为她分忧，做一些使她高兴的事情。她常对别人说，真不想让小闺女长大，长大了就该嫁人走了，不嘎实的啊！就是舍不得的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