琐记西安1983年前后的一些人和事
——1983年西安严打口述纪实之六
光容口述 丫丫整理
光容，西安外语学院学生。
一
1983年8月下旬的一天晚上，闷热，12点左右，正准备入睡，有人敲我家的院门。来人是西安市公安局三处的警察吕某和魏某，彬彬有礼地说要请我到局里走一趟。我也尽可能保持镇静地问要不要带行李？他们说带。我明白要进去呆几天了。我问能不能带书，说不能。在我的坚持下，他们同意我带一本英文词典。我已经入睡的母亲和姥姥起床来到我的房间，问了警察几句，说了几句我是个老实孩子不会干啥坏事的之类话，见不起什么作用就帮我收拾了行李。她们经历过1966年红卫兵的抄家，也算经见过场面，比较平和，既没有大声跟警察嚷嚷，也没有无谓地跟他们求情。
我以为他们会给我戴手铐，没有。上了他们停在巷口“工农剧场”门前的军绿色吉普车，吕某说，对你们大学生，我们都很客气，你看，我们穿便衣，车也停在离你家挺远的地方，不惊动四邻。确实，我家在小巷的尽头，上了车也没碰见一个街坊。一般来说，他们这样也是为了不打草惊蛇，跑了要捕的人。后来在“号子”里，结识鼎鼎大名的马唤智兄，被抓之前主管全省复转军人的分配，权力很大，行事高调。抓他的警察里大约有复转军人在分配问题上曾受过他的鸟气，专门在他上班的时候抓他，上了铐子，把办公室翻了个底儿掉。
开车从水车巷出来从骡马市北口向西过钟楼就到了西大街的市公安局，大概就五六分钟吧。公安局三处是门对门的两排平房，有些房间亮着昏暗的灯，有些黑着，没见几个警察，不知是下班回家了还是在外面忙着抓人。在起首的一间房子，他们登记代管了我随身的一点钱，收走了我的皮带，鞋带没法收，因为我穿的是凉鞋，据说是怕用裤带和鞋带上吊自杀，也为了没裤带、鞋带逃跑时不利索。还好，我穿牛仔裤，不用皮带裤子也掉不下来。随后他们让我在那几间办公室里随便找个椅子睡觉。我没有睡意，有些紧张，有些好奇，虽然没有警察看守，也不敢走远，只在两排平房间谨慎地转了转。
陆续有人被抓进来，不多，因为“要犯”们此前已经抓了。打听一下，都是因为跳舞或者看黄色录象。其中有省电视台的王爱民，以前和他不熟。他倒挺镇静老练，坐在办公室前的砖台阶上抽烟，我向他要了根烟，也坐下来抽。他瞩我到了号子盲流们如问起犯了什么事，就说自己是打架伤了人。我对他的忠告似懂非懂。
后来，芦苇跟我讲了他被抓进市公安局时的情景。他是在我之前数天的夜里被抓的，当时公安局院子灯火通明，一派繁忙，像农村人过红白喜事一样。他一下囚车，被带到一个接收的老警察桌子前，那警察把脚缩在椅子上，一手搓着脚趾搔痒一手办理交接手续，不时端起桌上的大茶缸喝口浓茶。老警察大声喝问，你叫啥？芦苇。他小声回答。噢！你就是芦苇！你狗日的事大得很！老警察气愤地大声嚷嚷，嘴角泛着白沫。你狗日的耍得大！底子潮！事情多！老警察用手指戳下了墙根。去！圪蹴那儿！好好考虑问题！把事情都往出倒！芦苇当时懵了，哎哟，个个警察都知道我！情况不妙！他走到墙根蹲下，心烦意乱。过了段时间，他发现那个老警察对所有抓进来的人全说了同样的话，用了同样的语气！芦苇这才释然。据说有些法官也爱玩这套把戏，宣判某人死刑后，故意停顿，看看犯人是否被吓得瘫软或者大小便失禁，然后才缓缓说出缓期两年执行。
第二天早上我在长椅上被喊醒，一个面相像农民的老警察买来一二十只肉夹馍，用粗纸包了几大包，是正宗的老樊家腊汁肉夹馍，店就在市公安局斜对面的竹筢市，老警察还拎来一大铝壶水和一摞粗碗，每人发了两个肉夹馍，吃的时候，我还给旁边一个人嘟囔，过去买肉夹馍是用荷叶包的。那家伙用错愕的眼神瞅了我一眼，大概是在嘲笑我不知身在何处。我感慨公安局招待我们的伙食不错，那时，西安有钱人也不是每天吃肉夹馍、羊肉泡的！曾有个朋友畅谈理想，他说什么时候能每天吃羊肉泡就是共产主义了。后来知道，肉夹馍是用代管我们的钱买的。
我们吃喝后，上了用面包车改制的囚车，押往位于南郊三爻村的收审所。在车上，众人都不吭声，贪婪地看着车窗外的街景和行人。一警察说，你们有烟就往完抽，收审所不准带烟进去。顿时，囚车里人人都狠命抽烟，连不会抽烟的也边咳嗽边抽，烟雾弥漫，我怀疑外面的人会以为车里失火了。
抓我的时候，我不太紧张，原因是三天前我哥哥光明、他的好友乔良已经进去了。前一天晚上我被吕某传讯，他来我家让我跟他去局里走一趟。我问带不带行李，他说先不用，但最后还要看我跟他们的合作情况而定。在他的办公室，问的是几个月前在我家的一次舞会上为何有一男一女两个外国人。听到这儿，我松了一口气，给他解释那是西安外语学院的外教，澳大利亚籍，埃德维娜和杰夫瑞，也没跳什么“贴面舞”，跳的是迪斯高，身体不带接触的。看吕某谈吐儒雅随和，我还解释说，跳迪斯高注重的是自身的放松和节奏，以及个性的表现。我们对借交际舞的形式抓女孩的手、搂女孩的腰并不感兴趣。随后我就回家了，也知道了，光明和乔良是因为跳舞进去的，不会有太大的事。
光明和乔良是中学同学，上大学时，光明在陕西师大念中文系，乔良在西安外院念英文系，两个学校相邻，交往益发密切。那次跳舞，事前我曾跟光明说不要邀请外教，外院当时规定学生不得私自带外教出游，我怕到时候影响我的毕业分配。但周末下午我从学校回家，乔良已经带他们来了，还有其他几个朋友。外教既然来家了，我也就不顾忌了，还出门买了几瓶“丹凤”葡萄酒回来，谁能想到跳个舞会犯多大事儿？
乔良不用忌讳外事纪律，他已经毕业。乔良是个有激情、激进的人，大约是西安历史上第一个听迈克·杰克逊、跳迪斯科舞的人，1979年，有次他到我们家，带了盘MJ的磁带，专辑名是OFF THE WALL,用一台日本三洋的砖头块小录音机放着听，我记得杰克逊在里面用金属声线反复地表白，THE KID IS NOT MY SON.（那孩子不是我的种），显然比当时人们所偷偷听邓丽君风骚缠绵的“靡靡之音”刺激，带劲儿。顺便说一句，三十年后，当MJ过世，我真伤感难过，这么一个不可复制的天才，再也不会出现了。举世同悼这么一位人物也是空前绝后吧。
乔良还喜欢踢足球、打拳击。他毕业时在班里的聚会上有个“壮举”，喝醉了酒，借着酒胆，上前把讲台上的华国锋像撕下来，踩在脚下撒了泡尿。那几年，华国锋的像和毛主席像并排贴在墙上。据说，当时乔良是想撕毛主席像，临了，手还是软了不敢撕，不好下台，就撕了华国锋。其实，无论是从家庭背景还是个人经历，他跟姓毛的和姓华的都没有什么过节，撕画像只不过是个滞后的青春反叛行为。后来，乔良竟然成了虔诚的伊斯兰教徒，斋戒、礼拜、去麦加朝圣、留胡须，就差穿阿拉伯长袍，把轮胎圈扣头上了。一次他送了我一条阿拉法特戴的那种围巾，我不常戴，怕戴了像恐怖分子。
从乔良的个案，我推测，并非信伊斯兰教才让阿拉伯人激进，而是反过来，因为阿拉伯人激进，所以才有了对症的伊斯兰教。
乔良毕业后去伊拉克当劳务输出的“通司”，他回国后说，人到国外，不知为什么突然变得很爱国。一次在伊拉克的电视上看体育比赛，升中国国旗，奏中国国歌，他“腾”地一下起立，站得笔直，声情并茂地唱国歌，尽管他歌词唱不全，弄得外国同事们发笑。
1983年时，乔良已经在伊拉克呆了一年多，据说因思念祖国，合同还没到期，他说死说活要回祖国。刚跑回来，祖国就把他抓了。
乔良出狱后辗转英国、南非，曾当过几年博滋瓦那中国商会会长，每过几年就和世界各地的华侨侨领们一起被祖国有关部委请到北京开会。
据说，有次乔良跟朋友讲了他在国外唯一一次买春的经历。那是他早年在英国时，一个人呆在异国他乡，情感上很寂寞，别人怂恿他去尝试一下大洋马的滋味，他总下不了决心，在他当时的观念里，妓女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去当客人在道德上就成了“侮辱与损害者”。最终还是熬不过寂寞和好奇，去了。一个人高马大的洋妞给他提供服务。朋友问他感觉如何？他说，那洋妞嘴里嚼着口香糖，哼着歌，一会儿把他翻过来，一会儿把他扳过去，颠来倒去，像是在做体操练习，别说感觉，整个就觉得他自己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前两年的一个饭局上，我问乔良是否有此买春经历，他笑着否定了。
抓我的时候，我有点意外，有点莫名的兴奋，觉得生活有点戏剧性了，但不太紧张，甚至对没给我戴手铐还有点遗憾。我母亲和姥姥也不太紧张，她们曾在1966年秋天经历过几拨红卫兵的抄家，也算有点经历的人。
警察来家的半个小时前，乔良的陈姓女友来找我，商量怎么找关系放人，她说管乔良和光明案子的警察吕某是干部子弟，他的妻子或是女友李某在市检察院工作，可通过这层关系疏通。她把李某的单位电话给我写在一张纸上就匆匆离去。半夜听到外面敲大门，直觉是警察来了，我第一反应是把纸条塞进了写字桌上红灯牌收音机底下。开了院门把警察请进屋后，他们没有对房间搜查，只说要我进去呆几天，让我准备一下铺盖和牙缸牙刷之类。我借口到套间里去找词典，当吕某一个人跟进来监视时，我动作和缓地关了门，没敢关严，留了个缝，一是怕吕某误认我要反抗，二是不让外间的魏某觉出异样。我低声提到认识市检察院的李某（其实不认识），吕某倒也客气，没翻脸打官腔，他说这次行动来势大，他们治安科已经抓了上百人了，大学生也有几十个了，他已经无能为力。但他估计也就是办个学习班，呆个十天半个月就放回来了。此前吕某传讯我时，彬彬有礼，谈吐不俗，我甚至觉得他在模仿外国电影里有风度的警察，觉得好玩。吕某甚至谈到，大学生书本知识多，但社会经验不一定多，但社会经验也许更重要。我理解他的意思也指如何应对警察的审问。潜台词也有不要以为大学生才是天之娇子，没上大学的也有精英的意思。
吕某在我家说的那番话，到今天我也相信是他的真实想法。后来我在收审所一排四号当“号长”，一天半夜，戴着玳瑁框老式眼镜，颇有长者风范的老于队长（他儿子也当狱警，我们称小于队长，反正监狱的规矩是把所有警察都叫队长）值班，招我去谈话，嘱咐我注意号子里不要发生墙上挖洞的事（指越狱，当时监舍居然是土坯瓦房，两边砖砌的通铺大炕，中间是窄窄的过道，所以，和电影上看到的国外监狱不一样，到了晚上，监狱里的电灯永远开着，叫“长明灯”，防止犯人“挖洞”）、不要发生出人命的斗殴、防止犯人之间的鸡奸等等，招待我吃了些在里面很稀罕的花生，也谈到作为一个老劳教干部，他也没遇到和想到这次会抓这么多干部子弟和大学生进来。
二
以前从电影上得来监狱的印象都是冰冷的水泥建筑、咣铛做响的铁栅栏、铁门。随着大群被抓的人，在狱警的大声呵斥下，前拥后挤地小跑进收审所时，我期待看到的就是那样的监狱。可到了跟前。傻了。大门是生锈的破铁皮手工敲成的，围墙是破砖块砌成的，有青砖有红砖。心想这地方就是劳改窑，烧砖啊，怎么不用好砖啊。真没有监狱应有的森然。当下就有点失望。院子里几排收审小院全是砖头或混合着砖头的土坯砌成的平房，监舍的门窗大多是木制，且不规范！很不正规，很土气。对此我挺失望和沮丧。后来我呆的收审院，一排四个监舍，院子里有个水泥洗脸池，靠里面一端有一个简陋的厕所，只有一排蹲坑，蹲坑后是粪池。因为人多，放风的时间短，上厕所很热闹，经常是一个蹲坑上吵吵嚷嚷推推搡搡挤几个人，拉屎的撒尿的，被尿水溅到身上是常事。所以，每次放风，犯人们都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冲向厕所。后来我也知道，那些想第一个冲进厕所的人也是想在厕所检到警察或者劳动号（快释放的犯人，帮警察做一些杂务，享有一些自由空间）丢下的烟蒂。犯人们的术语管检烟头叫“拍蚂蚱”，浸在尿水里的，也拍。回到号子里用纸重新卷起来抽。也有人把装枕头的荞麦皮、蒜皮卷起来抽，喜欢香料的，根据自己的品味给里面加点不同牌子的牙膏。没火柴，抽点破棉絮放在水泥炕沿上，一个人弯着腰撅着屁股双手用塑料鞋底狠命摩擦来取火，那是号子里的一个景观，里面的人都会饶有兴味地观看，没有相当的摩擦频率，是取不上火的，往往要两三个人接力摩擦，破棉絮冒了烟，赶紧用嘴吹出火星点烟。香烟在监狱里是硬通货，整支的香烟叫“两头平”，一件上好的衣物大约可以换到两三根“两头平”，一只白面大馒头大约能换一根烟，黑面馒头换不到一根。通常，牢里只有“红头”（狱霸）才有能力抽“两头平”，场景是“红头”躺在炕上的被褥上抽烟，周围按地位高低围一圈人眼巴巴地看着，“红头”大约把烟抽了大约三分之一后，手一摊，地位次高的人接过抽，依次类推，等到烟蒂已经烫嘴时，有人拿去用纸卷起来抽，而这个“拍蚂蚱”的人周围也会以与他关系的亲疏围一圈人，等待自己的机会。一个月后，我当了号长，可以不受放风限制独自去上厕所，一个人蹲坑，再深深抽一口“两头平”，尼古丁通过肺部进入血液挤占携氧的空间，造成大脑缺氧而导致眩晕。用盲流的话说，上天了！上天了！很奇怪，这种“享受”的感觉，在外面时倒没怎么感觉到。
厕所的粪坑，听老犯人讲，也有故事。曾有一个犯人，想装疯，故意大小便失禁。狱警的处理方法很简单有效，把他扔进粪坑，让他装，他想上来也不行，让几个劳动号用竹竿打他，不让爬上粪坑，该犯人只好哭天喊地地承认自己装疯。
刚进去那几天有点发懵，像在噩梦里，太不真实了。非常时期，监狱爆满，犯人大概是正常容量的三倍到五倍，三间房大的监舍最多时塞进一百五十多人，别说躺下睡觉，在过道上占一块能蹲下的地盘就不错了！“楼上”也挤满了人。所谓“楼”，就是在两边的炕上方架了木板，上面睡人，没有楼梯，是从木柱子上下攀爬。
这些人大多也不是什么善茬儿。强奸犯、盗窃犯、投机倒把犯、一贯道点传师、小偷、打架斗殴伤人者、拐买人口者、流窜犯不一而足。个个看起来面相怪异，神情莫测。你要随时防范别的犯人抽你的铺盖卷，偷你的牙膏、牙刷、手纸什么的。更糟糕的是，我带了两副行李，一副试图让狱警转给光明兄，狱警不理，所以更要防范别人抽行李了。坐在屁股底下也不安全，周围都是贼眼。
非常时期也不放风，监舍里闷热、臭气熏天，苍蝇一群群飞来飞去，一些惯犯光着屁股走来走去挤来挤去，倒像是如鱼在水，或者是故意做出自在状，以示自己是常客，有“资历”。我坐在行李上突然觉得头上落土，抬头看才发现是搁板上的犯人在搓身上的污垢！一时间我有点恍惚，以为身在一间兵荒马乱的车马店里。那几天，收审所的锅炉坏了，喝不上水。怕拉肚子，狱警也不敢让喝生水。犯人们齐声朝窗外呐喊要喝水，终于，门开了，警察提来一桶开水，犯人们，主要是惯犯们，争先恐后去抢水，秩序混乱。我等“新人”只有远远看的份。一警察用电警棒维持秩序，电光“啪啪”地响着，有点怕人。一抢水的光屁股惯犯被电击后，大约是条件反射，踢了警察一脚，该警察大怒，你他妈敢踢政府！你他妈敢踢政府！用电警棒捅了他一通，他哭爹叫娘。警察走后，该犯人立刻做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这样他在其他犯人面前有面子，不然就算“栽”了！不好混了。这时，一阵开锁声后牢门又开了，刚才那个警察又挥舞着电警棍气冲冲地进来，大喊，刚才踢我那个盲流呢？众人都不敢吭声，但众人的眼光自觉或不自觉的都指向了刚才那犯人，警察上前就用电警棍捅，不顾该犯人一再求饶，“噼啪噼啪”地用电警棒戳他的身上、嘴里、裤裆，直到该犯人退到走道的最尽头，跌坐到尿桶，屎尿四溢才作罢，警察气喘吁吁，骂骂咧咧地走了，该犯人也没力气装满不在乎了，半晌坐在马桶里没动弹。我睁大眼睛看，周围仍然像是超现实的噩梦，我掐我大腿一下，疼了，不得不确定，这是现实。后来得知，那个凶残的警察不是狱警，而是从警校调来帮忙的学生之一。鲁迅有篇文章里说，他本来相信进化论，以为青年会比中年人好一些，后来发现，年轻的反革命比老反革命更反革命。现在看来，年轻的革命者比老革命更革命。
第二天，监狱当局决定统一分配水，劳动号们在院子地上先把五六百只碗排成几十排，倒上水，让犯人们依次走到水碗前蹲下，再下令统一喝水。我面前的碗，肮脏不堪，里面有一碗底水，上面飞舞着几只苍蝇，我端起碗，没舍得马上就喝，端详一下，然后像品味美酒一般，呡一小口，放松摊开舌面，再缓缓咽下，这一刻真惬意，周围的环境似乎离我远去。我正有点忘乎所以，警察的斥责声把我拉回现实。我匆匆把碗里的最后一滴水喝光，把碗放回砖地上，伸长脖子四下张望一下，几百个犯人，在警察的呵斥声中、电警棍的挥舞下，蹲在地上集体喝水，真是个异样的情景。
号子里老鼠非常多。睡梦里经常会有千军万马从自己头上碾过的感觉，原来是成群结队的老鼠从自己头上、身上跑过。也曾有犯人被老鼠咬伤耳朵。有个老狱警老王队长，到监舍视察时，迈着八字步，嘴里叼着劣质的雪茄烟，一手端着个大搪瓷茶缸，一手用绳子牵着一只硕大的老鼠，像电影里德国军官牵着狼狗一般神气。只是老鼠毕竟是老鼠，东窜西突的，没有狼狗的气度。
对于前景我则比较乐观，想着自己没什么事儿啊，过几天就出去了。一天，监狱给犯人们剃光头时，我甚至傻呼呼地去跟狱警求情，说，出去我还要教书，能不能不剃光头？受到他们的嘲笑和斥责。一个月前从外院毕业时，当时同学们认为最好的工作是去大学教书。去高校，有几个条件，一是学习成绩要好；二是政治表现要好，如果你是学生干部，或者在文体活动上表现突出就会加分。我在外院上学时当班长。其实，从小学到中学我也一直当班长，在外院也参与学校的一些文体活动。所以，毕业时，辅导员任刚老师征求我的意见，西安美院有一个名额，你爱画画，去那怎么样？早年教我画的王国伟老师在美院油画系教书，他也热情地跟美院联系、敦促美院和外院联系，这样我被分配到西安美院教外语，心下比较满意。
过了一天，我被甩（转）到另一个号子，一排四号。我站在过道上未及打量环境，只想着把脚下的地盘占住，就听见有人叫我，一看，是芦苇！他让我上了炕，我自是一阵高兴，他乡遇故知啊！聊了好一阵后，我才有暇为我的一双黑乎乎的脚丫子难为情了，不过，看看别人的脚，也比我干净不到哪去，从这天起，我这才得以上炕睡觉了！几天后，开始正常放风，我才把身上好好洗了洗。有芦苇关照我，我就更乐观了。他早我几天进来，从前练过摔跤和拳击，已经打了几架，打下了一点地盘。芦苇以前曾进过派出所，也有经验。
从芦苇口中得知，光明就关在二号，乔良、惠京鹏等人也在二号。于是我再次对狱警请求把那副行李转给光明，我紧张了几天后，终于狱警答应了我的请求，因为我知道光明关在哪里。先前的狱警不理睬，是他也没法查，或者懒得查光明关在什么地方，兵荒马乱的。随后的几个月里，我和光明、乔良等人多次利用放风的机会，隔着窗户或牢门打打招呼。一次，乔良用英文跟我聊了几句，我答以汉语，本来是问候，我怕别人汇报上去，说是串供就说不清了。一次，二号放风，我站在炕上从窗户朝外看，光明过来，远远对我把双手在眼睛上做了个类似戴眼镜看的姿势，再摆两下手。我即明白，他在说，没有看过录像。
转到一排四号十来天后，大约因为曾练过几天拳击，也算能踢能打，和其他犯人打过几架，还都占了上风，给众人留下了出手狠的印象，加上芦苇的保护，就不再有人招惹我了。监狱里的牢头狱霸真正能打架的很少，他们就是用好勇斗狠跟人玩命来吓唬人。典型的台词是，我就是个烂砂锅，换你个金盆盆！如果没吓唬住，真跟他们练，他们就没辙了。我身边的芦苇、刘新等一帮难友此前都练过拳脚，在他们的支持下，我后来竟然也当了“号长”，这大概是我这辈子在体制里的最高职位。
既然被剃了光头，只好认了。还是想着会很快出去。不就是外教来家跳舞那点事儿嘛！除了第一次传讯，再没有审讯过。但很快省公安厅某处，大概是政治保卫处，来了两个人提审我，一高一矮两位警官。收审院没有专门的房间供提审用，一般提审就是把收审人员带到院子外面，找个墙根蹲下就开审了。提审我的两个警官把我带到他们借用的某狱警干部的宿舍，桌子旁的书架上放了一些油盐酱醋瓶子和几把挂面，我和一位警官坐在单人床上，另一警官坐在椅子上记录，他们开门见山问的是我参加1981年《西安首届现代艺术展》的事，审问集中在三点：一是参加该画展有什么动机？二是画展前夕，美国艺术史学家科恩（JOAN LEBOLD COHEN）来西安，去外院，去美院见你们是谁联系的？三是，你跟李晓明、高洺是怎么认识的？你觉得他们有什么问题？
第一个问题。我自是大谈了一会儿现代派，并说纯是艺术探索，不牵涉政治，也对政治不感兴趣。
事实的确如此，画展之前，有次在陈克雄家开会，商量办画展的事，当时他一个人住在陕西省党校在小寨兴善寺西街的宿舍区。克雄和我都提出作品内容不要牵涉政治。有人提出如果展览开幕被警察封了怎么办？我说，如果展览开幕当天就被封也是成功！我们不担心，因为自信我们的作品不牵涉政治，即便被抓了，为了艺术进监狱也没什么丢人的，了不起拘留上一天两天，也是个经历！没想到后来竟一语成谶，展览没被封，两年后却被抓了！看来，说话不能太随便；
第二个问题，我说据我所知，科恩访问西安是陕西省美协出面接待，科恩提出要一个懂艺术的口译，美协找孔长安做口译，孔长安当时是外院英语系大四学生，比我高两届，我好象还在孔长安家见到当时的省美协主席方济众给孔的信，用毛笔写的，谈及该事。警官没再追问。
会见科恩安排在外院孔长安家（孔是外院的子弟），李哓明、傅强、张雨方、刘小棣几位美院学生里的主要组织者如约从长安县的学校赶来，参加会见的还有长安的同学丁刚、王瑞、刘亚伟等，他们四个人当时是外院英语系的高材生，四个人合用一个笔名斯韧（谐音四人），翻译一些文章和小说。孔长安后来上中央美院读研究生，当过一届学生会主席，参与策划1989年的现代艺术大展，做过一届威尼斯双年展的策展人。丁刚后为人民日报海外版的资深记者，有著述几种出版。王瑞现为美国加州某大学图书馆系主任。刘亚伟毕业后任出版社外文编辑，后出国留学，现在任职美国卡特基金会。他哥哥刘亚洲将军是李先念的女婿。
会见持续的时间不长，约定了她去美院看画就散了。后来，在她所著的《新中国绘画1949-1986》（THE NEW CHINESE PAINTING1949-1986）记述了西安之行；
第三个问题，我跟李晓明是中学同学，都喜欢画画。高洺写诗很有名气，但我和她是在筹办画展时才认识，几乎没有私人交往。后来，李晓明和高洺同居。我说没发现他们有什么问题，只是觉得他们俩生活上不修边幅，高洺做得饭不好吃等等。一警官问怎么不好吃？我说有次她直接拿生油拌沙拉，两个警官笑了，说你能不能写个材料？我写了大概两三行字，大意说了我和李晓明的关系，并说他留长发有点蓬头垢面，垢字不会写，那个矮胖一点，年长的警官给我说那字怎么写。至此，提审就结束了，年长的警官还和蔼地请我吃苹果，我婉谢了。
我避重就轻说李晓明蓬头垢面也算不上诽谤，画展前，一次我到长安县杜曲西安美院他和刘小棣两个人的宿舍，土塬上的一间小屋，桌上的尘土落了足有铜钱厚！他俩也大约是当时美院绝无仅有的两个留长发、穿喇叭裤的人！傅强和马骅等人的宿舍里，门后放着一只硕大的尿桶和一堆啤酒瓶，其中几只容有可疑液体。我纳闷，既然有大尿桶，还用啤酒瓶干吗？他们笑着说，冬天啊，五、六个人往桶里尿，再加上喝啤酒，很快就满了，没人愿意倒尿桶，厕所很远，就利用啤酒瓶，然后把发酵的酒瓶摔在附近的教室墙上很痛快！
临走时，年长警官问了问我对监狱里的生活习惯不习惯，有没有谈女朋友？对这个问题，我很警觉，但显然，人家只是随口问一问，该警官还顺口说他知道我家庭，我父亲的情况。对了，还随意问了参展诗人阮小伍1981年画展后自杀未遂是怎么回事？和画展有关吗？说实话，到今天我也不清楚小伍当年的实情，只记得当时到医学院附属医院去探望他。后来，和小伍多次见面也觉得不宜追问。但有一点我肯定，和物质无关，和精神、情绪有关，也和画展后社会、家庭的压力有关。小伍的父亲当时是中共陕西省党校的校长、党委书记、陕西省委常委。但我回答警官提问时，只说猜测自杀跟个人情绪有关。
此次提审后，我才把被抓和当年的画展联系起来。
1982年的一天下午，学校团委组织学生在校园里打扫卫生，搞绿化，杨希文老师过来和我随意谈话，他当时是学校团委书记。他说，校学生会曾考虑让我担任文体委员，后来，有人提出异议就做罢了。异议就是指我参加了《西安首届现代艺术展》，他说，这个展览后来一度弄得很紧张，因为省委一度把这个展览和一本地下刊物《视野》，还有一件什么事，列为陕西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典型来抓，外院有孔长安和你参展，所以，到省委8号院开会时，校长和我作为涉案单位负责人列席，会上看到你们画展的照片档案，还好，你们，还有美院的人都是在校学生，最后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了，我才能说这件事。回头你找一下你们系的书记，把当时画展的情况说一下就过去了。后来，孔长安说，杨老师也找他聊过，在省委的会议上对画展参与者的定性曾有争议，差点定性为敌我矛盾实施抓捕。画展成员里，高洺、陈克雄和王苏川又和地下刊物《视野》有关，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时，自然是政府有关部门重点监控的对象。当时《视野》的一个重要参与者，叫张世和，现在是网上知名博客写手。
杨老师跟我谈话很和蔼直率。我一点也没感到压力，相反，心里还觉得挺温暖。卫生一搞完，我就兴冲冲地去系里找到党支部书记，一个姓任的转业军人，老穿着军装。我把画展的事说了说，我有意喷了一套现代艺术如何如何，估计他也没听懂，也插不上话，最后，他说，辛校长要了解情况，你回去写个材料交给我。我一听要写材料，马上警觉，忙说写起来太慢，我直接找校长汇报！任书记只好答应。晚上，我找到辛校长家，自报家门说前来给校长汇报1981年画展的事，印象中辛校长个子高高的，瘦瘦的，是位儒雅的长者，很客气，说，这件事已经过去了。就是个画展嘛！不用汇报了！但请我在沙发上坐下，说他喜欢跟年轻人交朋友！他很随意地和我说了几句话，我也识趣地尽快告辞，出门后松了一口气，这件事终于没写材料就过去了。
在狱中想，画展的事还没过去？参展者入狱的有李晓明，他是画展的主要发起人，在受审院他被关在二排，我在一排，但当时我不知道。后来他说，一个姓朱的警察对他挺好，让他给收审院画壁画、墙报，他有意磨蹭，画了擦，擦了画，想给芦苇和我留个机会；王苏川是参展的诗人，画展的前言好像是他和诗人阮小伍联合撰写，极有才气；小伍和陈克雄等人没有进去，但和多数画展的参与者一样，都被警察传讯过。其他未入狱的参展者有已经分回兰州教书的刘小棣、有逃到外地躲风的刘艺杰、有已经回到军队工作的张雨方。雨方如没回部队，八成也得落网。他在美院上学时，据说经常是当其他同学都跑完早操，才看见他打着哈欠，睡眼惺忪地抱着铺盖卷从学校山坡上的深处走出来，同时没出早操的大约也有一个女生；傅强、孔长安、马骅和郭线庐等人没进去，大概生活作风实在是太严谨了，或者说是女友管教得法，连警察也无法见缝下蛆。傅强当时的女友是石鲁的女儿石丹，他们结婚是在83年大逮捕没过多久。同时期，孔长安赶紧和西安外院德法系的校友丁纬结了婚，从此没出现过诽闻——其实他婚前也没出现过诽闻；前段时间在美院碰见郭线庐，夫人还是原配；还是前段时间，马骅和李晓明、相西石在我家商议做个先锋戏剧的事，晚上11点钟还没到，马骅就赶紧回家了，他走后不到5分钟，他老婆已经辗转从傅强处要了我的电话，打过来查证丈夫的行踪。多年来我总在马骅脸上能看到手指甲抓出的一抹伤痕，总不好意思询问，直到年前的一次聚会上，我才忍不住问他，才知道那是一道伤疤，是小时候被只鸡啄了！诗人高洺入狱，除了画展的事，《视野》杂志的事，大约也和她的性别有关。高洺当年生活上很高调，长得漂亮，军干家庭出身，又有才气，是当年西安最早一拨涂口红、描眼影、抽烟用烟嘴的女性。记得画展期间，我去东大街青年会（画展场地所在）在长长的通道里碰见我的老师，长安画派前辈康师尧先生。先生刚从画展出来，笑着说，看见你的画了。年轻人很有朝气！突然眉头皱了下，问我，那个涂口红，叼纸烟的女人是谁啊？有点看不惯。
入狱的芦苇，日后在中国影视圈以“第一编剧”著称，作品有《霸王别姬》、《活着》和《图雅的婚事》等。当时，芦苇在西安的艺术青年里名气很大，尤其以其丰富的外国画册收藏著称，也难怪，芦苇文革时曾用架子车从西安的一些单位图书馆等处偷书。芦苇偷书是真读，他是西安一个读书会的成员，其成员之一是现任国家领导人的王岐山。我刚学画时，一画画的问我，你认识西影的芦苇吗？好象认识不认识芦苇是判定画画的段位的一个尺度一样。后来偷书事发，派出所的人从芦苇的几处藏书点用大卡车拉走了一车图书画册。芦苇虽然没有直接参加画展，但一直是该画展的热心支持者，也是第一个收藏我作品的人。但这几个参加画展的人入狱显然不是西安“严打”的理由啊！遑论1983年全国范围内的“大逮捕”！
三
1983年前后，跳舞是少数人的活动，能看黄色录像的人就更少了，电视机、录象机还是奢侈品。从国外带回来的黄色录象带更稀罕，不像现在，去农贸市场买菜，都可能碰上个抱着破纸箱卖黄碟的，还没人买。入狱的除了画展的参加者，更多是因为跳舞和看黄色录象进来的。这部分，我能叫上名字的大约有三、四十个人吧。我发现这帮人有一个共同点：大多是高干子弟，且互相认识。
芦苇出生在北京中南海。当时，芦苇的父亲在林伯渠手下做事，母亲在中南海的卫生所里做护士。据芦苇母亲讲，一次她抱着芦苇碰见散步的毛主席，主席和她说了几句话，还摸了摸芦苇的头。我说，哎哟，不得了！这被皇上摸过顶，怕是比达赖或者班禅摸顶更厉害啊！后来，芦苇父亲随习仲勋回到西北局工作；
胡佐林是陕西军区司令员胡炳云的儿子。他不会捉虱子，也不屑捉，就忍着，忍不住了，挠挠，有大将风范。我出狱后受佐林之托，到小寨陕西军区大院胡炳云家造访，通报了佐林的情况，印象深的是中式便装的胡司令头上戴了一顶黑色的网帽，让我联想到旧日的大军阀；
徐明，父亲是兰州军区后勤部部长；
权明，家住某干休所；
前述诗人王苏川，父亲是西藏驻西安办事处主任；
一排四号的“号长”惠京鹏，父亲是陕北籍老干部；
牛小牛，父亲曾是西安警备区的司令员；
高洺，父亲是刘伯承、邓小平刘邓大军早期的领导人之一，1983年时任西北军事通讯工程学院政治部主任，副军级；
杨小健，父亲是西北大学的一个校长。比我高一届的外院校友，在学校时和我、乔良都是迪斯高俱乐部的成员，所谓俱乐部就是全校十几个爱玩的学生，七七届英语系的乔良、七八届英语系的钱壁如、亚飞、李海军、七九届英语系的我、七八届德法系的杨小健、吕克敏、日俄系的冯庆贺等人，每到周末，凑钱买上一桶啤酒，在某个教室办舞会而已。因为当年迪斯高最早在西安兴起就在外院，所以，周末的舞会在西安挺有影响，社会上的时尚人士经常去光顾。俱乐部成员里没有孔长安，他是好学生，学生会干部，从来都是聪慧端庄的样子，偶尔会睁大眼睛，露出一副天真无邪无辜的表情，从不涉足各种舞会。到今天我都怀疑他是否跳过舞。
小健在学校时比较清高矜持，话不多，也没发现他对文学艺术太感兴趣。一年后出狱到我家，我发现他变成一个亢奋的健谈者，从文学到艺术，从梅洛庞蒂、萨特、福柯到毕加索，谈起来滔滔不绝，稍有停顿，我正想插话，他又说起来，原来他停顿是为换口气。当时，社会上已经是灯红酒绿，到处都是舞会，这让我们有点冤，觉得不出去跳舞更冤。一次小健带我去某宾馆的舞会，还见到了胡佐林的老婆，一个美女，能量很大，上海人。若干年后听说她牵涉到文物案中，后来有个纪实公安剧《西安大追捕》，里面的罪犯入室杀人抢劫，她是受害者，所幸，逃过了一劫。再后来，小健出了本诗集，写得挺好。愤怒出诗人。小健毕业后一直在旅行社做导游，据说，二十年前曾偷渡到澳门，呆了几天觉得没意思又回来了。不知现在还写诗否？
我父亲不是高干，曾是个旧军人。清末在山西上新式军校，参加辛亥革命时任山西革命军某部营长，后任归绥（现呼和浩特）警察厅厅长，被阎锡山派往日本留学回来后在西北军里任过职，解放后是所谓的民主人士。
在监狱时，我对抓这么多干部子弟想不出什么原因，当时的官方说法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对此，我是半信半疑，信的是，抓进去的干部子弟确实没有一个通过“走后门”被释放；疑的是，有关部门趁此机会惩办一下当年参加画展的人，当然，是以其他的借口。后来，我见到李晓明，他说，他舅舅当时是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事先已经知道要抓他，但严守组织纪律，等他出狱后才告诉他。此外，晓明还告诉我，他的前岳父，是个法官，结婚前把他的案卷调出来，仔细看了一遍后说，都是画展的事，跟刑事案件无关。同意把女儿嫁给晓明。
当时，不是仅仅西安抓了一批干部子弟，全国是一盘棋。天津枪毙了朱德的一个孙子朱国华，时任人民银行天津分行行长，因和多名女性有关系，也被枪毙了（数年后，这个传言被媒体文章证实。我是从上海出版的《报刊文摘》上看到该文章）。时任上海市委第二书记胡立教的儿子胡晓阳、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陈其五的儿子陈晓蒙被判死刑。陈其五的另一个儿子陈冰郎同时被判无期徒刑，后死于狱中。当时的报纸上以建设社会主义法制的名义，特别提出“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口号。
今天回看1983年的“严打”，显然不是为了社会治安问题，那时候比现在的社会治安好多了；也不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用搞运动的方式打击刑事犯罪，本身就是不按法律办事，更谈不上民主了。全国统一抓了一大批干部子弟，难道他们是改革开放的障碍？改革开放的障碍会不会是那些文革之后官复原职的老干部们？他们想要回到的地方是文革前的“十七年”？ 抓干部子弟是“敲山震虎”？我不得而知。印象中，老干部大规模退居二线就是从1983年前后开始的。如果真是那样，当年抓的那些“真正”的刑事犯人就是陪衬了。
中国古人有所谓几大“煞风景”之说，如在花间晾衣服，把脚伸到泉眼中洗，等等。还有一条是“村夫论朝政”，我就打住吧。
四
每月10号是收审所允许家属送东西的日子，规定只许送被褥衣物等生活用品，食物只准送大蒜和盐，大蒜可以预防拉肚子。书籍不许送，理由是防止犯人用来卷烟抽。我进来时带了一本小英文词典，没多久狱警在牢房搜查违禁品，要没收，我当警察的面把词典拆开，说是当手纸用，警察也就放了我一马。后来真当手纸用了。之后，我向管我们4个监室的郝姓警官，一个相貌堂堂的陕北人，请求准许我家人送一本英汉双解词典进来，他不但准许，而且当众对其他犯人宣布不准偷我的词典去卷烟抽，否则严惩！让我很感动。后来，我让家人把我最好的一身毛料中山装也送进来，还有皮鞋、鞋油。没事把皮鞋擦得铮亮，坐在光线、通风较好的牢门前翻字典。那时候，我们一排四号监室是全收审院的卫生模范，像军人营房一样把被褥叠成豆腐块，因为好几个难友都当过兵。
1984年元月10号。劳动号叫我的名字，我还以为循例是让我去帮着检查家属所送的物品，看是否夹带了违禁物，忙穿上难友们给我准备的军大衣，大衣里面用从口罩拆下来的纱布缝了一圈口袋，准备在查出违禁的香烟或烟丝（通常缝在被褥里）、食物（如牙膏里装的猪油）等，偷带回监舍。谁知到了值班室，一劳动号大声喊：下册（释放）！我忙回到监舍，难友们已经替我整理行李。两个月前，芦苇被转押去公安五处监狱时，我跟他告别时说的是一句粗话：锤子！表示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芦苇的回答也是：锤子！这次我也用这标准告别语和难友们告别。走到值班室门前，循例请狱警检查行李时（怕替别人捎带信件），狱警笑了笑挥了下手，走吧！我连声道谢。免检，也是对我这个当了三、四个月号长的优待。我走了几步，突然想起来，身上还装着一合三门峡烟呢！这是我们几个关系好的难友共同的财产，通过劳动号偷偷买进来，我来保管，是因为狱警定期到监舍搜查是否有违禁物时，号长是免检的！忙跟狱警打了个招呼，回去把烟留给难友们，这才出狱。
母亲和妹妹把我直接接到西安饭庄吃饭，她们发现我并不像她们想象的那样饕餮。我在里面没饿着。开始一些天，肚子还有油水，等没油水时，我已经当号长了，可以吃大碗菜了。所谓大碗菜就是每次开饭，先把五、六只大碗用菜装满，供号长及其“小岗”（打手之类）享用，其他人则是小碗里稀汤寡水的盛点菜。
回家后看到女友写给我的一封信，断交。她父亲是军人，很正统，她和我交往时间仅几个月，对我不十分了解，在压力下写这封信，我很理解。后来见面，她表示可以继续谈，但当时我过于骄傲，没接她的话。
第二天，我到市公安局办手续。吃惊地发现，给我看的文件上写着：因流氓罪收审，经审查不构成犯罪。我自是抗议，觉得流氓罪名让我受了“侮辱”，在监狱里，流氓罪叫“花案”，是最被其他犯人瞧不起的。而且即便在1983年，大致的法律框架还是存在。比如，你交代和某女孩天天做爱，持续好几年，没事儿，那叫通奸，不构成犯罪；你交代和某女孩只干了一次，很可能被定罪为强奸；一次没干成，可能是“强奸未遂”；你说什么也没干，只摸了屁股或奶，得！流氓罪！随便可以判你三年劳教！
我和警察理论。警察说，没说你是流氓罪啊，怀疑你是流氓，经审查不构成犯罪嘛！我不满写不构成犯罪，应该是无罪释放！该警察笑着说，你就是无罪，我们也不能给你写无罪，为啥？回头你会拿着这个去告我们！为啥？给你写无罪，那不等于说我们收审你有罪了？接着他不慌不忙地拿出一本条例让我看，说接受收容审查是每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义务！又说，既然是公民的义务，收审就不是刑事处罚，如果是拘留，哪怕是半天，那也是刑事处罚，要进档案的！收审不进档案。我说我怎么跟学校讲啊？他说，你不怕。我们不给你档案上留任何东西，我们负责到外院和美院口头解释！至此，我就依了吧。
我是出狱比较早的，一个星期后的一个雪夜，李晓明敲我家的院门，他当时的穿着特老实，戴老式的棉帽、口罩，穿一身劳动布工作服，穿老式的棉鞋。情绪很低落。我当时跟他开玩笑说，劳改队治百病。你怎么出来倒像病了？我从他口中知道，他早我近一个月出狱，出来后曾来我家，给我母亲说了说里面的情况。高洺被敲了三年劳教，罪名是“非法同居”。到现在我也弄不清楚什么是合法同居。既然是“非法同居”，何以另一个同居者放了，她被敲三年劳教？李晓明说，她嘴太硬，大概让警察下不了台。
高洺解除劳教后把她入狱的经历写成小说，多年后在一家记实文学刊物上发表。前些年她归依佛门，常年在终南山里修行，去年春节期间，听说她回到西安，我和李晓明、他的第二任妻子美铃，还有相西石，专程去探望她。她正在撰述一本用佛家理论阐释梦境的书。
光明在里面呆了一年；
芦苇被敲两年劳教，八个月后获释；
乔良两年劳教；
徐明一年劳教，后赴深圳经营房地产，放浪于江湖；
王苏川被判得最重，六年。不是说他罪重，而是他不巧被归在一个搞摄影为首的“流氓团伙”里，首犯宛然被枪毙了，他“团伙”的其他成员也就水涨船高判得重。在公安五处监狱，王苏川曾被刑讯逼供，但他“钢口”好，硬是没认，连刑讯他的警察也说他是个汉子。最后，王苏川也没呆够六年，提前几年释放。川是个江湖散淡之人，出来后就到西藏、尼泊尔等地云游，经年不归。
五
出狱后我到美院报到，教务处借口我没有按时报到，已经把我的档案退回外院。
按通例，在派遣证签发的数日内就应该报到，毕业时我也按时来报到，但出了点问题。外院说好是分配我到美院，但教务处却让我去美院附中，我拒绝。僵持之际，我去见刘蒙天院长，此前不认识，自我介绍，申诉理由后，刘院长答应在院里替我斡旋，说现在已经放假，事情应该没问题，让我开学后来报到。
刘院长为什么给我面子，答应斡旋呢？缘于一年前，我曾给他写过一封信，就美院邵养德老师在西安外院的美学演讲，提出了几点意见。那封信是署名的。
邵老师那次到外院演讲前，我跟他没见过面，但从美院参展者那里经常听到邵老师大名。刚开始都是“正面”的，他们很喜欢邵老师的课，也很喜欢邵老师这个人，经常模仿邵老师独特的山西味普通话。邵老师也很鼓励他们进行艺术形式上的探索，从某种意义上说，邵老师是西安现代艺术的鼓吹者和教父。原本邵老师答应为《西安首届现代艺术展》联系场地，地点定在兴庆宫公园，当时那儿的美工是邵老师的朋友，临近开展，邵老师突然说场地黄了。美院的学生们都认为邵老师是临阵退缩，釜底抽薪，对他义愤填膺，于是，我也就对邵老师留了个不好的印象。后来，画展的场地是李晓明、傅强和我联系的。我们到陕西省美协找驻会画家陈嘉咏先生谈，想借用美协的小展厅。陈先生对我们很支持，他说，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好事嘛！可以给西安画坛的死水里扔一个石子儿！但美协的展厅太小。陈先生推荐我们去东大街青年会联系。最后的展地就是在青年会。现在回头看这个展地，似乎有一种关联性。青年会的全称是基督教青年会。
1982年，社会上搞“五讲四美”时，西安外院请邵老师办一个名为“五讲四美与美学”的讲座。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邵老师。我甚至还记得邵老师夹杂着山西口音普通话的开场白：讲美学，语言要美，形象也要美。我这个人长得很丑陋，坐在广厅大众之前，感到很渺小！
讲演的内容挺有意思，只是“肉感”、“性感”之类的词出现的频率过高，或者说黄世仁也欣赏喜儿的美，黄世仁对喜儿也有爱情之类，和当时的意识形态有点不合拍。讲座后的某天，我去孔长安的教室，孔长安正做作业，我等得无聊，想起来邵老师对画展的“釜底抽薪”，便要了纸笔，就邵老师的讲演给美院院长刘蒙天写了一封信，信很短，只有半页纸，列举了讲演中“出格”的几处，署上我的名字和班级。长安看了还劝我不要寄，我说了原因后，长安就作罢了。后来的反馈是，美院找邵老师谈话，从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邵老师没有到其他高校演讲。我还挺得意的，觉得为画展出了口气。把信的事告诉李晓明，晓明也挺高兴。大约三年后，1985年，一天李晓明到我家，说邵老师应邀给《美术思潮》写文章，介绍当年的那个画展，邵老师邀晓明、傅强和我去他家。我一听，连说不去。晓明问为什么，我说当年写那封信，不好意思去。晓明说，你不去，邵老师也知道是你写的！原来，晓明早告诉邵老师了。我说，那好。我去就算是负荆请罪吧！当年写信是年轻气盛，尽管没有捏造什么，但毕竟是“公报私仇”，三年过去了，我也蹲过监狱了，回头看，也能理解当年邵老师的谨慎，邵老师早年就被整的不善，下放好多年。我实际上也参与到整人的行列，很后悔和内疚。邵老师大度，原谅了我。从此，我们多有交往。内心对邵老师极为尊重。邵老师心灵纯净自由，思维敏捷，谈吐幽默，热爱生活，现在虽然已年过七十，留着串脸胡，眼睛依然清澈明亮。前段时间一个饭局上，一年轻朋友跟邵老师开玩笑，问邵老师怎么没带女朋友，邵老师笑答，我有好几个女朋友，你问的是哪一个？
出狱后，为报到的事我再次找到刘蒙天先生，他已经退休了。我在美院校园里找到新上任的陈启南院长，做了自我介绍，他不耐烦的边走边摆手让我不要找他，去找教务处。他是个瘦高个，脸长胳膊也长，胳膊一摆也比一般人长，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效果很好。在我入狱前一个月，外院的一个前外教盖瑞让我帮他和西安美院联系一下，谈和加拿大某学院的合作事宜，我找了刘蒙天先生，刘先生说自己已经要退下来了，让找即将上任的陈院长。陈院长当时家在西安音乐学院内，盖瑞和他会谈，我做翻译。当时，他对我颇热情。
1990年前后，傅强为了给我找个事干，让我任西安文宝斋画廊主管，不给我经济任务，只让我保持画廊品位。当时，文宝斋是西安最大的旅游品商店，只接待国外来的旅游团，傅强是那儿的经理。店内赚钱的是卖商品画和其他商品。所以，画廊要和所谓的商品画区分，经营的画家都是西安一流的，油画有刘爱民、崔国强、郭北平、张宝洲、张建群、郭榆生、王胜利、景柯文、孙蛮等；国画有方鄂秦、陈嘉咏、江文湛、王炎林、刘文西、陈国涌、陈之林等；以及版画家安正中、水彩画家梁文亮。一天，已从院长位置退下来的陈院长让人传话让我去他家，原来他画了一些国画（他是雕塑家），希望在画廊寄售。前段时间，刘艺杰让我去外面吃饭，去了才知道，艺杰和陈敏夫妇是专门请陈院长，让我作陪。艺杰对他很有感情，《西安首届现代艺术展》后，陈启南院长对美院参展的学生们还是鼎立护持的。现在他已经是个慈祥的老人了。我想他肯定不记得我了，也就像对长辈一样给他敬酒。谁知，艺杰偏偏提起当年美院把我退回外院之事，弄得我有点尴尬。好在陈启南先生早不记得这事了。众人继续把酒言欢，吃完饭往出走的时候，我照应陈启南先生上台阶，他客气地说，当年放走了个人才啊！这话倒让我惭愧了。
对了，在画廊工作期间，还见到了当年抓我的警察吕某，西装革履，烫着小卷发，拎着公事箱，刚从日本回国，此前在国内犯了什么事，也蹲过监狱，他当时是找傅强谈什么生意，当时给我的名片上，他起了个日本名字，叫某某某郎，供职某株式会社。当年抓我的另一个警察魏某曾找我换了点兑换卷。
回到外院，学生处的老师说，现在分配已经没有什么好单位了，让我自己联系随便什么单位，学校给我发派遣证。这其实对我是非常优惠的待遇，但我当时无心找什么工作，只是为了安慰一下家人，就请学校帮我联系。期间，任刚老师帮我联系了西安交大，后来的反馈是高教局认为我不适于进高校。这时，学校给我联系了西安国防工办，我挺满意。在外院办手续时，见到团委书记杨老师，他很热情地和我握手，说，辛苦了！然后说，你转团关系时把欠的一点团费交了吧！这让我很温暖。杨老师传达的信息不是交团费，而是说，学校对你没有成见，不做任何处分。
几年后，当年一块被抓进去的那些人（大多为干部子弟）陆续被减刑，从监狱出来，都回到原单位，没有一个被开除公职的，在监狱期间的工资不补发，但计算工龄。看来，国家对这批人还是有一个统一的，比较怀柔的政策的。
我到国防工办报到，转到下属的114厂，外院学生处老师说，谈好是让我到该厂的工学院教书，可报到后，让我去子弟中学，我想，中学有图书馆、有运动场也不错吧？可去一看，校园位于工厂住宅区，全部的空地就两个篮球场大，教研室一间房里挤了七、八张桌子，还要坐班，我只好拒绝，让他们把我退回外院。该厂人事处的很愤怒，觉得我侮辱了他们厂，说他们厂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分来不想来的！我说，那我就破个记录吧。为了整我，该厂人事处拒绝把我退回外院，我则干脆不去，一分钱没领，一天班没上。据说，他们后来把我除名了。
朋友们中，陈克雄是先于我辞去公职，做了一段时间生意便收手不干了，直到今天。我们俩可以随意挥霍时间，一杯茶一支烟，海阔天空地聊一些小说、电影、艺术，云里雾里检点一下老、庄、禅。一次聊起苏联，我和克雄都对中国社会的进步由衷地感到欣慰。为什么？在中国，我们享有拒绝工作的自由。而在苏联，一个人不工作就会被押到西伯利亚去劳改，罪名是“寄生虫”罪。
克雄的父亲出身于泰国一个富裕的华侨家庭，早年回国参加革命，后在陕西省党校教马列主义，英文也很好，去他家常见老先生读英文。改革开放后，老先生去泰国探亲，他弟弟见他劈头就说，那时候不让你回国，你非要去！现在怎么样？文革整你，抄你的家！我呢？已经玩了上千个女人了！这话让克雄的父亲懵了，南辕北辙，风马牛不相及，没法理论。
将近二十年后，为办护照的手续，我去114厂，在门口办理出入证时，办证的女职员忿忿地说，什么破厂，能干的人都跑完了！
我虽然不是能干的人，但听到这话丝毫也不伤感。
办手续，该厂人事处的人拒绝为我出具证明，反而让我把档案带走。我说好啊。他们心理又不平衡了，商量了一下，让我交数千元的“档案保管费”。我只好露出几分青皮气，要跟他们闹。他们一看，又商量了一下，让我出了几百块钱带走档案。
201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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