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印度教修习者，到坚定的传道人
/ 王志勇（91级法律系）
我在1996年4月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归信又真又活的上帝，这完完全全是因为上帝白白的恩典。
01 宗教意识的觉醒
我于1966年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我出生之前，从未见过面的姥姥、哥哥都已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期间饿死；我出生之后，饥荒已经结束，但农民仍然缺乏足够的粮食满足基本的需要。我三岁左右时，还曾经在寒冷的冬天随母亲一起到外地讨饭，饱受饥寒、奔波之苦。因此，我深知中国农民的痛苦。
后来考上大学，脱离农村之后，仍然深深地意识到自己是农民的孩子。
我从小酷爱读书，村子里除了有限的、薄薄的语文和算术课本之外，很难找到任何写有文字的东西。有时在路上见到人废弃的旧报纸，就捡起来，想方设法看看到底上面写着什么。若是有好的文章，看完了舍不得扔掉，拿回家用针线装订成书的样式，反复阅读。
后来，进入大学，立即天天泡在图书馆里，如饥似渴地阅读各方面的书籍。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圣经》也是我在图书馆中第一次见到的书籍之一，只是当时并没有多少深刻的认识，更多的是好奇心理，把《圣经》当成宗教和文学名著。
模糊地记得，我自己宗教意识的觉醒大约是在九岁时，也就是1974年。那一年，我们村中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小孩子在游泳时淹死了。他父亲是退休军官，他一家都在城市中生活。他父亲把他带回老家埋葬，下葬时，我们都去观看。看到和自己年龄相仿的孩子死去，我忽然意识到不仅老人要死，小孩子也会死，每个人都要面对死亡。我开始对死亡有一种莫名的好奇感和恐惧感。我想，死亡既然为人生划上了一个大大的句号，一切似乎都成为终结，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随着年龄的增长，读书越来越多，经历越来越多，对社会不公平的感受越来越深，常常生发鸿鹄之志，济世之想。记得自己常以屈原的诗句自勉：“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还有诸葛亮《诫子书》中的话：“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当时所具有的只是少年人的冲动和志向，并没有具体的安身立命、治国安邦的思想。
02 深刻的信仰危机
1985年夏天，我高中毕业。填报志愿时，立志专攻法律，为使中国走向民主与法治做出贡献。同年，考入中国政法大学。当时，我们齐河县在教育上是著名的落后县，我们前一届的考生竟然没有一个学生被全国性的重点大学录取！因此，我当时高分考取全国性重点院校，在当地引起了一时的轰动。
学习期间，我深刻地意识到法律本身的苍白无力。法律只不过是一种工具，正如中国古人所言“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本身既无法使人向善，更无法使整个社会臻达公平，而且法律本身也需要终极性的价值依凭，否则就成为立法者对人公开的掠夺。我发现在中国历代王朝中，不仅恶法充斥，在司法实践中，法律更是成为暴君酷吏荼毒百姓的工具。因此，理想幻灭的我，经历了深刻的信仰危机。
当时，大学中的许多课程仍然非常陈腐，并没有多少真正的知识和学术可言，很多老师上课的时候照本宣科，只是读读自己所写的教科书。因此，我很少上课，看看课本和笔记，能够应付考试，大部分时间消耗在学校的图书馆中读书自学，主要集中在宗教、哲学、政治、经济、法律领域。
当时给我最大震撼的是哈耶克的名著《通向奴役之路》。在这本书中，哈耶克深刻地剖析了以国民政府为中心的中央计划经济是如何导致全面专制，通向奴役之路的。在计划经济中，国家所扮演的是救世主弥赛亚的角色，试图通过计划和政策来对社会进行全面的系统的调控，从而在较短的时间内达成经济的快速增长。然而，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国民政府也不过是由有限的人组成，哪怕是所谓的专家和精英，他们对于控制人心的变化、市场的起伏和资源的流通，也是一筹莫展。
另外，迄今仍然使我印象深刻的一本书，就是德国社会学者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所著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现代中国人所熟悉的另外一位社会学家卡尔·马克思，始终强调的是物质决定精神，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然而在韦伯的书中，揭示了基督教清教徒伦理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决定性影响。清教徒强调上帝的预定和拣选，强调上帝的呼召、个人的责任，所以他们工作起来充满使命感和责任心。
清教徒把工作视为上帝的呼召，视为人的天职，所以在工作中积极探索，追求卓越。他们视自己为上帝的管家，所以殷勤节俭，从不浪费，这才有资本的积累。而且，他们把大量的利润用于各种慈善项目和教育事业，为穷人提供身体和灵魂方面的帮助。韦伯的这本书深深地打开了我的视野，使我认识到基督教清教徒伦理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也增强了我对基督教的好感和好奇。
当然，我大部分的时间还是思考、探讨信仰的问题，所以大学时期三分之二的时间都用在了阅读哲学和宗教典籍上。那时我也曾阅读过《圣经》，中英文都阅读过，当时只觉得是一本很好的宗教经典，并没有真正的心灵的看见，更没有认罪悔改的意识。
1986年开始，我接触属于西方新时代运动（New Age Movement）中坚之一的“奎师那知觉运动”（Krishina Consciousness Movement），从此开始长达十年的印度教修习，学习印度吠檀多“即一即异”哲学，并参与其经典的中文翻译。
我所研习的这种印度教，提倡的是苦行；甚至夫妻之间的性生活，若不是明确地为了生育的缘故，就当禁止不行。还有其他很多繁琐的戒律。因此，我自己也有在“律法主义”中灵修的背景，深深晓得罪人并不能完全遵行戒律，哪怕是立志这样行，也无法完全行出来。
我长期担任国外来的顶尖的瑜伽大师和修士的翻译和助手，亲眼见到那些声称自己达到至善之境的人，虽然别人把他们当作大师顶礼膜拜，但他们自己仍然不过是有限且有罪的人。
03 参加外贸和律师工作
1989年到1991年，我在山东老家一个外贸公司上班。岂知，当时的外贸公司都是国营性质的，里面充斥着权力的阴暗、虚伪和倾轧。在这期间，我父亲因为我之前的一些经历而坐卧不宁，受到惊吓，得了癌症，于1991年5月去世，这是最让我伤痛的。其次，就是认识我的爱妻朱素云（信主后，我给她一个新名字“朱恩典”，她确实是上帝惠赐我的恩典。），我当时是一无所有，她爱慕我好学，就接受我的求婚。在老家那些孤寂的日子里，她带给我诸多的慰藉和鼓励。我们在1991年10月结婚。
1991年，我考入北京大学法律学系读研究生，专业是法律哲学，方向是比较法，导师是我一直比较景仰的沈宗灵先生。沈先生早年留美，治学严谨，为人朴实，在治学方法和为人处事上给我很大的启迪。另外，在北大求学期间，最重要的是结识龚祥瑞先生，他早年留学美国，取得政治学博士学位。我从他身上开始初步领略到何谓真正的自由主义和宪政精神，更见到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在暴政打压之下那种九死不悔的铮铮铁骨。
在北大三年期间，一是完成自己的学习和研究，另外主要就是继续修习印度教，同时继续自己的心路历程，研读各派哲学和儒教、道教、佛教、基督教的一些典籍。那时，北大已经成立了宗教学系，经常邀请国外的专家举办基督教文化讲座。如今记得比较清楚的就是新加坡神学院的一位教授讲授新派神学家田立克《信仰的动力》一书，把宗教界定为“终极关怀”，完全不提《圣经》的无谬性和主耶稣的死里复活等基要信仰。当时也有美国基要主义神学家应邀前来讲课，我在课后特意问他是否相信《圣经》的无谬性，他说绝对相信。那时我把这种说法当成一种迷信。
1994年我硕士毕业，当时我面临两个选择：一是我的导师沈宗灵先生介绍我到中共中央党校教书，二是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我还是倾向于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喜欢在法学上继续深入研究。本来已经以高分考取社科院民法专业博士，但见到社科院负责招生的人施行种种刁难，有关导师也在官僚制度的习染之下缺乏筋骨，因此深深意识到中国当代学术界的败坏，愤然回山东老家，潜心从事印度教经典的翻译工作。
我在1993年取得律师资格，1995年在翻译之余在当地律师事务所挂牌执业，1996年在北京与人合伙开办律师事务所。中间经办过经济、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参与商业谈判、法庭辩护等。以前只是在理论上研究法律，如今则是直接参与法律实践。律师业务的实践使我对中国法律界的运作有了第一手的认识。我在法律方面所受的训练，所从事的研究与实践，使我深深地认识到人本主义法律的虚幻性和欺骗性，根本不存在“中立性”的法律。
04 内心感化而信主
1996年4月，在商业谈判之余，一对澳大利亚夫妇向我传福音，带领我作了决志祷告。记得是来自瑞士的詹妮弗姊妹作见证，讲到她归信耶稣基督的历程，我看到眼泪静静地流下她的双颊，内心就被感化了！我这样理性的人，上帝竟然用这样感性的方法来打动我刚硬的心，使得我认罪悔改！
在此之前，一些信主的弟兄也曾向我传福音，然而我甚至多次到教堂中和牧师辩论，常常是我在表面上得胜，被人说成是“常有理”。虽然我一直赞同基督教是正教，《圣经》是一本好书，基督徒中有很多杰出之士，但是我从来没有受感动归信基督教。其实，我私下常常想融合各大宗教，创立新的宗教，特别是适合中国现代国情的宗教，为中国人服务。但上帝使我深深地意识到自己是个罪人，生活在各样的愁苦之中，并不能靠自己的修行拯救自己，更不用说拯救别人，造福国家，影响世界了！
信主之后，我感觉特别喜乐，仿佛换了一个天地，几乎看什么都不再一样了。当然，绝不是一信主就一劳永逸，相反，信主之后，开始经历巨大的痛苦和挣扎，那就是与自己身上残余的败坏争战。不信主时，觉得犯罪是人正常生活的一部分，只要不被人发现就好了，甚至常把犯罪作为在社会中生存的手段。蒙恩之后，越来越觉得罪的可恶，尤其是自己身上的罪，开始一步步地靠着上帝的恩典脱离身上各样的罪。我从自己对《圣经》的领受和个人的经历来看，我们最需要对付的就是自己的罪，我们自己就是自己最大的仇敌！虽然我自己觉得很不完全，仍然受罪的缠累，但我妻子看到我生命的改变，上帝也因此而感动她的心，使她也悔改信主。同年10月，我与妻子一同受洗，当然是在灵恩派教会中受洗。那时还学会了“说方言”，受了“圣灵的洗”。
那时上帝给我的一个蒙恩的经历是：我因为从小就听母亲讲鬼怪的故事，经常有梦魇之事，在睡觉时有鬼附体压迫。信主之后，求告耶稣基督之名，就从这一困苦之中得了释放。在这样信主之后，我开始对付自己生命中的罪，特别喜爱研读《圣经》，很快就把《圣经》读破了一本，生活逐渐按《圣经》的原则调整，并开始在教会的聚会中作简短的分享。
1997年1月1日，正好我要回老家山东探亲，教会就为我按手祷告，差派我回家传福音。由此开始了我传福音、建立教会的事奉，并先后在北京、山东、天津、河北、上海、香港、俄罗斯等地参与事奉。回首看来，我自己在灵恩运动中事奉并不是主动的积极的参与，而是刚信主时就诞生在灵恩教会之中。灵恩运动并不新鲜，在初期教会中就有孟他奴倡导这种版本的基督教，当初也是说方言，说预言，跳灵舞，受圣灵的洗。
也就是在这一年，香港的一位客户在我的请求下，托人送我一本赵忠辉先生翻译、巴文克原著的《基督教神学》，我如饥似渴地加以研读，但是对于其中所阐述的加尔文或改革宗神学，我是完全反对，不能接受。因为我那时所热衷的仍然是阿米念派神学思想，认为人的自由意志才是最重要的，信主最终还是要靠个人最后的决志。
05 神学思想的突破
1998年8月，我到香港参加一个布道大会时，住在一个弟兄家中，他属于浸信会的信仰背景。他可能是注意到我们当时在信仰上的偏颇之处，又见我渴慕真道，就悄悄地送给我一本Hank Hanegraeff所著的《危机中的基督教》（ Christianity in Crisis）。我从中见到灵恩派中肯尼斯·哈根（Kenneth E. Hagin，又译为甘坚信）所提倡的“信心教导”的偏颇之处，那时我们教会主要的教导都是“信心教导”。这本书揭露了哈根之流教导以及实践的偏颇之处，使我原来对灵恩派教导的一些怀疑之处，得到了印证。
从此以后，我开始发奋研读改革宗神学书籍：
最早接触的是凯瑞·诺斯（Gary North）所著的《无条件投降》（Unconditional Surrender）一书，这本书使我认识到基督徒的生活不仅仅是“信耶稣，传福音，上天堂”。后来我根据此书的框架，结合中国教会的具体处境，并参考其它神学书籍，改编为《当代基督教圣约世界观》。
第二本书是薛华（Francis A. Schaeffer）所著的《我们当怎样生活？》（How Should We then Live？又译为《前车可鉴》），这本书帮助我在哲学上初步理清了思路，认识到新派神学的本质。
第三本书就是亚伯拉罕·凯波尔（Abraham Kuyper，1837-1920年）所著的《基督教——全方位的世界观》（Christianity-Total World and Life System），这本书使我开始意识到基督教是以《圣经》为根基，全方位的世界观体系。2004年，上帝带领我到美国加尔文神学院学习，而加尔文神学院本身就是以凯波尔为代表的荷兰新加尔文主义的研究中心。上帝的保守和引领真是奇妙！
我的神学思想的根本性突破是在1999年8月，从阅读大卫·丘顿（David Chilton）所著的《乐园复兴》（ Paradise Restored, A Biblical Theology of Dominion）一书开始。以前我所接触的异教书籍，都是教导这个世界充满污秽罪恶，注定要毁灭沉沦，所以不要积极建造，而是追求心灵的宁静和解脱，藉着各样的修行，脱离自己的肉体和这个世界。
《乐园复兴》一书，用“确定无疑、循序渐进、最终达成”这样的时间框架来界定上帝国度的降临，使人意识到上帝的国度已经“确定无疑”地临到了，并在“循序渐进”中展开，直到主耶稣再临“最终达成”。这种积极乐观、昂扬向上的末世论，使基督徒既有受苦的心志，又有得胜的盼望，并有治理的工具。
后来，我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末世论的问题不是个人看见和领受的问题，而是信心的问题。我们是相信上帝的约民最终在地上得胜，还是相信撒但的使者最终在世上得胜，是基督教末世论的核心，当然也是基督教世界观的核心。
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我阅读加尔文（John Calvin）所著的《基督教要义》（Institute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英文译本，以及加尔文和马太·亨利（Mathew Henry）的释经学著作，更加意识到改革宗神学的博大精深。
1998年9月，我开始编辑《灯塔简讯》，作为我们教会内部教导的材料。《重生与重建》系列丛书中的许多文章和书籍当初首先就是出现在这一简讯上的。这一简讯的编辑进一步促进了我对神学的学习，这时期也有更多的改革宗神学书籍供应上来。从这段时间开始，我们教会开始由灵恩教会转向改革宗教会，向会众公开宣告以《威斯敏斯德信条》为我们的教义标准。
此文原刊于《生命与信仰》第8期； 收录本书时经作者有所删节
- 约翰福音 8:32 -
- End -
作者简介：王志勇，出生于山东。1991-1994年，北京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1996年于北京悔改受洗归主，1997年蒙召在北京家庭教会中全职侍奉，2000年在改革宗长老制教会中按立为牧师。2004-2009年在美国加尔文神学院学习，取得神学硕士学位。现于美国弗吉尼亚主恩基督教会侍奉。最喜爱经文：“以斯拉定志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以斯拉记》7: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