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那些老师
大一时的精读老师教课比较一般，她大概把太多精力都放到了炒股上。记得那会儿的精读作业很多人都是拿一本教参照抄。只是有一次我照抄的一个词conscientious居然被老师指为“没有这么个词”！不过，这课也有好的时候，我从这课学到的最重要的是“r”的发音。作为北京人，这个音总也发不好，这位精读老师彻底帮我纠正了这个音。现在想起来还是很感激。
大一时很喜欢一个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刚毕业就来教书的犹太人：所罗门，文质彬彬的，长得很清秀儒雅，中文说得不错。虽然是本科教本科，但母语是英语的教我们英语还是绰绰有余。其实和他接触也不多，就记得他曾经和我们骑很远的车到大兴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公园里消磨了秋天一个周末。
大一教我们综合英语的张宗诚老师比我们大不了多少，当时也就24、5岁吧。他15岁就上了中山大学英语系，毕业到我们学校读了双学位，之后还在英国常驻过。他人很聪明，也很坦率，象朋友一样，很快就和班上的同学打成一片，我们开什么party都会叫上他。再加上他太太是我中学校友，对他自然存了一种亲切感。记得大一开学后的一节课，他给我们放ABBA的歌：The Winner Takes It All，并让我们写下歌词。以前英文歌也听，只听旋律，这是第一次这么细细品味歌词，才发现英文歌的歌词也很好听。从此开始喜欢上ABBA，尤其是这首歌。他和我们班一起去过圆明园，在小船上，在长廊里，我们都一起聊过经历，聊过理想。当时觉得他就是我们的大哥哥，不愿意和其他老师聊的，问问他肯定没问题。
后来教我们综合的老师也姓张，四、五十岁的年纪，上课做事都文质彬彬不紧不慢，一口英音非常标准。我们好奇的是他说话几乎不怎么张嘴，但怎么就能发音那么准呢？尴尬的是有一次我无意中撞到他和院里的管理人员吵架，好像是因为分房子的事，不禁感慨这么温和的人也有急起来的时候，人到中年的无奈现在才刚刚开始感觉到。
最后两年我们很幸运，教我们精读课的是刚从哈佛大学做了博士后回来的苏格教授。他是当时我们学校提拔的最年轻的副教授，人瘦瘦的，戴副深色框的眼镜，很有学者风度。他当年还不满四十，已经在美国拿了博士，做了博士后，生活学习了很多年，在国内也经历颇丰。而且他人很幽默，又喜欢时不时给我们讲他的经历，同学们都很喜欢上他的课，一点儿不沉闷。他后来成为很有影响力的国际问题专家，做了两届大使，还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最近看苏教授的照片，居然觉得他和胡适长得越来越象。
外教克莱伍
大学里碰到的最“神”的外教当属克莱伍了。克莱伍是大学一毕业就来了中国教书，二十一、二岁的年纪却老气横秋。他瘦得象是一阵风就可以吹倒，个子很高，但总是罗着锅，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淡蓝的眼睛很清澈明亮，但那撮山羊胡子却喧宾夺主，简直让人感觉不到他五官的清秀俊美。他教了我们一年的课，不管春夏秋冬、天冷天热，他在教室里总是上身一件白衬衫，下身一条绿军裤，脚上一双片儿鞋。顶多天儿太冷的时候出去时穿件军大衣。
第一节上课他先做了自我介绍，宣称是坚定的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者，并且不吃肉。他不吃肉倒不是因为心疼那些牲畜，而是觉得养一头牛、羊或者猪用的饲料和土地足够养活更多的人了。但也因为以上的原因他不反对吃鱼。他的这番介绍让我们窃笑不已，但并没什么反感。谁知到了第二节课，上课没多久，他在黑板上写下了“condom”这个词，问大家是什么意思。记不清当时怎么会转到这个话题的，只记得课堂上冷了下来，没有一个人出声。同学中有象我这样当时还“纯洁”得不知此为何物者，也有知道但不想说的。中国人总是讲究含蓄美嘛，再说那会儿刚刚九十年代初，校风还相当保守。克莱伍等了五分钟也不见有人回答开始急了。这美国男生哪知道中国同学还那么“纯洁”呢？他开始批评我们虚伪，做作，不愿以诚相待，根本不相信我们的解释。整个课堂成了冷战的战场。那一堂课的后30分钟我们就大眼儿瞪小眼儿地瞪了30分钟，没有一个人说话，也没有一个人走动。这种对峙的局面持续了两三堂课，班长实在忍不住，跑到教研室告了状，要求换外教。不知道是我们的抗议起了作用，还是教研室找他谈话起了作用，僵局后来就打破了，而且克莱伍成了和我们最要好的美国外教。
克莱伍的吉它弹得很好，而且特别喜欢崔健。那会儿我们最高兴的事就是全班齐集在他的两室一厅外教宿舍里包饺子吃，吃完了再和着吉它吼崔健的歌，一齐跺脚跺得楼下的外教找上门来。熟了以后克莱伍什么都说给我们听：他童年的时候挨父亲的打，长大了以后喜欢上了一个印度裔的女孩，他对她的思念之情和以后的打算，琐碎、温暖而率真，象个没长大的孩子。
其实那时我们的外教或多或少都流露出一种优越感，而克莱伍是真诚地到中国来寻找他的共产主义朋友来了(我怀疑他到走也没找到)。他走了这么多年，早就失去了联系。但想起来不知他现在过得好不好？有没有娶了那个印度姑娘？是不是还留着那撮山羊胡？是不是已经找到了他的乌托邦？
