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君宜生平
原籍湖北建始。1917年10月26日生于北京。本名魏蓁一。其父乃首批东渡扶桑的留学生，曾追随孙中山造反。
1934年从天津南开女子中学毕业后，韦君宜于同年秋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次年即积极投身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为“一二·九运动”骨干。十七中学生郭清于1936年3月9日被当局折磨惨死狱中，北平大中学生闻讯在31日举行追悼大会，会上祭文即为韦君宜所撰。
1936年5月，由蒋南翔介绍，韦君宜加入中国共产党。
平津于卢沟桥事变后相继沦陷，韦君宜缀学流亡武汉，在湖北从事地下活动。
韦君宜在1939年抵达延安，从事青年工作及编辑《中国青年》。她还在晋西北和陕甘宁边区当过中学教师、报纸编辑、记者以及新华社广播电台编辑（1946年国民党空军的刘善本等人驾驶美式B-24轰炸机起义，就是听了那些广播才下决心飞赴延安的。梁注：刘善本在1968年3月以“假起义，真特务”的罪名被专案组折磨至死）。
韦君宜在“抢救运动”中无辜被整。运动结束后在延安中央党校教务处工作。
解放战争中，韦君宜曾任区委干部，参加土改。解放前夕在河北平山参加筹备《中国青年》的复刊。
进城后任团刊《中国青年》总编。
1953年初，韦君宜从团中央转到作家协会，任《文艺学习》主编，为作协党组成员和中直机关党代表。“反右运动”中险被打成右派。
1958年《文艺学习》停刊后，韦君宜被下放到河北怀来县花园乡西榆林村。1959年初回京，任《人民文学》副主编，随即带职去京郊长辛店二七机车厂参加编写该厂厂史《北京的红星》。
1960年调入作家出版社，任副总编。作家出版社被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后，先后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总编、党委副书记、副社长和社长等职。
1965-1966年间，韦君宜在河南安阳搞“四清”。
1966年8月，主要受丈夫杨述牵连，韦君宜被打成“三家村女黑干将”以及“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遭受无休无止的批斗以致患忧郁型精神分裂症整三年，其中一年多完全不认人，成天只想着自杀。
1969年-1973年，韦君宜被下放到位于湖北咸宁的文化部干校。
1971年底，“犯有走资派错误”的韦君宜获得“解放”。
直至1973年，韦君宜一家四口离散整整七年。
1986年4月，韦君宜因脑溢血几乎丧命，抢救过来后右半身瘫痪，后逐渐康复。1994年11月因脑梗第七次进医院，全身瘫痪，四肢僵直，口不能言，耳不能听，依靠鼻饲进食，从此再也没能出院。
2002年1月26日病逝，享年八十五岁。
韦君宜著有长篇小说《母与子》和《露沙的路》（1994）、中篇小说《洗礼》、中短篇小说集《女人集》、《老干部别传》和《旧梦难温》、散文集《前进的足迹》、《似水流年》、《古国情》、《海上繁华梦》和《我对年青人说》（1995）等。
而韦君宜真正在意的是她在1976-1986年间秘密写作的回忆录《思痛录》。书稿曾在1989年初寄出版社，6月从出版社索回；1991年由亲属魏萃一带出国译成英语保存；1992年被林文山和邵燕祥要去，其中三章由邵燕祥介绍分别发表在《散文与人》和《精品》等刊物上；1996年家人正式委托（林文山介绍的）李辉负责出版，不果；1997年11月林文山再次设法寻找出版社；1998年5月《思痛录》终于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1999年11月修订后由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海外繁体字版；2012年，于韦君宜去世十年之际，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增订纪念版。
《思痛录》被智者誉为了解那个时代的人情世态以至政治风云的“必读之书”。本文为该书的部分摘要，加有少许说明文字和勘误。
一痛民族危亡
当初，韦君宜并不知道什么是共产主义。她也不是因为家中穷苦，反对豪富，而是为了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她参加革命是因为民族苦。
那时有什么路走？唯一的抗日之路是左倾的路，尤其是左倾的文学的路。鲁迅、茅盾、郭沫若、丁玲、巴金……这些名字差不多统领了当时中国的文坛。
共产党本身的影响其实并不大。大众实在也没见他们对抗日实际局势做出过任何扭转。真正震动全国人心的是北平、上海的学联运动，七君子的被捕，……最后来了个“西安事变”，这才使共产党的影响真的扩大到了全国。
二痛失去初爱
在去延安以前，韦君宜失去了她在清华时的爱人孙世实。孙世实牺牲于抗战之中。
三痛“抢救运动”
1943-1944年间，从整风演变而来的“抢救失足者”运动在边区如火如荼。特务越抓越多，从知识分子、中学生发展到小学生，十二岁的、十一岁的、十岁的，一直到揪出六岁的小特务。
中央甚至还发现了“四川伪党”的问题。四川的地下党天天面临着杀头坐牢的危险，却说他们全体是特务，等于说共产党员所坚持的革命原则和马列主义毫无吸引力，不能吸引爱国青年，所有的爱国青年全被国民党吸引去了！而且全当了特务！
据说国民党有种“红旗政策”，即尽量把共产党员转变为国民党员，然后让他们回到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凡捉到的共产党员，如不肯具结当特务，就决不释放。因此凡是释放出来的，无一例外都是特务。
据说国民党还有个“短促突击”政策，在两个小时里就能把共产党人变成特务。
于是所有在国统区干过地下党的干部都被大会斗争，他们大部分都成了“特务”。
韦君宜和杨述当时在陕北绥德地区工作。
杨述曾在1939年在重庆被捕过。那天他身携秘密文件走进一个群众大会的会场，不巧在门口碰上了国民党的人正在检查，他当场把文件吞进肚子，然后高呼“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而被捕。后来由周恩来出面，把他作为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正式工作人员保释出来。周恩来在红岩办事处还嘱咐过他：“你老老实实在办事处呆着，可别出去又闯祸。”然而根据“红旗政策”那一条，杨述被打成了国民党特务。
在审查期间，杨述有次在凌晨偷逃出来，对韦君宜交代说：“你千万不要相信，我决没有那些事。”
但是延安来的消息阴风惨雨，一大批人，包括柳湜（梁注：1903-1968，湖南长沙人。1928年加入中共，历任陕甘宁边区参议员、边区政府委员、教育厅长等职务。建国后任北京市教育局局长、教育部副部长、《人民教育》总编辑等职）和柯庆施都是特务。组织上也已决定杨述是特务。
杨述向毛泽东上书说：“毛主席，我不是特务，请你派人彻查。”然而泥牛入海。
韦君宜也曾上书毛泽东，同样没有回答，于是她绝望了，自己跑去整风班“劝说”杨述。见面以后，韦君宜只说了一句“形势非叫你坦白不可，你就坦白了吧。”，说完就大哭，杨述也放声痛哭，说：“好的。”
随即杨述在大会上坦白，说他就是被“短促突击”成特务的，不过他既无上级，也无下级，国民党给他的任务是当“路线特务”，即专门破坏共产党的路线。他的这种胡扯，竟然也算过了关。
接着他们的邻居梅也坦白了，他依样画葫芦，自称为“策略特务”，专门破坏共产党的策略。如此等等，无奇不有。而绥德地委把这些报到中央，认为是一大胜利。
绥德抗大分校的校长和副校长都是老红军。有次那副校长公开讲他们的批斗原则：“别人说反对逼供信，我们就来个信供逼。我们先‘信’，‘供’给你听，你不承认，我们就‘逼’。”（那副校长在文革中全家惨死。）
杨述去延安上诉时，才知道延安的情况比绥德更可怕。他们夫妇相知多年的许多朋友都被打进去了。四川省委书记邹凤平被逼自杀。鲁艺有一个艺术家全家自焚。除了“四川伪党”以外，还查出了个“河南伪党”。
延安公然办了份《实话报》，专门登载诬陷人的谎话。
许多夫妻都因为这场“抢救失足者”运动而离异。
有个画家李又罘，进了陕甘宁边区以后，他哥哥到边区周围地区出差（好像是个科学考察队之类），李又罘请了几天假去见哥哥，那就成了特务罪证。还有一个陈柏林，只因是四川的党员，第一次谈话就被指控是特务，于是他就“进城坦白，下马投降”了。有人问一个被怀疑者：“你没有特务关系，怎么能从上海坐火车到北平？”对于历史上找不出疑点的韦君宜，有人责问：“你父亲现在还在北平，又有钱，不是汉奸才怪！你和他什么关系？”
作家吴伯箫在延安被整的消息传到了蒋管区，因为传说他已被整死，西安的朋友为他举行了悼念仪式。延安听到这事，立即要吴伯箫亲自出来辟谣。于是吴伯箫写文章自称正在延安愉快地生活和创作，从来没有挨过整云云（在文革中，吴伯箫又一次被打倒）。
当时还发明了一顶帽子，叫做“不自觉的特务”，把那些实在没有“毛病”可挑的青年都归入此类。
解放战争中被俘的国民党特务头子如康泽和沈醉等，都从来没有回忆起他们有过什么“红旗政策”、“短促突击”，而当时的中央却言之凿凿。
如此天翻地覆闹了一场，伤了许多人，末了党内刊物上说有两个案子确实是真的，还把那两个案子的情节正式重新发表了一次。其中一个是从前天津志恒书店创办人钱惟人案，这个案子不久就被否决了。还剩下的唯一的“真的”是蔡子伟案，然而蔡子伟的名字在建国后见诸报端，他已经是个负责干部了。
整杨述和韦君宜夫妇的人中有习仲勋。
毛泽东在1943年说：特务之多，多如牛毛。结果成千上万忠诚的共产党员被打成特务，凡是从敌占区来的又坐过敌人的监狱的，无一例外都被看作敌人派进来的“红旗”特务。到了1944年初，在中央党校的一次大会上，毛泽东说：“整风整错的同志，是我错了，我向你们道歉”，说罢他举手齐帽行了个军礼，又说：“我行了礼你们要还礼，不还礼，我的手放不下来呀！”有这几句话，大家就全都原谅了，而且全都忘掉了。
（梁注：李克农曾是西北公学“抢救运动”的领导人。那天，学生施英站起来坦白说自己是特务，引起了极大的震惊。因为施英是赵世炎烈士的侄儿，他家是中共多少年来最可靠的秘密据点，他全家都是共产党员，包括厨师、老妈子和看门人。施英从小长大，进出学校，都有人暗中守护，他没有任何条件和机会接触国民党特务机关。十五岁他就来到了延安，更是一直在众人的眼皮底下。李克农们分析了一切情况，确信施英绝不可能是特务。但他为什么承认呢？有关领导立即找施英谈话，问他：你怎么也是特务呢？你参加的哪个特务组织？什么时间、地点？谁介绍你参加的？他一问三不知。领导再问：“那你为什么坦白自己是特务呢？”他说：“号召说‘坦白光荣’‘坦白有功’，又给戴大红花，又给发西红柿、老南瓜，还给吃鸡蛋挂面，我当然愿意坦白自己是特务啦。”
李克农们觉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又分头找了几个小鬼来问，叫他们说说是怎么成特务的，也是一问三不知。有的和施英的想法差不多；有的说，那么追逼，他逃不脱，大家说“坦白了就没事了”，他就坦白了。他们实际上根本不知道特务是怎么回事。于是李克农们才意识到“抢救运动”搞错了！毛泽东接到报告后，立即起草指示：运动马上转入甄别阶段。
李克农们后来发现，几乎百分之百都是假坦白、假特务。
李锐在其《口述往事》中说，“抢救运动”中延安地区共打了一万五千个特务，其中没有一个是真的。）
四痛失长女
韦君宜夫妇的第一个女儿在“抢救运动”那困苦的环境中夭亡。当时韦君宜患了美尼尔氏症，不能转动，不能坐起进食，连大小便也需杨述伺候，却还被逼立时搬家。
五痛“镇反”和“三反五反”
“镇反”时，当局把从前生活在国统区和沦陷区的许多普通百姓都看成了“阶级斗争”的自觉参加者。
“三反五反”时，韦君宜在《中国青年》当总编，那刊物总共只有十四五个人，大的二十多岁，小的才十七八岁。刊物除了管一点点微乎其微的稿费以外，什么钱也没有，是个十足的清水衙门。可是上级规定每个单位必须有百分之五的贪污分子，于是没办法，只好查。一个十九岁的小姑娘王岗凌，天天被逼着打算盘算自己的帐，急得人都瘦脱了形。青年编辑丁磐石因为在交党费时忘了带钱，马马虎虎把别人的五角钱写在自己的名下，就成了“老虎”。
六痛“肃反”
“肃反运动”是让每一个干部详详细细向全体同志背一遍自己的履历，大家侧耳倾听，用鸡蛋里面挑骨头的办法找出他陈述中的破绽，随即“打开突破口”，进行追问，问得他越说越不圆，然后据之定为重点，就把“反革命”揪出来了！
1955年，在《文艺学习》编辑部，韦君宜参与整过一个毛宪文。毛宪文的舅父在他上中学时替他填过一张参加三青团的登记表，而毛宪文坚持说他从没参加过三青团，就被认为是顽抗，使劲审问他。后来有细心人发现那表上把毛宪文父亲的名字都写错了，这才核对笔迹，弄清了那表其实是毛宪文的舅父为了向上邀功报账而替他填的。
国民党认为发展党员越多越好，经常下令让某校全体教师参加国民党、全体学生参加三青团，而共产党则把这样的师生视作国民党的死党、共产党的仇敌，务必把他们统统清除而后快。
还有个冯克，被监管了好几个月，从早到晚有人跟着。她的罪行是背历史背出来的。因为想参加抗战，她投考过“战时干部训练团”，进去后只演过戏，没干过别的。离开后到一家小报当了个编辑。她被质问：“‘战干团’是特务组织，你怎么说只演过戏？”“你那报纸不是进步报纸，不发表反共言论是不可能的。”诸如此类，反正冯克就此变成了重大反革命嫌疑犯，上报中宣部干部处审查。后来经过复查，发现所有的证据都不充分，案子才撤销了。
杨述有个堂兄叫杨肆，是最早介绍杨述阅读进步书籍、影响过他的人。年轻时杨肆数学极好，研究出了一种破译密码的技术。抗战初他在国民政府交通部工作。抗战展开以后，他想去延安，杨述把这事报告了李克农，问我们需不需要这样的人才。李克农当即表示：“好呀，叫他打到国民党里面去，把破译到的情报传给我们。”李克农亲自秘密接见了杨肆，布置了任务，并把他发展成了党员。杨肆就此奉命加入了国民党军统局的戴笠系统，秘密为共产党提供情报，同时逐步升至少将。跟他单线联络的是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处长周怡。周怡被调往延安以后，这条线就断了，而杨肆继续在那个特务系统里破译日本人的密码。解放前夕，他脱离了那个系统。刚一解放，他就跑到北京找共产党的关系。那时周怡已死，杨述把杨肆的情况报告了李克农，李克农马上同意由军委技术部录用他，并且交代可重新入党。不料“肃反”一来，杨肆就以反革命罪被捕，在徐州战犯集中营拘押了许多年。释放以后他回到上海，无奈只得在一个副食品商店当售货员。1985年春，他盼到了结论，承认他在李克农领导下做过地下工作，不过又说他的身份是国民党军官，所以按投降起义论。那个结论没有一句话说他干过什么坏事或出卖过什么党的机密，他的全部罪行就因为他是国民党的少将。
七痛“反胡风运动”
“反胡风运动”是从作家协会开始的。
鲁迅帮和周扬帮三十年代在是否取消左联的问题上意见不一，而取消左联是党中央的意见。也就是说，鲁迅、冯雪峰和胡风他们在这件事上没跟党中央“保持一致”。
加上文艺思想上的岐见，两派的樑子结得很深。
解放后，大权在握的周扬向庙堂上呈了由舒芜提供的胡风小圈子在四十年代的往来私信，导致了接连三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以及毛泽东斩钉截铁的结论：“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有这些人做骨干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这个反革命派别和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
然而周扬在讨论会上声称他自己根本想不到胡风集团就是反革命。他说：“只有毛主席才能如此英明地觉察到问题。我们文艺界每一次重大的问题都是毛主席发现的，我们就是不行。上一次《武训传》是如此，《红楼梦》问题是如此，这次胡风问题又是如此。”
胡风反革命集团里被说得最确凿有据的是国民党军统局特务绿原，说他是胡风集团跟蒋匪帮联系的主要渠道。
作为一个向往抗战的青年，绿原确实在重庆报名参加过一个抗战训练班，但他进去以后发现那是个跟中美合作所有关系的特务训练班，就赶快设法逃脱了。他被诬为特务，主要是因为一个只知道他现名的办案人在中美合作所的一些材料里看到了一个“绿原”，张冠李戴，信手给他戴上的帽子，而他在那时的名字其实叫周树凡。
1964年，绿原被公安部放了出来，因为他是个“胡风分子”，中宣部不能要他了，就分配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林默涵把他交给韦君宜时，只说：“他这些年学习德文，可以搞点翻译”，别的什么也没说。
“反胡风”蔓延到揪丁玲和冯雪峰。丁玲提倡一个作家应当写出一部打得响的书，叫做“一本书主义”，就等于反党了。冯雪峰发表俞平伯论《红楼梦》的文章，就算犯罪了。冯雪峰还提起过想办个同人刊物，那无疑一定是反党刊物。接着发展到了与丁玲有关的陈企霞，跟陈企霞一起的编辑就都一网打尽。再以后就是丁玲的秘书，再后来就是跟丁、陈、冯毫无关系的、写《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的秦兆阳，然后又牵连到陈企霞在老解放区教过的学生、一味歌颂解放区的徐光耀。
（梁注：胡风案经历了1980年、1986年和1988年三次平反，最后彻底洗白了他们所有的罪名。1986年1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的胡风追悼会上，文化部部长朱穆之致悼词，称胡风是“我国现代革命文艺战士”，“胡风同志的一生，是追求光明、要求进步的一生，是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并努力为文艺事业做出贡献的一生。”）
八痛“反右”
作家协会总共不过二百人，右派却划了五十多，“踩线”的还不算。
韦君宜知道自己有被划成右派的危险，告诉了杨述。杨述告诉了蒋南翔，蒋南翔打电话给胡乔木，说：“你把韦君宜调到作家协会，现在她快要划成右派了，要开批斗会了，你管不管？”胡乔木就打电话给时任作协党组书记的刘白羽，说韦君宜大概尚非右派。同时杨述也把这事告诉了知道韦君宜是“一二·九”干部的彭真。结果韦君宜只受到党内严重警告，下放农村，但免了右派之灾。
下乡以前，韦君宜一面接受批斗，一面仍主持编辑部的工作，继续发稿批判别人。她没有不批判别人的权利。
刘白羽那一阵在作协的表现非常厉害。在一次作协全体会议上，他作报告说：“中国作家协会藏垢纳污，等于国民党的一个省政府。”然而谁如果在散了会以后去单独拜访他，他会真的像个作家一样，跟你谈作品，谈普希金、屠格涅夫和契诃夫，好像跟作报告意欲置别人于死地的不是一个人。
李兴华原是警卫部队的干部，出身好，历史纯洁，十九岁进解放区，很快入了党，参了军，调到《文艺学习》时才二十六岁。因为曾经热情地为王蒙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喝彩，王蒙被打成右派后，他也挨批，不过没有戴帽。可是到了1957年底，右派都定案了，编辑部也解散了，人员大都调走或下放劳动了，忽然有一天机关领导说，经过各单位最后“平衡”，考虑到别的单位像李兴华这样的都已划为右派，为了统一，也应把他“平衡”为右派。就这样，这个青年入党的革命军人，被悄悄地“平衡”掉了党籍，变成了“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敌我矛盾。
韦君宜跟黄秋耘患难与共，两人一起受批判，又每天相对秘密诉说无法告人的苦闷和愤懑，然而因为黄秋耘是《文艺学习》的人，而《文艺学习》必须表态，韦君宜就执笔胡说八道，用化名写了篇批判黄秋耘的文章（由于邵荃麟的力保，最后黄秋耘也免划右派，弄了个“留党察看”了事）。
胡耀邦领导下的团中央打了大批的右派，比例在当时的各中央部委系统里居高。他们把一批在解放前夕怀着满腔热情投奔解放区、最多不过三十岁的青年干部划为右派，如刘宾雁、李凌、丁望、杨犁、王亚生和陈野等，更早的一些学生干部如陈绪宗、陈模和李庚等也被划成了右派。
其中丁望和杨犁是昆明“一二·一”学生运动的骨干。
刘宾雁当右派是为他写的报告文学《本报内部消息》所付出的代价。那文章里所描写的到了中年就丧失了革命斗志的总编辑的原型就是陈绪宗，而陈绪宗却也被划成了右派。他是因为他妻子写匿名信攻击一个同事，被定为反革命，陈绪宗为其妻辩护而中了招。陈绪宗在延安时无端被“抢救”，曾跳山坡企图自杀，这时被翻出老账，罪上加罪了。
（文革后胡耀邦不仅积极地为右派平反，而且把其中一些人找到家里认错赔礼。）
“一二·九运动”的主要领导之一袁永熙在清华大学被划为右派。他的妻子、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的幼女陈琏当年无比英勇地背叛家庭，参加共产党干革命并独自在北京的贝满中学教书，后来被捕时闹得国民党报纸都竟相报道。然而到了1957年，陈琏却不再有勇气去对抗当时如大山一样的政治压力，跟袁永熙离了婚。她以后一直没有再婚，文革中遭受批斗，终至自杀。
上海交大机械系毕业的王翰在1932年入党，长期从事地下工作，是上海“一二·九运动”的领导人。他参与组建了新四军五师，曾任五师的政治部副主任。解放后他当过中南大区的监委书记。在担任中央监察部副部长时，他提出在经济建设时期做监察工作必须学业务、懂工业，他觉得只有了解工业工作的漏洞在哪里才能分辨得出是非；他还公开批评唯成份论。因为反对将下面的一个干部划成右派，他自己被划成了右派。他是当年部长级党员干部中仅有的右派。
王翰被打成右派后，被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下放到三门峡一个工程局下属的铁工厂当铸铁工人。那时他已年近五十，身患多种疾病，一蹲下就会脱肛，而厂里故意专挑最苦最脏的活让他干。他竭尽全力地干活，甚至还买了许多书钻研技术，在极差的条件下冒着危险做实验，全身都是被火星烫的伤，搞成了好多项技术革新。他还结交了许多工人朋友。
因为工程局无权给中央部里的右派摘帽，上边也不管，王翰的右派帽子直到三中全会以后才改正。他在铁工厂干到六十六岁，身体彻底累垮了，其妻张清华不得不把他接回北京，因为没有户口，他当了四五年“黑人”。在改正之后仅一年，王翰就病故了。
韦君宜在1938年流亡到武汉，去富源里六号省委机关接关系时见过当时的省委委员王翰。而韦君宜在同年受湖北省委的派遣去宜昌工作时，接头人正是张清华。
张清华苦等了王翰二十五年。王翰去世以后，她不甘心让王翰就此湮没，她要为他整理日记和材料，要找人为他写传记。在韦君宜看来，张清华比俄国“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更难得多。可惜她也很快去世了。
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黎锦熙的女儿钟鸿温柔沉静，是北京市委宣传部为了凑数字交账而划的唯一一个右派。
台盟主席（台湾左派领袖）谢雪红、云南起义首领龙云、民盟的章伯钧和罗隆基以及共产党的老党员柳湜、沙文汉等全划上了。中央机关比地方划右派更起劲。梁思成的建筑学思想不合“正统”，如果他在中央，多半逃不了，但彭真为了保他，多次开会研究，明确保护他过关的方针。
王蒙十五岁就加入了地下党。他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因为呼吁纠正党内的官僚主义，引起文艺界和青年团许多人的讨伐。而毛泽东为这篇小说说了话，毛泽东说“谁说北京没有官僚主义？”还说：“太守以上的官，都反对我。”可等到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一出，反对官僚主义的人都成了居心叵测的资产阶级右派。北京团市委的人不能公然批判《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就另找口实，逼王蒙狠挖思想，苦逼诱供，拼命自己打自己。最后王蒙说他曾想到过，像英国伦敦的海德公园那样，谁有什么主张，都可以拉一个肥皂箱来，自己站上去任意发表，那有多么舒服、多么自由啊。他这个想法，从未实行过，也没劝别人去实行过，但他供了出来，就是资产阶级右派的铁证。尽管他是毛泽东保护过的人，同样得开除党籍，先打发下乡，后发配到新疆，共达二十年之久。
进城以后，北京新闻界号称有四才女，其中三个都被打成了右派。一个是《文汇报》的浦熙修（其妹浦安修乃彭德怀夫人）；另一个是《旅行家》杂志的彭子冈，她在国共对垒的重庆写过很多有利于中共的新闻和歌颂解放区的文章，但因为她写了句“咱们现在互相之间朋友来往都很少了”，就被认作攻击新社会；第三个是戈扬，她担任过新华社华东分社社长，后来主编《新观察》。戈扬一贯立场很左，她写过一篇文章说将来共产主义天堂实现，人们将不会再哭，除非笑得太厉害。在她丈夫、著名画家胡考被划为右派以后，戈扬背地里议论：“现在大家有话只能回家说，在办公室里只能说假话”，被揭发出来，当了右派。第四个才女就是韦君宜，侥幸漏网（梁注：另一种说法：杨刚、浦熙修、彭子冈和戈扬被称为“中共新闻界四大花旦”。）
《八路军进行曲》的词作者公木（张松如）是文学讲习所的所长，他一贯循规蹈矩，可是不知道暗下跟人说过什么犯禁的话，也被打进去了。
诗人流沙河不曾对党的方针或社会风气有过一句非议。他的罪恶是写了首情诗，里面有一句大意是：我把你的嘴唇，当作醇酒一杯，我捧起来吻到沉醉。
北京高等法院院长王斐然是北京干部右派中级别最高的，其罪行从未公之于众。
书法家启功、木刻家彦涵、诗人邹荻凡、田间和作家徐迟等都是右派。
当时高校党委有一帮人主张多划学生右派而少划教授，另一帮人则主张多划教授少划学生。
当年好多经手划右派的人都以为这次运动跟过去的“三反五反”差不多，过一段时间就会过去的，划上一个人，委屈他一下，以后就没事了。谁能想到就是这样裁定了一个人的一生。
1961年，中央突然发出通知：凡划为右派、申诉要求翻案者，一律不得受理。而以前划反革命、肃反、镇反、三反五反，都还是允许甄别的。
九痛人民公社和“共产主义”
在下放怀来期间，韦君宜正好遇上了人民公社化。
那公社化是“忽如一夜春风来”，昨天刚见报，今天就要实行了。“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迫不及待，到处都是连夜写申请，连夜宣布，好像迟了一步那桥梁就会撤掉，天堂就爬不进去了。
毛泽东在《人民日报》上发问道：粮食吃不完怎么办？他提倡大家吃好的，要农村食堂办小吃部。西榆林村在一个院子里开了食堂，每个生产队一个大桶的菜，一个人掌勺，跟机关食堂开饭一样，顿顿是热炒或煮的菜，加上净玉米面饼子，还常有馒头。而那时一般农户家里平时都只吃腌咸菜，通常是全家一只咸菜碗。除了过年过节和招待贵客，没人能经常吃炒或煮的菜。这样一吃，就把农村吃垮了。而这些事，当时都是上了报的大好事。
伴随公社化的还有越闹越火的群众诗歌运动，闹到在火车上每个旅客必须交诗一首，各乡要制定文学创作规划。张家口专区出了位“万首诗歌标兵”，他一个人一个月里就写出了一万首诗！谁也没见过他的诗，只听说他的创作经验是抬头见什么就来一首诗，譬如出门过铁路见田野、见电线杆等等，都立即成诗，写成就投进一间空屋。后来听说这位诗人写诗写得太劳神了，住进了医院。
北京文联的下放干部在怀来办了几个“文艺大学”。他们在三天内还办了份《怀来报》。韦君宜把这项成绩带回北京汇报过。
城里也一样。报纸上宣传，马上就要共产主义了，废除家庭，实行儿童公有制，夫妻关系打破，男的集中住男宿舍，女的住女宿舍，星期六允许会面一次。
有天晚上，杨述回家时说：“有新精神哩，就要废除家庭了。”
作协闹得很凶，新来的副秘书长王西凡是部队转业干部，雷厉风行，他打算把作协的平房宿舍大院跟外单位换楼房，然后全体人员集中住在一起，吃饭有炊事组，穿衣有缝纫组。作协曾经正式召开会议讨论过此事，要赵树理的夫人当炊事组长，出版社总务科长刘子玉的夫人当缝纫组长，还讨论了搬家计划。韦君宜在会上表态说：“我不是不肯搬，我是没办法搬。我住在市委宿舍，是杨述机关的，还有三个孩子，我怎么能把杨述和孩子都搬到作协来集中呢？”到最后，作协的这个伟大的计划没能实行。
十痛“反右倾机会主义”
1959年的夏天还能买到东西，到了冬天，已经买什么都困难了。
而凡是像彭德怀那样说话的、从农村回来讲情况不妙的，都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尽管说过这类话的人很多很多。
长辛店二七机车厂的总工程师李树森在东北解放战争中是个铁路工人，中长铁路中苏共管以后，他跟着苏联总工程师学文化、学技术，从而被屡次提拔，直至总工，号称“工人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因为他说过“咱们工厂的领导干部包括总工程师，目前这样的工作方法太不科学，办公室里整天像骡马大会似的，这让人怎么思考研究问题？”他还说人家苏联总工程师都是每天规定二十分钟为接待群众时间，其他时间自己支配，于是被批判，他的话被指责为否定群众路线，高高在上，证明他已经变质为资产阶级分子了。
作协有个通讯员叫冯振山，农民出身，在机关跑腿送信。那年他回了趟家，返回北京以后，不免跟同事们说起他目睹的家乡情况，无非是食堂散伙、大家挨饿之类。他跟彭德怀毫不相干，也变成了“右倾”的典型，不知被大会批判了多少次。
后来情况越来越坏，郊区不断传来饿死人的消息。韦君宜家雇的一个从安徽来的保姆说她的姐姐就是饿死的。农民不得不吃草根，有的人家连门都没有人关了，因为一家人都死光了。城里人也出现了浮肿。于是各种办法都出来了：把切下的白菜根用土埋在盆里，让它再长出几片叶子，这叫“再生菜”；培养“小球藻”煮了吃，据说富有蛋白质；韦君宜有个妹夫李XX，当时任市政府秘书长，他们竟想到厕所里的蛆有蛋白质，于是把蛆捞出来洗干净，试图做熟了吃，然后考虑推广，李XX本人亲口尝过那种异味；陈云想出个救急的法子，即把饭店宾馆的存货全清空，上街卖；山西李雪峰开过个“吃饭大会”，让每个到会的人只带二两米去，他们做“双蒸饭”给大家吃，即先把米蒸一遍，加上水再蒸一遍。吃完问大家饱了没有，大家都说饱了，于是李雪峰就此推广经验。
后来大概因为有些年老的民主党派人士受不了了，有的已经病倒，中央决定实行干部食物补贴，十七级以上每人每月糖一斤、豆一斤；十三级以上每人每月肉二斤、蛋二斤；九级以上每人每月肉四斤、蛋二斤。
十一痛小说惹祸
在1962年秋冬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和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命题：“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刘志丹》一书刚发表在刊物上，书还没出版，就被定了性，十万火急，不许发行，立即彻查。没有别的理由，就是因为高岗十恶不赦，书里涉及到了他的过去，即使是客观叙述，还用了假名，依然是反党。作者李建彤和她的丈夫、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被恶整，看过稿子的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被指控为替高岗翻案的主谋，撤职查办。
城门起火，殃及池鱼。北戴河会议传下令来，叫下面收集一批“反党小说”报上去。作协党组就把韦君宜写的两篇短篇小说《访旧》和《月夜春歌》作为毒草报到了北戴河，害得她四处求援。幸亏有文化部副部长李琦和邵荃麟等人的庇护，韦君宜被送去安阳农村搞四清而没有被公开点名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